乘夕棹归舟，缘源二转幽。

月明看岭树，风静听溪流。

岚气船间入，霜华衣上浮。

猿声虽此夜，不是别家愁。

这是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诗人戎昱，流寓耒阳吊唁杜甫时所作的《耒阳溪夜行》。耒阳溪，即今天的耒水支流，夜晚泛舟其上，除了听不到猿声，今天的感觉似乎还能穿越到那个时候。如果把时空的镜头一再拉伸，这条形状蜿蜒曲折、几度迂回环绕的耒水，不禁让人联想起耒阳这片土地上云遮雾障的传说、尘封日久的往事、忠勇贤达的先祖。

 

当然，作为列入中国“千年古县”名录的耒阳，厘清历史全貌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一些不规则的历史碎片，一点一滴被拼合到一起的时候，许多匿影藏形的历史真相开始忽闪忽亮，让人惊愕不已。如果再沿着这些残存的蛛丝马迹继续追溯，你会发现大量有解无解的历史谜题赫然耸现，让我们不得不定下心来，重新审视这片古老的地域。

时光湮灭了哪些重要历史真相

耒阳因水而名。早在十几年前，为了探究耒阳这个地名的来历与古老的农耕工具“耒”是否存在关联，我市请来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历史、考古、民俗、地理等专业的专家进行考证，得出了耒阳“是农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是稻作文化的最早耕作区，是神农创耒的地方”的专业结论，这无疑让世人认识到：古老，才是耒阳重要的文化标识。

在古老的耒阳，最为显赫的历史文化名人无疑是蔡伦了。但在《后汉书》里却明明写着“蔡伦，桂阳人也”，我们只好不停地向外人解释：当时耒阳辖属于桂阳郡！但郴州的桂阳县就不太服气了。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文史专家蔡德初给出的答案是：“汉代桂阳郡的治所就设在耒阳！”

并且，通过近年来做的大量功课，蔡德初在史料与典籍的记载中，不但论证出桂阳郡在西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设于耒阳，三国末期才迁往郴州，驻耒至少达230年，郡址就设在耒城西（今新华大酒店附近）。而且，游离在教科书之外，竟有一段辉煌的地域文化史也相继被解读出来了。

这要从清朝历代《耒阳县志》记载“谷永”的名录说起。

《汉书·谷永杜鄴传》写得很明确：“谷永字子云，长安人也。”耒阳县志采录了这个谷永，并加上含糊的按语来解释，可就是说不明白他何时何因是耒阳人。根据《汉书》所述，谷永“少为长安小吏”，说明从小就在长安，而且富贵一生从未贬谪，没有任何理由与当时尚处蛮荒的耒阳有什么瓜葛。《湖南通志》却是这样记载：“谷永，耒阳人，宁帝时为郁林太守，建宁三年，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对郁林太守谷永也有明确记载，看来清代耒阳县志明显是搞错了，原来彼谷永是西汉长安人，此谷永才是东汉耒阳人。

从东汉到三国，史籍还记载了什么？翻开《湖南通志》，衡州府条目上记载有：龙亭侯蔡伦，九真太守、零陵太守胡绍，郁林太守谷永，著名处士罗训，九真太守谷朗，忠贞义士罗陵。在同一时期，记载的竟然全部是耒阳人！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耒阳人独占了衡州府这段历史？

这又得回到桂阳郡治所这个话题了。《后汉书·循吏列传》首先记录的两个人是卫飒、茨充，卫飒于建武二年（26）“迁桂阳太守”“视事十年”，其后“南阳茨充代飒为桂阳”，六年之后接位的是许荆，“和帝时，稍迁桂阳太守”“在事十二年。”这三个桂阳太守用什么手段，让耒阳人独领了历史的风骚？让我们来看《后汉书》上的记载：一是开办了学校，二是设立了婚丧礼俗，三是教人种植桑麻、养蚕织屦，四是修路500余里，五是废除冶铁私铸并列为公办，而且是一任接着一任干，不断在推进和完善。仔细考量，无疑是因办学和设立民俗礼节，而令“邦俗从化”“父老称歌”，可见耒阳人才辈出的深层次原因，是人文的蔚起。

