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阿来先生是一位长期坚守着文学的纯正与高贵的作家，其创作体现了强烈的文学责任感。他认为，我们应当更多关注作品的精神营养价值而不要过度关注其经济价值，对一切思潮应该保持一种警惕，有警惕才会有反抗，有反抗，文学才会有进步。本文是阿来先生在湖南毛泽东文学院《文学名家讲堂》的精彩演讲，就文学与社会构成的关系，并结合自身经历和创作体会，阐述了他的深刻思考与独特见解。在文学不断被商业化、“快餐化”的今天，文化消费问题也已日益为公众所关注。对广大读者来说，阿来先生的演讲无疑是一种来得及时的、颇具风味的精神营养大餐。

 

讲稿正文：

　　大家上午好。先破个题吧。

　　我的标题是意识形态与文学的对抗。其实，这个问题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的人来说，是一个早已解决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说适应、顺从，还是对抗，是很有政治色彩的，因为中国从1942年《讲话》发表以来，出现了跟中国五千年以来不太一样的提法，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从诗经开始，中国文学留下了“文以载道”的良好传统。这里面包含了文学的政治功能，但是，没人说，文学作品在实现文以载道这个目的时，要以牺牲文学的审美性和艺术性为代价，把文学变成工具。此外，过去的文学创作中，还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句话还包含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工农兵，那么，我们就不叫深入生活。所以，我们老要去深入别人的生活。

　　其实，今天，我要讲的不是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从1942年到1949年变成了全中国的问题。文学的标准跟方法，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以后，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已经达成了共识，那样的一条道路，是不符合文学规律的。也是跟古今中外的文学规律相背离的。文学的政治工具论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抛弃。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已经回归到文学的道路上来，取得了自己应该取得的成就，与时代相适应。从个人价值的发现，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从这样的角度重新定位，重新找到位置，从文学的本体重新出发，我想包括那个时代的湖南文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做出了我们的贡献。

　　但是，终于有一天，这个问题又出现了，又成了问题。当这个问题成为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还没有充分的肯定。九十年代之后，尤其是九十年代末期，我们中国这个社会突然有一天出现了非常浓的商业化。中国文学刚刚起步，用了几代人的牺牲，处理好认识到文学与政治应该是什么关系时，突然又无声无息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商业，又应该是什么关系?这样一个问题，一下子又摆到了中国人面前，摆到了中国的文化工作者、艺术家、作家面前。其实，也摆到了所有消费中国文学艺术的读者面前。而且，直到今天，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说，很严重。这个问题带来的很多东西，在我们的文化生产、文化创造、审美品质、文化消费中，最后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今天，我想从这里破题。

　　文学跟经济是一个什么关系?文学跟市场是什么关系?今天的文学创作，仅仅是几个作家的事情?还是跟整个社会有关系?这些都是问题。我自己是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文学生产者之一，我也没什么解决方案。从八十年代中期吧，我开始文学写作，一直在经历中国社会的变化，我们在见证中国社会迅速变化当中，我们面临一些问题，或者说，我们在面临一些危机、挑战，甚至不能说是挑战，挑战可能带来一些好的结果。但是，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集体下滑的、繁花似锦式的这样一个文化局面。那么，每一天，我们都会问自己，每写一部新作品，我们都要问自己，在这么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当中，我们在从事文化生产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欢呼它的到来，也就是顺应它?还是坚持一点文化品格?人家不需要，所以，我要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没办法，这个叫顺从。但是，有些人还是要说，即便是这样，我们文学自古到今，他应该坚守其基本的价值。这个基本的价值，要不要坚持?如果要坚持，势必跟我们批评家们说的作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叫紧张关系。个体与社会之间，尤其是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确实存在有点紧张、有点怀疑这样一种意识，因为职业这样，文化需要一点独立性，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不后退，从紧张就会上升为一种对抗。当你的写作姿态表现为一种不妥协，就会上升成一种对抗。

