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人把头仰起来时，妻子也跟着往上瞧。但除了高楼和更高的天空，她什么也没发现。疑心是自己视力不好的缘故，她又把灰蒙蒙的天空盯上好一阵，才拉了拉杞人的胳膊，你在瞎看什么呢？

杞人的目光仍然被上方某种不知名的东西牵引着，充满忧虑。昨天报纸上说了，有人路过工地，一根钢筋掉下来，直接插进后脑，当时就报销了。太可怕了，想起来就寒毛直竖。

你莫自己吓自己。这条路没有工地。

没有工地还有这么多楼，阳台上随便一个花盆滑下来，不把人砸死也能砸出个脑震荡。这种事又不是没发生过。

摔不下来的，现在大家恨不得用防盗网把自己家全裹起来，阳台是第一个要装的。

也有没装的。就算装了，现在的东西，都是豆腐做的，不牢靠，哪天连网带花盆扑下来，别说是人，就是一头牛，也经不起。

你要这么想，还出不出门了？路边这么多招牌，是不是也都要掉下来，全砸到你一个人头上？

这不是没有可能。报纸上不是还报道了，一块广告牌被风从十六楼吹下来，把楼下的车像拍黄瓜那样拍瘪了。要是落到人头上，那还不是跟砸西瓜一样。

你干脆去想美国的导弹落到你头上得了！

杞人叹了口气，现在这世界，没什么不可能的。美国人那么自信，能想到本·拉登会用飞机把他们家的世贸大楼撞塌了？

你脑子没有出问题吧？

你才出问题了。老祖宗讲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何况我担心的东西并不远，就在我们头上。

你担心有什么用呢？真有导弹来炸，飞机来撞，你担心也没用。

看着点总比没看到要强。导弹飞机是躲不了，钢筋花盆什么的，还能闪一闪。

那你就看着吧，小心别人把你当成神经病。

杞人哼了一声。妻子从这哼声中听出了不屑，还有高傲。她顿时觉得丈夫变得陌生起来，不像是那个以老实忠厚著称、刚刚从报社退休的校对员。疑惑片刻后，她学着电视中那些恩爱夫妻的模样，首次挽起丈夫的胳膊，闻着他熟悉的体味，才稍稍心定。但杞人很快就挣脱了她反常的亲密，理由是如果有东西砸下来，这样子两个人都不好躲。有些愤怒了，索性不去理他，妻子甩着手往前面那家鞋帽店走去。

这是本市最大的鞋帽店，店堂四处装着长方形镜子，顶上悬挂着一盏巨大的枝形水晶灯。杞人一进门，目光就被那盏水晶灯吸过去。他既不肯从水晶灯下走过，也不肯完全背对着它。哪怕妻子在选购女式翻毛皮鞋时，他也不肯低下头瞧上一眼，提供点参考意见，而是把头扭到最大限度，盯着侧后方的水晶灯。导购员笑了起来，大伯，我们店里这盏灯漂亮吧？

杞人眼珠子都没转动一下，慢吞吞地说，这么大，这么重，万一掉下来，太危险了。

导购员掩饰不了自己的诧异，几乎是求助似的望向杞人的妻子。

别理他，帮我看看这两双鞋，哪双样子好看些？

导购员认为棕色的更好看，杞人的妻子也表示认同，但最终还是选了黑色的。她宁肯穿得沉闷一点，也不愿被人说成是“老来俏”。

杞人也买了双翻毛皮鞋，但自始至终都没扫那双皮鞋一眼。他端坐在试鞋沙发凳上，双手平放于膝头，目光直直地戳向水晶灯，任凭妻子搬弄双脚。这种古怪的场景让导购员感到紧张，却还得尽量和颜悦色。直到杞人和妻子每人提着个大袋子走出店门后，导购员才松弛下来，并对杞人妻子产生深切同情。

走进家门的那刻，妻子注意到杞人的脑袋回落到正常角度，这让她长长地嘘了口气，甚至迸发出难以言说的喜悦。当杞人靠在沙发上埋头阅读今天的报纸时，她便彻底恢复到往常像水泥地一样齐整踏实的状态，转身走进厨房。

