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濯(1920—1991)湖南湘阴人，著名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主要著作有《我的两家房东》《春种秋收》《东方红》《水滴石穿》等。

　　醉酒遣怀

　　声音是沉重的，节奏是缓慢的。妻子一改她往常的快言快语的脾性，在电话里沉痛地告诉我，康老已经谢世了。刹那间，身心都被悲痛凝固；举起听筒的手，长久在空中发颤。我不知道我怎么走回自己的房间去的。坐下来，双手捧着头，开始复苏的心，渐渐绞痛起来。

　　康濯同志生前一再开导后辈，要坚持深入生活，深入基层，认真吸取人民群众生活中的营养，做人民的作家，不要做躲在寺庙里抄了又念，念完又抄的诵经和尚。这次，我到宁乡兼职，大概也就是这层意思。想不到的是，我没有在他的病榻旁边，而是在与他相距遥远的县城——我的生活基地，接到这一噩耗的。

　　说老实话，看到他勉强支撑着的那瘦长而羸弱的身体，看到他气喘吁吁地举家北迁的情景，一种不祥的预感曾从我心头骤起。算起来，康老18岁离开湖南，1962年回湖南文联主持工作，直到前两年重新北上，在湖南——生他养他及他工作过的地方，有整整40个春秋呵!40年的三湘风水，40年的四水热土，才使他长成这么一棵参天文学大树。他的根须，已经深深扎入到家乡这块熟土里，他的落叶的养分，已经培植一代又一代新苗。也就是说，他在他的故土，有他能应付自如的生态环境，有他能伸展自由的地理空间，有他足以告慰自己的人际关系!熟土难移呵!我多次劝他，省里许多领导同志也挽留他，他不听，坚持要北上。

　　然而就在他大声说“不”的时候，我看到他眼中两滴眷恋故土的清泪。他走了，我没到车站去送他。他知道我的脾性，我也曾经告诉过他，我是一本《红楼梦》和《水浒》只看前半部，不看后半截的人。我不能承受车站送别那笑声明放、愁云暗锁的重压。除非我喝半斤酒，否则我脸上挤不出一丝笑意。那天早晨，我看到送他的人从车站回来，我问：“走了?”回答说：“走了。”从他们脸上，我没有寻出半点快意，有的只是和我一样的阴沉。是的，他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性格的光辉顶点，也是一个人性格的必然归途。但是我心里在大声说：康老，这已经不是你那“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时候啊，不是，绝对不是。他北上后，有关消息，陆续传来。当我听到他端着盘子排队打饭菜的时候，心里阵阵紧缩；后来当我看到他不遗余力，抱病奋笔著书的时候，当在报刊上看到他的文章的时候，我的预感并不因此而消弥。我知道他争分抢秒，也是自己预感到了什么，在和那个该死的东西抗争，赛跑……

　　预感成了现实，他那羸弱的身子终究没有战胜死神。我靠在藤椅内，久久地发着呆。冷雨敲窗，北风从窗缝里钻进来，透骨寒心。我的手慢慢伸向茶几，端起一只杯子。杯子里清波荡漾，一阵浓烈的酒香，冲开了我冻塞的心扉。对，醉酒遣悲去。

　　何以为奠?唯有酒浆。我把酒洒在地上，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遥祭——

　　康濯师!你喝吧。这是我生活基地的土特产：米酒。这种宁乡酒，醇正而又芬香，可口宜人，只有30度，是不醉人的!