　　半个月之前，这边和我交流演讲题目时，我把这个“对抗”写在手机里时，我还在想，“对抗”这个词是不是严重了一点?但是，想来想去，我让这条短信在我手机里又呆了两天，我实在没有想出一个比“对抗”更准确更恰当的词。我也想把这个词表达得更温和一些，我自己不是一个很激烈的人，我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破题”这个词也是从八股里借来的，所以，演讲就像做八股文。这是第一层意思。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理论层面进行分析。我只是一个写作者，而且，很长时间以来，是个业余写作者，在这种业余写作当中，自己有很多感受。八十年代初，周围有很多年轻人在写作，我也开始写作，然后，慢慢发表作品。

　　前年吧，我在广州有一个小小的演说，那时，我刚刚得了一个小奖，也就是刚才跃文讲到的华语文学奖，我说我的写作就是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探索、自我修正的一个过程。我们在七十年代受到的文学理论教育，还是以前的那一套。当我开始写作时，又不是按照这个在写作。我在一边写作，一边把过去教育中所接受的毒素消解掉，是自我修复，更多不是在创作，是自己对自己进行一种正确的文学教育。现在，我不好意思回头看自己写的东西，譬如八三、八四年写的东西，不是说语言不对，结构不好，是背后的指导思想、或者说文学观念是错误的。他看起来似乎闪烁着我们年轻时候的激情，或者某些方面的才华，是不可以那样的。

　　当我修正到一定程度时，因为当时我还在一个小地方，两三万人的小城市，阿坝自治州首府，先教书，后来在文化局当一个干部，同时在写作。写了十年之后，我确定有问题。我记得自己的两本处女作是同一年出版的，这个年份很有意思——1989年。一本诗集，一本短篇小说集，应该很高兴。那个时候，一边写作，一边读了很多书。出版了自己的书之后，我感到很惶恐，倒是朋友们替我高兴，叫我请客。

　　我的第一本小说，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那个时候，作家出版社出版一本书，好像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尤其是在我们那样的小地方。但是，那一天晚上，我突然萌生一个念头。我跟我老婆说，我可能不写东西了。她说，你不写东西干什么?我说我想调回到原来那个中学去，我突然感觉到文化局和写作特别没有意思。文化局就是组织一下唱歌、跳舞，今天，政府要欢庆什么东西，我们要组织一台晚会，诸如此类。

　　我对写作突然产生一种巨大的虚无感。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八九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今天，我们不管对这件事怎么认定怎么评价，当时，我们都是20多岁30来岁的年轻人，很激动，而且，都用不同的方式，不管在大地方还是小地方，参与关注这样一件事情。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震荡和观念冲击，将来历史怎么评价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但是，对一个年轻人、一个对社会正义、公平、民主还有所期待的年轻人，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非常难以忘怀的。和这样的巨大事件相比，写几首诗，写几个短篇小说，有意义吗?

　　从事文学工作的人，你会不断怀疑它的意义。我是从怀疑到确认它的价值，然后重新怀疑再重新确认它的价值，在这样不断地摇摆当中走到现在。我在少年时代，并没有认为作家就是崇高无比的，我没有这样想过，尽管今天我认为文学应该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事业。好的文学，对这个社会有建设性意义，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伟大的事业。但是，这个观念的形成，是在不断地怀疑和确认中形成的。

　　第二个是把文学中的毒素消除掉。这个消除掉靠什么呢?靠阅读。我们那个时候，当地的书店里，除了马恩列斯之外，还有《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也卖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刚刚开始卖一些西方的古典文学作品、西方的当代文学作品。这个时候，我有大量的阅读，阅读量非常大。我记得那个时候平均两天读一本长篇小说，工作之余，不是每天写作，而是在大量阅读。

　　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文学观念，包括今天我们中国当代人的文学观念，既跟外国的文学观念是那么不同，也跟我们五四时代，或跟五四时代以前的文学传统，也是那么不同。而且，在现有观念下写出来的作品是这么一些作品，没有太多价值，反而是李白、苏东坡他们写的东西，那样激动人心，那样优雅，那样崇高，那样隽永，那样具有永恒的人性的光辉。西方作家也一样，看到托尔斯泰，看到海明威，看到巴尔扎克……等等，他们那么有影响力。反观我们的文学作品，就像一个公社书记讲话一样，这么面目可憎!