吃中饭的时候，妻子发现杞人不时抬头望着天花板，被水泥冻住的忧虑又溢了出来。

你看什么呢？

今天报纸报道了，有户人家地板突然开裂，现出好大一个口子。

是编的吧？现在假新闻挺多的。你们单位不是也有记者写假新闻吗？

配了两张图片，建设局还派人到现场看了，是真的。

幸好我们这楼是报社修的，不像外面那些商品房，偷工减料。

杞人嗯了一声，总算把注意力转移到桌上。

此后好几天，杞人都没出门。妻子本想晚餐后拉他去楼下散散步，但一想到几个熟人还在问那天他怎么老看着天上，碰面连个招呼也不打，便迅速打消此念。杞人在家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就是读报和看电视。报纸副刊和电视综艺节目他是从不肯赏脸的。电视剧原来倒也看看，但只限于重大历史题材。后来见到皇帝和娘娘时常冒出当代人的语言，革命志士的发型越来越像报社斜对面的温州小张理出来的时尚款，抗日英雄挨了十多枪还屹立不倒，他实在难以忍受，便断然远离了这项消遣。现在杞人专注于新闻报道，国内国际，社会经济，中央台地方台，国家级报省报市报。如果有熟人先于他知晓某则新闻，杞人会深以为耻，回家后更加发奋努力，全神贯注。所以就算十年不出门，还是活得充实，且知天下事。但有些事不能光坐在屋里看着，还得出门处理。有位插友六十大寿，专程派儿子送来请帖。知青岁月共度艰辛，这种交情可不能不去。妻子本想陪他前往，但插友们已商量好了都不带家属，以便畅叙友情以及当年曲曲折折的爱情，便只有叮嘱杞人，最好出门打个车，实在想走路，也要看着点脚下，别老是盯着天上。

杞人下楼后在坡道上碰到了总编辑。对这位恪尽职守的老校对员，总编辑向来怀有敬意，主动向他点头。但杞人望着天上，总编辑又是从坡下走上来的，他根本就没注意到这位名义上主管编务、实则总揽全局的大人物。总编辑涵养很深，并不生气，只是回头望了眼杞人那突然变得傲岸起来的背影，疑惑暗生，最后决定下午跟工会主席说说，对今年退休的这批老同志要加强关心，不能让他们产生失落感，更要防止因此而生出怨气。

杞人并无怨气，他只是充满忧虑。这种忧虑既具体，又无形，悬罩在上方某个难以确定的位置。他也想低下头去，看看脚下的路，或者平视前方，像往常那样跟路遇的熟人们打个招呼，但忧虑总是在不知不觉间牵着他的头往上仰。杞人也明白这种姿态难免惹人误会，所以走到大路边时，便拦住一辆的士。他不习惯坐司机旁边的位置——在单位上，这是领导的专位，便钻进后座。当杞人靠在座位上时，整个人松弛下来，甚至还闲散地望着窗外，但过了片刻，头又抬起来了，目光似乎想穿透车顶。他仿佛看到一块巨大的广告牌被风从高楼上刮落，带着呼啸声对着车顶直冲而来。车内空间狭小，座位下面是实心的，简直无处躲闪。想到自己也有可能像被拍黄瓜一样拍扁，杞人忍不住叫喊起来。司机接过起步价的钱，发了两句牢骚，同时又庆幸此人提早暴露了他的不正常且主动离去。

没有了妻子的遮掩，杞人在大街上仰头而行的姿势便显得格外突兀。走起路来习惯昂首挺胸的并不鲜见，但像杞人这般始终把头抬得超过四十五度角的实属罕见。旁人以为即将有真人跳楼秀可供观赏，或者天空中出现了飞碟、佛光之类的奇异景象。他们追随着杞人仰望好一阵后，最终确定什么也没发生，便把目光打在他脸上。对于这些人目光中的不解或嘲讽或愤怒，杞人毫无觉察，他的目光一直是向上的。有人小声讥讽，有人则希望这个不看路的老家伙被什么障碍物绊倒。但杞人步伐小而舒缓，基本上不脱离人行道中间区域，如果无人出手猛推，那种扑通一声摔倒在地的狼狈情形很难出现在他身上。被他目光误导的人们虽然心怀不满，但还没悲愤到要出手猛推一个老年人的地步。他们选择了转移注意力，把视线投放到那些看起来正常且悦目的事物上。有个小男孩却觉得杞人这样子新鲜有趣，跟着他看了一会儿，使劲蹦到前面站定，张开双手，像一道小水坝那样遏制住杞人缓慢流淌的脚步。

