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头是一张何继善院士称作“地图”的浸满岁月的发黄的纸。

　　说是地图，其实就是一张手绘图。黑色墨汁划出的主线，蛇一样冷漠弯曲地延伸着，突入眼眸就有冷飕飕的心寒。那“蛇”像匍匐着、蜷缩着身子，透出凶光，张开獠牙，吐着毒信，牙尖还滴着翠绿的毒液，严阵以待成一张拉紧的弓，“嗖——”的突然喷发，剑一般直窜出去：吐出血舌，更像火焰——

　　70年前，日本侵略者罪恶的枪炮吐出的就是这火舌火焰，让成千上万中国人倒在血泊中。这条巨大的毒蛇死死咬了中国八年，天地人寰山河破碎。当年，5岁的何继善也难炮火硝烟、铁蹄践踏。躲日本、遭轰炸，失学逃难、无家可归。

　　“这线路图标识的就是我儿时的逃难路线：浏阳——新田，600 多公里，走了20多天；新田——宜章，步行了半个月；新田——长沙，迂回多地、辗转半年……前后8年，从6岁走到14岁，两千多公里啊，我那颠沛流离、无可奈何的童年，就浓缩成这张血泪地图……”

　　一番话后，何继善是久久的沉默。可他身后那巨大的背景却凸显抢眼——

　　那是一张包括日本在内的巨大的“全球矿产分布图”。

　　蛇一般的逃难手绘图与这张矿产分布图有着怎样的联系?可以肯定的是，那是太大的、一般人逾越不了的鸿沟。可我分明看到接轨了、贯通了。抑或就是完成了一种哲学转幻：多少人当年泣血逃难，只是苦难叠加、线路延伸。就像那些罪恶的轰炸机曾在多少中国人头上盘旋，在很多中国少年头上盘旋，却没有炸出千万个何继善。

　　是侵略者炮火的激将?是民族屈辱后的奋争?是带着家国恩仇的执着超越?70年了，拿枪拿炮的战役结束了，我们都在享受和平。然而，不拿枪的自强报国，却成了何继善这位科学家的“一辈子抗战”。他儿时穿越烽火立志报国，而后70年的人生，用他的特立成长与卓越成就，为国为民发愤图强，由此书划了他一生的轨迹——

　　做梦，自强、国强，不再受欺负；

　　追梦，不拿枪，科学也要为国抗战；

　　圆梦，拼搏奋争，要让民族自强!

　　像他70年，承载着国家使命，却常年在崇山峻岭、旷野荒漠中行走；

　　像他70年载，无悔付出，把祖国崛起、国力强大当科研的主攻目标。

　　他这是——要讨回儿时的尊严，更是讨回我们苦难深重的民族尊严!何继善的故事就从这张手绘图开始。或者，延伸……

　　起点站：家乡浏阳

　　说到家乡——浏阳普迹镇，何继善没有滔滔不绝皮影之乡、庙会胜地的特色，而是平和朴实地说到他的外婆:“外婆最会讲故事，她的言行影响了我的一生。”

　　何继善的外婆文化不高，却不影响她接受民族文化的滋润。她那些故事版本虽不尽相同，却把善良、勇敢、团结、勤劳诸多元素化成一个个月夜的精彩、床头的催眠曲，让小继善如醉如痴，其中包含的人格指向自然都是——真善美。

　　其实，外婆那些传统文化，一如那本漂流在中华文化之河上的女儿经，那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人格读本、品质精华，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之经典。又如不必在意山坡上的野菜是否可登大雅之堂，但它就是能滋养健康的生命。何况，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那些野菜可能是唯一能滋养生命的东西。像何继善后来站在国际高端讲台上，他的自信与从容仍然来自于某种土得掉渣的东西，比如外婆口中的童谣，比如庙墙上的壁画，比如那些龙灯花灯。还有喷香的茴饼，甚至是村夜里那盏忽明忽暗的桐油灯。

　　普迹境内原有个万寿宫，庙内祀“灵感普济之神”许逊，“普济”因而得名。后因谐音演变为普迹市——这是天生就带着神性的地方。

　　“就这么个充满神性的美丽家园，依然没有逃过侵略者的魔掌。”何继善说完这话，敞开了他70年的思绪闸门……

　　(1)反方向跑躲过炸弹，捡一条命

　　每个人的童年都应该是金色的。我的童年本应该在无忧无虑的美丽梦境中度过。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罪恶铁蹄过早地踏碎了我的美妙。从我懂事的4、5岁起，就在躲日本、遭轰炸、离家逃难中度过，饱受了战争、饥饿、失学和背井离乡的苦难，亲眼目睹了死亡、伤残、杀戮的惨景。

　　那是1939年下半年的一串漆黑的夜晩，本来就热的盛夏，家里的窗户夜夜蒙上了棉被。为隐蔽挡了光，却把人捂得透不过气來。远处偶尔传来枪声，听起來让人发憷，小孩更害怕到发抖。母亲整晚搂着我睡不敢出声。是紧紧搂住，我总是在恐惧中才能渐渐睡去。

　　可5岁的孩子，贪玩。白天没有枪声炮声，几个邻居家的玩伴又喊着跑出去玩。那天，我们玩山村版游戏，大大的晒谷坪上你追我躲。玩得正尽兴，突然，天上传来轰鸣声。

　　“飞机来了!”“日本飞机来了!” 我们当然是本能地往家的方向跑。

　　“呜——呜——”魔鬼般的巨大声响，飞机眼看着就到我们头顶了。三架，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就向地面的我们俯冲过来。

　　“反方向跑……掉过头，反着跑，快跑……” 突然，一个大孩子冲我们喊。我们听了他的，掉过头往离家相反的方向没命地跑。“轰——”的一声巨响，我们全被炸倒……

　　“完了，我死了……”当时，昏昏地什么都不知道。

　　好一阵，我动了动，头上身上全盖上厚厚的土。再摇摇头，我还活着。赶紧爬起来，不顾眼里有沙，吃力地睁开眼，看看身边前后几个小伙伴，他们也都像被拉出去活埋、又从土坑里钻出来一样，满脸的悲哀和浑身上下的黄土。几个往日最闹的孩子，没一个人说话，几乎一起往身后看：天啦，身后是一个巨大的坑!坑里，厚厚的弹片到处都是。如果不是大哥哥喊住我们，这离我们30米不到的弹坑就是埋葬我们的坟场!

　　直到现在还记得，被强大气流震倒到知道自己还活着的那一刻，我趴在地上、嘴里堵满了的脏兮兮的尘土，气都出不来。那一刻，5岁的孩子第一感觉不是害怕，是憋屈，是愤恨。是知道别人欺负我们，就有了最初的仇恨。当时，我是狠狠地吐出那口泥土，顺出那口气，就想——

　　哼，等我长大了，非要把你日本臭飞机打下来，要炸得你们趴地上吃土!

　　(2)补习班里的抗战义工

　　我一辈子热爱教师这职业，大学教师、讲师、教授、院长、博导地一路走来，跟我儿时敬佩的几个小学老师不无关系。

　　最初记忆的不是一个正式老师，照现在的话说，该算代课老师。但这是一个让人敬佩的人。解放后，我到中南矿冶时还去找过他。可惜，他因病去世太早，很想报答他的，却没能如愿。

　　其实，是临时补习的形式，让我们结识了这位老师。只记得他姓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沙慢慢就开始遭日本飞机的扫射和轰炸，长沙的近郊浏阳也不例外。家长们为了孩子的安全，希望孩子们在普迹镇附近、靠山又安全的地方就学。“保庶小学”就这样在灾难来领前诞生。

　　我要说的陈老师就是倡导者之一，也是后来这所学校唯一的老师。

　　他不但不拿一分钱的报酬，义务为小学生上课，而且有时连教学用的粉笔，小本子也是他自己掏钱买的。教学设备简单，除了几块小黑板和一些文具用品如粉笔、红墨水外，几乎一无所有。学生上课用的桌子和椅子都是学生从家里搬来的，或单人用，或二、三个人合用一张。但是，学生们不交一分钱学费，完全得到免费义务教育，家长们纷纷送子弟上学，这也许是当时的浏阳绝无仅有的。

　　我国早期的学堂，大多是在宫庙内草草开办，所以，在抗战时期这也不足为怪了。由于经费有限，上课的条件当然也差。就在从普迹镇路旁的小山坡上，有个小庙，庙前有几棵柏树和鸡枣树，在庙门外挂了块很小的牌子，上面写着“普迹保庶小学”，我们就在殿堂上上课了。座位分成四行，每行就是一个年级，七八个学生。课程包括国文、算术和音乐等科目。只听说有个在长沙做生意做得蛮大的张姓人士还捐资资助。那时，也叫善款，只是没有现在的“捐资助教”这么准确。但国难当头，谁都把牙咬得咯咯响：我们这辈正遇国弱民穷，被人欺负。不想中国亡呀，有我们的后代，有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学本事，长大了雪耻报国。中国——不亡!

　　学校总共就只有这一位陈老师。老师给一年级上课的时候，其他三行同学在一旁做作业，

　　然后陈老师又上二年级的课。上四年级的课时，一二三年级都在等。这时，有写完作业出去

　　玩的，有离家近的溜回家吃点东西的，我是不溜不跑的几个学生之一。那状况还真成全了我，完成作业后，我往往是从一年级上到四年级，有懂的，有不懂的都听了下来。后来想，我在那种战乱之下，颠沛流离中，从浏阳到新田，再到宁远、后到长沙，居无定所、学无定校，居然还能连续跳级，跟陈老师们的敬业霸蛮分不开。他是不拿一分钱的，也就是今天的志愿者，小山村里的抗战义工，那么执着认真，确实值得敬佩。

　　就那样的非常时期，那么艰苦的环境，陈老师还兼任音乐课，在他讲课讲累了的时候，

　　教我们唱的《松花江上》和《大刀进行曲》等流行的抗战歌曲。每到这时候，歌声就像吹响的号角，散在各处的孩子们都会跑回教室，大声地跟着唱。大家还特别喜欢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边唱一边做着砍的动作。每学会一首歌，我们似乎——

　　以此忘了那段恐慌的岁月——因为我们在歌声中找回了快乐；

　　以此更记住了那苦难日子——因为我们团结一致与日寇抗争。

　　只是，很多时候都是课上得精彩、我们听得入迷的时候，警报拉响了，日机又来骚扰。全普迹人纷纷疏散，陈老师只好赶紧停课，让我们疏散回家。每次一步三回头地舍不得那教室啊、舍不得老师，就恨小日本：让我们把今天的课听完你再炸吧，有你们这么无聊无赖的，把别人最快乐、最享受的剥夺掉。照母亲他们骂的：遭天打雷劈的日本鬼子哟……