　　你不是知道我不喝酒吗?后来连烟也戒了。

　　你也经常劝我少喝酒，但你桌上总是摆着一瓶酒。有时你一高兴，也陪我喝一小杯。

　　那是我难得的雅兴。

　　不!现在你百病皆除，斩断了人世间一切情愫，孑然一身无牵挂，正是开怀畅饮的时候。康老，来，干一杯，为你去天国之路壮行色。

　　你你……这小子，我我……

　　他微笑着，有点松口，显然被我劝动了。

　　是的，他是带着微笑和壮志来湖南工作和创作的。我第一次见到他那颀长的身影，正是我拿着刚发表的《刘兰》、《年青人的故事》两块敲门砖，敲开湖南的神圣文学殿堂的时候。斯时，乃1962年秋末冬初之际。在讲台上，坐着湖南文学界三位泰山北斗：30年代被誉为中国八大才子之一的蒋牧良，捧着两项斯大林文学奖的周立波，国内外有重大影响刚刚南归的中年作家康濯。嗨!真是把我们这班刚刚走入文学神圣殿堂的莘莘学子，吓得魄散魂飞，生敬生畏。当时，蒋老的憨厚耿直，立波同志的和蔼可亲，康濯同志的精明干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康濯同志讲话略微口吃，兴奋之时尤甚，但丝毫没损及他的聪睿机智和作家兼理论家的风采，反而给人一种庄重和威严感。他举家南下，回到阔别20多年的故乡，不单纯是来寻找他建筑自己文学大厦的钢筋水泥，而是和立波、蒋牧良等文学前辈一起，在他们的家乡撒播文学种子，培养一代文学湘军。当时看到三位巨星，羽扇纶巾，雄姿英发，听到他们那些鼓舞人心的讲话，和培养青年作家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台下的青年，不由得也踌躇满志，浮想联翩，笑曰：有三大师在，朽木可雕也!事实上，80年代出现的湖南文学繁荣局面，斯时已在三星的谈笑和抚掌之中。

　　康老，你说是吗?

　　当时，立波和我南下，同蒋老一起，是有这个打算。不过，你你你(警惕地)这小子，别给我戴高帽子。

　　不，康老，历史自有后人评说。你可以告慰的是，许多人都在真心地怀念你!

　　人间难得有真诚。为你这句话，我我干一杯!

　　哈哈!干!

　　你这小子，那时我见到你，穿着一身工作服，头不梳，衣不整，像个什么玩艺!

　　那年我就穿着这衣服，头一次见了岳母娘。

　　她喜欢上你吗?

　　中!

　　不过，头一次我看到《刘兰》，也喜欢上了。那时，我受全总工人出版社之约，编选一本《全国工人短篇小说选》，把你的选上了，我在序言里，还特别提到这篇小说。刘兰姑娘漂亮、可爱，头上长着角，嘴里含着蜜。唉，我正后悔，如果要是我先看到你现在这个邋遢样子，就不该把那篇东西选进去。

　　爱屋及乌，他把对家乡的爱，倾泻在家乡的工人作者身上。他回湖南后，对家乡的作者的培养更方便了。1964年，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迎冰曲》。他那兴奋劲，不亚于自己当年发表《我的两家房东》。立波同志在《文艺报》发表了评论，他自己也写了长篇评论《俏对悬崖百丈冰》，在《湖南日报》发表。他觉得这还不足以催促新生，又组织湖南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在《湖南文学》上特辟一个专栏，以《一篇闪光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小说》为题，发了多篇评论。当时，我还在湘南偏僻的一个工厂里，看到这些赞歌与颂词，因为六根未尽，头脑与现实之间，产生了些儿对抗。有一天下班后，从厂办公室信箱中，我拣到了一封从省文联寄来的信。信封是牛皮纸的，上面印着一个古典式的红框框，在寄信人的左侧，赫然写着三个大字：康濯寄。是调省里?北京?还是他又一篇扬光溢美的评论?口袋里揣着信，不，那是一只小鹿儿。我按紧它，它就是不听话，七上八下地乱蹦。回到家里，先喝酒，后看信，边喝边看，以酒助兴。啊，他说什么?“戒骄戒躁”，“深入生活，更加紧密联系群众”!酒在手中泼洒，信在手中发抖。他给我寄来的不是长沙北京宽绰舒适的创作室，也不是万人聆听的讲演堂，而是一根质地坚实耐用的冷棒!

　　哈哈，你这小子，痛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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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你敲那棒，你这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会有现今的这等洪教头架势。

　　头脑与现实之间平衡了。当时，也想继续出点货色，不过，不久就是“史无前例……”

　　那些陈年烂芝麻还挑它干什么?

　　嘿嘿!我想起了那年郴州揪斗……

　　快别提了!那是我的光彩吗?你这小子就没安好心。

　　嘻嘻!

