崎曲的陡峭山路，水泥抹平了凹凹凸凸的坑坑洼洼，天晴没有尘土，下雨没有泥泞。但这毕竟是弯弯山道，狭窄的路面，让在城里娇生惯养的小轿车小心翼翼，拐过一个又一个急弯，爬过一道又一道山梁，最后在一座大山坳上停了下来。那一脚刹车，结束了这一路的惊恐与不安。

 

　　从车上下来，伸一伸僵硬的腰杆，揉一揉酸痛的肩膀，跺一跺麻木的双脚，顿时就轻松了几许，胸中泛起不是惬意的惬意，不是清爽的清爽。这样的感觉，让有人心旷神怡之感。

 

　　时令已近早春二月，但春天的脚步还在山脚下徘徊，迟迟不肯跃上山来。山下丛林之中的柔柔樱花，甚至小溪边的粉红桃花，已然是千娇百媚，笑对春风。而山上的土地还在冬眠，即便那些当阳的坡坡岭岭，也只有少许的树木花草，被柔软的春风唤醒。偶尔飘来几声鸟啼，打破这一山的苍凉与寂静。

 

　　这个地方叫汆岩，一个200多人口的侗家山寨。

 

　　汆岩很奇特。你说它边远偏僻吗?离县城又只有十来公里。它原本是一个行政村，前几年乡村区划调整，与原水洞村、冷水冲村合并组成新的水洞村，现在的村部距县城才2.5公里。站在那座叫着白岩坎的山顶之上，县城白天的车水马龙，入夜的万家灯火，悉数收入眼底。你说它不边远偏僻吗?跨过山脚下的那条峡谷就是贵州，那边的田园村庄，甚至在田园上劳作的男男女女，瓦屋上的袅袅炊烟，清晰得几乎一目了然。

 

　　新晃属于贫困县，而汆岩不单是贫困县中的贫困村，而且是县城边上的贫困村。民间曾经认为，城边(县城)厂边(企业)路边(铁路与公路)的乡村，从来都是向阳的花木，近水的楼台，当别的乡村还在为“一亩三分地”欣欣然时，“三边”的乡村已经用上了电灯电话；当别的地方用上了电灯电话时，“三边”的乡村差不多已是“火花银树不夜天”了。然而，县城边上的汆岩没有。这里大山云集，险峰林立，海拔虽然只有800多米，但尤多悬崖绝壁，无论是上山或是下山，都非易事。十来公里之外的县城，那浩浩荡荡的时尚新潮似乎一向少有光顾。

 

　　汆岩是贫穷的汆岩。由原水洞、冷水冲、汆水三个村合并之后组建的水洞村370户1139人，土地总面积7.4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720余亩，人均6分3厘；可用水域面积1.2亩，近100人1分水面。稀薄的水资源，人畜用水都会随时告罄，浇地灌田自然就另当别论了。汆岩因其客观环境制约，自然低于合并后的平均水准，人口只占全村总人口的20%，土地面积与耕地面积以及可利用水域也就可想而知了，即便是山顶之上人稀地广，那也不会比人口在全村的比例高出多少。这，也许就是具有600多年历史的汆岩被撤并的原因之一。

 

　　贫穷带给汆岩的是苦涩。男人娶不上媳妇曾经让当过村主任、当过村书记、现当副书记的杨来弟头痛揪心，每当有少女进入婚恋，或者有年轻媳妇改嫁，她总是免不了一番苦口婆心，极力劝阻挽留，虽然也有过“花好月圆”的皆大欢喜，但终归改变不了“燕知社日辞巢去，雁折芦花过别乡”的年年岁岁。至今全村还有70多名汉子，打着光棍过日子。

 

　　既穷又苦的汆岩，究其原因，还是“穷”那个字在作祟。民间一向流行“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路边无人问”的说法，虽然未必尽然，但也道出了这世态曾经有过的炎凉。

 

　　新晃地处云贵高原向湖湘盆地的过渡地带，不是草原的草原，不是牧场的牧场，饲养小黄牛由来已久，著名相声演员牛群电视里一则广告，新晃的小黄牛不仅“牛”了新晃，“牛”向全国，甚至“牛”向了世界，各种牛肉制品在市场上很是风光。但在汆岩，既没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也没有“牛铃摇春光”的放牧景象。虽然在我们停车的山坳上建有一座黄牛养殖场，但也未闻牛哞之声。从外观上看，那是一处才建成的养牛基地，眼下空空荡荡。当然，它的未来也许会别有一番光景，甚至会“牛”过牛群的广告。而这眼前的汆岩，能让人萌发感慨的，或许只有用之不尽、取之不歇的石头，石板铺就的村寨小路，石块垒就的一层层梯田保坎，石头砌就的一面面农舍院墙，石头造出的一座座旧式民宅，所有的空间几乎都让石头给塞得满满。

 

　　石头，见证了汆岩的古往今来，陪伴了汆岩人的祖祖辈辈。一代代汆岩儿女在石头堆里诞生长大，长大之后在石头堆里摸爬滚打，老去之后还会在石头堆里长眠，这一份生死相依的执着，似乎已让顽冥不化的石头有了灵性与温度。它们从亿万年前的海浪中冒出头来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守株待兔般地伫立在汆岩的坡坡岭岭上，不管是狂风暴雨的无情打磨，或者是酷热的阳光肆虐暴晒，既沉默不语，更无怨无悔，静静地守望着汆岩天上的那轮日月，看护着汆岩身边的鲜花芳草，就这样陪伴汆岩长短不一的朝朝暮暮，陪伴汆岩儿女的风雨人生与苦乐年华。

 

