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操场

 

我童年上的是村小。学校很小。发蒙的时候甚至没有学校，是临时借用大队部的一间房子做了教室。那时候的大队部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后来大队部很快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一块较大的平地，建了一竖带拐弯的一栋“7”字形房子。长长的一竖是三间教室，拐弯处是一个开放的空间，“7”字的那一短横有两间房子，一间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另一间是学校唯一一名公办老师的宿舍。

学校起先隔年招生，后来有些家长在孩子达到法定入学年龄时执意要送孩子来上学，学校只好每年都招生，但因为班额小，教室不够，老师人手也不够，就在每个教室里放两个年级，老师复式教学。

一开始学校没有操场，体育课没法上。大队部一咬牙，把紧挨学校的那个一亩多地的土圫腾出来做操场。建操场的时候，我们新学期已经开学，我们在那边书声琅琅，村民在这边喊号子、打台硪。下课铃响，我们就围在这边看自己的父母兄姐如何为我们建操场。

因为原本就是一个圫，土地是平整的。我们那儿都是沙质土，透水性很好，即便下雨，雨一停地面就干了。村民们先用砸锤和抬硪把地面压紧实，再在上面铺一层三合土和煤渣，我们的操场就建成了。

这当然不是什么标准操场，但在我们那片丘陵山地，土地无比珍贵，小孩子拥有这样大一片地来玩耍，简直是奢侈了。我们在操场上学习跳高、跳远，练习跑步，也在这儿练习下腰、翻跟头、打鹞子翻身。我们也在操场上举行集体活动，比如听校长训话、少先队新队员宣誓入队、期末表彰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这些活动都是在这操场上进行的。

这一片操场不只属于我们这些学生，也属于村里人。农忙时节，学校放假了，村民在操场上晒稻草，摆开大盘箕晒各种疏菜。冬天则在操场上摊了大晒垫，用来晒红薯米和南粉丝。

学校是没有围墙的。假期里我们常跑到学校来玩，透过破损的窗玻璃朝教室里面看，看哪张桌子上学期是自己坐的，猜想开学以后，我们会调整到哪间教室，又会跟谁同桌，坐哪张课桌。那时候的课桌是连桌，两个人坐同一张课桌，跟谁同桌是非常重要的。

天上有大月亮的晚上，如果操场没有被农民摊晒的东西占领，我们也会跑到操场来做游戏。这么大的空间最适合玩“咬龙”。“咬龙”的规则跟老鹰抓小鸡差不多。一个人站在前面，当“咬龙者”，一个身强体壮的同学当龙头，负责监视“咬龙者”的动向，指挥龙身移动，后面的同学一个牵着另一个的衣服后摆，排成一条长龙。学校在村子中心，操场上的喧闹声大家听得见，听到喧闹声，孩子们争先恐后从家里跑出来，加入游戏。龙身越摆越长，随着龙头的躲避，长长的队伍在操场里左摆右甩，有时躲避不及，龙身龙尾打了结，一群人全扑倒在地上，喧闹声更响亮了。

我们的操场虽然简陋，极不专业，但每次我们参加全乡的运动会，名次都不错。有一个叫继兵的男同学还代表全乡中小学生参加过全县运动会，获得优胜奖。

继兵出生那日正是他奶奶四十岁生日，小名就叫四十伢子。四十伢子生得肩宽腿长，力气大，跑得快。村里人也叫他“四十大力”。有人在代销店买了罐头，盖子打不开，跟他说：“四十大力，帮个忙。”继兵接过罐头一拧，“啪嚓”一声就打开了。有的同学上课时不舒服，生了病，老师说：“继兵，XXX同学病了，你快到他家去一趟，让他爸爸妈妈来带他回去看医生。”继兵拔腿就跑，不一会儿又一阵风似地跑回来，向老师报告：“他爹爹来接他了。”过一会儿，果然看到同学的爹爹来了。

参加运动会之前，老师也要给同学们进行训练。铅球、铁饼、标枪之类的器材是没有的，老师在训练时只能告诉大家比赛规则，真家伙要到比赛的时候提前到赛场上才能见识。因为操场太小，跑步训练也只能练起跑。但没有关系，更长的跑道在田野山岭之间。

结婚以后，有一回跟我小叔子的媳妇聊天。我羡慕她身体素质好。她是在城郊长大的。她很自豪地说：“我从小是运动员呢，跑步一直是全校第一名。不过后来参加全县运动会，连前六名都没有得到。名次全被你们那些山里来的小孩子得去了。后来嫁到你们家才知道，你们出门就要爬垅上坳，脚力好得很，我们哪是对手！”

我笑了。我还想告诉大家，这好脚力也是会遗传的。继兵的儿子后来考大学，上的是体育专业。

（最近常在媒体上看到学校毒跑道事件。不由得让我想起了童年的操场，是为记。）

 

餐桌学堂

 