　　我自己早期的文学作品当中，不是说完全是那种东西，但是，有些地方有那种残留的影子。只有你自己把这两种东西进行比较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因为写了一本书就沾沾自喜，写了一本书就为了一个作家的名号而招摇撞骗的话，你就会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必须服从文学的规律，对文艺之神有我们的敬仰。如果你对于文学可以企及的那种高度有所期待的话，你肯定会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感到不满和厌弃。但是，那个时候，我确实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写得更好一些。所以，拿到这两本书的时候，我一点高兴都没有。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我想不写了，不能写了。因为我写的这个东西不对，不好，没有作用。我想回到原来的学校，做一个乡村教师，更有意义。乡村教师可以给没有文化的人传播一点文化，那些接受传播的人当中，也许能够产生在能力、见识、理想等方面都超过我们的人。这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而且，之后，从1989年到1994年，我一个字没有写过。当然，我也没有回到学校去教书，只是发了一些感慨，在文化局的机关里头混。

　　这个时候，我就老想，如果还要做文学，文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作为一个读者，我没有停止阅读，我自己有这么重大的痛苦，我就觉得还要学习。写不写作，其实不重要。无论对于一个作家，还是对于一个读者来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靠近真正的文学，靠近有审美价值的有思想价值的文学。因为文学，不是一个赞美的工具。我不太信宗教。但是，宗教当中的一些理念，对我还是有影响的。譬如，宗教里面有一个词，叫修为、修持。我觉得文学，我们爱她，我们使她崇高，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宗教修为。我们不需要每天口诵符号，阿弥陀佛，念十万八千遍，然后，超度到十万八千里的地方。我们尊重我们所从事的职业，我们尊重人类传统的美好价值，精神文化价值，包括文学艺术的价值，这就是我们现代人很好的修为跟修持。这也是我们所做的无量功德。

　　在我的同辈作家当中，我发表的作品数量不是很多。我在写一本书的时候，我认为把它写好和我读一本书，价值是等量的，我自己内心的见识和内心的丰富是等量的东西。从八九年之后，我停止写作了。但是，我没有停止学习，学文学，学历史。这个时候，我发现我们的学风上出现一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善于讨论大问题，过去不讨论问题，现在基本讨论大问题，所有问题都是宏观的，没有微观的问题，而且，我们不太知道身边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巴黎的事情，纽约的事情，外国的事情，我们如数家珍。八十年代以前，我们闭关太久，对外面的事情非常好奇。直到今天，我们就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杂志、网站、一般的闲聊，都有这样的毛病。我觉得这个需要克服。我觉得我们要读一读洋人的书、古人的书，也要读一些地方的书。身边的乡土，它的现状，它的过去，我都需要有所了解。

　　到了九四年，有一天，我突然又想写小说，这本小说就是《尘埃落定》。那天上午，我打开电脑，就开始写。这是停笔四年或者将近五年后，第一次写字。这一天敲出来的一行字，是文学性的表达。我觉得很惊喜。过去放弃写作，是因为自己的文学和文学理想隔得太远。这一次开始写作，我觉得是自己建立起了一些自己的文学理想，或者建立了自己的文学理解，那么，就听之任之吧。我记得那时是五月份，写到冬天的时候，这个小说完成了，大部分时间上班，都是业余写作。而且，那一年中间停顿了一个月，看世界杯。我是足球迷，九四年是美国举办世界杯，巴乔踢点球，踢飞了，意大利痛失世界杯。世界杯完了，又开始写作。《尘埃落定》是我第一次思考商业社会。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小说不错。