　　荒唐的岁月，演出怪诞滑稽的戏剧，留给观众的不是笑语欢声，而是一把把辛酸泪水。当时，县里揪斗地区、地区揪斗省里的“走资派”头头，似乎成了时髦的“壮举”，唯不这样，就不显得造反派“响当当”、“硬梆梆”。郴州地区文艺界造反派，也东施效颦，灵机一动，要揪斗省里“文艺界黑线头目康濯”。消息传开，可急坏了“康濯在郴州地区的徒子徒孙”。柏霖从资兴赶来了，春健从香花岭赶来了，垂辉、笃清等已在郴州，照顾斡旋，我也请了假，到郴州“看病”去。可是临行时，发生了一点点小麻烦，妻子把自己打扮一新，抱着莘儿，要跟我到郴州去。她没看见过康濯同志，这次硬是要去亲眼看看。嗐，什么时候，她还有这个心思!犟不过她，只好上了火车。到了郴州，我们汇集在一家秘密联络点。这次是大家掏腰包，你三元我五块的，凑成一桌颇丰盛的酒菜。绿森按时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长沙监押到，于是，接风的宴会开始了。尽管我信任绿森，但还是免不了问康濯同志一句，路上怎样，康老代他回答说，他一路“押解”得很好。这，我就放心了。一路上，绿森已对他讲明，这次郴州揪斗，有他许多朋友学生在暗地照顾，大可不必担心。然而尽管如此，在那“非常时期”，来到一个陌生地方，自己又是那么“特殊”的身份，免不了心悬。他进门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憔悴的脸上，有点苍白，那游离不定的目光，看到我们这批人后，才略微安定，显得高兴起来。我们推他坐首席，他也并不谦让，只是说：要是造反派看到我这个“三反分子”还在这里灯红酒绿，那可受用不起。我告诉他，门外我们已经派了可靠的人在守卫。一旦他们闯进来，我们就撤去酒席，就地批斗。他这才放下了心。

　　其实，我们也不必担心受怕。我们十几个业余作者，全都是工厂农村来的，个个“根正苗红”。万一闹起来，嘿嘿，我们推举一个人当“司令”，发表一篇“严正声明”，到裁缝铺里踩一面旗子，一声喊，哈哈!哥儿们也是一支“造反大军”。不过话也说回来，我们在造反派中，也有许多朋友，许多工作，都是垂辉、笃清他们做细了的。

　　可以这样说，以前没有、今后也不会再有那次酒席那样，叫我们吃得那么开心痛快。以前我没想到妻子和莘儿的到来，会给宴会带来一种家庭式的和谐、欢乐和融洽美满的气氛。康老虽然风尘仆仆，芒刺在背，但他逗逗莘儿，同我妻子开几句玩笑(他生前还记忆犹新，经常同她旧事重提，博得大家一笑)，气氛更加热烈。我们谈“国家大事”，也谈文学创作，什么都谈到，什么也不顾忌。夜深了，我们敲开商店的门，提来一袋花生米，咬开酒瓶盖，我们再谈，再喝。康老吃得少，喝得更少。他看到我们这样胡闹，眉宇间，话语中，不时地显现他对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忧虑和担心，不时地提醒我们：文学创作还是要搞的，不要消沉下去。最后一句，还带点严厉的语气。不是康老明天要上台挨斗，我们会把黑天坐亮。

　　本来我们原已招呼好，康老上台挂块纸牌子，亮亮相，大家放几个“屁”，喊两句口号就完事，然后回来再喝酒的。然而大会开始后，××团那两个臭小子，不听招呼，还是让他坐上了“喷气式”。我们的心一阵紧缩，个个低下头来咬紧嘴唇。回到联络点，大家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火光冲天。这个骂那个“王八蛋”，没有联系好，那对送给××团那俩臭小子的酒，是不是自己喝了；那个骂这个是“蠢货”，连个人也看不住。当时，甚至有人建议：晚上集体行动，摸黑杀进××团，把那俩臭小子拉出来，好好揍一顿。然而康老却宽慰我们说：不要紧的，我坐这玩艺儿不是头一回。并揶揄我们说，你们这班土包子，真是少见多怪。这时，我们才稍微安下心来。他最后还带着不无兴奋和满意的口吻告诉我们：你们只看到我坐“喷气式”，没看到我出得大门来，把我的手都写疼了?原来批斗完后，康濯同志被押下台来，刚刚走出大门，就被一群又一群的“觉悟不高”、“没有同文艺黑线人物划清界线”的芸芸众生，撕开香烟盒纸，要他签名留念。