　　最遗憾的是因为日军的飞机越来越频繁地轰炸，后来，为了生存，母亲带我流落他乡，往偏僻的新田去……

　　在“保庶小学”读书的时间短，学校很小也没有载入什么史册，却永远烙在我的心里。尤其后来，我也当了教师，当年代课的陈老师，成为我无形的激励、立着的楷模。

　　(3)再苦也不当亡国奴

　　光有天上飞机炸还不是最恐惧的，最害怕的是哪一天，镇上突然跑来疯子一样的日本鬼子，面对面看着他们杀人放火，那种害怕，成了那段时间每个孩子不散的噩梦。

　　那是听大人们的传言听出的害怕。湘北会战，日本鬼子所到之处奸淫烧杀、胡作非为的事儿像风一样吹到普迹的大街小巷，吹到大人小孩的耳中，令人不寒而栗再平添畏惧。

　　自然，我们幼小的心随着这阵阵枪炮声，也越发紧缩起来，担心日本鬼子也会到我们

　　这里来，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是本能地害怕。在大人们的议论中，老幻想寒刀逼近、皮靴“咔咔”就要碾压上身，或抓去再也见不着爸爸妈妈。那是怎样的怕呀，后来才知道这样比喻比较准确——人间地狱、鬼怪频出……

　　大人们开始议论逃难的事，究竟往东躲，还是往西藏，看哪边更安全些。我们小孩子亦

　　人心惶惶，不知怎么好，大点的哥哥姐姐无心上学读书了。一听日本飞机的声响，就不敢去学校，怕敌机扔炸弹，找不到家里的大人。

　　其实，从我们几个孩子差点被炸死，几个家庭就想着要躲进山里去。加之镇上不断有四处逃难的人经过，更恐怖的日本鬼子残忍的传言，坚定了大家要逃难的决心。

　　可是，常言道：穷人有三担、家贫值万贯啊。外出躲灾避难，舍了家业、不理田地，要下多大决心，又谈何容易?

　　那时，我们那条街，生意人舍弃店铺家业，把多年来积攒下来的被服衣衫、桌椅板凳、坛坛罐罐，全都舍弃掉，那是万分心痛的。他们一个个愁容满面，一声声叹息不止。常听到他们无奈中讲一句话：“唉!这真是：千日砍柴一灶烧。”最后就从牙缝中挤出一个字——“舍!”

　　舍了,毕竟“命”比“物”值钱，活命要紧。可话虽这样说，谁又真舍得下呢!

　　为了不遭日本鬼子凌辱杀戮，街坊上的人，不约而同赶快拾掇拾掇，抓紧逃难。家家户户在一片慌乱中打点行装、清理财物，就近躲到深山中去的，基本是将值钱的东西弄成一担随身挑走。要去更偏僻的地方，东西拿得多，咬牙将收捡进挑子的东西再舍去一些。

　　当时为什么要逃难，有句流行特广、几乎人人都能脱口而出的话，就是——誓死不当亡国奴!

　　那时的中国人，宁可逃到很艰苦、很生疏的地方，逃到生活异常困苦的地方，也不愿看着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再做亡国奴。关于亡国奴的种种悲惨，以及传说中的凄惨恐怖故事真是太多太多。日本鬼子可以毫无人性的任意杀戮，可以惨无人道地连牲口都不放过。大敌逼近的紧急时候，宁可离乡背井去吃苦、居无定所去逃难，也不能让日本鬼子抓着，任他们凌辱宰割。我一个姨父姨妈逃到广西，生活极其困难，特别是我姨妈生病了，就差点死在广西。难民生活是非常悲惨的，但所有人“绝不当忘国奴”之信念是生在骨子里血脉中。

　　那些天，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细节。

　　因为怕日本鬼子随时会闯来，母亲们在一起总是悄悄地说着什么，还不让我们小孩知道。不久，我就发现我母亲裤口袋里鼓鼓囊囊的，还时常掉了魂似的摸摸，生怕在疾走时弄丢了。母亲神神秘秘不让我看见，可我知道，那是一块小毛巾或干净布，是遇万一堵我嘴用的。母亲是听了太多类似孩子被炮火吓哭而暴露目标的故事。一些母亲用手活活捂死襁褓里的婴儿，或是用毛巾堵着两三岁的幼儿直到气绝人亡也不松手。那些母亲呀，都一个“死脑筋”：让孩子死在自己怀里，也比死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强。

　　我那时已五岁了，可母亲还是怕，随时准备着。而我，那些日子不发一点声、不说一句话——我几乎把自己憋成了哑巴。

　　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们啊，就是用这种“残忍”，守住不当亡国奴的尊严。又何止是她们，连那些在绝命环境下被母亲“狠下心”早逝的小生命，都是——死也没做亡国奴!

　　(4)第一次逃难，恋家的老黄狗丢了

　　记得那是一个黄昏天快黑的时候，母亲锁门前，看看我家堂屋里一窝小燕子，它们很快要离窝放飞了。把门一锁，它们岂不会渴死饿死?可母亲顾不了那么多了，走时含着眼泪一步三回头地看了又看……

　　更可怜的是那条不会说话的老黄狗。

　　老黄狗陪伴我家好多年，我在襁褓里它就呵护着我。尽管人小不记事，但妈妈做事忙碌时，总有一个灵物趴在我摇篮边，我们的眼睛在对望中有了别人无法理解的默契。后来，不到5岁的我跟着大孩子旁听上学，妈妈总是嘱咐老黄狗跟着我。心知肚明的聪明狗，就每天摇着尾巴护我去、欢跳亲昵地伴我回。至于中间我上课，它是在操坪里玩，还是回家了再来接我，不得而知。反正，他就像懂事、知冷暖的人一样天天呵护着我。我也最难舍它，把它走哪儿带哪儿。

　　这回逃难，我坚持要把它带走，我怕日本人把它吃了。那会死得很惨，棍棒打死，捆绑淹死?不，只要我活着，就要带着它……

　　那天，老黄狗也一步三回头地对老家、对它的同伴恋恋不舍。开始，像要断念想似的冲在最前面，又时不时返回老家方向，站站看看。我太小，走起来很吃力，老黄狗常常转回来眷顾我，脚边衬几下、摇摇尾巴像给我打气。我鼓起劲了，母亲也亲昵地摸摸它的头，再又上路。那情景，真是心酸不已还苦不堪言，记一辈子哟。

　　唉，想起不久前一个晚上，我和我们邻家的那群孩子，猛然听到枪响，还以为是放鞭炮；看到红绿信号弹，还以为家乡最好的烟花又划破夜空。一群孩子呀，还为看热闹翻爬墙头……直到真有人倒在血泊中，真听到凄厉的哭喊声，才知道恐惧，才知道害怕地往家跑。可有的家马上没了，毫无防备的人们，在飞机轰鸣声逼近的同时，眼看着一颗炮弹下来燃起几栋房屋。还有那些对生活无限憧憬的人们，没反应过来就被炸死。他们哪里想到，好好的一个朗月之夜，自己再也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

　　那以后，老黄狗和我一样老实地在家待着，看着母亲夜以继日地忙活着。最后，换洗衣服被褥，整了大小两个包袱，我们母子肩背一个手提一个，母亲还得拉着我。有些值钱点的

　　东西，就藏到厨房的夹层里。

　　那晚，摸着黑，背着东西，我们是向后山里走的。踩着高低不平的泥路、山路，高一脚低一脚，艰难地行走着。在黑暗的夜空，不断听到远处的枪声，还远远地能看到火光，那是日本鬼子在放火烧我们同胞的房屋。心中充满了恐惧、仇恨，可脚下却一时都不敢停歇地随着人流，操后山的小路往密林深处去。实在困了，就挤在露天里过夜。

　　现在想起来，那么多的噩梦般的白天黑夜，我是怎样在恐惧中一分一秒地过来的。好在逃难的路上，大家都互相关照、接济。有人架三块石头点火做饭，用完了也会借给我们再做；路过茅草屋，躲别人屋檐下，主人还会叫我们进屋喝口水。我那聪明的老黄狗啊，就常常替我们向好人们递去一缕缕感恩的眼波，亲昵地围着他们转了又转，尾巴摇了又摇……

　　可就这简朴的“平静”都很快被打破。

　　记得那是半个月后的一个上午，密林深处突然就有颗炸弹爆炸，一个母亲被炸死，可怜她待哺的孩子趴在血水里哭着要奶吃……也正是这时，我家那老黄狗被巨大的声响和眼前惨烈的鲜血惊吓了，一阵狂跳，干吼了几声，连留恋我们的眼神都没留，跑了。

　　从此，通人性的老黄狗再也没有回来……

　　老黄狗丢了，它像我的亲人……一辈子，我再没养狗，是老黄狗满满地装在了心里。

　　(5)我那片温润翠绿的竹林哟

　　遭了许多难之后，远在新田的父亲命令般地让我们向他靠拢。

　　父亲早些年在长沙考上了湖南省银行的“行员”，由于没有背景，被派往了偏僻的新田。没想，这地方国破家难时派上了用场。母亲决定：带着6岁的我背井离乡逃往湘南新田定居。

　　可那段逃难，成了我一生死里逃生刻骨铭心的记忆!

　　最初的计划是从长沙乘火车取道郴州，然后步行到新田。可火车开过株洲不久就停了，

　　因为渌口大桥被日本鬼子炸断了，在等待工兵修复。等了一夜，到第二天中午，通畅的影子都没有。我们娘俩又累又困又饿，积压的又人太多，连一口水都喝不上。我那时就想：什么时候到爸爸那儿，就再也不走了、不坐这烂火车了，就坐在教室里，学习，上课……

　　饥寒交迫中等待还不是最恐怖的，接下来的空袭才真要人命!

