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夜幕在几颗孤星点缀下，依旧像黑色的水一般泄满村子的角角落落。一声接一声亢奋的鸡鸣时远时近，将好几家木板瓦房或者茅草房里催得窸窸窣窣，桐油灯暗弱的光焰在洋火咔嚓声里舌头般吐出来，漂白了四壁，又猛打几个寒噤，像风中摇曳的一束稗草。父亲也在爷爷的催促声中惺忪了双眼，摸索着下床，到厨房胡乱抹了把脸，拿上一个灶膛边昨晚煨着的红薯，嘴里嘟囔两声，取过扁担箢箕，出了门。多年老旧的杉木板门吱呀一声打开又关上时，父亲感觉被家里抛弃一般。泪水带着破棉絮的温度，在眼眶里打了几转，被一阵暗夜里猛扑过来的冷风瞬间吹干了。

 

　　这一年，父亲刚好八岁。他要随村里几个叔伯辈的大人去十几里外的金竹山煤矿挑煤，再趔趄七八里茅草丛生的山路，将煤块或者散煤挑到资江边上的沙塘湾码头，换来几分钱的脚力钱，贴补一家老小八口人的家用。

 

　　多年后，一头银发的父亲灯影下给我们说过无数次往事：那一回挑着煤担走到半路，肩上与脚板磨出的血泡疼痛难忍，磨磨蹭蹭落在了叔伯们的后头。山间的雾霭像白骨精幻化而来，一路相随，缠得人心惊不止。忽然脚下一滑，连人带箢箕摔进了路边的水田，散煤像失身的少女，再也找不回原来的模样。父亲知道，不仅脚力钱没了，还得赔偿散落不归的煤。对父亲而言，那是一个不敢想的天文数字，他慌得如同天崩地裂，蜷缩在田角痛哭起来。几个穿过晨雾跟上来的挑夫放下担子，见是一个拖着鼻涕的小孩，叹息一声，一人一捧，匀了些煤给父亲的箢箕。父亲像溺水中捡回一条小命，止住哭声，抹了一把眼泪和雾水，跟着他们又上了赶往沙塘湾码头的崎岖山路。

 

　　沙塘湾，那座滔滔资水边的弹丸小镇，就以这种父亲苦难记忆的方式，常常走进我湿漉漉的耳膜。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如今灰不溜秋，似乎仅有几张八仙桌大小的沙塘湾曾是资江上繁忙的水运码头之一。宝庆(邵阳)、新化乃至蓝田(涟源)的砂罐、煤炭、土纸、玉兰片、龙牙百合、苡米和茶叶，在一条条曲细如蚯蚓的山间小路起伏颠簸，一担一担被挑到这里，再装上简陋的毛板船，淌过千里资江，运往益阳、岳阳、汉口等城市，像一股股新鲜的血液，将那些城市滋润得肥头大耳，红光满面。

 

　　父亲那时最大的愿望是挑完脚，拿了钱，在往来熙熙的镇上找一家面朝资水的饭馆，吃上一碗热乎乎的面条。

 

　　他的愿望似乎从未实现过。卸完煤担，阳光从俯瞰江边的大乘山顶飘落下来，带着江水的湿润，将父亲等挑夫们一张张残存煤灰的脸染得黑里发红，像随意起坐而肮脏不堪的猴腚。沙塘湾古镇也早已醒来，仅有的上街、正街、下街与向阳街上清一色的木板吊脚楼，都裹着一层薄薄的晨雾，像刚出阁女子朦胧的面纱。木板楼犹如听取号令的军队，有着一律灰褐色的兰花窗、青灰色的土制瓦，沿高低起伏的资水岸势和一条穿街而过的小溪两岸挨挤而立，错落有致。饭馆、旅店、裁缝铺、杂货铺、印染房、五金店、理发店、钟表修理铺、肉食店、豆腐店、副食品加工店乃至棺材铺，一一张开了笑容可掬的门脸，向往来的路人兜售生意。江面上躺卧着一条条闺蜜或者兄弟般亲密靠拢的毛板船，船主、舵工与船工或威严或拘谨，上上下下，忙着吞吐货物。码头上的人流不比端阳节的龙舟赛场面少，一声声吆喝、戏闹、叫卖乃至叫骂，将古镇铺陈为柴米油盐、悲欣交集的烟火人间。父亲用眼睛摩挲一家家吐着乳白热气的饭馆，饱吸一阵弥漫街头的包子、馒头、油条与面条香味，像年节里前来吃供奉的先祖或者神灵，终于忍住了滑溜欲出的涎水，紧紧攥住手中汗渍斑斑的纸币，穿过街巷，翻过山头，一步一挨地往阳光涂抹的家中走去。