　　刚才我讲过，此前，我出过两本书，诗集还可以，那本小说大部分不好。不是说里头看不到一点作家的才能和语言天赋，而是，里头缺乏文学对世界的正确的理解和想法。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太愿意谈这本书，但是，一个作家就是这么过来的。30年后，我愿意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这些文学作品。

　　写完之后，我突然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你看我们这一代人是很悲惨的。我们拼命把自己从那种由政治确定的我们跟社会之间的不正确关系，通过自己的写作，通过自己非常痛苦的自我批评，终于把自己扭过来了，写了一部我不想说它有多好，但是，它有意义，有价值，像古今中外那种文学价值、那种文学方法，而不是把自己当作某种工具写出来的东西。从八二年开始阅读写作，不断怀疑确认，终于找到方向，找到文学路径，写出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身边的朋友说，你不是讨厌你自己的书吗?这一次你又写了，写得怎么样?我说这一部书可以，将来大家可以谈，可以读。

　　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些出版社的出版标准在变化了。他们说我们要市场化了(那个时候还没现在这么严重，今天已经叫产业化了)，要走市场经济的路子，我们出版社要挣钱。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出版社要挣钱，也不反对任何人挣钱，也不反对我自己挣钱。但是，为什么要把好的东西和挣钱对立起来呢?九四年一写完，九五年初，我满怀信心，却找不到一家出版社。人家给你回个信都很客气，说小说不错，但是，很抱歉，现在我们市场化了，我们需要更通俗的，你这个东西太艺术化了，不是我们不要，是读者不要，读者现在不爱看这样的东西了，所以，你这个书出版的话，我们会赔钱，只好璧还给你。还有一种说法，能不能把这个小说改一改?我给他回信，我说改可以，有两种改法，一是标点符号可以改，一是有错别字可以改，别的就不要改了。这个结果也是一种对抗。对抗并不总是很严重，有各种各样的对抗方式。最后的结果是，长达四年时间，没有人愿意出版这本书。

　　我们这个市场化，有个毛病，这就激起了我一个巨大的好奇心。我觉得文学不是这样。这时，我就思考，难道市场化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吗?我马上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不只读文学作品，我也读历史书，我想，如果市场化就得这样的话，那么，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他们从哪个时候开始市场化了?他们不都100年200年了吗?如果当时按照这种理解的话，到今天，美国还有文学吗?法国还有文学吗?英国还有文学吗?但是，我们读到的东西是：有!而且非常好。八十年代，我们读加密、杜拉、海明威、福克纳、奥威尔、季普林……佳作如云，大师如满天繁星，真奇怪了，这中间有问题。如果市场化就是往下走的话，他们搞了那么多年的市场化了，他们的文学，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他们的严肃文学、高雅文学，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继续蓬勃发展，让我们这一代作家在拼命学习。他们不只是在古代给我们贡献了许多经典作家，他们在一次大战以后，在二次大战以后，不断给我们贡献新的经典作家。他们不是在一种高度市场化的背景下产生的文学吗?

　　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文学出现了什么问题吗?中国人是不是对市场化进行了一种非常庸俗的理解，非常肤浅的理解?可能是，对不对?我们四川过去有好多作家写得很好，结果就放弃了。有几个作家，化妆成香港人的名字，每天就召集一帮人看香港录像，凶杀跟色情参杂在一起，一个月写一本，说今天的文学就是这样的文学。出版社的人跟我说，谁谁谁，你不是认识吗?你就要像他们那样写作!他们那个就叫顺应。我这个就叫抵抗。