据记载，耒阳最早在明嘉靖年知县马宣篡修了第一部县志，清代分别在万历、康熙、雍正、道光、光绪年进行过重修，其史料无疑存在局限性。明县志是否存世已无法确认，目前到手的有康熙、道光和光绪三个版本的县志，从中查阅到不少从未见过的资料。在《耒阳记忆·千年古县》一书中，我们不仅将根据各种史料对桂阳郡这段历史进行详细解析，还将对耒阳县故城、发生在耒阳的数次重大历史事件、耒阳古代书院文化、明清以来重要经济活动等进行解读。

 

彪悍的“耒牯子”是如何练成的

著名作家、湖湘文化名人甘建华写了一篇《耒牯子最能代表湖南人》，列举了大量古今耒阳名人，并引用“老子不信邪，要死卵朝天，不死变神仙。”的耒阳俗语来印证耒阳人的个性。老子不信邪的耒阳人，自东汉就强势亮相了。

汉代，是华夏文化的生长期，它造就了绵延两千多年的汉文化，必然会给抓住机遇的耒阳，在地域人文上带来深远影响，“耒牯子”的强悍形象在这种背景下横空出世了。

耒牯子的代表人物蔡伦，在世界文明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可仅因为他是一名宦官，一直被人垢病。第一个污名化是有意削弱蔡伦的历史地位。千古以来，世界史都明确了蔡伦造纸术发明者的地位，美国科学家麦克·哈特甚至把他列为改变人类命运的第七位人物，可是近年来在他的家乡湖南，各类新出炉的史料竟然变成了蔡伦“改良”造纸术，这么一来蔡伦的知识产权就被没收了。第二个污名化是蔡伦的人品有问题，《后汉书·宦者列传》一方面赞扬他“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另一方面又来了一句“伦初受窦后讽旨，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这样不明不白的话，不知作者是何居心。请把《后汉书》往回翻，在皇帝纪和皇后纪篇章中，记录后宫的冤死之魂多了去，其中就包括宋贵人，她因以生菟为厌胜术治病被指控咒诅宫廷，窦太后讽旨由蔡伦来侦办，于是她自杀了。如果实在要深究，我来说一下东汉帝宫一个很诡异的秘密，那就是皇帝都短命，整个东汉，凡196年历12帝，除了第一位光武帝61岁和最后一位献帝52岁外，其余没活满30岁的竟多达9人，占总帝数的四分之三！一直以来，宫中对怪力乱神敏感到了惊恐的地步，回头再来看宋贵人做了什么？更为诡异的是，皇后又普遍特别长寿，放眼后宫，出身于各士族的祖孙三、四辈历代皇后都齐刷刷地挤在那边，她们的眼睛无时无该不在死死地盯着皇位，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致使宫帷之内冤魂扎堆。有意思的是，《后汉书》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记述窦太后专权史，试想，宋贵人让她抓到了把柄会是什么后果？可是风水轮流，宋贵人的孙子终于当上了皇帝，然后“伦耻受辱”自杀了，这又给后人留下蔡伦害死宋贵人以口实。可是，蔡伦为啥认为会受辱？又为何以之为耻？只要读完前文的内容，只要对耒阳人个性有所了解，你都会在蔡伦之死中读出悲壮。

东汉时的“耒牯子”，可以说差不多唤起了一个强悍的时代。前文所述的九真太守至零陵太守胡绍、郁林太守谷永、九真太守谷朗，这几位可能是因身居太守要职才见诸国史的耒阳人，其时还有多少耒阳人因史籍篇幅和入选职级所限而没有写进历史，不得而知。

但有这几位已经足矣。现在来看他们任职的地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述，荆蛮、乌浒、九真诸蛮夷，生存在自武陵以南直达今越南南部，覆盖了整个南方到南海大片边远地区。这些蛮夷是什么样的人呢？《后汉书》把他们描述成“人如禽兽，长幼无别”“兽心贪婪，难率以礼。”因此屡屡被朝廷兴兵镇压剿杀，但仍能“屯聚守险”“党众弥盛”。特别是九真这个地方，竟有两位耒阳人任过太守，他们用什么霹雳手段征服了这个刀剑丛生的地方，史料没有说。不过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九真后裔越南“黎笋集团”因“兽心贪婪”带来灭顶之灾来论，其种族性格可见一斑。

《耒阳记忆·耒阳先贤》选录百位历代精英人物，用详实史料写成真实故事，来解读耒阳人鲜明的地域个性。

 