小时候，父母常年外出打工，我和弟弟就由爷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一并照顾的，还有伯父的孩子——我的堂兄、堂妹们。因为住在同一个屋场，伙食摊子是分开的，但吃饭的时候，我们都喜欢端了饭碗挤到爷爷奶奶的桌子边。爷爷读过古书，讲究“食不言寝不语”，但我们这群孩子太过懵懂愚顽，吃饭的时候，爷爷常常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碗筷，耐心细致地给我们讲道理。

我们的年龄参差不齐， 有的能上山干活了，有的连饭碗也不会端，筷子也拿不好，爷爷就一遍又一遍地示范，教我们如何把饭碗端平稳，如何把筷子捏得灵活自如。他说，吃饭是一辈子的事，吃饭的家伙（即碗和筷子）得拿好了，拿好的标准是不管别人如何碰撞推搡，手中的碗也不会打碎，夹在筷子上的菜也不会掉到地上。

四五个小孩子挤在一起，难免闹矛盾。一闹起矛盾来，有的哭，有的叫，有时还会打起来。奶奶脾气火暴，处理的方式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不分是非对错，每人头上赏颗“毛粒子”，再大喝一声“都给我闭嘴！”爷爷就不同，他会赶紧伸出手来制止奶奶：“不要打！小孩子打不得，尤其不能打脑袋，会越打越蠢的！”还会劝奶奶：“你不要那么大声喊嘛，看把他们吓坏了，你要和风细雨一点……”接着，爷爷会跟我们说：“兄弟姐妹要和睦。”他把一根筷子举起来，说：“这一根筷子容易折断，要是一把筷子，你试试看，看谁能把它折断。所以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究竟什么叫“其利断金”，我们并不明白，但我们都知道，谁也没有本事将一把筷子折断。

那时候贫穷，我们虽然不至于整日饥肠辘辘，见到好吃的食物还是常流口水。粗茶淡饭虽然顿顿有得吃，荤菜却难得一见。乡下风俗，家里来了客人，无论如何都要上个荤菜，哪怕到邻居家里去借两个鸡蛋，也要让桌上显出客气来。爷爷奶奶的餐桌小，平时我们凑在一起已经拥挤，来了客人更是热闹。大家的眼睛其实都忍不住盯着桌上那几只盛菜的碗，筷子却只伸在菜碗靠近我们自己的这一方，不会长驱直入捣入别人的地盘，当着客人的面尤其显得斯文和拘谨。客人都夸我们“好教养”，我们就一个个正襟危坐，细嚼慢咽，更显出“教养”来。因为爷爷早已经告诉我们，吃饭吃菜是有“规矩”的。客人来了，好菜要让客人吃，不管你如何饿，如何想吃，吃的时候都不要表现得太“牢馋”——“不要像牢里放来出的牢馋鬼一样，一辈子没吃过似的。”吃要有“吃相”——不管是在自己家里吃还是到别人家做客，都不要吞得太快，不要发出响声，也不要吃得太饱。饭吃七分饱就可以了，因为饭胀屎呆（这字要读ai的第二声）坨。夹到很好吃的菜，不要直接塞进嘴里，而要在饭碗里放一下再吃。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吃个饭有这么多的“不要”，但这些“不要”自然让我们在吃饭时显出克制与优雅来。

爷爷还要我们把碗里的饭菜吃干净，不要把饭粒洒到桌子上，他说，洒饭粒和剩饭菜都是“作孽”，会遭雷劈的。

那时候粮食少，米饭不够吃，需要掺红薯、豆子、高粱等杂粮。爷爷告诉我们，吃饭先要吃杂粮，把白米饭留到后面吃，“这就像过日子，要先苦后甜。”奶奶在家里操持家务，爷爷在田里土里忙碌，有时候过了吃饭时间，爷爷还没有回，奶奶会耐心地等，一定要等到爷爷回来了才开饭。有时候实在等不及了，奶奶会先吃剩饭或者杂粮，把新鲜米饭留给爷爷吃。吃过饭后，奶奶还会把饭菜放在炉子边上，让饭菜一直保持温热。这些小细节，变成教育的一部分，潜移默化在我们的成长中。

 

耍灯

 

人们常用“火树银花不夜天”来形容闹花灯的盛况。这种盛况只能出现在古时的京城，或者现代的都市。小时候我在乡村所经历的闹花灯，规模极小，完全没有“火树银花”，但留下的记忆却也极为深刻。

村小一放寒假，离过年就近了。过了年，小孩子就长大了一岁。更重要的是，过年还意味着物质的丰富和生活的热闹。临近年关，村里天天有人杀猪、磨豆腐，平日清贫的餐桌丰富起来了，小孩子的肚皮鼓起来了，所以，小孩子都盼着过年。

我小时候也特别盼望过年。对于我来说，过年不只意味着长大一岁，意味着压岁钱，意味着有很多好吃的，还意味着我又可以跟着大人们去“耍灯”了，每天晚上说不定还有“收入”呢。