　　当时，他笑了，我们也笑了。不，他现在还在笑，你瞧——

　　哈哈!萧育轩，你这小子，害我在郴州坐了一回“喷气式”，我现在到了阎王地府，也要给你算清这笔账。

　　这下你可好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可是一块净土，要想再坐，也没有了呵。

　　没有了呵没有了!在人世间，如果让那个荒唐的岁月再来一次，哪怕只当一回“前度刘郎”，就将是国家和民族的毁灭。

　　他平反了。带着满身伤痕，摇曳着一个更瘦更弱电线杆似的身子，回到了家里。我去看他，一进门，他零乱的书房，到处是书本和纸屑。看来，造反派的“圣迹”，主人还来不及清除。但是，在他桌子上，却摆着两本新出版的《人民文学》。我一翻，却是登着我刚刚炮制出笼的《心声》和《希望》那两期。并且开口就是一句：你这小子干得不错嘛!我没有回答，眼睛却有些湿润。看来，这根“电线杆”还经熬，这么大的“革命飓风”没有把他刮倒，他对社会主义文学，对湖南作家，还这样充满着希望和信心。我嚷着要酒喝，他东寻西找，还是在他的书桌书缝隙里，找出一小瓶药酒。他是用来治疗自己伤残的身体的，问我喝不喝。喝!难道我心里的创伤，不也该用这药酒，好好治疗熨烫一下吗?

　　当然，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文学，当前文艺界的形势，以及我最近新写的两篇小说。他说他都读了，并顺手从书桌上拿起一本《人民文学》翻弄着，继续说，文章写的不错，发挥了你气势恢宏的特点，有革命激情嘛!不过，还显得粗了一点。我分辩说，这是人家逼出来的。在东四那家旅馆里，他们把我关起来，王朝垠亲自坐镇指挥。他笑了，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就是只想听好的。粗一点有什么关系?世界上至善至美的东西是没有的。况且，现实需要，“激情”二字是难能可贵的。我告诉他，湖南人民出版社要出版我的小说集，想请他做序。他满口答应，并轻松似的说，他赋闲在家，正愁没事做呢!不久，我把稿子递去，他便认真地一篇一篇阅读起来。其实，刚刚平反，有一堆事等待他去处理，然而，他却搁下了，抱病写下一万多字的《迎冰斗雪报春来》，集中地对我的创作进行了认真而深刻的分析。这题目，本身就是对我的期望，然而我觉得还不止如此，它不是也披露了康濯同志本人对被“四人帮”搞得五痨七伤的中国文艺界，在粉碎“四人邦”以后的希望和信心吗?!果然，不久，春雷震响，科学春天、文艺春天……祖国整个儿的春天到了。

　　康老，你是湖南文学春天的播种者，又是催春人。看到万紫千红，秋枫落叶，你应该高兴，应该英灵慰藉，笑眼长开!

　　我只希望你们别骂我就好了。

　　不会的，历史自有自己公允的评价。来，干上这一杯，为你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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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不喝?难道还有世事牵挂，儿女私事未了?

　　没有。我已超尘绝俗，尘缘已了。

　　那你……

　　冥路迷蒙，身单孤影。

　　莫愁前途无知己，西天谁人不识君!你看，谁来接你了?

　　莫应丰!

　　康老，你在这里喝得好痛快!来，给我一杯。

　　喝完这杯酒，我们就上路吧，衰公、李岸他们在前面等着。南天门外，嫦娥妹子带队，已经准备好了鼓乐霓裳，王母娘娘亲手端出了桂花酒。

　　好!莫老爷，萧胡子，将进酒，杯莫停!

　　萧胡子，几时来给我们作伴?

　　唉，俗务缠身，尘缘未了。放心，你们这条路，谁也免不了要跑一遭的。莫公，叫嫦娥妹子的舞练好点，王母婆子的酒熬醇点，耐心地等我吧，哈哈!现在，你扶着康老，好好走吧。

　　康老，安心的去吧。

　　冷雨敲窗，北风飕飕。何以遣悲，唯有杜康。然而醉酒遣悲去，悲从杯中来。痛碎了的心，是难以复元的。对一代文学宗师的消逝，难道悲痛是能用酒遣散得去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