还有什么历史谜团无法纾解

从目前掌握到的各类典籍和史料中，虽说几乎是挖地三尺，目的是去伪存真，但还是有许多历史迷雾挡在我们面前，而且有的几乎无解。

第一个巨大的谜团是历史的断代时间过长。其一，在国史和省志中的历代人物名单上，自东晋罗含至明代胡文璧，中间相距达一千多年，竟然找不到耒阳人的踪迹，与前后两极相比怎会距若云泥？这就非常奇怪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其二，在所有的宗谱族系的记录上，最多只能上溯到明朝，再往上追寻，勉强可到宋朝，比如说陈姓，陈延海是其开基祖这个没错，根据正史记载，陈延海之父洪范，叔洪进，五代时天下分裂，占据漳、泉二州，太平兴国三年（978）纳土归宋，其后雍熙四年（987）诏赐陈延海为宁海军节度使、检校太保，食采于耒阳。而宗谱上却记录陈延海的父亲在郴州一带为官，因剿“蛮夷”有功，获皇帝赏赐土地，之后转交给大儿子陈延海，并且南阳镇的辖神庙正神也是因陈延海救民有功而立。作为福建一带节度使的陈延海，怎么可能分身到耒阳？所有这些，估计是后人根据族内传说杜撰出来的。由此观之，其宗族谱系是否真实可信，难以判断。

第二个巨大的谜团是耒阳的土著凭空消失了。从目前所了解的耒阳各宗姓族谱上查阅，开基祖差不多都是明清两朝来自于江西各地，连罗含的后裔也是外迁而来的，而据罗含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罗小川介绍，罗含在耒阳留有七脉，其后裔现今何在？罗氏自己也说不清楚。又如汤泉的胡姓，其族谱毁于文革时期，近年只好从临武南山找来谱头，再从其它支脉族谱的谱系上一点点拼凑，因而胡姓的疑案更多。而东汉耒阳人胡腾、胡绍都是历史名人，他们的后代呢？更为吊诡的是，在汤泉的下四湾，村民挖出过大量的汉代文物，村中曾悬挂“名扬帝都”的金匾，村民却不知其来历，我让他们从拼凑的谱系中，查出了《明史》中所载唯一的耒阳人胡文璧，却是从衡东迁入的第六世虎公房友渊在该村落地之后的七世孙，才推论这里是胡文璧的故居。目前耒阳谱系最全的只有陈姓和李姓，但其可信度又有多大呢？

从古至今，各姓后代对宗谱都十分重视，可问题又出在哪里呢？很复杂。我看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移民，历史上曾经发生在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和明洪武年间的“江西填湖广”两次史诗般的百万大移民，打乱了修史的节奏。据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和葛剑雄《中国移民史》资料显示，洪武年间填到湖南的江西人接近280万，这些移民为了找到来时的路，怀中都揣着家谱，就这么一步三回头地向陌生的远方走去。第二是因门第攀附之风盛行，从魏晋南北朝推行九品中正选官制度始，民间才重视修谱，到唐代更盛，后来的明清时期逾演逾炽。为了证明本族姓氏源出于名门望族，各宗姓在历朝历代都要对谱，有的甚至还想在全国建立通谱。于是为了理出本宗源流，在谱上改来改去，结果把本族的太祖倒给改丢了。

一部中华史差不多是战乱史，典籍的损失无法估量，藏纳于民间的宗谱更是不能幸免。特别是耒阳千多年的断代史，让土著逐渐销声匿迹，而后世在修谱寻宗时，可能不得不在同姓移民的宗谱中寻找答案，列祖列宗们就这样委屈地在史料中消失了，当然这也是祖辈们自己的责任。

《耒阳记忆·传统聚落》一书，将会收录遗存下来的先民祖居过的古村落，深入采访亲历村落兴盛时期的老一辈人，查阅宗谱厘清族系，帮助村民追根溯源，尽量还原居住在传统村落及其生存环境的民间本源。

在调查过程中，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我们把群众组织起来座谈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问了同一个问题：“政府会给我们多少钱？”而对世代繁衍过本宗血脉的自家老村，似乎并不在意。我在想，如果真的政府有钱给他们，他们会怎么花？其实，在耒阳农村好像随处都有答案，那就是，村里出了几个有些钱的人，一般都会回到家来组织集资翻修祖先堂，普遍的做法是把旧村全部夷平，而且都是使用同一种工具：挖！掘！机！瞬间，价值不可估量的历史遗存变成了齑粉和瓦砾，不久后，一栋抵不上原来几面花窗的新楼落成了，于是择下吉日良辰，举族欢天喜地大办宴席，广邀各地同宗齐聚共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