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宇(1945— )苗族，湖南龙山人，著名文学评论家、教授。主要著作有《从边城走向世界》、《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等。现为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一部文学性传记的探索之作

　　——评凌宇的《沈从文传》

　　近年来，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的写作出现了颇为兴盛的局面，一些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的传记相继问世，引起人们的瞩目。我觉得，这林林总总的传记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术性传记。它们基本上是由作家生平思想与创作道路两大块焊接而成，因而常常冠之以“评传”的称号。这类传记的作者主要遵循中国传统的客观、实录的修史原则，力求材料真实详尽，论述准确公正，较少主观议论和想象，语言表达上惜墨如金，结构上基本采用人物编年的方式，平铺直叙。总之，这类传记的科学性和学术性是不容置疑的。另一类是文学性传记。它们逐渐摒弃了“两大块”的组合模式，对作家的创作特征和具体作品较少评述，而把主要笔墨集中在作家生平经历的描叙和作家性格气质的刻画上。传记作者在不违背史实的前提下，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来增强传记的感染力，使其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因此，这类传记已由学术性向文学性演变，开始向真正的传记文学回归。其中凌宇著的《沈从文传》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它在文学性传记的写作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部文学性传记的首要任务，莫过于塑造出一个真实可感、血肉丰富的传主形象，而《沈从文传》的最大成功正在于它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这部传记真实细腻地凸现了沈从文漫长而又曲折的人生足迹：从生于斯长于斯的湘西世界中走出，在都市社会里历尽人间酸辛和挣扎，终于成为一名现代著名作家和学者，又在政治的风浪中几经坎坷与沉浮。传记更将艺术的笔触伸向了沈从文深层的内心世界，展示了一个既倔强又柔弱，既自尊又自卑，既超然澹泊又执著入世，既具有哲人式的聪慧又始终保留着“乡下人”气质的丰富而又复杂的灵魂。应该说，这已不仅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的沈从文，而是经过传记作者精心创造的艺术形象了。

　　沈从文的人生经历固然是曲折的，但我觉得它又是平凡的，并没有多少“传奇”色彩可言。他从未置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也没有干过一番轰轰烈烈、叱咤风云的事业。他早年所经历和闻见的那些事情，在外部世界的人们看来虽然是传奇的，可在湘西世界却又是平常而又普通的。他后来所遭受的政治上的波折，在同时代人中也并不鲜见。因此，要写沈从文，无法像写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那样可以把人物放在重大的社会政治矛盾冲突中去加以塑造，而更多的只能依赖于日常生活细节的描绘。这些细节如用史家的眼光来看，也许是无足轻重、不屑一顾的，而从文学的角度来审视却至关重要，它们对于刻画传主的性格是不可或缺的。传记作者精心挑选了许多生动的细节，从各个侧面来展示沈从文的性格特征。比如，写孩提时代的沈从文，作者非常详尽地描写了他如何打架、逃学、捉蟋蟀、偷偷下河游泳、掷骰子赌钱、说下流野话，活脱脱地勾勒出了一个生长在湘西土地上的蛮野的顽童形象。又比如，写沈从文生平第一次登台授课，他原以为成竹在胸，未带教案和教材。没想到站在讲台上，面对黑压压的一片人头，他竟慌张得在讲台上呆呆站了近十分钟而讲不出一句话。后来，他终于开口了，但预定一个小时的授课内容在匆忙中十多分钟便讲完了。最后，他只得窘迫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这一细节便非常传神地写出了沈从文当时作为一个刚刚成名的青年作家所具有的急于表现自己，争取社会承认的心理，以及他那刻骨铭心、无法抹去的“乡下人”的自卑和可爱的直率。还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文革”初期，沈从文有一次到博物馆的院子里拔草，院墙外的天安门广场上，又一次群众批判大会正在举行，鼓动的声浪铺天盖地般地袭来。而沈从文却在院子的一角发现了一株在深秋的寒风里微微抖动的秋葵，它楚楚可怜，又生机盎然。从这朵小花身上，他仿佛触到了生命的律动，感到了生命自身保有的那份镇定与从容，于是，身外的躁乱消失了，心灵的空间一片谧静。不管这一细节是否真实，它却是塑造沈从文形象的重要一笔。它表明沈从文已经达到了心恬体静，处变不惊，对世事沧桑静观默察，对历史巨变超然洒脱的人生境界。应该说，成功的细节描写，不是热衷于披露一些传主鲜为人知的逸闻趣事或爱情隐私，而是要有助于传主性格的呈现。在这方面，《沈从文传》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如果说细节描写已经为一些传记作者所重视和采用，那么，心理描写就常常被他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因为在这里，更需要大胆而合理的艺术想象，更依赖于对传主内心世界准确而深刻的洞察，也更见出传记作者的艺术才华。这是为那些主张通篇用事实说话，无一字无来历的传记作者所不愿为也无法为的。《沈从文传》的作者似乎不满足于仅仅从外部去透视传主的性格，而更喜欢径直走进传主的内心，直接剖析传主那复杂、微妙的心灵历程。《权衡与抉择》一节写沈从文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已经开始觉醒，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是留在湘西，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还是走出湘西，去追求新的社会理想和人生价值?在这里，作者毫不吝啬笔墨，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解剖沈从文内心的矛盾和冲突，揭示了沈从文之所以走出湘西世界的心理动因：“知识和权力相比，自己愿意获得知识，放下权力。”正是这一抉择，使沈从文跨出了他一生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开始了他此后无法逆转的人生旅途。传记写了曾发生于1949年的沈从文自杀事件，作者没有大肆渲染这一事件的细微末节，而是着重描写沈从文当时迷乱、恐惧的心态：