　　我倒不是抵抗，我有疑问。你举这个例子不对呀，为什么我们刚刚搞一点市场化，就非得写浴缸里的女尸，而且，还不得穿衣服，死了都不给人尊严。什么样的作者?哪个犯神经病的读者喜欢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对读者没有尊重?!就我自己而言，这个问题是第一次提出来。我的书没人出版，没人出版就没人出版吧，作家不一定非要成功，我觉得这是我的修为。我接近了真正的文学，我也不焦急。因为我觉得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是不是市场化非得这样?刚才跃文也说了，阿来办过杂志。有一次，我去成都开会，遇到了一个机会，跟我住同一个房间的人说，他们的杂志经营很困难。这个杂志叫《科幻世界》，是四川省科协的杂志，也要市场化。原来答应给他们钱的单位，因为某种缘故，不给钱了。我说不给钱好啊，为什么老要人给钱呢?有些好东西可以自己挣到钱。他说这样吧，你愿不愿意调到我们这里来工作?呃，我倒真愿意。他说，只要你不要钱，他就不管，有充分自由。我的书不能出版这个事情，让我思考市场化是不是就得乱七八糟。

　　他们这个杂志，我也问了，搞了好多个方法，甚至准备把杂志名字改成《奇谈》。我怀着巨大的疑问，那我就编吧，编编别人的书，试一试。那我去了。第一年没干什么，看看。第二年做了这个杂志的主编。我就给我们的编辑讲，将来，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每个编辑不准在我面前说“读者”两个字，说十次我就把你开掉，你告诉我，你想做什么?千万别告诉我读者要什么?读者是一个集合的概念，谁能同时知道100个人在想什么呢?在座有没有人知道?如果你能同时知道100个人在想什么，那你是上帝!上帝才知道这样的事情。拿读者说事，是一个幌子。这是我们这些文化从业人员一叶障目的一片叶。我们自己要想清楚，我们能够给读者什么。我们给人家的东西，有没有某方面的价值，你别老去揣摩人家。一千个人要一千个东西，一万个人要一万个东西，你拿不出来，上帝也拿不出来。但是，当别人清晰地知道我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不是所有人会来，喜欢这个东西的部分人会来。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把我们提供给读者的东西做到最好。

　　第二个，我们要让这个社会知道，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东西。我们面对一万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希望一万个人都来。我希望只来其中的200个人300个人。我是要让这几百个人彼此认识。我理解的市场化是这样一种东西。

　　文化产品包含太丰富的东西，如果我们完全把它等同于某个物质产品，不行。里头的情感，是不是正确的?里头的审美，是不是典雅的?思想、路径跟方法，是不是具有引领性?这些都是问题。这些都会让读者对这个产品提出考问。我希望大家都记住，我们从事文学工作，一定要记住三个字：建设性，对于世道人心要有建设性。

　　我们做科幻，它有什么建设性呢?science fiction，科学幻想。中国公众，中国青少年，最缺乏的是科学教育，最不缺乏的是人情世故教育。西方小说从凡尔纳开始发展200多年到今天，里头包含了大量的科学的物理学的天文学的基础知识，要读懂它，我们需要建立一些最基本的知识。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第一是科学，特别是科学想象力。中国青少年在应试教育的引导下，最受到抑制的就是科学想象力。我看到过一个材料，美国一个幼儿园的学生家长告那个幼儿园，一个什么理由呢?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问同学们这是什么?那个老师给了一个标准答案，说这是鸡蛋。圆，可以是很多东西，家长就告这个老师告这个幼儿园，一个圆怎么可能就是一个鸡蛋?最后，这些家长们胜利了。因为标准答案抑制了学生们的想象力。我们中国教育大部分时候做的就是提供这样的标准答案，而且堂而皇之地做，在国家权力意志下来做。

　　科幻小说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东西。为了激起年轻人的科学兴趣，我们请美国、俄罗斯的宇航员们到中国来。我曾经问一个美国宇航科学家。她是一个生物学博士，女的，她曾经创造过女航天员在外太空连续停留300多天的纪录。干什么呢?培育小麦原种。她跟我说，在太空中，20多天就能收一茬麦子。在地球上，袁隆平他们就知道，生产水稻的周期很长。她那个300多天，相当于地球上一个农业科学家十几年的时间。我问她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宇航员呢?她说，呃，就是小时候读科幻小说啊。她在美国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就把她请到中国来，让她到中学里小学里讲，她高兴得很，她特别愿意做这种科普工作。