　　饥寒交迫之时突然听到飞机轰响，又饿又困的人们像受惊吓的兔子，全从座位上一蹦而起，撒开腿没命地逃。有一个地方，是众人都瞄准的安全栖身地——斜前方那片茂密而翠绿的竹林。

　　空袭飞机是盯着瘫痪火车、一个人员密集的大目标。那天，大约有三次空袭，每次听到飞机在远处的声音，我跟母亲都随着人流朝那片竹林跑啊奔，来回几个回合累得半死，但敌机飞过又没丢炸弹。惊恐劳累之后的人们都不敢睡，石头上、朽木旁到处坐着人，还不敢出声，怕啊。这时，母亲有意分散我的注意力，指着茂密竹林，打着哑语让我欣赏那片美丽。

　　确实，好美丽的一片竹林哟，遮天蔽日漫天的绿呀，绿得那么温润，那么亮眼。伴着它清香的空气，阳光从翠绿中细碎地漏撒下来，绿油油的光中点缀些黄灿灿的金粉，如诗如画。加上旁边有条清澈蜿蜒的溪流，整个画面古朴自然如山水画廊……如果不是躲空袭，肯定更柔更美更温润——我因此永远刻骨铭心地记住了那片凄美的竹林。

　　过了好一阵也没动静，许多人害怕桥修好火车随时开走，都又纷纷回到火车上。他们猜想：这些日本战机也许去执行什么任务路过，也许就吓吓我们，并不舍得将炸弹丢在稀稀拉拉的无辜平民身上。几趟飞机轰鸣过后，火车完好无恙，大家也变得麻痹了，有人干脆听到飞机轰鸣也不下火车。

　　惨案就这时发生了。第四个回合飞机飞来了，在人们全都没警觉的时候，来了一场惨烈的空袭。那是炸弹、扫射一起来——可恶的小日本就是这样调戏我们中国人!

　　太突然了，幸亏妈妈没敢有侥幸心理，飞机远远飞来时，她强拉着我跑下来。眼看着飞机贴近了地面，突然就扫射，妈妈把我压在身下，我的小脸贴在泥水里，眼泪生生地流出来。可我们母子毕竟是趴在裸露的地面上，母亲就只想往那片翠绿的竹林去，眼看着身边在奔跑的人群中，火光、焦糊、流血、哭喊，一片混乱伴随撕心裂肺的哭。有亲人被打死，有孩子在混乱中丢失……我们跑不动了、也不敢跑了。母亲在扫射的间隙背起我，在不远的田埂间

　　一堆草篷边趴下。她是在赌命认命：不跑了，是死是活，听天由命。

　　可就这样了，可恶的飞机还俯冲下来，像疯狂恶毒的老鹰追着地面的小鸡，战机用机关枪追着地面的人群扫。当时，我连飞行员都看得真切。机关枪子弹从低飞的飞机里喷发下来，带着“嗖嗖”的利剑般尖叫从我们身边穿过。母亲捂住我的嘴，生怕我被吓哭，哭声会暴露目标；再捂住我的眼，似乎万一被射中，临死也别看魔鬼的狰狞……

　　那时候，真是比谁命大，幸运的就躲过了，倒霉的就被打中了。一个三口之家，丈夫被机枪打中了肚子，肠子流出来，不久就死了。妻子抱着孩子在丈夫的尸体旁哭昏过去……

　　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更可恶的残酷又来了：日寇像变态式的虐待狂，在结束轰炸返回时，像是“顺手”、像是“好玩”，朝那片美丽的竹林丢下两颗炸弹、再吐一阵火舌，走了……

　　“轰，轰……”——啊，我那片美丽的竹林哟!

　　又何止是竹林?多少母亲抱着孩子，多少儿子挽着老母；多少家庭想躲过这一劫，多少像我一样的孩子还在竹林里玩耍……那里面啊，现在是怎样的血肉模糊?又是怎样撕心裂肺的哀嚎。

　　那天的母亲，从惊恐中缓过神来，就没停止双手合十：为更多的亡灵、也为自己的幸运，祈祷；那天的哭声，从美丽的竹林传出，就再没从耳边消失。为自己的屈辱、也为国家的羸弱，记住!

　　…… ……

　　这一“记”，何继善就记了一生!

　　如果用宿命的惯性思维去推想一个乡村孩子的人生轨迹，是很难跟今天一位杰出科学家连在一起的。

　　那天在中南大学，一张碟吐着一组组何继善长期在野外艰难跋涉的镜头：

　　大漠上，他喝着凉水啃着干粮，寒风吹进他的嘴中和眼里，吹乱他讲究的头发，吹皱了他俊朗的容颜，也吹坚了他一往无前的脚步。那脚步，像他的牛仔装，凸显的是奋力前行的力量美；

　　静夜、静谧、静寂。何继善站在天、地之间，仰望长空，数着星星点点，忍受长夜孤独，天地间像回旋着他的心声：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国家还在那里。有我们坚守，你们放心!

　　是啊，从躲轰炸到流浪，从失学到再失学，何继善一直都在挥不去的记忆和现实的努力中转换：越苦难越立志，越受气越争气，越失学越好学，越憋屈越报国……屈辱后是成百倍讨尊严，失学练就超强的自学。没别的，一辈子就为自强国强——拼!

　　有这样一个故事。那是1998年底，何继善和他的助手们，携带自己设计的被称为“大地CT”地质仪，远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简称阿联酋)寻找生命之源。该国把指定的实验地点，定在总统、总理和爱茵市市长的农庄。在短短的20多天内，何继善的地质“CT”就显出神奇的威力。

　　——打出了4口涌出清泉的上好水井，每口井昼夜出水量达20万吨以上。

　　这个国家的水比油贵，接下来就有个小小的插曲。该国官员委婉地暗示何继善，如果他愿意到他们的国家来工作，他将成为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贵宾。

　　何继善伸了伸很直的背，连声说“No、No。这个地方，听不到外婆的童謠。”外国官员听得云里雾里：中国的外婆、中国的童谣真有那么大的魔力?

　　其实，这哪是一个童谣的事，祖国给他的养料是无数个童谣、无边的温暖和无穷无尽的滋养……他是永远不会离开生他养他的土地，儿时的立志终于在今天得以实现，他该站在自己的国土上，做一根顶梁柱，与中华的精英们撑起共和国脊梁和民族的富强。

　　儿时，他就盼望自己是位战士，是护国护民最前沿的战士，是灵魂深处、思想高处忧国忧民的战士。持“抗战精神”走到今天，不拿枪，也要保护人民；拿起“枪”，就只能一个动作——把几十年沉淀的科研成果当子弹上膛，冲锋!

　　第二站：永州新田

　　新田，地处偏僻的湘南，被标识在“逃难地图”第二个节点上，那是何继善称为第二故乡的地方。当年，何继善随父母逃难到此，是找一块安详之地。却也没有逃过再遭轰炸、再失学的命运。

　　一个幸福的村童，就是没有快乐的童年；

　　一个好学的孩子，就是没有学校可进；

　　一个不知仇恨的幼子，就是为家国恩仇付出一生!

　　可是——

　　苦难深重的孩子最终成了我国首批院士，发誓报国的村童还真成了国际地球物理界不可小视的领军人物。用美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弗兰克·莫里森的一句话：“在地球物理学界，既懂方法原理，又懂研制仪器的，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何继善是其中一个。”

　　是艰难的儿时，温暖又立志的“游动学校”?是老师一遍遍地把“还我河山”写在小黑板上、刻在岩石上的激励……反正，他人生的哲学转换就在有意、无意间——转向了。

　　(1)短暂安宁，爸妈笑得跟花灯一样

　　我亲历了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代，承受着如今孩子无法想象的磨难。那时，我常常在母亲累得睡去时，在她的怀里，眼泪偷偷地顺颊而下，气恨交加，又无可奈何；有时，恨恨的心里，气没处出，憋屈着让自己直喘着粗气。

　　1940年夏，日军的轰炸一天比一天厉害，我们被迫停学。母亲开始是不想离乡背井，钻山林、躲偏僻，把老黄狗也丢了，最后父亲命令般地让我们母子向他靠拢。历尽艰辛，一家人终于在今天的永州、当年交通信息格外闭塞的新田——汇合。

　　爸爸听说我们一路的灾难，下决心一家人再不离开。第一件事就是让我马上进了新田的中心小学，快一点平复我内心的创伤。

　　新田县城保留着城墙，城里有东西南北四个门，中心小学建在南门的一座庙里，褐红色的墙，那是一座火神庙，我们常坐在泥菩萨前面上课，格外安静。

　　——历经磨难的我，是多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时光。

　　火神庙坐落南门，东、北、西门分别是龙王庙、财神庙和娘娘庙。逢年过节的各种热闹的民俗活动，都以这些庙为中心开展。比如中秋节，家家户户都有一颗树，树上挂着月亮灯笼，一如今天的圣诞树；元宵节闹花灯，我常常是挤在人群中能猜对很多谜语，还能在写对联的老先生面前对上几幅对子。伴着大家对我的夸奖，还有人看我背古诗、写书法、对对联直夸神童，爸妈的脸，笑得跟花灯一样灿烂。

　　正是偏僻的新田交通闭塞，暂时还没有日本鬼子的到来。我刚去时就体会到那里的人

　　们十分重视传统文化。那地方赏联的氛围特别浓厚，无论红白喜事，各家要送上一副对联，然后一堆人在那里品读。从隶书到行楷，从柳体到魏碑，从颜真卿到怀素，各种字体和书法大家都聚集起来展示作品。每逢寿诞、婚庆，孩子三朝、满月，或者店铺开张等各类红白喜事，都流行送对联。逢年过节，家家户户也要贴对联，仿佛过年的红火就在对联的海洋中呈现。这种习俗事实上营造了一种相当于今天的出版和展出、展览的氛围。大家看着风格

　　各异的春联、寿联、姓名联或者挽联，互相欣赏、评头评足，在没有报纸新闻的闭塞之地，大家都用这种方式交流，特别雅致也格外亲切。我也因此受到这种氛围的熏陶。

　　直到现在，我喜欢在清晨练习书法。每天4点半起床，6点多开始写字。常常，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刚照进书房，我已有了一张张作品收获了。书法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

　　实际上，这个爱好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我以书法对联在枯燥的科研中进行调节。 “开域继踪，蓄伟志：通外弘中，因成大业；诚心善教，勉诸生：励精图治，尽展长才。”

　　随着在书法界的一点影响，找我要字的人络绎不绝。

　　另外，我经常与国外友人打交道，送给他们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书法作品是最好不过的礼物。但他们大多不认识汉字，更不了解中国书法，我便在汉字书法下方写上英文书法翻译，他们非常高兴。也由此更进一步认识了中国书法艺术。也就是，我独创中英文对照书法，不仅写汉字，还恰当地用英语翻译过来。比如，香港回归那年，他写了一副“香港回归”，而当时英国和香港的媒体报道用的是“HongKong hand over”，但我坚持写“HongKong return to China”，还外加一句：“我认为这样才准确。”

　　这是后话。

　　通过一段时间的书法学习，除了逢年过节时帮人家写对联、受到乡人和前辈的赞扬与鼓励之外，抗日宣传，我成了最积极的一分子。事实上，板书、墙报、写对联，成了我最好的书法启蒙。从此，与书法特别是楹联书法结下了终身缘。