　　人与大自然的情感交流与沟通，本来就是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的，我们至今崇尚的天人合一，有过语言交流与沟通吗?古人的宗教信仰与图腾崇拜，最早几乎都是以自然为对像，即自然之神。石头在汆岩虽然没有被上升为图腾崇拜，但在石头堆里生、石头堆里长、石头堆老、石头堆里埋的汆岩人，却有石头一样的质扑，石头一样的真实，石头一样的顽强，石头一样的忠诚。

 

　　汆岩人姚姓，侗族。远在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有姚低兄弟二人从当今同一镇辖的大洞坪迁上山来。于是，这野草丛中的汆岩就燃起了第一堆篝火，这乱石堆里的汆岩就升起了第一缕炊烟。从那时直到现在，汆岩有过苦难，有过辛酸，当然也有过风光，甚至还有过辉煌。但有一条定律，叫着树大招风。从明洪武二年到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姚氏兄弟及其子孙在汆岩立家创业，已历五百多年。五百年是一个轮回，古人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汆岩既没有出现“王者“，也没有出现”名世者”，倒是凝聚了前所未有的旺盛人气，家兴业大。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场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在山下的苗族与山上的侗族之间爆发了。五百年的汆岩遭遇了有史以来的重创，整个村子几乎被洗劫一空。据说，只有一个叫姚思文的人侥幸躲过了这场劫难。这场冲突因何而起，不得而知。汆岩人认为是山下的苗族看到山上的侗族人丁兴旺，占据了龙脉风水，故而妒火中烧。是耶非耶，实难定论，也没有必要定论，更没有必要去翻阅不同民族在相互融合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那些难以避免的恩恩怨怨，因为融合的过程，免不了会发生磕磕碰碰，更况且那本来就是民族歧视习以为常的封建时代。

 

　　姚思文大难不死，意味着汆岩会在逆境中重新崛起。

 

　　大清王朝躺到历史博物馆里去了，中华民国跑到大海中的孤岛上去了。从悲壮的1894年到现在，又是一百二十多年过去了。在这起伏跌宕、天翻地覆的一百二十多年里，汆岩曾经有过风清月明，甚至还有过阳光灿烂与春意盎然。据说，这里曾经办过学堂，有人从学堂走向官场，但都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话说当年。汆岩毕竟为重重大山所困，大自然没有具备我们想像中的那种悲天怜人情怀，它给汆岩的馈赠除了亘古不变的乱石野草，以及从石头旮旯里获取有限的红薯玉米等五谷杂粮，山还是那么高，坡还是那么陡，野草还是那么长，石头还是那么多，水还是那么少，地还是那么瘦，日子还是那么穷。一百二十多年的繁衍生息，总人口至今还远不到三百。其中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六十多年里，汆岩有过兴修水利，有过大办粮食，有过“农业学大寨”，有过责任承包与自主经营，当然也出现过一时的欣欣向荣，但始终都没有摆脱纠结了几百年的那个“穷”字。全村70多名单身汉讨不上老婆是因为那个“穷”字，本村的姑娘想留留不住，他乡的女儿想娶娶不来；近40人身有残疾也是因为那个“穷”字，有病无钱医。汆岩人自己说汆岩的石头能熬汤，既是乐观自信，也是聊以自慰。

 

　　“老当益壮，宁移百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大诗人王勃的文学语言翻成老百姓的话，那就是“人老心不老，人穷志不穷。”氽岩固穷，但穷困的地方头上也有一片蓝天白云，脚下也有一方锦绣山川，心中也有一腔澎湃热血，所以也就有了年复一年的坚守，年复一年的守望。如杨来弟，当年十六岁的花季少女，即便当初有太多的不情愿，但一旦火焰般的红盖头让人给掀了起来，她以身相许的就不仅仅只有那个多情的氽岩汉子，还有氽岩这块多情的土地。如氽岩的外孙吴帮能，几年前在长沙结识了湖南醉花间农业开发公司熊喜林老总。凭着自己对氽岩的一片真诚，熊喜林老总在他的鼓动下登上了氽岩。氽岩独有的高山风光，在熊老总眼里，或许远远胜地过湘江沿岸的绿化带，远远胜过岳麓山上的红枫林，尤其贫穷的氽岩人的质朴善良与热情好客，更让这位老总为之动情。于是，侗族农耕文化保护基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项目开发拉开了序幕，五千多万元的项目资金砸向了这块土地。吴帮能自嘲，是他把熊老板给“忽悠”来了，熊老板说你能把我“忽悠”过来，我就能把游客“忽悠”过来。

 

　　杨来弟、吴帮能这样的坚守与守望，折射出的是贫困地区老百姓对脱贫的渴望与自信，不仅让人为之感动，更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为之感动。于是，就有了扶贫的提出与实施，就有精准扶贫、全面脱贫攻坚战的发起与打响。

 

　　扶贫，既是一项重大的决策，也是一次伟大的实践，更是人类有史以来一项空前的浩大工程与辉壮举。四十年前，我们提倡、允许，甚至鼓励一部人先富起来；四十年后，我们坚持不让一个村掉队，一个人掉队。

 

　　山上的野花，开了一年又一年；石头堆里的野草，绿了一回又一回；龙溪大峡谷的流水，清了一次又一次。如今，水泥硬化的公路取代了羊肠小道，明亮的电灯取代了松槁火把，自来水流进了各家各户。正年富力强的村支书介绍说：2017年全村可支配收入人均已经达到4236元，脱贫在望。

 

　　氽岩是贫穷的氽岩，氽岩是苦涩的氽岩，令人欣慰的是贫穷与苦涩的氽岩即将成为过去。阳光灿烂的日子虽然姗姗来迟，但迟到的也是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