“耍灯”的意思其实就是“闹花灯”。我们那儿是偏僻贫穷的乡下，“闹花灯”的排场原本就没有办法和大地方比，而且破“四旧”之后，原有的龙灯狮子花灯这些行头都被“破掉”了，只有一副狮头被我远房的家门叔叔收藏了起来。我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已近尾声，许多原本破除了的旧俗又死灰复燃，“闹花灯”就是其中之一。叔叔请裁缝用红白两色的布和众多麻线做了一张狮子皮，邀上一些朋友凑成一副锣鼓响器，每年从正月初一到十五便在村里挨家挨户耍起花灯来。

因为只有一副狮子行头，叔叔和他的搭档又没有经过特别的训练，会表演的动作有限，狮子到别人家拜过年之后，就没事可干了。过年家家图个热闹喜庆，主人家打开门，用鞭炮将耍灯的队伍迎进堂屋，上下邻舍全围过来看花灯，总得要表演点节目。村里会打地花鼓的，就扯起嗓子唱一段花鼓戏。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不闲着，会翻跟头的，翻两个跟头，会下腰的，下腰搭个拱桥，会劈一字的劈个一字，只要你肯表演，邻里乡亲就会为你喝彩，不会挑剔节目是否精彩。

村子很小，六百多号人，百来户人家，全都散居在山山岭岭之间。冬夜是寒冷而寂静的，“耍灯”的队伍来了，山村才会热闹起来。“耍灯”重要的是“耍”。每年放了寒假，作业和书包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我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叔叔家里，看叔叔和他的搭档演习狮子拜年、打滚的动作，帮着他们用皮纸糊灯笼，和伙伴们练习下腰、人上叠人、翻空心筋斗、打鹞子翻身。夜幕降临，耍灯的队伍出发时，我们既是演员又是工作人员，还是观众。我们这些小孩子举着灯笼，大人们敲着锣鼓。会打地花鼓的男女用油彩化了妆，穿了古装戏服，他们整张脸完全看不出原来的样子，走在队伍里显得特别抢眼。我们其他人既不化妆也不换行头，完全是本色表演。

“咚咚锵、咚咚锵！”一路锣鼓转过山坳，山坳里的人家听到动静，立即在屋门前的小路上炸响一挂鞭炮，把我们迎进堂屋里。举灯笼的孩子便四面站定，在堂屋里围出一方小小空间，狮子一个翻滚滚进堂屋里给主人拜大年。狮子拜完年之后，我们小孩子把灯笼交给旁边随便哪位邻居亲戚代为看管，跳到场地中央表演翻跟头、搭拱桥、叠人上人……老人们看得惊心动魄，围观的人们一阵喝采。这些人里有我们的父母，也有大伯大姨，他们看着自己的孩子会表演，本事了得，脸上都挂着骄傲的表情。有些人的孩子没有上场表演，只是单纯地当观众，这时就免不了遭到父母的责备，责备自己的孩子胆小，出不得众。夸奖和责备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心里禁不住生出骄傲，脸上露出抑制不了的自豪，表演的动作更舒展，亮起相来更煞有介事。我们的节目之后，压轴的戏来了。是穿红着绿、画着油彩的那一对男女表演一段花鼓戏，我们那儿叫“打地花鼓”，也叫唱“对子花鼓”。据说现在我们家乡的“对子花鼓”已经属于“非遗”项目。对子花鼓由一丑一旦两个演员表演。丑角鼻子上划一道白色油彩，两眼上各涂一道白色。穿马衣马裤，头戴它帽，手舞纸扇，性格诙谐。旦角化一般粉装，贴片子，身穿彩衣彩裤，系罗裙，梳巴巴头，拖一束长发，手里使用手帕和花扇。对子花鼓的传统曲目很多，但最受欢迎的是《十月望郎》《洗菜心》等乡村俚曲，一丑一旦插科打诨，相互调笑，内容多少有些少儿不宜，却能赢得最多笑声。地花鼓唱打到高潮处，锣鼓家伙暄起一阵热闹，随即嘎然而止。这时节目已近尾声，领头的叔叔用伶俐的口齿赞出一串喜庆吉祥的好话，赞主人家今年人财兴旺，主人家听得高兴，便递上红包。红包递过来了，我们的“耍灯”也要结束了。我们举起灯笼绕场一圈告别这一户人家，又踏上弯弯山路，去山坳里的另一户人家“耍灯”。

这样的“耍灯”一直要持续到正月十五。

过了正月十五，寒假也就过完了。

我十六岁就离开了山村，但是，我长大后的写作却大多以乡村为背景。我对于乡村的了解，对于湘中民俗风情的了解，不是谁教给我的，而是在生活中耳濡目染的。在我看来，我小时候寒假里参加“耍灯”其实也是进了一个博大的民俗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