　　那段日子，在我整个艰难的童年中，像天上的红宝石落我手上，璀璨温馨哦。

　　(2)我那些亲如一家的同学

　　总以为这偏僻的山区，飞机不会来，我能在安静的教室听课；

　　总以为爸妈都在的日子，苦难会远离我，我能快乐无忧地长大。

　　静宁、安详，真好。

　　没想到，可恶的日本鬼子连边远山区都不放过。大约安宁了半年，随着长沙沦陷、衡阳遭轰炸，新田也响起了防空警报，我们又陷入了整天慌慌躲飞机的恐惧中。

　　学习环境没了，又开始颠沛流离，又开始逃难失学。小小的孩子呀，就是想上学，真无法形容那时的无奈：离开学校，离开教室，离开我可爱的老师和同学，那个一步三回头哟……

　　那是一个黑云密布的下午，母亲急匆匆来学校接我。见过火车被炸的惨景，又听说日本鬼子炸了衡阳、逼近永州，看天听音的母亲又被那天一片片黑抹布式的灾云弄得惶恐不安。当时，还有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蒙蒙的声音，大家就登高处扯着耳朵听，听着听着就像飞机的轰鸣声。偏偏更要命的是比小日本飞机轰炸更可怕的传言：是日本鬼子要来了。那是烧杀抢掠、男女通吃的恶魔——母亲就约好邻居，大家早早地躲进后山。

　　这其中有个插曲。由于来新田人生地不熟，我也有被“欺负”的经历。那是刚插班不久，全班只有我一人讲浏阳话，就有些孤独还被戏弄。有一次快下课的时候，有人发现台下有老鼠，同学们都去打老鼠，被老师发现后，老师自然会指责班上的乱象。此时，全班同学一致咬定是我干的。喜欢读书的我第一次向母亲提出，不想在那上学了。

　　就在母亲准备接我躲进山里去的那天，新田真的听见越来越近的飞机轰鸣声。我平日最讨厌的那几个同学来我家叫我，说：国文老师决定，带我们到树林里去上课。日本鬼子炸得了我们学校，炸不断我们学习……当时，我那个感动啊，没法形容。什么过节?什么记恨?全在那一刻都烟消云散。只有我们是兄弟姐妹，只有我们齐心团结才能一致对外。

　　一次次躲山林，同学们互帮互助，你拉着我、我拉着你，亲如一家人；一次次钻进山洞，大家互相挨靠着取暖，祛除了多少恐惧和害怕……

　　母亲曾失去过一个两岁的女儿，对我尤其看得重。她一次次让我回家，说父母两人保护一个孩子，安全系数大得多，可我就是不愿去，母亲就一天天跟着我，直到看到我跟老师同学在山里很安全也很融洽，这才放心。很多同学的父母也不放心，想把孩子拉在身边躲空难，可我们同学一个都不愿离开我们的集体。我就是最坚决的一个。

　　还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老师还要求学生每天必须交一张大字和一张小字作为家庭作业，写得好的，先生便用笔画一个圈，在此激励下，我的字越写越好，圈也越画越多。

　　那时钢笔还是奢侈品，密密麻麻的文章全用毛笔写就。后来，小县城里文化人有限，抗战宣传写字对联者急需，能写字的老师忙不过来就找学生代写，我就是总被老师点将过去的学生。

　　没想到。战事越来越紧，这氛围很快又被打破。一天，老师找来一个从衡阳逃难来的邻居，那哥哥大约是上初中的样子，他说了看到的衡阳遭日军轰炸的惨烈情景。那真叫不堪入目、惨不忍睹。有父母双双被炸死、襁褓中便成了孤儿的孩子；有手脚分离、脑浆碑裂的辨别不出是谁的人。肆虐的炸弹不停的泼洒着罪恶：附近大批大片民房，有的全部烧毁，有的炸烂，有的还在熊熊燃烧，在衡阳的上空硝烟弥漫；街上、地上也是大坑小窝的，弹坑一片接一片，尸骨遍地，老人孩子还有很多失去亲人的人们哭声一片……而这些遭受心灵剧痛的人们，受尽折磨的可怜人啊，伤口未愈，又离开家园开始流浪，开始逃难。

　　那天，我注意了那个哥哥，心碎、哀伤写在他脸上，冷硬的轮廓是内心被巨大的残忍刀削了一回，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他说到他们的校园都成了瓦砾的时候，他哭了。我们全班同学没一个不哭的……

　　这时，我们的国文老师说话了：今天的故事让大家听得毛骨悚然又辛酸愤怒，是吧?为什么日军这么霸道和残忍?他们没有因枪口面对的是手无寸铁的幼童而于心不忍，没有因屠刀下躺着的是战战兢兢的老人而手下留情。日本鬼子对中国人的残害和杀戮是肆无忌惮没有底线的。仅一个衡阳，他们投下了多少炸弹和燃烧弹。但是，军事要塞衡阳，著名的衡阳狙击战把日本鬼子打怕了。陆地不行，他们就在空中称强。我们没有多少飞机，日军的飞机却成群结队地飞来中国……我们中国还是落后啊，穷啊。你们，怎么办?

　　当时，班上同学100%、连女同学都说，等我们长大了造大飞机，炸死小日本；也飞到他们家去炸，把他们全都炸成肉酱……那一天啊我感觉，我们从未有过的团结一致，从未有过的就是一家人，从未有过的共有一个目标——长大了，要向日本人讨还血债!

　　多少年以后，我们中没有一个当空军的，却都带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成了强国队伍中的一员。只有一个同学，死在日军的铁蹄之下，这是后来很多年以后才知道的事。但在大学图书馆，我查阅资料知道：14年日本侵略战中，日军的铁蹄共造成3500多万中国人死亡，其中，就有近220万中国儿童的伤亡。

　　空难后衡阳的惨景，是我童年听来的一段血腥的历史，一辈子都记在心上，一辈子都忘不了日军在我们的国土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们从小遭罪，是因为我们落后。可悲的我们是干受欺负，却无力反抗。这应该是我日后尤其发奋的动力。我的一生都好像一直延续了那时的一股子劲儿：

　　——你不要我上学，我偏要更好地学；你想让我认命，我偏不信这个邪。没有老师自己学，没有教室山里学……

　　(3)早熟觉醒，“游动学校”艰难求学

　　原以为，来新田就能安稳宁静，睡梦里少了噩梦。却谁想，新田的学习条件也很差，当时长沙沦陷，印刷厂被占领，所以，我们上课根本没有课本，老师在黑板上写，学生就在下面抄。更可恨的——

　　空袭警报又在这偏僻的地方频频拉响，我略好的伤疤又被揭得鲜血淋漓。

　　1944年是抗战特别艰苦的一年，我永远记得，一次在课堂静静上课，不久就响起了紧急警报，大家来不及跑到后山去，老师就要同学们爬在课桌下面。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可以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时间一秒一秒过得太慢。突然，一个女同学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大家实在憋不住了，都纷纷从地下爬起来要往外跑……

　　老师真了不起。他索性要大家坐到座位上，说现在飞机正好盘旋在我们头上，大家不要乱，我继续给大家上课!平常一有警报，同学们立即跟随老师躲进教室的后山里，或隐蔽于山沟中。事实上，学校已经没了固定的校址和教室，有时在各家各户，有时在树林中。更没有桌椅板凳，没有统一的课本教材。教材大都是教师在黑板上写，学生在下面抄。教学一般采用教师巡回上课，学生自己安排写作业的时间。那时的我们常在地上写字、做算术题，有时分组讨论。当时有个顺口溜，是太真实的写照：

　　“没有老师自己钻，没有课本老师编，没有桌子趴膝盖，没有凳子搬块砖。”

　　敌情紧急时，老师则把功课讲给优等生，再由这些学生讲给大家，艰难困苦中也尽量不耽误课程进度。当时的我就常是这其中的优等生之一，常听老师叹着气表扬我们：形势逼着这些可伶的孩子早熟觉醒，他们实在该天真烂漫的。当时，我们师生们都憋着一口气：在困难时最能凝聚人心的一句话就是“顶住，抗战胜利了就好了”。

　　我们的游动学校在老师的带领下，专找到僻静处、树林里习地盘腿读书写字……正是当时艰苦的学习条件，反让我们学习积极性特高，带着“要争一口气”的动力刻苦认真。怄着一肚子气，我们都在争气……

　　就连无法进行的文体活动，也在师生们强身健体学好知识中有声有色，富有特色：

　　我们在河套里跑步；在沙滩上翻跟斗；在山坡上唱抗日救亡歌……

　　如此这般，“游动学校”在附近十几个游动点游动，成为抗战时期摧不毁的学校。也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是拉拉扯扯、断断续续读完了高小。

　　永远阳光、自信，不卑不亢……日寇铁蹄下的边抗争边学习，绝地里的另类反击、绝望中的充满斗志，这种心态影响了我的一生。

　　事实上，这种锻炼和考验为自身的成长预备了坚强、斗志、胆略和不屈不挠。也为我国培养了不少人才。建国后，我在小学的同学，大多数参加了国家各行各业的工作，成了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栋梁之才。

　　(4)树林里小黑板上写着“还我河山”

　　有几次，空袭时间紧逼而来，我们还来不及撤离教室，就响起了“紧急警报”，老师只好让同学们就地躺在课桌下。当时，在敌机刺耳的啸声和大地摇动中，我和同学躲在桌子底下，防备房子塌下来。

　　巨大的轰鸣声、惨烈的爆炸声忽近忽远，憋屈在课桌下是多么的无奈无助，每一分一秒都是那么的漫长，恐惧、紧张，让我们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位饱受屈辱的语文老师，一位忠贞的爱国者，每次空袭过后，都会在黑板上学着岳飞的字体奋笔疾书写下“还我河山”四个大字。

　　那以后，老师每次上课前，总喜欢在黑板上用粉笔题上一首诗或几个字。就是在树林里、山洞里的小黑板上，在平石铺开的毛边纸上，老师总是用粉笔、毛笔题上一首诗或几个字。最充满激情、也是写得最多的，还是“还我河山”四个字。

　　更重要的是，老师借此发挥给我们讲祖国的历史、壮美的山河和我们优秀的民族……

　　每次，老师都是头顶肆无忌惮盘旋、扫射和投弹的日本飞机，从容地将小黑板挂在树上，坚持着给我们讲课。他是用行动告诉我们，要自强，要奋斗，要有真本事跟这帮侵略者抗衡。在慷慨激昂怒斥侵略者的血腥罪行时，他还不忘一遍遍地加重语气：同学们，学好本领，长大了去讨还血债，去赢得尊严!