　　生命内部起了强猛的旋风，出自生命深处的忧患与恐惧正在加重。灵魂陷入茫茫迷雾之中，前不见灯塔，后不见陆岸，理智开始迷乱，神经在高度紧张与自恐自吓下，承受不了这没完没了的强大张力，终于呈现出病态特征。迷乱中，他仿佛听见远处有人向他呼喊：转来吧，你这个乡下人!你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湘西才是你最后的归宿!

　　总之，作者在许多地方运用了小说全知叙事的方式，根据沈从文的性格和当时特定的情境，大胆地驰骋想象，自由地剖析人物心理，这既显得合情合理，又深化了沈从文性格的塑造。此外，作者还巧妙地借助于沈从文本人的文字，来构筑他的精神世界。如《海边的孤独》一节便参照沈从文的《水云》一文，表现了沈从文对人生的必然与偶然、理性与情感、可知与不可知的抽象思辨。《烛照抽象人生之域》一节也大量引用了沈从文《烛虚》《云南看云集》等散文集中的文字，描写沈从文在同大自然的交往默契中，感受到大自然的深沉韵律，思索着人生的意义、生命的真谛和民族性格的重造。这些描写无疑使沈从文的精神境界获得了一种升华，使之呈现出立体的、多层次的景观。

　　除了写出了一个血肉丰富的传主形象之外，《沈从文传》的氛围描写也很有特色，它不仅有助于传主形象的塑造，而且还获得了独立存在的意义，增强了传记的文学色彩。我把《沈从文传》的氛围描写分成三种。一是时代氛围的描写。这是一般传记作者都十分注意的，但《沈从文传》的作者不是孤立地介绍人物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而是突出时代氛围对沈从文性格和命运的影响，写出了20世纪中国每一次历史转折，都在沈从文的人生足迹和心灵历程上打上了深重的印痕。沈从文曾力图超脱，力图使自己置身于时代和社会的大风圈外，可时代和社会却紧紧揪住他不放，它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在铸造着他，摔打着他，这实在是沈从文人生的一大悲剧。另外，传记作者也不是用历史教科书式的笔法去记述当时发生了哪些重大历史事件，而是常常用一些具体可感的事例来点染氛围，以小见大。例如，抗战胜利了，作者没有抽象地概述当时那种举国狂欢的气氛，而只写了一件小事，就是一位与沈从文住在同一个村子里的加拿大老人，拿着一个搪瓷面盆发疯地狂敲，各处跑来跑去地报告抗战胜利的消息。这样一个微小的景观，就把当时人们欢庆胜利的心态和气氛形象地映现了出来。这种时代氛围的写法才真正是“文学”的，而不是“历史”的。二是文化氛围的描写。传记作者不仅将沈从文放在时代潮流中来描写，而且还将他放在更深广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传记的第一章《在别一个国度里》寻根究底地探寻了湘西和苗族在悠悠历史岁月中所遭受的悲惨命运，阐发了来源于古老的“巫鬼文化”的湘西本土文化的丰富内涵，描写了湘西那块奇异土地上的淳朴、强悍而又愚昧的民俗人情，而这些正是培育着沈从文这棵大树的深厚土壤，沈从文终其一生都保留着湘西苗族文化所赐给他的人生哲学、审美情趣和认知方式。应该说，假如传记不写这一章，对全书的结构似乎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有了这一章，便使全书具有了一种凝重的历史感和文化感，它仿佛是一首悲怆的序曲，奠定了全书的基调，预示着沈从文那悲剧性的命运和性格。在以后的一些章节中，作者继续渲染着湘西古老而独特的文化习俗，把读者带进了一个新鲜、神奇的世界，开阔了人的视野，给人以美的享受。此外，作者还始终注意从中西文化相互撞击所形成的“合力”中来表现沈从文思考社会、人生、文学等问题的独特方式。这些都表明作者是站在一个更高的文化历史哲学的层面审视和塑造沈从文，而这正是一般传记作者所没有做到的。三是自然氛围的描写。可以说，传记作者用浓墨重彩泼洒出了一幅幅湘西的自然山水画卷，他既写出了湘西山水所具有的恣肆放纵的原始情调和蛮荒性，又写出了湘西山水溪流萦回、群峰竞秀、怡然澄明、优美和谐的一面。传记中的许多写景文字极富文学意味，甚至堪与沈从文本人的作品相媲美。当然，作者的景物又并非游离于人物性格的刻画之外，它最终还是为人物服务的。作者之所以花了那么多笔墨来抒写湘西的自然山水，这一方面是为了构置沈从文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强调湘西自然山水陶冶了沈从文的人格和情操，使他一辈子同大自然心心相印，与之保持一种亲和关系，使他常常在与大自然交往的一瞬间，顿悟最精深的生命隐微。在现代中国作家中，像沈从文这样纵浪大化之中，达到天人冥契境界的实在为数不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沈从文是“自然之子”。