爷爷，你看了这么久，到底看到了什么？

杞人低下头来，觉得这个小男孩像远在省城的孙子，便伸手摸了摸他的头，现在还没看到什么。

那你为什么看呀？

因为爷爷担心。

你担心什么呀？

杞人叹了口气，又摸摸他的头，欲言又止。

老师说，小朋友走路要看脚下，过马路要看红绿灯，是不是大人才要看天上？

嗯，你们老师讲得对，又不对，小朋友走路也要看天上。杞人话音刚落，脸色突变，猛抬头，目光往半空捅去，仿佛正有什么坚硬的高空坠落物直奔男孩可爱而脆弱的小头。没有花盆扑来，没有钢筋刺下，半空中只有微微流动的风和一些即将跟枝头告别的黄叶。杞人松了口气，他感觉到是自己这及时而坚定的向上一眼，阻止了隐藏在空气中的某种危险的降临。垂首对男孩微微一笑，他更加坚定地昂起头，脚步虽然依旧迟缓琐碎，却感觉自己在一种高尚的境界中行走着，旁人的不解，便不再放在心上了。

朋友已经退休，在单位上也不曾担任一官半职，来贺的基本上是些走动密切的亲戚和一帮老朋友。插友们自动集中坐在一起，难免抚今追昔，感慨万端。杞人却很少插话，目光轮流扫向悬浮在大厅上的几盏莲花水晶灯。他感觉自己如果不看住这些灯的话，就会有砰然一声大响炸裂这喜庆气氛。他的一反常态让老朋友们觉得诧异。有人问，你没事吧？

杞人勉强降低目光，没事。太平世界，我们寻常百姓，过点小日子，能有什么事？

这种略显咬文嚼字的回答让朋友们感受到了那个熟悉的杞人，他们都放了心，转而更加投入地跟左右交谈起来。杞人得以重新抬高目光，面露神秘的微笑，心想，老伙计们，你们是不晓得的，是我帮你们看住那些东西，才会没事的。

动筷子的时候，有人又发现了杞人的异样。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才由当年的小组长开口，你多吃菜，多跟我们讲讲话，没事去看那些灯干什么？

小组长当年爱读报，懂政策，能拢住人。在他面前杞人本习惯了服从，现在他却坐在一个比小组长高的层面上，点头不语，对他微笑着。过了片刻，杞人的目光又升到上面去了。感觉到这个曾经跟在自己屁股后面转的老友已经脱离了自己的掌控，小组长难免沮丧，好一阵都没出声。直到有位插友提及当年陪小组长去见乡广播站播音员的往事，气氛才重新活跃起来。

杞人没想到小组长会在散宴后打电话给妻子，旁敲侧击地提醒她带杞人去医院看看。他没提是什么医院，妻子也没讲去什么医院，但杞人直觉到他们所指向的是同一所医院，顿时忍不住发火，他才是个神经病，没事打这种电话干什么？当年他是懂得多一些，但现在我读过的报纸，他三辈子都读不完。

妻子不再言语，把忧虑默默纳入手中的毛线活中。她承认杞人读的报纸已经远比小组长多，但这并不能证明小组长的提醒就不对。杞人的眼睛中有一种她无法理解的东西，这让她心慌，而又不能跟邻居们讲。妻子能想到的倾诉对象就是在省城工作的儿子。本来她还犹豫着要不要打电话，小组长的来电坚定了她的想法。

儿子突然出现在家门口让杞人欣喜而疑惑。他往后看了看，并没有发现那个优越感十足的省城媳妇，这让他更加欣慰。但经常在梦里蹦跳而至的孙子也没踪影，这又让他心头为之一黯。等儿子坐在沙发上喝了两口水后，他试探着问孙子和媳妇都还好吧。儿子手一挥，他们好着呢，然后说是趁出差顺便回家看看。儿子是搞工程设计的，四处跑乃是常事。杞人放下心来，说以后只要是顺路，就多回家看看，不要等到过年或者有事才回来打个转。儿子连连点头，却不言语，细细研究着杞人的脸。