　　当时，实在是无法上课时，语文老师在树林里给我们讲故事，其中讲到神出鬼没打日本鬼子的美国“飞虎队”，尤其那个英雄的陈纳德将军。常识老师也经常讲中华民族抗日的故事，像淞沪保卫战里气壮山河的“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四百多人，击毙了两百多日本鬼子，他们只牺牲十几个人，打破了日本鬼子不可战胜的神话。讲得我们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一天就长大，也像抗日英雄那样上战场杀鬼子……

　　后来才知道，这些都不是老师的讲课范围，但他们讲的非常详细、非常投入，目的就是激励和唤醒我们。我们也的确早熟和觉醒了：要想不受欺负，我们只能坚强，必须强大!

　　面对杀戮，我们懂得了奋起；

　　孤独恐惧，我们学会了团结互助；

　　受尽屈辱，我们立志：用一生讨回尊严!

　　回忆这段往事，尽管让我双目喷火揪心疼痛，但还是觉得这段经历催我们觉悟，让我们奋发。也正是这份铭心刻骨的记忆，几十年后，我走上为祖国探矿的道路。每每走到祖国的土地上，都有感慨：这美好的河山是我们自己的，要把它的宝藏探测准、开发好。我的实验室就是大自然，就是一花一草、一沙一石下的土地。在这个平台上工作，我该倍加珍惜——我太知道，和平环境来之不易，美好家园多么珍贵。

　　…… ……

　　曾看到何继善随手写在笔记本上的一句话：“一辈子，一口气!”。最初是狐疑不解，怎样的“一口气”堵了他一辈子?又是怎样的较劲，让他如此坚定执着，拼上他的一生，用一辈子去争一口气

　　——他第一次亮相国际舞台的精彩，就足以解答这个问题。

　　美国亚利桑纳大学的讲台上，一片掌声、欢呼声后，“请问，您的‘双频激电法’的根据是什么?”答辩中，一位银发老者提问。

　　“请问……” “请问……” 又有人附和。何继善望去，那是桌上立有“Japan”牌的日本专家，也是一位老者。

　　对这种发难般的提问，何继善气定神闲、自信有加。他的眼神在两位老者中来回盯视，平静而不无幽默地回答道：“如果有两个人，高矮只相差1毫米，甚至更少，要比较两者的高矮，最好的办法是在同一地方用同一把尺子测量。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换一个地方，用另一把尺子测量，得到的结果就不准确了。‘双频激电法’正是根据这一原理，将两种频率的电流同时输入地下，同时测量两种频率的电流形成的电位、振幅、相位。这样，不同矿产与岩石就鉴别出来了。”

　　结束讲演后，何继善突然发现自己的座位上放着一个信封。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张名片和一页信纸。名片上印着“亚利桑纳大学教授维特”。信纸上列着一长串专业论文题目，并附有一句话：“教授，如果您愿意，我可将论文全部免费提供给您”。

　　何继善眼睛一亮，这不就是1950年发明使用“变频法”找矿、被人称为“变频法之父”的世界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维特教授吗?事后他才知道，那位在课堂上“发难”的银发学者正是这位维特。在后来的交谈中，维特教授钦佩地对何继善说：“教授先生，您的论文对我启发太大了，您的答问思路敏捷、论证严谨、无懈可击，令我佩服。中国在这方面已超过了我们。”

　　突然间眼睛就湿润了，何继善是激动伴着感慨。“中国在这方面已超过了我们。”多年的心血，多年的奋斗，不正是盼望着祖国的地质科学能走在世界的前列?潜心研究20余年的成果第一次在国际亮相，就能博得像维特这样的权威嘉奖，简直——太棒了!

　　再面对那位日本老科学家，何继善是目光炯炯，荣光焕发，腰杆挺挺，笑容犀利。他知道，这一刻，在日本人面前，他站成了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第三站：郴州宜章

　　何继善原本在大围山下那个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男耕女织、天人和谐的小镇上无忧无虑地生长，一如山里的小草小树、河里的小鱼小虾一样被这片土地恩惠着、滋养着。

　　突然就有了炸弹，炸得土地焦糊、房屋倒塌、鲜血淋漓；

　　突然就有了炮火，人们逃离家园、流离失所、骨肉分离。

　　为躲避战争保存自己，何继善再随父母流浪逃难。这一次的盲目让他们一家吃了很多苦，他们不知道哪里是安全的，他们不知道下一处是否是可以当作家的地方。就知道往听不到炮火的偏僻处去，只想着深山里可能有藏身的地方。没有飞机轰炸的地方就是——家呀。

　　他们走啊走啊，累得差点把性命赔上，苦得走坏几双鞋、脚上的血泡全成了厚厚的茧。再苦到把牙咬得“嘎嘎响”

　　——就这凄美的响声在何继善的耳边，响了一辈子。

　　(1)走啊走，那漫长的逃难路……

　　逃难是很艰难的，尤以1944年那次逃难最剧。几百公里啊，还是一个几岁的孩子，鞋都走烂几双，命也差点搭进去，磨练的意志却让我终身受用。

　　70年后的今天，我已年过八十，许多人说我还有精力体力跑野外，我知道，正是那几次逃难让我下定决心做个强者，同时，身体全方位得到了锻炼。自然，后来与地球打一辈子交道，我也依仗逃难时磨练意志、锤炼身体这两大收获。

　　但逃难真的苦，苦到后来几十年遇到所有的苦都不算苦。那种艰难，还不是苦那么简单，是盲目，不知道安全的方向在哪里。当时，没有广播，报纸都是旧的，上面的消息就更旧得不能相信。大家都没有清晰的目标、准确的把握，主要靠道听途说，听说日本鬼子到哪里了，就往相反的方向去，找比较安全的地方。其实就是向更偏僻的地方逃，向日本鬼子不会去、不敢去的山区逃。

　　这次逃难，走的比较远，从新田出发，经过嘉禾，临武，到达宜章，宜章再往前走，到了大山下面的瑶岗仙。这里距新田有三百多华里。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下子就想到会跑到那里去，是一段、一段地往前走，只要听说日本鬼子往哪个方向来了，就再往前走，每天大概走30到50华里。从新田出来，步行了七八天才到了瑶岗仙。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啊，也不知怎么走下来的……

　　幸亏，那时候的老百姓好，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住到素不相识的老乡家。看到难民来了，他们都同情地让地方，常常是把他们的堂屋让出来。我们都带着被包，被包的外层包着不容易透水的“油布”，把油布往地上一摊，铺上被子就睡觉。而且老乡还允许在他家的厨房做饭做菜，连菜都是从老乡家菜园子里摘的，只要很少的钱。

　　为了安全，大家虽然互不相识，都是临时结伴而行，人多了，才能够壮胆。我那时候虽然很小，但是也必须跟上大家的步伐，好在难民都是拖家带小，也都走不快。走啊走，天天都是走，漫长的逃难路，何时是尽头……

　　好不容易到郴州宜章，我就不舒服了。那时有句熟话：车到郴州止，人到郴州打摆子。大概很多人都过不了郴州这个坎。宜章其实很偏僻，但为了保险，我们向更偏的山里去，就又走了50多里，来到瑶岗仙这个地方。这时，我已全身发烫，实在走不动了。爸爸妈妈连住地都没找，就带我去了镇上唯一的一家药铺。

　　那药铺让我至今记得。那是位老医生给我诊了脉，摸摸额头说了句“造孽哟!” 一边骂日本鬼子，一边开方子。然后对伙计说：赶快熬药，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到哪里去熬药啊!?当下，就要我睡在他家的竹床上。并且对我爸爸妈妈说：隔壁我弟弟家还有地方可以住，我带你们去住到他那里……

　　艰难的岁月，多亏有好心人温暖着。

　　那一次，不少人像我家一样停下来，就住在这个镇子里。住下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当然，也有人觉得这里不好又走掉了。

　　住了几天后，我的病慢慢好了。家长们觉得小孩子学业不要耽误，应该找学校继续学习。我父亲比较积极，联系了当地的小学，那所小学还没有停课，有多余的教室，我们一共有二十几个小孩一起去上课，也就成立了一个临时的难民小学。父亲还自告奋勇到那里去教珠算，就是教打算盘。我们的课主要由那个小学的老师给我们上，这对我来说成最难忘的学习经历。甚至，比我在新田北达高小的那一个多月学得更好。

　　其实在北达高小的时候，算术教“鸡兔同笼”，或者“水池蓄水放水”这样一些题，我背了一些公式，也会做了。到这里我等于是又重学了一遍，而且老师把道理讲得很清楚，我算是真的搞懂了，好高兴。还讲了语文、常识，反正老师讲什么我就听什么……

　　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传来的消息，日本鬼子没有进新田。我又背起小背包，跟着爸妈往回走。走啊走，就想着这是回家，就想这是最后一次艰难的走……

　　(2)全身心冲着自学去

　　我儿时记忆最深入骨髓的就是“躲飞机”——匍匐在田埂旁，听机枪子弹在耳边呼啸着穿过；躲进山沟，看语文老师在黑板上奋笔写下“还我河山”；

　　长沙沦陷，衡阳失守，我们没有课本，躲飞机时还在看手抄的书。

　　我原本应该算个灵性的孩子，三、四岁就能背《三字经》、《百家姓》，五岁就跟着比自己高一截的孩子上小学。那是因为母亲外出打工，为保证我的安全，就让我跟着一些比我大的孩子一起上课。记得当时我们的教室是山里的一座小庙，里面有四行桌子，一行桌子坐一个年级，年龄最小的我就坐在第一排的最左边。

　　谁都想不到，最小的我，没多久就考了第一名。当然，我们那年级只有八个人。后来，听说日本鬼子要来了，整日人心惶惶。但一到教室，老师讲很多我们要做好中国人的道理，每天都教我们念：“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热爱祖国。”学校实行复式教学，一间教室里，大大小小，一至四年级都有。物质条件缺乏，没有纸笔，大家就拾软石头在石板上练字；没有新教材，大家继续读《三字经》、《名贤集》。大约一年后，才领到新课本。历经磨难有书读，满心就是想多学点、长本事、争口气。