 

　　二

 

　　多年后，我站在沙塘湾落寞的青石码头上，除了绿得滋润而寂寞的苔藓，已找寻不到父亲眼中当年南京街头一般的繁华，也捡拾不到他对一碗面条的深情。江面上一望空阔，像面目狰狞的日本鬼子刚刚扫荡而过，片甲无存。仅有不远处岸边一人高的草丛里，半遮半掩卧着一只乌蓬小船，像苇丛间离群索居的孤雁，任凭阳光哂笑般照出它清寒的瘦影，似乎沉浸在对自己先祖毛板船辉煌的追忆中，也将我的思绪与二爷爷的往事犹如针线一般连接起来。

 

　　二爷爷是爷爷的二哥，生得高大威猛，会几手新化梅山拳，是村里说一不二，拳头跑马的硬汉。他的前半辈子常年与沙塘湾、毛板船打交道，在资水翻涌的浪涛里讨生活，颇有余财，又急公好义，时常周济贫弱，像村里算命瞎子林板叔讲古时说的及时雨宋江，平素泡在土地泥疙瘩里的村里人常常只有仰视。临到跨过长江的解放大军南下，打土豪分田地前，他刚好散尽积蓄的家私，也不再去毛板船上做船工，一时赤贫如洗，被划为光荣的贫农，免去了日后许多苦楚。村里人说，这是好人有好报。

 

　　我对二爷爷发迹又重新沦为贫农的历史兴致不大，却对曾给他带来荣光的毛板船有着探秘般的兴趣。《新化县志·大事记》说：“清嘉庆四年(1799年)洋溪船民杨海龙对‘三叉子’木船进行改造，首创毛板船，运煤外销，新化毛板船自此始。”毛板船其实是用马钉暂时钉起来的一排松木，如同粗笨的木筏，安上简易的桅杆、风帆、桨橹，装了煤炭、土纸、砂罐和笋子等特产顺资水而下，运到益阳、汉口。货物上岸，毛板船也像炸完碉堡的勇士，完成了使命，被就地取钉肢解，当作木材卖掉。船工从旱路走村过寨，迤逦返回沙塘湾。

 

　　毛板船一度托起沙塘湾的繁华，青石码头上常年生活着像鱼儿一般水里来去的毛板船船工。《沙塘湾志》记载：码头前毛板船最多时有100多只，水手达到了1000多人，腰包或鼓或瘪、往来不绝的商贾有300人之众。像众多山涧溪流汇入资水，沙塘湾的人烟辐辏，也带动了古镇的生产与消费，土窑烧制的沙罐便成为益阳、汉口人的抢手货。一些船工或商贾发了财，便在镇里置房买地，当起了不用上船冒险的老板。他们每天只需在自家的八仙桌前怡然端坐，翘了二郎腿，手捧古色古香的铜制水烟袋，偶尔吹燃引火黄土纸，吸上一口，将白烟吐成半空里的朵朵祥云，自己也成了云雾里的世外仙人。最多黄昏时踱着方步，去码头看看落霞或热闹，顺便打听一番自己船队的消息。发财的人一多，于是有了沙塘湾挨挨挤挤的街道和商铺。

 

　　二爷爷比一般船工技术好，收入高，是一名大舵手。春水方生的清晨，薄雾像沐浴中少女的衣衫一般散尽，阳光斜射在翻涌的江面上，毛板船上的货物已码得像座小山，舵工(船长)最后扫视一番，一声吆喝，二爷爷将手中的雄鸡头一刀剁下。鸡血喷涌而出，彷佛突然爆裂的自来水管。二爷爷像见惯杀戮的沙场老将，脸色自若，不慌不忙，将殷红的鸡血淋在事先备好的香纸上。长满绒毛的粗糙香纸饱吸突如其来的鸡血，贪婪地一圈一圈浸润开来，像夏日里干渴的土地。其他船工也忙开了：将整只雄鸡和一块肥厚的猪肉丢进翻滚的沸水里，稍稍一煮，捞起，摆上烧酒，点燃香纸。二爷爷定了下神，捻过一支带着火星的香，一脸严肃，请起王氏王爷、杨四王爷、地主菩萨、楠木王爷、洞庭王爷、开船老爷等一干天地神灵保佑，嘴中得道高僧一般念念有词：“伏以起心动地，天地皆知，起心动地，神灵皆知。今有××庙××土地××人开船去汉口，请起开船老爷保佑一路平安，乘风相送，滩滩有水，路路有泓，一路滔滔到汉口。”念完，船工们敞开衣衫与肚皮，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饱餐一顿。舵工被人双手敬上了一个“凤凰头”(鸡头)，吃完，抹抹油嘴，又吆喝一声。二爷爷将系在岸边的缆绳麻利断开，毛板船缓缓移向江心。一段风险与希望并存的水上旅程开始了。