　　谈到《沈从文传》的文学性，是不能忽略它那生动优美、饱蕴情感的语言的。《沈从文传》的语言，除了一些议论、考证、辨析的文字之外，基本上属于文学语言，它为全书增色不少。语言优美，富于抒情意味，这原是凌宇的长处，试读他的那些研究文字，都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特点。在《沈从文传》中，凌宇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传记的叙述语言很有文采。这种文采决不仅仅意味着遣词造句的漂亮，而是在文字的背后涓涓流动着一种内在的诗意，透露出作者横溢的才气。它一扫许多传记所无法克服的语言枯燥乏味，充满学究气的毛病。在传记中，作者还大量运用了对话艺术，这些对话有的是从沈从文作品中衍化出来的，更多的却是作者合乎情理的虚构。他把小说的虚构同传记的真实结合在一起，既达到了更高程度上的真实，又使传记更具文学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将电影艺术中常用的“旁白”手法也运用到了传记的写作中。这些“旁白”或抒情，或议论，或剖析人物内心隐秘，常常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增加了传记语言的抒情性和哲理性。

　　应该说，《沈从文传》的文学色彩从沈从文本人的作品中获益不少。沈从文写过不少自传性的文字，如《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等，这些都是极优美的散文作品，它们为传记作者提供了丰富的人物行状和心理活动的细节，提供了大量的湘西风俗人情、自然景致的描写。传记作者几乎是整个地把这些作品搬进了《沈从文传》中。但是，作者却进行了创造性的生发，他把沈从文的文字巧妙地糅进、融化在自己的行文中，竟然显得非常自然，宛如出于同一人之手笔。这正说明传记作者具有着与沈从文相近似的性格气质，具有着十分可贵的文学才华。如果说，《从边城走向世界》显示了凌宇作为一个学者的深厚功力，那么，《沈从文传》则显示了凌宇文学创作的潜能。我以为这种潜能对于凌宇来说同样是不容忽视的。

　　作为一部文学性传记的探索之作，《沈从文传》当然还有可供我们进行“挑剔”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凌宇并没能完全摆脱中国传统传记的史学化倾向，并没能真正超越今人传记写作的固定模式。凌宇并不敢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史学精神背离太远，他仍要显示出自己并不匮乏史学的兴趣和考证的功夫。在传记中，他对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三人是“同住”还是“同居”的考证，对沈从文与鲁迅三次论争情况的介绍，以及对沈从文与“战国策派”之间关系的辨析，都有些失之琐碎，都只是停留在对传主进行政治道德层面的评价，而未能触及人物性格的深层领域。另外，凌宇还多少受到今人传记写作思维定势的影响。《沈从文传》的整体构架仍是编年体的，仍是按照传主生平经历的时间先后来组织的，并没有大的突破。而作为一部文学性传记，理应在结构上更自由些，不妨打乱、切割时空，使传记更戏剧化、更引人入胜些。凌宇曾说他试图在传记中将文学描述与学术考证糅二为一。幸好他的诗人气质和文学才能压倒了他的史学兴趣和考证功夫，这样，才使得《沈从文传》以现在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目前太多学术性传记，而太少文学性传记。我总以为传记的主要价值不在学术，而在文学。毕竟探讨作家的思想与创作的任务可以由研究专著和论文去承担，考证作家某些生平史实的工作可以由史料学去完成，而调动一切文学手段，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传主形象，才是传记所应追求的根本目标。我们也许应该记住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的序言中所说的一段话：“今日会有人在这支颂歌里面寻求以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渊博的著作，对于他们，我不得不有所答复。我自有我做史家的时间。……但《贝多芬传》绝非为了学术而写。”我们的传记作者应该有罗曼·罗兰式的勇气。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