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是中国文化基础工作的集大成之作。它是在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艰难岁月里孕育、诞生的。

 

　　19世纪，外国列强通过鸦片战争等一系列大小侵略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向来以“天朝”自居的中国封建朝廷如大厦倾覆，闭关自守，官僚腐败，愚昧落后尽显无余，被迫签定了一系列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面对无力抵抗的坚船利炮，民族自信不复存在。于是，各地纷纷起义，斗争—失败—再斗争，轮番不断。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辛亥革命废除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皇帝后，自汉代以来，一直作为科举考试教材、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教经典随着时代和人们思想的进步，开始被怀疑、被批判，而当时中国又无别的教材可用(时任中华书局董事长的陆费逵在他的文选中写了很多有关编写中国教材的文章，他也非常重视舒新城的教育理念)。面临海外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正向中国大力传播，根本没有作好新文化建设准备的灾难深重的中国，在文化上，已经处于新旧更替、迷茫探索、甚至崩溃的状态，即是当时的文化大家也因眼见民族的积弱积贫，无法扭转其落后状态，而把根源找到了中国汉字、孔子及其传统文化的身上。《辞海》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动议和编纂而成的。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辞海》出版者是一种怎样的民族情感，怎样的文化精神担当!

 

　　动议编辑大辞典是1915年。当时《中华大字典》刚刚杀青，其主编徐鹤仙就想编辑大辞典，时任编辑所长的范静生也特别赞成。于是，商讨体例，定名《辞海》。但由于时局动荡不安，此后十余年中人员不断变化，《辞海》编纂工作打打停停。继范静生就任教育部长后，1927年徐仙鹤又就任最高法院院长，正好此时舒新城进入中华书局编辑所工作，总经理陆费逵将编辑《辞海》工作交由舒新城接任。此后，《辞海》就与舒新城结下了不解之缘，进入《辞海》成书最关键的十年。

 

　　通过中华书局同仁们20余年努力，尤其后十年的奋斗，1936年终于迎来了《辞海》出版发行的大喜日子。如今我们翻开第一版《辞海》仍然可以感受到当时的喜庆气氛，为《辞海》题写贺辞的有蔡元培、陈立夫、周佛海等8位当时的各界名人，可见此书出版在当时是怎样的一件盛事!

 

　　今天，我们的工具书已经有了多种选择，但辞海精神仍是熠熠放光不可替代。那么，我们今天要了解《辞海》的哪些精神呢?这些精神对我们今天的文化自信又有哪些现实意义呢?

 

　　第一，辞海精神里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担当精神。《辞海》编辑出版的年代，正是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告别封建社会进入新文化运动后，传统文化与西洋文化的较量甚至非常激烈。集大成的《辞海》一书，从某种意义说，奠定和呈现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兼容并包的浩阔胸怀。为此后民族文化的规范、积累、传播、普及和进步提供了范例。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作了有力回应，这在今天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第二，辞海精神里有一种很强的协作、传承精神。历时20年之久的《辞海》编纂工作，前后交接多人，从事者一百余人，每一位新的接手者都能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职业操守来继续前任的工作，淡泊自己的名利，不计个人得失，以《辞海》编纂为己任。1936年首版《辞海》版权页上载有四位主编，他们是舒新城、沈颐、徐元浩和张相。舒新城任第一主编，可见他对《辞海》付出之多，贡献之大。另有53位编辑。四位主编和53位编辑更突出了一个编辑团队。这种真诚协作和传承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正在从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工程，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辞海精神里有一种非常敬业的吃苦精神。陆费逵在讲述《辞海》编纂之难时，列举了五难。一是选辞之难。“旧辞采集尚易，然判断其孰为死辞而删之则大费周章。”新辞不但收集困难，而且外来辞在音译、意译上常不相同，又有同一辞出现新旧异解，一些地名不断变化，新生事物不断出现，常常出现选定的辞条不出数月又要改删。陆费逵说：“总计撰成之稿，凡三十余万条，并修改重复计之，殆不下五十万条，今仅留十万条有奇，殆无异于披沙拣金矣。”二是解释之难。“一条辞目之编定成稿，往往翻检群书至数十种，而结果所得则仅数字之定义或数十百字之说明而已”。三是引书篇名之难。查我国经典所引之书，多只举书名，而无篇名，常有引用某书，而查某书又无此句者。这种错误比比皆是。这个编辑团队前后发现《康熙大字典》竟有四千多条错误。源于此，《辞海》一律以核对原书为准。这种敬业和吃苦耐劳精神，对学术造假丑闻不断出现的今天，是多么可贵!四是标点之难。我国古书多不标点，历来难以句读。为方便使用和普及，《辞海》应用新式标点。全书近八百万字，用点号二百万条，地名、书名等标号五十万条。五是校印之难。特别是缩印本用的是六号字，更难校读。陆费逵从事编辑出版工作30余年，经手书籍无数，连他都说，《辞海》校印工作量之大“为空前所未有”。这个编辑团队平时校对别的书时人平每天可达七、八十个页面，而校对《辞海》却只达七、八个页面。但他们仍然坚持印刷所校对五遍，编辑所校对十遍。印刷时，字模不够，又一个一个地新铸。这种敬业精神实不愧今天文化人之楷模!

 

　　第四，辞海精神里有一种求是精神。这个编辑团队在编辑《辞海》中，“遍读新书新报”，收集所有新辞，如有一字无来处便要坚持查明。如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发表在1921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1927年舒新城发现这篇小说中一个新字即“猹”字查无来处，即写信与鲁迅联系。鲁迅回复舒新城的原信是这样写的：“新城先生：惠函今天收到。‘猹’字是我据乡下人所说的声音，生造出来的，读如‘查’。但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动物，因为这乃是闰土所说，别人不知其详。现在想起来，也许是獾罢。”这种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特别值得我们今天学习!

 

　　第六，辞海精神里有一种与时俱进精神。这种精神特别体现在舒新城身上。作为《辞海》编辑的决策者和经历者，陆费逵的话最具权威性。他在他的《〈辞海〉编印的缘起》一文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新城觉原稿中已死之旧辞太多，流行之新辞太少，乃变更方针，删旧增新。”有资料记载，《辞海》中有关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的一些辞条，当时有不少人主张为少惹麻烦，还是不编入为好，但舒新城力主编入。后来的事实证明，如这些辞条不入《辞海》，《辞海》将存在无可挽回的缺失。这种无私无畏、与时俱进的精神，非常值得今天做学问的人学习。

 

　　总之，“辞海精神”是我们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它是我们今天文化自信的具体积累、榜样和实证!在文化自信的道路上，它将永远激励我们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