 

　　沿资水上洞庭，下长江，达汉口，滩多水急，单资水江面便有72处险滩，毛板船连同货物、船工遭遇险滩倾覆者十有六七。船老板一般同时发送几条毛板，若一船煤能顺利运到汉口，可获成本五倍以上利润，算上打翻船只的损失，仍然颇有赚头。而像二爷爷一般的舵手、船工，便只能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了。他们一边放船，一边迎着江风唱道：“船打滩心人不悔，艄公葬水不怨天。舍下血肉喂鱼肚，折落骨头再撑船。”歌声酸楚，却也豪气，将一家人的温饱乃至富庶从波涛与险滩中，一点一点积攒而来。

 

　　二爷爷健在时，我年纪尚小，从未想过打听这些传奇。挑脚多年的父亲深得二爷爷喜爱，茶余饭后，常与二爷爷清茶一杯对坐。二爷爷将一根长烟杆伸进八仙桌下的火塘，撮了嘴，深吸一口烟，随后像打开闸门，汩汩滔滔讲些毛板船时代的往事。父亲听着，常常眉毛舞动，神往不已。然而，因为资水下游修了柘溪水库，将资水拦腰截断，像被腰斩的长龙，毛板船已无法顺流而下；近处的金竹山煤矿又通了钢轨闪烁的湘黔铁路，煤炭与其他特产趋炎附势，换了外出方式。毛板船遭遇内外夹攻，像一道划过天际，绚烂一时的彩虹，骤然消失了，留给沙塘湾的只有一个渐行渐远，最终模糊漫漶的背影。

 

　　三

 

　　我懂事的时候，多年没了毛板船踪迹的沙塘湾，已像一只掉了毛的凤凰，或者村口那株枝叶枯尽的百年杨梅树，清冷了许多，烟火多随新建的金竹山火车站而去，却仍然和《红楼梦》里刘姥姥所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气派排场不小。

 

　　上街、正街、下街与向阳街过去的架子还在，挨挤的木板吊脚楼，古朴的雕花窗栏，幽冷的青石街道，寂静的民居天井，林立的商铺与穿着好看花衣服、扎着两根辫子的售货姐姐，在我眼里，依旧是与仅隔几座小山的老家麻溪村有霄壤之别的大城市。尤其是时时透出糖果清香的百货商店，令我的口水挂成一排屋檐水，不亚于当年父亲眼里那碗面条的诱惑。百货商店的玻璃柜里，常常躺了几本彩色封面的连环画，《杨家将》、《呼家将》或者《瓦岗寨》，也令我眼里爬出了一双渴望的手。当年那些留在镇上的老板、商贩乃至船工，取代民国的新政权当政后，都被转为了国营职工或居民，他们的孩子便不必与我一样，放学后提着竹篮去野外给生产队捡拾猪草，或者“双抢”时顶着晒出油的烈日，躬身弯腰扮禾、插秧，将滚热的汗水装满一丘丘稻田，让恐怖的蚂蝗粘贴在脚踝上，悄然吮吸鲜血，将它黑褐色的肚子灌得滚圆。这，也令我异常羡慕。

 

　　爬上老家屋后的大株山顶，立在一棵枝叶葱翠的松树或竹子下，将目光跨过些许田垄，便能望见沙塘湾隐隐绰绰的房舍，甚或能听到街道边资水湿漉漉的涛声。我却很少有机会去沙塘湾闲逛，除非理发或者过年时随母亲去缝制新衣。

 

　　理发的是一个清癯的老者，脸上总挂着佛一般的笑意，似乎能熨贴身上所有的褶皱和毛孔。我与弟弟结伴去了后，他热情得像多年的亲人，令我疑心是爷爷或二爷爷留在镇上的兄弟，对街上莫名的畏怯感瞬间消失了。后来有了电视，我才知古典电视剧里的店家或店小二都是这般态度，理发师傅算是有古镇遗风，而今早已荡然无存了。他的技艺也颇高。我屁股挨上靠背木椅，他将手中长白布“噗”地一甩，荡出平整的布型，像画家展开了一幅绚丽的山水名画，一股洗涤过的清香味荡漾开来。我一脸肃然，不再和一旁的弟弟斗嘴。他又将长布一提，随手飘上我的前胸，将布端两条细绳轻轻一绾，利索系上了我的脖颈，我一点感觉也没有。稍稍一停，他取了手动剃刀，端着我的下巴看了两眼，咔嚓咔嚓开始动刀，彷佛一股清冽的山泉在林间淙淙流淌，又像纯熟的工匠在窗棂间雕刻图画。一团团头发洒落在布上或地下，犹如凋零的黑色花朵或者飘落的黑色火焰。我只觉得脑袋越来越轻松，还没从对鲜花或火焰的想象中回过神来，一个清爽的平头便剃好了。镜子里一照，满屏的精气神，里面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于是咧开嘴笑了。他也笑了笑，吆喝一声，又换上了弟弟。多年后，我站在沙塘湾近乎空荡荡的街头，似乎还能闻得到他理发店弥散的肥皂水香味。