　　第二个关键词：想象。凡事要有科学基础和想象力。重要的是将来我们的后代要有能力探索世界，所以，我们杂志的第三个关键词是探索。探索是目的，建立科学基础和想象力是手段，这就是我们给社会提供文学产品所必须的价值。

　　第三，我告诉我们的编辑：方法。我们写东西，生怕别人读不懂，通俗了再通俗，过分通俗，就是对审美性和思想探索性的损伤。我说我希望我们的产品不是这样的东西，打个比方，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我们把玩具扔到地上，孩子玩一下不玩了，买新的来吧。我们要把我们的东西放在不容易拿得到的地方，比如衣柜顶上，伸手拿不着，想玩那你还得想办法，旁边拿个小凳子。产品要有一定的难度，当然不能太难，你把它放到月球上去，那也不行。今天，我们提供的精神产品，包括电影电视小说都没有任何阅读难度。这就意味着它的读者永远没有提升，永远停留在一个最浅表的层面上，是吧?

　　我说过，我们要做杂志，尤其是做青少年的杂志要有难度，马上有人站起来想说话，我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怕人家读不懂，我说你不要说这个话，不准说这种话，不准揣摩别人，揣摩别人老是犯错误，我只想知道我们自己能提供什么东西。这个会议一开完，我马上收到几份辞职报告书。本来我打算开掉几个人，结果人家把我先开了。他们说，你这一套完全是自杀式的搞法，是日本的神风敢死队。但是，一年以后，我说你们愿意回来的，我还是欢迎你们回来。结果一年以后，他们都回来了。

　　什么意思呢?市场这个东西，到了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手里，做了这么一种不成熟这么肤浅的理解。市场是对的，我一点没有反对市场的意思。但是，我非常反对对市场做那种庸俗的肤浅的功利化的理解。而且，我们出版业界，我相信我们已经自食苦果。譬如，我举一个例子，九十年代末，或者说二十一世纪初，有些出版社要出一本图片多一点的书，就要造势，说什么呢?现代已经是影像时代啦，看电影看电视写那么多字干什么?现在叫读图时代!有一些出版社干脆宣布，读图时代来临啦。意思是光有字的书，中国人将来就不看啦。

　　那个时候，我经常参加全国的订货会，因为我自己也是书商，我经常问他们，你们将来就永远出这种书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将来你又要出有字的书，怎么办?后来，他们发现，既然是出版商，回头来还得出有字的书。因为，图只有那么多，因为图要表达事件和场景，当那个事件和场景没有出现时，是没有图的。更困难的是，当那个事件和场景出现时，你要有设备在那个地方，如果你不在现场，也有问题。关于这个图不图的问题，我想，有一个美国摄影家写了一篇《论摄影》的文章，说得非常好透彻。但是，今天，我不想讲得这么专业，讲那么多术语。

　　后来，他们发现，还得出有字的书。你之前宣布读图时代已经来临，读者不读字了，再回去出有字的书，他不知道怎么卖了。第一卖不掉，第二呢，言犹在耳。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事件，一个小小的促销，为了一本书多卖个几万册，我们就这么匆忙给一个时代定性，我们就误导观众和媒体，给记者发一点小红包，然后，发一点错误的信息，误导公众，可悲啊。公众有两种，小部分人知道她们是在开玩笑是促销，大部分公众是很好愚弄的。中国不仅政治上很好愚弄，经济上更好愚弄。你给他一点小甜头，马上就迷茫了。