　　那时，所有科目都买不到教材，老师就换种办法教学。课堂上，大家跟着老师写字掐句，下课铃一响，便拿出来相互较量。

　　战乱年代也见不到报纸。老师只好自编自印，张贴在墙壁上，多是最新的抗日消息和学生作文。我当时写了一篇《有强权无公理》的文章，也是我至今引以为傲的一篇文章。

　　当时的小学分初小和高小，初小4年，高小2年。读初小，我断断续续到三年级，又辍学了。但成倍地读书，顽强地自学，二次辍学后，我居然从小学三年级一下跳到六年级。

　　那是1944年的秋，我家在西门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在“北达高小”的对面。北达高小正在招二年一期的插班生，我去报名参加考试，被录取了。这次跳级，中间有两年的课都没读过，对我来说有点紧张，又正赶上抗日战争特别艰苦的一段。还只上了一个多月的课，日本鬼子逼近，学校停课，师生各自回家逃难。爸爸妈妈和我加邻居结伴，又一次加入了逃难的队伍。

　　新田、宁远、长沙；逃难、饥饿、居无定所……在颠沛流离中，我度过了少年时代，断断续续地读了三年小学、初中。高中没法读，砍柴、挑脚、送货之类的力气活全都摊上了。苦点累点我都能承受，最令我痛苦和不甘的，还是一次次失学。多少次，路过一个个书声琅琅的学校，“馋”得呀，羡慕呀，站很久很久都不愿离去，即使走了还一步三回头地望……

　　轰炸越来越频繁，不能上学就自学。但心里恨着：日本鬼子不给我们安宁，让我们有学不能上，我偏要学好，自学也要把书读好。那时，无论躲到哪里，我都带着老师给我们印的小册子。爸爸还给我出好多公式、算术题，我就反反复复地背呀、练呀。只要没轰炸，我就能静下来；只要谁有课外书，我就借过来，几乎都能倒背如流。

　　一再的失学，我更发奋地自学了。找比我大的哥哥姐姐借来课本，通宵地抄；再把抄来的课本反复地学。连我自己都吃惊，那一身的反骨，全冲着自学去了……

　　(3)我们的政治就是“自强报国”

　　1944年的那次最长时间的逃难，总算历经三个多月回到新田。可回来才知道，学校早已经复课，又接近要放假了。好在老师非常认真负责，为了尽量补足停课时拉下的课，他们把放假的时间往后延了，我总算又多了点补习时间。那个珍惜啊，就是拼上命了。

　　1945年的春季，我继续在北达高小读二年二期，也就是现在的六年级第二个学期。只是，上了两个多月课，日本鬼子又逼近了，学校不得不再次停课。

　　这次停课之后，爸爸妈妈十分茫然，因为上年秋季那一次逃难，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决定不走那么远了，尽量在新田县附近找一个山区，跟朋友们商量，决定去离新田县城30多华里的金陵墟。那是一个瑶族聚集的山区。墟子实际上就是小镇子，有条小街，是那个大山里比较平坦的地方。

　　在那里，我们看到自卫队训练，好几十号人，少数背着步枪，多数拿着梭镖，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家卫国的口号。我后来想，如果少量日本鬼子到这地方，这支武装部队是有能力把他们消灭掉。

　　由于隔新田比较近，很快知道日本鬼子并没有进到新田县，已经往广西那个方向去了。只呆了十几天，我们又回到新田县城。学校又重新开学，我就在这里拿到了我有生以来第一张毕业文凭，就是高小毕业文凭。小学总共是六年，我只上三年学，虽然躲警报、三次逃难，但断断续续我还是受到了比较系统的小学教育。

　　日本鬼子最终因新田地处偏僻、交通蔽塞，只是轰炸并没占领,但这里有了许多明显的变化。除了空袭和紧张的气氛之外，到处都有抗日的标语和宣传画，不断地有各种集会、讲演和游行。还有就是来了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外地难民。他们携家带口，从长沙、衡阳、东北、华东等地来到偏僻的新田。包括我家在内的外地人，无论大人小孩很快就熟悉了，相互往来。在一起的话题，就是各自耳闻目睹日本鬼子的各种暴行。

　　我那时憋着口气，除了上课外，就是将“还我河山”到“还我尊严”，从“爱我中华”到“中华崛起”不停地写、咬着牙练。这几个字，我几乎练了一辈子。正是这份铭心刻骨的记忆，正是不间断的学习和书法练习，读书与励志、书法与爱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使得我一生都为中华崛起而努力。

　　那时，我们每天都进行着并不知道叫政治的活动。

　　我们把老师自编自印的教材张贴在墙壁上、还有最新的抗日消息和学生的优秀作文，甚至老师临时学来的口号，全当抗日宣传内容，我是最积极的一分子。把它们写出来张贴在墙壁上，特别有成就感。板书、墙报、写对联，成了我最快乐的抗日救亡活动，也成为最好的书法启蒙，后来也成了我一生快乐的重要板块。

　　…… ……

　　2015年9月2日，何继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书法展”成功展出。从“还我河山”开头、到“壮我河山”结束，66幅作品全部围绕抗战时期励志诗、歌、宣传标语、烈士遗言而作，布局精巧、大气磅礴。

　　那天，中南大学上万学生涌来观展，校长张荛学兴奋地说：“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啊，一种抗战精神的传承。成了我们大学生牢记历史、自强报国的活教材。”

　　要说活教材，许多中南学子都知道他们当年的何继善校长第一次去日本的那一幕。

　　那天，在日本东京大学，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后，在一片呐喊声、欢呼声中，何继善走下讲台。

　　日本少女给他献花，他看都没看，一个眼神叫助手接过去；

　　日方院领导握住他的手，说了一堆恭维话，他似笑非笑，淡淡的，沉沉的；

　　从仰慕、敬重、追随的人山人海中穿过，何继善始终持一种淡然，那种镇定，似乎就是自信有余，更是淡看一切。那位打了几次交道的日本同行，再次被中国专家严谨的学说镇住了，发自内心给了很多掌声和夸奖。可何继善还是沉静着，他要的就是这感觉——

　　傲视一切，在日本的国土上；凸显尊严，在腰杆挺直的今天。

　　直到走出校门的那一刻，何继善才发现，头顶上什么时候早撑起一把大伞。哦，外面正下雨。是啊，东京的天该为他们民族犯下的罪、该为死难了几千万的中国人——垂泪!

　　突然，凸显尊严的一幕亮在众人面前，更亮相日本核心区——东京大学。只见一个身材矮小的日本人，为高大的何继善撑着伞。伞下的大高个儿，腰板直直，脊梁挺挺。撑着伞的日本人只能踮着脚尖，小丑似的跟着高个子在雨中跳来跳去。

　　…… ……

　　“哈，你是故意折磨小日本。”

　　“是啊。”何继善听到这，会心地笑了，是那种天真无邪、溢满荣光的笑。“那一刻，我若弯一下腰，撑伞的小日本会轻松得多。可我不会弯也不能弯，我挺直的可不是我何继善的脊梁，那是从灾难中走出来的民族脊梁!那是已经伟岸强大的国家脊梁。不否认，也终于出了一口儿时的恶气。”

　　“哎，你们别只看我。”何继善说到这，话锋一转。“其实，中国还有更强势的典范。”何继善说到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日本天皇面前绝不弯腰的那一幕。

　　那是2009年，在日本访问的、当时还是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12月15日在日本国内一片争议声中会见了日本明仁天皇。那天的习主席，腰杆不弯，脊背笔直，头始终自信地昂着。握着明仁天皇的手，很是自然、不卑不亢。

　　习近平在向天皇问好时几乎没有低头，引起了日本各界强烈反响。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表示：“在将来很有可能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人士来到日本进行访问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让人感到非常遗憾。”

　　日本执政党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是斡旋习近平会见日本明仁天皇一事的。按日本皇室礼仪规则规定，外国领导人若想会见天皇必须在一个月前提出书面申请，而习近平方面提出申请的时间很晚，但仍然在当天成功会见天皇……

　　“看一个人成功与否就看他那一股气――有气魄、有气度。像我们今天的中国，没有硝烟同样需要阳刚之气、王者之气。”是啊，习主席在日本人面前绝不低头，那是王者之气；何继善在日本人面前决不弯腰是阳刚之气。正气总是压倒邪气，天地里、人世间，一股民族气节，乾刚独断万物生气!

　　这就是何继善——

　　从躲轰炸到逃难，从失学到再失学，何继善一直都在挥不去的记忆、现实的努力中转换：越苦难越立志，越憋气越争气，越失学越好学，越屈辱越自尊……失学，练就超强的自学；屈辱，让他成百倍讨尊严。没别的，一辈子就是从自强到国强!

　　用他的 “双频激电法”、“广域电磁法理论”、流场法管涌渗漏探测理论、“伪随机”多频地电场理论……以他一个个享誉世界的科研成果，实现他——“一辈子抗战!”

　　四、辗转长沙

　　何继善这一生，大都是在长沙度过的，这里——有他儿时失学失学再失学的痛；有他拼搏中的坎坎坷坷；有他无论怎样坎坷都挡不住奋力前行的脚印。

　　60年来的科研，何继善就是从长沙出发的。持儿时沉淀的要强，他对地球的探索，从广袤陆地，到深邃的海洋，从一个逃难失学的村童，到地球物理的王国中能自由飞翔的强者——

　　他研究发明的地质“CT”系列，从高山到海洋，从平原到河流，创造了把脉地球的“神话”；

　　他发明找矿仪，找到了包括金、银、铜、铅、锌、锡、锑、锰在内的一大批矿产资源，累计价值超过2000亿元；

　　他发明世界首台管涌渗漏探测仪，运用到110条江堤、20多座湖泊水库，洪水来临前堵住了管涌，溃坝垮堤的风险减小到零；

　　他将人们认为已经枯竭的“空矿”，“变”成储存40亿吨金矿石的“金矿”；

　　他做“思想库”为政府决策当参谋，他呕心沥血做战略科学家为国家出谋划策……

　　长沙，这个伟人毛泽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地方；这个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浴血奋战、为党为民杀出一条血路的地方。今天的何继善只有继承传统、奋勇当先，才配得上这片热土，才对得住他儿时曾在这里洒下的一腔辛酸泪。

　　(1)那个昨日今生的云麓中学

　　70年前的那场战火吞噬了多少中国孩子的快乐童年，整整一代人在烽火硝烟中成长。

　　1948年春季，我从宁远的岭南中学初中毕业，当时，姨父在长沙的盐店做店员，他没有亲生孩子，愿意资助我到长沙读高中。父亲花了比较长的时间，犹豫地决定此事。

　　当时，尽管抗战胜利，但八年抗日又三年的内战，家家都穷。1943年，日寇气焰愈加嚣张，对抗日游击区开始了“五一”大扫荡，施行“三光”政策，那时岗楼林立，壕沟如网；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中国百姓啊，就这样苦上加苦，灾上加灾。日本鬼子搞得他们有家不能归，有田不能种，有生意不能做，原本就穷的老百姓，又被国民党一糟蹋，个个家徒四壁了。而这些对我的直接冲击就是——在长沙，永远失学。