 

　　大年前去沙塘湾缝制衣服，也是我一年里庄严而隆重的盛事。家里不宽裕，新年时父母也总要挤出点牙缝里的钱，给我和几个弟妹做身新衣服，添些节日的喜气。妹妹衣裳带些花纹外，我们兄弟一律蓝士林布上衣，劳动布裤子。去外婆家拜年，人家说我们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我们也听不出揶揄之意，乐颠颠地走街串户，将穿新衣的喜色洒满每一个角落。

 

　　母亲说好上沙塘湾的日子，我们像闻到腥味的猫一般兴奋，挑水、洗碗、扯猪草一类平素要母亲一再催逼甚至“吃竹笋”(动竹扫把)的事，早已主动做妥贴了。裁缝铺在上街一个吊脚楼铺面里，前临青石板街道，后窗下便是那条穿街而过的清澈小溪，很远便能听到溪水欢快的鸣唱，像一群林间的小鸟在嬉闹。师傅也是一个有沙塘湾古风的和善老者，不过带了几个年青徒弟。徒弟们都似乎憨厚朴拙，默然低头，将缝纫机踩出一串好听的乐曲。量身裁衣的事常常是师傅亲自把关。他顺手从案板上拈过一条软尺，将我拉到身前，上下一比划，脸上的皱纹在微笑里瞬间抹平：“又长高了!”母亲接过话茬，说些家长里短。我用眼光好奇地抚摸徒弟缝纫机上颤动的布料，一边听着他们的对话。我喜欢听大人闲聊，像读一本有趣的闲书，又像一棵地里的麦子淋浴着斜飞的绵绵春雨。老师傅对沙塘湾街上左邻右舍故事的闲扯，更让我打开了眼界。多年后，那些新衣服被我野蒿一般窜高的个子遗弃，又被母亲随手扔进了屋前的垃圾堆，早已化作泥土，老师傅的许多故事依旧鲜活在我脑子里，像一幕幕黑白老电影，时常出现在电影频道。

 

　　四

 

　　离开老家二十年后，我像一张在天空飘转多时终于落地的纸片，又站在了沙塘湾的街道上。这是一个冬日的午后，阳光隐在厚厚的云层里，风从资江水面窜过阑珊的码头，将新年残酒的味道灌入我的鼻孔，没有醇香，只有酸涩。

 

　　沙塘湾像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妇人躺在资水边，当年的丰腴与风华被资江的流水带去了远方，暮霭一般弥漫着衰朽凋零的气息。街道窄狭，有着明清风格的吊脚楼铺面多半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废弃的空地，或者布局凌乱的红砖瓦房，也鲜见商家和人影。踽踽行走在当年的街上，听到的似乎只有自己孤寂的脚步声，像百年老宅里回荡的诡秘声响，毛孔间忽然生出寒噤。偶尔有一两处断壁残垣，百年前甚至更早的青砖、木梁与兰花窗棂断胳膊缺腿，在荒草间颓然而卧，像刚经过一场激烈的兵匪交战。踩上去凉意直透顶门的一块块青石板，也不知去向何方，被些许粗硬的水泥地面取代。

 

　　我知道，资水落寞，没有了毛板船、船工和像父亲那种挑夫的沙塘湾，街上那些当年风光的商铺和住家，在苦苦挣扎多年后，都追随几里外株溪的闹热而去。株溪处在一条省道和一条通往娄怀高速公路的县道交叉路口，像一个正当年的盛装少妇，明眸皓齿，妩媚多姿，令人趋之如鹜。这或许是人之常情，也或许是一种进步。然而，这种常情与进步建立在沙塘湾的零落上，像将一个人的幸福建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我徘徊在资水废弃的码头边，听着江水的呜咽，久久难以释怀。

 

　　眺望倒映满天阴沉的资水，一江澄碧渐渐消逝在远处的山峦，我似乎依稀看到了二爷爷、父亲们与我自己当年的身影。一滴冰凉的泪水倏然飘落，洒在微微荡漾的江面上，踪迹无寻，半星水花也没有，像沙塘湾的那些繁华与悲欣，随着滔滔江水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