猛然意识到儿子为什么不打招呼就回来了，杞人沉下脸，是不是你妈给你打电话了？

儿子愣了一下，没敢否认，过了片刻，才说，爸爸，现在这个社会，变化太大太快，人的心理上出现异常很正常，根本不算什么事。关键是要及时去诊治。

你才异常呢。一个大男人，成天被老婆提着耳朵转。我们想去带孙子，她不准你就不敢吭声。未必亲家母就比你妈带得好。我看你得好好诊治一下才行。

觉得这番话犀利得完全不像是自己爸爸的风格，儿子便愈加相信杞人确实异常。他讪笑着说，你别生气，我们都是在关心你。

你要真关心我，就多让我看看孙子。

妻子忍不住说，现在就算孙子回来了，你也是看着天上的时间多。

你什么意思？我现在不是在看着你们？就算我看着天上，也是替你们担着心。这事说出来你也不懂，反正你就是盯着眼前那点鸡毛蒜皮的事。

妻子别过脸去，耳根都红了。儿子连忙说饿了，催她去煮饭。

吃过晚饭后，儿子说是去陪妈妈散步，一起去了楼下。杞人照例打开电视，先看新闻联播。新闻联播看完后，又调到省里的都市新闻频道。过了一个小时，散步的人还不见回来，却来了个电话。一接，竟然是总编辑的，请他去办公室去坐坐。

杞人在单位工作三十年，领导层更换了三次，单位一把手从没单独唤他去办公室面谈。此种待遇一般是部门负责人才能享受的。普通员工如蒙召见，大抵是犯了事，且程度严重到让领导觉得需要当面进行训诫。自从惯于望天之后，杞人头脑日益清晰敏锐，放下电话就猜到总编辑的来电和那两个散步久久不回的人有关。总编辑只小他三岁，两人共事多年，杞人对他的学识、胸怀和谋略都是佩服的。现在老婆和儿子跑到这样一位他所佩服的领导面前嘀咕自己不正常，杞人难免恼羞成怒。他下楼后东张西望，想先抓住老婆儿子痛骂一顿，却不见两人踪影。想到总编辑还在办公室坐等，杞人只有放弃搜寻，双手背在身后，望着头顶一钩冷月，踱进办公大楼。那份从容沉稳、目中无尘的气度，竟是历届领导所弗及的。

总编辑见他进来，起身倒了杯水。这是副总编辑们也享受不了的待遇。杞人到底有些激动，起身双手接过纸水杯。两人坐定后，总编辑先注视了他片刻，目光亲切中含有惯常的威严。这威严以往是足以令杞人屏息静气的，现在反而让他明确意识到，我退休了，你也基本上管不着我了。这样一想，杞人便轻松起来，挺了挺腰，目光不卑不亢地迎向总编辑。总编辑先是问他退休后感觉怎样。杞人说很好，不用再担心漏过什么重大差错了。

总编辑哈哈一笑，我很羡慕你啊，我现在还在担着这个心。

杞人跟着一笑。

老伙计啊，你低头校对了半辈子，听说现在是抬头看天了。

是啊，天上要是出了事，那比报纸出了事还严重。

总编辑一愣，然后又打了个哈哈，这话讲得很有哲理啊，你都快成哲人了。

我的水平领导还不清楚，哪里跟哲人沾得上边，反正跟着心走就是。

你心里怎么会老是想着天上的事呢？

看新闻看的。现在不是地上出事就是天上出事。有人看着地上，就得有人看着天上。我低头看了半辈子，现在想换个姿势了。

总编辑点点头，喝了口水，现在这些年轻校对，没有你们扎实。要不，报社对你进行返聘，你发挥革命余热，再干几年？

犹疑片刻后，杞人摇摇头，谢谢领导看得起。我眼睛没过去好使了，看看天还行，再去盯那些五号字，实在吃不消了。

总编辑微微点点头，你讲的也是实际情况，那就不勉强了。总之，既然退休了，心就要放宽一些。毛主席讲得好，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们都要向他老人家学习。心里要是有什么事，就跟我扯一扯。

杞人本想说，毛主席自己就喜欢看着上面，但总编辑终究是番好意，他只能表示感谢并请领导放心。

从办公室大楼出来后，杞人心想，你们都以为我不正常，其实是这个世界不正常。这个想法一出，他觉得自己还真有些哲人的意思了，便站在那里，和月亮对望了一阵。他觉得月亮仿佛能理解自己。

回到家中后，妻子和儿子都坐在沙发上，目光中含着揣测和不安。杞人已懒得跟他们计较，也绝口不提总编辑约谈的事，坐下来跟儿子闲聊了一阵。儿子觉得杞人思路比过去活跃，语言也显得有条理得多，又惶惑起来，怀疑妈妈和自己是不是有些过分敏感了。