　　有一部书是王跃文写的，叫《国画》。那个时候没有官场小说这个名字吧?今天官场小说蔚为大观。但是，越写越糟糕，里头应该有的没有了，对这个社会的质疑和批评没有了。他写些什么呢?他边写他自己流口水，成了有点像晚清的黑幕小说，老百姓不知道他们干什么。边写领导跟情妇在一起，他自己就在流口水啊。他恨不得他自己就能代替他。最后的结局是，我们不能把这个题材开掘深挖，让这个题材写得越来越好，呈阶梯式向上。今天我们看，哪部作品超过了《国画》?这样的作品还没有。有的人有的书，销量上去了，但是，从写作品质上讲，作者对这个社会所抱有的人文情怀、质疑和批判没有了，都是等而下之。直到这个题材做臭做烂。

　　麦家也是我的朋友，写《谍战》、《暗算》那个作家。他开创了谍战题材。本来，我们开辟一个题材，应该领域越来越广大，越来越深入，品质越来越高。但是，有些作家和出版商，宁愿赶紧模仿，赶紧跟风。我们真要表达作品对社会的认知，或者好，或者不好，我们要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思想。弘扬某些东西是出于建设性目的，批评某些东西，质疑某些东西，同样是为了建设美好社会这个目的。仅仅是因为这个题材公众关注，能卖一点钱，就一窝蜂而上，有什么意思?

　　在出版界、文学界、小说界看到，三五年，我们把一个题材做死，然后，又转移一个地方，又等一个创造性的作家出来，在某一个领域提供一个新鲜的样本，开辟一个文学家门所不熟悉的领域，等他取得了成功，这一下，大家又一窝蜂而上，又把它做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市场!这就是中国的市场!这里头很少有创新，只有低劣的模仿，而且，这些低劣的作品还可以把原创的作品淹没掉。作家的成功，在于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的可能性，一个新的通道。我们去发展它，很好地，很严肃地，本着对这个社会的建设性，共同努力，不断地扩张，不断地深入——文学领域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讲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它是怎么产生的?也不是马尔克斯一个人开辟的，他只写了一本《百年孤独》，是一大群作家共同的努力，最后造就了两三个三五个拉美顶尖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这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情。那个年代的历史背景是第二次大战结束。那时，有一个席卷全球的运动，就是民族国家的独立，或者说殖民地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拉丁美洲是个什么情况呢?拉美，除了南美巴西讲葡萄牙语，是过去葡萄牙的殖民地，别的拉美国家全部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他们独立以后(当然，他们是在二战以前独立的)，二战以后，他们受到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

　　这个时候，他们的民族意识独立了。拉美作家还讲西班牙文，秘鲁、墨西哥、巴西等国的作家，还像西班牙作家一样在写作。他们写什么东西呢?骑士小说。骑士小说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大家知道，是从唐·吉诃德开始的。这么一路下来。所以，西班牙作家马德里在写什么?他们就写什么。就像我们中国作家，外省人看北京人在写什么。

　　那时候，巴黎是世界文学的中心。很多人在巴黎待过。海明威在巴黎待过。拉美很多作家也在巴黎，如古巴作家卡彭铁尔，又如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阿斯图里阿斯，再如巴尔加斯·略萨。那个时候，他们很多人都在巴黎。巴黎那时正在流行艺术革命，流行超现实主义。他们回到南美后，突然发现魔幻现实主义也不是凭空猜测的。他们突然发现超现实主义提出的东西，比如说开发梦境、自动写作、开发潜意、放任想象等，他们甚至吸鸦片，让自己产生幻觉来写作。在法国巴黎，这个时代产生的诗人比较多，很富幻想性。法国产生了一部很富幻想性的小说。再如，法国作家埃梅的《穿墙记》，说的是一个小偷可以自由地穿过墙壁。有一天，他的咒语失灵了，这个人就永远地被嵌在墙壁里了。就是这么有幻想性的东西。