　　我来到长沙，很多学校的招生都已完成了。云麓中学在河西岳麓山下，是湖南大学的年轻教师办起来的一所中学，正好在招生，我去参加考试，被录取了，第一个学期很顺利。到1948年末，国民党统治区经济一团糟，从“法币”变“关金”，又变成“金圆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姨父突然失业，就再没能力赞助我读书。

　　我父亲深感自己读书太少吃亏，总希望我能多读些书，因此就把他的全部积蓄给我做学费。那时，一个学期的学费是非常之贵的，还有学杂费、伙食费，加起来一共要五十块光洋。从宁远汇到长沙来，只能够通过湖南省银行汇款，省银行只接受当时国民党的钞票，这钞票是天天在贬值，而当时从宁远汇钱到长沙要一个多星期，钱经这么一周转，等我取到手，就只够交百分之七十几的学费了。到学校去取注册表，学校不收学费，要我们把钱交到下河街的大麓米店。因为钞票在贬值，很快就买不到那么多的米，就没有办法给同学开餐了。我们跑到大麓米店去交钱，大麓米店不收钞票，要收光洋。只好到长沙南门口黄牛党手中去换光洋，换价很高，我只换到了二十六块光洋。

　　五十多块大洋的学费，就只有一半了，学校不同意注册，我只好找到湖大的一个老师，江友松先生，请他给我担保，学校才同意我注册、上课。可等到这二十六块光洋用完，我父亲就没有能力再汇钱过来，江友松先生也再无力担保，我也没有办法再继续交费上学……

　　那一天，在学校的食堂门口，就有黑板上的公示：何继善从今天开始停餐、停课。就这样，我被云麓中学赶出来，最终辍学了。

　　记得那天，天上下着雨，我是含着眼泪，连同学都不敢见，捆起背包就冲出校园。可站在校门口的我呀，怎么都迈不开腿往前走。我趴在校门外的栏杆上，看着园内我熟悉的一切，只能让泪水伴着雨水流。

　　我多想喊：我想上学，我要读书。老师，您留下我吧，学校，您收下我吧；

　　我又想说：我还小，不读书我能做什么?我不想流浪，我不想做工……

　　天不应，依然下着瓢泼大雨；

　　教室里，还是朗朗读书声；操场上，都是幸福的活泼身影……

　　解放以后，云麓中学和明德中学合并，变成了现在的湖南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简称：师大附中)办得很好，是长沙四大名校之一，也是全国非常出名的学校。

　　2005年秋季的一天，我被师大附中特邀参加百年校庆，还指定让我代表昔日毕业的校友上台讲话，我知道，是我的所谓成就，让学校以我为荣。

　　可是，喜忧参半的这所学校，是长在我血肉身躯上70年的一块不愿揭开的伤疤呀。

　　记得校庆的前些天，我心里翻江倒海、夜不能眠。可真到那天，看着台下几千学生，他们几乎都是我当年在校的那个年龄，他们多幸福呀。可自己当年却是流着泪离开的这所学校。那时，多想自己留下来、多想学校收留我，可我，硬是被学校赶出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漫长的几十年呀，每每想起就心酸，一个心结，一块心病哟。

　　无论事先怎么嘱咐自己要控制感情，不要激动。可不争气的眼泪在我登台时还是涌了出来，我哽咽着，本来想说“感谢这样有名的师大附中承认我是校友。但是，事实上，我是被这所学校赶出去的。我怎么配这个学校的校友呢?”可是，我没这么讲，因为那是时代的产物，是那个动荡的社会造成的，何况今天的孩子再不会像我那样，他们的笑脸在感染我、感动我……那天，我自然是客客气气的说了一些祝愿的、激励孩子们的话。

　　发言完了，许多老朋友握着我的手说：陪你一起流喜悦的泪，高兴啊。

　　可我想说：母校校庆，我也高兴。但今天的眼泪，真不是为高兴而流。70年在心里憋屈回旋的泪，今日是该倾泻一番了。毕竟，真实的眼泪，是时光岁月磨砺的真实……

　　(2)观空战，与“飞虎队”结缘

　　在大学读书那几年，已是解放好多年了，我却老是查阅有关日军侵华的史料。知道，在我们频繁遭日本飞机轰炸时的那四、五年，小日本喊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动用2700多架空军战机，对中国秀美的河山、无辜的百姓狂轰滥炸。而当时的中国，只有300余架老式飞机，实际上只有90架是真正可用的。他们的身后是贫穷的民众和破损的山河。

　　记得失学后的一个晚上，月圆光明，忽听远处传来悦耳婉转的箫声，听着听着想起逃难情景、失学的孤独，我便忧伤凄凉。这段《苏武牧羊》小曲深深印入心里，在往后的岁月里只要一听到箫声，就勾起那段孩儿时苦难经历的回忆，又常常是触景生情、泪洒衣襟。

　　依然还是空袭，讨厌的日本飞机；依然还有许多人逃难，朝不保夕。我看到沿途讨饭、卖艺和卖儿卖女的，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人。每遇空袭，城市人挤进了防空洞，逃难的人无处躲藏，哭声、喊叫声一片凄凉!轰炸后，四处火海，房屋倒塌、血肉横飞……

　　领略了一系列的空袭，除了对战争更深的痛恨，说来也怪，对空袭我却能淡然对待、见怪不怪了。就好像自己是死过几次的人，不怕了。每当空袭，我能躲就躲，没地方躲就在草丛边看空战。我太爱看空战了，我喜欢盯着天上的飞机掠过天空，每次都盼望着看到日寇的飞机被击中，栽下来。

　　一天傍晚，日寇出动了十几架飞机，轮番轰炸长沙。我们亲眼看到日本飞机改变队形，围成一个大圆圈，一架接着一架朝下俯冲扫射扔炸弹，随即大火熊熊，映红半边天。又应了我们家乡那句话：“千日砍柴一灶烧”。眼看着把街上几座整齐的房子炸毁起火。我们对日本鬼子的仇恨，也像这猛烈的大火一样，在心中熊熊燃烧……

　　但有一次，躲飞机让我躲出了快乐。那是看了一场天上激烈的空战。我们中国的飞机追着日机跑，两架飞机用机枪不停地“哒哒哒”两边夹击追着敌机打。双方机枪吐着火舌，我就在心里喊：打呀，打下狗日的小日本，有时还忍不住做飞机栽下状喊出声：“呜——轰啊!打下来了、爆炸了。”这时候，母亲就会把按下我的头还拍一下，意思是别暴露目标，躲一劫是一劫……

　　事后许多年，我查资料才知道，在我们躲日军飞机的前后，台儿庄保卫战爆发，日寇飞机主要忙于在前线助战，但许多战场上的失败，他们把仇恨转嫁给无辜百姓，时不时地骚扰后方的城市和乡村。

　　就那阵子，我再次听说了美国飞虎队。人们似乎不相信国民党部队，凡听到有击落日机的消息，最先想到是被越战越勇、神出鬼没的美国飞虎队打下的。也是后来查的资料，1941年8月，陈纳德指挥下的美国志愿空军正式组成中国武装部队(即飞虎队)，1942年飞虎队又改编为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日寇虽然仍倾全力作垂死挣扎，不断对中国山河狂轰滥炸搞所谓“疲劳轰炸”，屠杀太多中国百姓，但有神奇的飞虎队，他们也付出了血的代价。

　　日寇已到强弩之末，而我仍旧对空战感兴趣。1945年3月，报上刊登了一条新闻让我喜出望外，大概内容是：“飞虎队驱退入侵衡阳机场敌机，击落敌轰炸机三架，造成空战光荣纪录。”我当时是非常敬佩英雄般的“飞虎队”。当然我也不知道，会跟他结下一生的缘。

　　那一天真幸福，遇到街上的一道风景线——三个高大的飞行员从我身边走过，他们个子高大，穿着土黄色的空军皮夹克，衣背上有一面小小的中国旗和一面小小的美国旗，旗下有16个中文字：“国际友人，来华助战，凡我军民，一体保护”。我联想到曾经看到很大的轰炸机和新式的战斗机在天上飞过，就是他们驾驶的吧?这一走，又打日本飞机去了?我不由自主地像母亲那样两手合并在胸前，对着他们的背影祈祷：平安顺利，多立战功。

　　记得有个幸福的一天，是离欢庆胜利的那场全城狂欢没几天的日子。高射炮的射击，使蓝色的天幕上出现了一团又一团的黑色云絮，敌机在天上逃窜，后面紧追不放的几架飞机，那肯定有我们中国的飞机，还有美国飞虎队的飞机……

　　突然，在一阵猛烈的高射炮声中，我看到一架日本的飞机像发狂的老鹰在天上抖动翻转，不一会，屁股后面就拖着长长的浓烟，飞机就像那倒霉的扫把星，栽到山后去了。

　　地面上就有和我一样兴奋的人们，在跳跃、在欢呼……

　　(3)盐店小打工，到见着解放军

　　我经常想，我的童年是什么童年?一个孩子想上学、一个家庭想安宁，多么简单而平实的要求，不算奢求呀，可轮到我和我的家，就梦如虚幻。在我一次次失学中，比失学更惨更痛的是，失去了父亲——丧父之痛，几乎毁了我们这个家。

　　原本，我们只是想在新田避避难，战争结束就回浏阳。我父亲，他一直都想回家乡的呀……

　　父亲再也没有回过浏阳 ，家里的顶梁柱突然倒塌，原本还完整的家顷刻间没有了。父亲去世后，母亲自然离开了新田那块伤心地，从新田到浏阳，又辗转长沙，投奔在长沙的无儿无女的姨妈。最后的再度失学而无法复学，战乱因素是主要的，还有一个关键——父亲突然客死他乡，家里已没有了支撑。

　　我因此一生痛恨日本鬼子。记得反复失学后，我的第一个理想冒出来：长大了，当兵。拿枪打鬼子，开飞机炸日本。

　　然而，命运没有给我这个机会，而让我逐步走向了科学。从小一直贯穿的理想成了我最大的政治：学好本领，练硬功夫，用真成果，自强报国。

　　从云麓中学失学之后，无奈之下，我去了一家盐店里打工。

　　偏偏每天去打工的路上都路过学校，因为想上学，就忍不住停下来，常听见教室里有琅琅书声、草坪上教唱抗日歌曲。“打倒日本，打倒日本，除汉奸，除汉奸；大家武装起来，大家武装起来，救中国，救中国!”我姨妈家的后墙上，还画了一幅宣传画：一个中国军人用巨掌撑着一个日本鬼子的枪，保护着一双踩倒在地的中国母子，旁边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可这种口头上、画面上的宣传，虽有唤起民众的一面，却顶不住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本鬼子步步紧逼。