儿子回去之后，杞人不再整日窝在家中，经常去外面散步，不但昂着头，而且背着手；不但在院子里踱步，而且爱到大街上热闹的地方去仰望。他觉得自己身上已有一种责任，要用这种姿态提醒世人，不要光注意脚下，更大的危险来自上面。报社同事自然议论纷纷，附近居民也指指点点，但杞人不管不顾，兀自昂头，并且在心里冷哼一声，总有一天，你们会明白我是对的。

杞人出去得多了，妻子反而尽量把自己藏起来，连电话也很少接了——她实在不晓得该如何应对亲戚和邻居们的询问。杞人现在是坐在云端里看待愁眉苦脸的妻子，觉得很多话都无法跟她讲。当他接受拍摄纪录片时，也没跟她透露一个字。

纪录片的创意和实施均来自楼下邻居在中央美院读研的儿子。痴迷于当代艺术的小伙子寒假被他妈妈勒令回家后，越发确定这座城市正沦入无可挽救的庸俗，倍感无聊。直到听家人议论楼上伯伯时，才兴奋起来，认为这是从日常生活中滋生出来的行为艺术，具有难得的日常性和持续性。他没有征得杞人的同意就进行跟踪拍摄，其意在于保证作品的非表演性。但镜头语言终究需要正面近拍，他的掌中宝虽然体积小巧，毕竟不像针孔摄影机那样可以藏匿近于无形。跟拍了两天后，终于被杞人发现。尽管饱受当代艺术自由狂放、无所顾忌精神的熏陶，小伙子还是显出了窘迫，像是小时候用弹弓打大院中职工家属放养的鸡被杞人发现一样。杞人却没有像当年那样呵斥，他询问的语气甚至透露出一种阔大的宽容与理解，让小伙子觉得伯伯的精神境界不在导师之下。当小伙子说明缘由后，杞人沉默片刻，龙伢子，你觉得伯伯的行为有意义？

有意义，不仅有美学意义，而且有非常深刻的社会学意义。

虽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美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但杞人还是感到深深的欣慰——终于有人理解自己了。虽然是小辈，但人家在中央美院读研究生，是层次很高的人。他说，你既然觉得有意义，那就拍吧。需要我做什么，你就讲。

龙伢子立刻表示了谢意，然后说，伯伯，你跟平常一样最好，就当我没在拍。

杞人点点头，把视线从龙伢子脸上移到天上。

龙伢子以令人称道的耐心和细致跟拍了一个星期。杞人走在大街上仰望，杞人坐在公交车上仰望，杞人站在银行大厅里等待取款时仰望，杞人漫步至市政府开放式广场上仰望，杞人赴老友儿子婚宴时坐在餐桌边仰望，杞人在工作了三十年的报社大楼前仰望，杞人与人交谈时仰望，杞人在妻子外出买菜后独自坐在沙发上仰望。龙伢子很想拍一拍他上厕所时的情形，但艺术诉求最终还是让位于现实伦理，他没敢提出这个要求。为了弥补这一遗憾，他最后还邀请朋友前来协助，自己充当采访者，对杞人进行了现场采访拍摄。

伯伯，你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担心。

担心什么？

我们这个社会，有太多让人担心的东西了。

你觉得你的担心会起作用吗？

有些事，起没起作用，暂时是看不出来的。

你一天到晚，老是这样子，不难受吗？

不难受。如果不这样子，心里倒不安稳。

我记得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以前也担心，但担心的是个人的事，家庭的事。现在的担心，当然也跟个人和家庭有关，但更多的是跟社会有关，跟其他人有关。

也就是讲，你的仰望中承担了一种社会责任。

可以这么讲。

我觉得，不仅是社会责任这么简单，还有一种人类意识和宇宙意识。

你讲的太玄了，不过也有道理。反正我觉得嘛，有人看着地上，就得有人望着天上。不能说看着地上就正常，望着天上就不正常。

你觉得自从仰望之后，内心有什么变化？

你算是问到点子上了。有变化，变化很大。以前光想着眼前的琐事，现在脑子好像打开了，装得进整个世界。

这就是人类意识和宇宙意识啊。伯伯，你会一直这样坚持仰望下去吗？

这不是坚持的问题，是想不想的问题。只要想，就会一直这样。

这段访谈成了整个纪录片的结尾部分。龙伢子本想用话外音的方式再进行阐释，但导师在看了他传过去的资料后，提醒其可以借鉴苏珊·桑塔格“拒绝阐释”的观点来处理这部作品。龙伢子深为叹服，在后期制作时尽量保持原生态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