　　紧张的局势，母亲只希望过平定的日子。后来，我随着母亲、还有姨父母一起回到我出生地浏阳普迹。姨父母他们也没有家产，只好寄住在我的一个舅舅的家里。为了维持生活，我必须去打工，我打过各种各样的工，包括挑担子，盖房子当小工。虽然，我也是读了一个多学期高中，但没大本事，只能凭体力生活，而且那个时候的经济萧条，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事做。

　　除了打工，就是上山砍柴和种菜。我们家里没有山地， 到人家的山地里去，不能砍人家的树，只能是砍茅草。

　　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 每天都有往南边去的军队从家门口过, 军队来了大家是很害怕的, 因为他们随时可以掳夫， 掳夫就是抓人去给士兵挑东西。有一天我和几个表哥都在种菜,突然来了一些军队, 就把我们中间一个比较大的表哥吴德清抓走了，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也不知道是是死是活。从那次之后， 我们都不敢白天在菜地里出现。每天吃了早饭，到山上砍柴。砍了一旦柴，就在山上看书，要等到快吃晚饭时才下山回家。

　　有一天我们上到半山腰的时候，山上就看到有军队在那里喊：你们快回去，你们快回去。我们以为是国民党的军队在山上，吓得就往山下跑。跑回家的时候，一看，是解放军来了。解放军给我完全是另外一种印象。国民党的军队来了，他用粉笔在你房间上一号，你就得把那房间腾出来，他都是要住你最好的房间。但是解放军呢，全都不进屋，他们全都是在屋檐底下打地铺，可以说是秋毫无犯。他进你的门，要经过你允许。他进来做什么呢? 帮你家里扫地, 挑水做这些事情，短短几天 ,我和他们就非常的亲热了。但是你给他任何东西，他们都不要。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解放军真好。

　　不多久，正好有个宣传干事住在我家的旁边, 他跟我搞的很熟。他教我怎样剪美术字，我帮他写标语。后来他还叫我填了表,参加军队了。因为那个时候在乡下, 能够读到高中的也还是不多的, 我就这样参加了工作。

　　(4)让坚强的实力打造钢铁长城

　　日本投降的那年，见证举国欢腾的是我们周边连天彻夜舞龙舞狮放鞭炮，家家都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胜战返乡的子弟兵吃。那个高兴啊，那个热闹。

　　但也时不时地听说有日本军人自杀，不仅是不甘心失败的军官，最可恨的杀我同胞的普通士兵在投降时还跪地效忠：宁当护国之魂，不受生俘之辱，纷纷剖腹自杀。试想，在信念之下把自己生命都奉献出去，他们又岂能不变本加厉地轻视别国国民的生命。这些曾经的正常人，最后成杀人魔王也太顺理成章。

　　成年后的几十年，常常反思儿时的伤痛：这场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怎么就会有这场战争?一个住了许久、见人就鞠躬的邻居，怎么就沉淀了那么多的仇恨或野心，对我们泱泱大国说打就杀?就像一个民族，把枪对准另一个民族，总有入侵者的缘由，或有挨打者的缺陷。我们不妨两边看看。

　　日本那边，我从他们“大和文化”里看到所谓的“战争宗教”，一句话很形象：“每一颗子弹都必须注入帝国的光辉，每一把刺刀都必须烙上民族的精神”。这是怎样的杀人宗教，将残忍和审美连在一块?最终，在屠杀别的民族时，表达的当然就是残酷无情的杀戮与花样翻新的血淋!

　　而我们被侵略的一边，用著名作家、评论家何建明先生的《南京大屠杀》序言中的拷问能知道：为什么日本侵略时，中国有很多汉奸出现?日本十来个人押着我们老百姓几千人上万人……我们的人干什么去了?反抗了没有?当敌人机枪扫下来，有很多人就靠别人用身体挡住子弹，然后把他掩护了。我们中国人的血性在哪儿……

　　再想想历史上两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前次是甲午年，旅顺惨遭屠城。两万多人被杀，女人被砍成几节，儿童被挑在刺刀上玩耍……只隔了43年， “七七事变”的悲剧就重演了。随后的八年啊，更残暴更血腥的侵略，中国军人和百姓死亡在3000多万。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2亿人以上!

　　中国还能有第三次?!谁都会说：决不能。而我们，又怎能保证它不能、保证悲剧不再重演?

　　难道，像那些根本闻不到中日之间一点就着的火药味，还在什么复活节、圣诞节赴日本狂购中国制造的“马桶盖”?那种人，仅仅是帮别人购物抬价那么简单?那是用中国人的“热脸”去贴上辈仇人的冷屁股。别说警惕战争、捍卫国家尊严，起码的人格呢?起码的良知呢?起码的尊严呢?

　　国人的自尊、民族的尊严都是建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自尊上。是，你们没经历太多磨难，有权利把日子过得更好；你们没历练过战争，可以享受和平的安逸。但祖辈的悲剧不能在你这辈重演，以及为国富民强尽力努力，都该是你——当代年轻人的起码责任。

　　如今，中国强大了，我们不称霸也绝不屈从任何大国，何况一个小日本。但我也老不明白，号称“征服亚洲得先征服中国”，他们何德何能如此狂妄，如此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这野心日益膨胀，导致他们对别的民族鄙视。还救世主一般，让别人对他顶礼膜拜。最后，完成他们对领土的扩张，来避免类似饥荒等最简单的欲望。应该说，有他们的狼性，也有我们的短板。尤其，那些不太自尊的我们的国人，滋长了他们多少侵略的野心和信心。

　　今天，我们要超越浅显的仇恨，找到战争对人类的伤害，找到侵略者罪恶的根源，找到自己汇入民族尊严发奋之路径，找到维护世界和平的铮铮骨气。让不屈的人格铸成铜墙铁壁，让自强的实力打造钢铁长城……

　　那又叫，人人强则国强。国强之佑下，我们才不会误入重演的悲剧里。能联想也能试问的当下，年轻人，该警惕呀，战争往往就在人们麻痹的睡梦中降临。

　　…… ……

　　“这是我上周做的一个噩梦。恶魔的突然探访就在一个平静而普通的晚上，硝烟和血腥在瞬间洪水般涌来。更多人还以为是电影的虚构，可真到了窒息而亡时，才知如死尸般的噩梦跨越了70年，在一夜间复活……

　　何继善说这番话时，我脑袋里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难道只有经历了战火之害的“何继善们”才有这种担忧和害怕?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只配听他们唠叨往

　　事?

　　尘封的血泪已经风干，那些年的亲历者也将一一老去或离去，这印有巨大“伤疤”的生命，怎能让人忘记?又怎能让人血淋淋地再将疼痛揭开?

　　今天的中国人，再不是何继善儿时那群不历事事的孩子，是有过血泪教训的成年人，还能麻痹?还能侥幸?何况，狼子野心不死的日本正在蠢蠢欲动，我们要做的是各自发奋，强身健体，集聚起来如一个强者耸立，让别人害怕去。

　　像何继善反反复复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必须随时防范，警惕到睡觉都最好睁一只眼睛。”

　　尾声——

　　哲学转换到此，一张“儿时的逃难地图”已经延伸到何继善那张巨幅的“世界矿产分布图”上。所到之处红红的标识，如鲜艳的红旗插满了胜利的高地——

　　中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哪个省都留下了何继善的足迹；

　　巴西、秘鲁；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他探矿的足迹已遍布全球。

　　憋气后的争气，怄气后的出气；失学后的更好学，屈辱后的讨尊严；没有怨气，不会泄气，只有勇气，一辈子只为争一口气……

　　如今，82岁高龄的何继善还是以分钟记时间，他瞄准了又一高峰——新能源页岩气。

　　与年轻人一道匆匆行走的身影，又开始在山川大地崇山峻岭之间，为国家探测藏量巨大的页岩气资源。有人问，这是何继善在发挥“余热”?又仅仅是发挥余热那么简单?当然，这位老人的“余热”，曾经把上至国家下至湖南的决策者们燃烧得激情澎湃：中国的页岩气储量世界第一；湖湘大地下，巨量页岩气资源可供开采三百年。

　　又绝非局限于湖南的发展，页岩气的深远意义——

　　对能源匮乏之湖南，它是动力；

　　对整个国家之崛起，它是国力；

　　对中国强于世界之林，它是民族实力!

　　拿枪拿炮的抗战题材写的多、读的也多。但不拿枪的自强报国却是另一种“战争”况味和强国哲学。当年，抗战八年，能上战场杀敌的终在少数。何继善用70年的人生奋斗，以他的成长与成就、为国富民强“持久抗战”。中国正在崛起，也将越来越强大，但更强的崛起动力与不屈意志，需要每个中国人，尤其今天的年轻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以自强报国的“一辈子抗战”发奋努力，甚至——浴血奋战!

　　到这，才觉得一直要破译的密码有了着落：

　　屈辱激发自尊；仇恨激发反抗；失学激发好学；苦难激发奋斗。一身反骨成了助力；一身倔强成了能力；牢记历史成了动力；复兴民族更是推力!

　　“你把生命交给了浩瀚，从此，雄关漫道真如铁。八千里路云和月，君问归期，应是中华崛起时。” 何继善的70年，是用生命承诺——

　　踏遍三湘五岳，兑现他对这片土地的担当；

　　始终无怨无悔，见证他对祖国人民的忠诚。

　　好在，有很多像何继善一样的行者，而且将是越来越多的行者。他们相伴而行拥有一条共同实现“中国梦”的大道。那大道承载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叫——赤子追梦!

 

　　(摘自《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1期，有删节)

 

　　作者简介：

　　余艳，湖南省作协副秘书长，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湖南报告文学常务副会长。

　　代表作:长篇三部曲《后院夫人》；中短篇小说集《游离》；散文及随笔《生命的欢乐》《女性词典》等18部个人专著。作品在《新华文摘》《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等近百家报刊上发作品。文学、影视作品共500多万字。

　　其中，杨开慧系列报告文学《板仓绝唱》《杨开慧》《牺牲——杨开慧生命中的最后20天》《红楼之恋》《霞姑娘》《墙洞里的情书》在业内产生较大影响。《板仓绝唱》荣登两个全国排行榜，入选三个全国年选版本。

　　作品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报告文学年度奖、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湖南省报告文学一等奖和《人民文学》新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