　　过去，南美洲的主人是印第安土著。南美籍的作家回国以后，发现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也是天上地下神神鬼鬼的，如同超现实主义要通过吸鸦片才能产生幻觉来达到那种境界一样。这个时候，他们当中的一批人就开始有意识地回过头去，将现代派最先锋的文学方式与最古老的印第安人即将消失的文化传统研究结合起来，发明了这个魔幻现实主义。所以魔幻现实主义，它一方面是最古老的印第安人的神话，另一方面是五六十年代在法国巴黎刚刚产生的最先进的艺术运动，超现实主义运动。

　　不仅仅是在文学创作上，它在美术上结出来的果实在法国更大。比如说毕加索的作品，都是超现实主义的果实。当时文学运动也是艺术家和文学家们共同发起的。第三世界的文学家回到自己的国家，将其跟自己国家古老的文化传统结合到一起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最先进的东西和最原始的东西结合起来是如此默契，如此一致。研究毕加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点，毕加索那时候研究非洲的木雕，毕加索在创作其很多的作品时所受到的启发，以及作品后期的转化，都与当时非洲古老艺术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不是在巴黎空想出来的。

　　很奇怪的是，产生过很多很好的作品的作家，都在巴黎参加过这种运动。比如说，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非洲作家、诗人桑格尔，当时也是在巴黎留学参加这些运动，回国时候突然发现这些东西与非洲的民歌民谣如此相似，最后他写出了完全自创一体的崭新的诗歌，那种韵律，非常舒适，八十年代很多热爱诗歌的人，都非常喜欢桑格尔的诗歌。

　　拉丁美洲文学也是如此。就是爆炸文学。整个拉丁美洲除了巴西之外，爆炸文学不只是魔幻现实主义，更确切地说，是结构现实主义，进而产生了两个非常伟大的诗人，聂鲁达和墨西哥的帕斯·阿斯图里阿斯。他们得奖的小说，风格非常相似。但是，今天我们看文学运动没有严格地追溯，因此，我们只看到冰山一角，那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只知道他的《百年孤独》，我们不知道他《百年孤独》之前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百年孤独》之后产生了什么变化。这是我们对待外国文学的来源比较机械的地方。或者说，我们仅限于商业炒作，把本来可以深入挖掘和整理的东西肤浅化了。

　　拉丁美洲产生了这样蓬勃的文学运动，产生了如此多的优秀的作家，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有四个。那个时代，喜欢拉美文学的人也许还会对很多作家感到遗憾，比如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能得诺奖，难道博尔赫斯不能吗?还有富恩斯特、卡彭铁尔呢，他们都有资格得奖，只不过诺奖也要挑选文学的幸运儿。

　　拉丁美洲这样一个世界，当文学在一个正常的文学规律和文学结构中正常运行的时候，一种文学运动的方法和文学题材的开辟不断地深入、扩张和提升产生的是什么样的效果?这就是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

　　拉丁美洲实施市场化时间比我们早，自从有这些国家开始，他们实行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实行的就是市场经济。在那里，没有人会说，因为我们是市场经济，所以要把文学分为严肃文学和不严肃的文学，分成高雅和不高雅的文学，而且主要生产的是不高雅不严肃的文学，那里没有人这样说。为什么就形成了这样的生产方式?我们把所有能够做大的以及有可能性做好的东西，都以一种集体模仿的方式，迅速地把它山寨化、粗体化、庸俗化!

　　这给我们所有热爱文学的人都提出一个问题。对于这样一种东西，我们是顺应?屈从?还是抵抗?这不仅是几个写小说的人的问题，这是我们所有文学爱好者的问题。大部分人消费文学是通过阅读，只不过作家这小部分群体，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但是，我们首先是消费者。当我们消费文学的时候，对于书商出版商和媒体的各种宣传，我们能否够保持自己的区别?

　　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有些奇怪了。每个人都在强调个性，然而却是最没有个性的。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制造出来的，有没有个性都是时尚杂志告诉你的。粘着发胶，把头发梳着冲着天，这叫有个性，人家告诉你的；穿什么衣服有个性，也是人家告诉你的。今天，大家在表演的个性都是商业媒体告诉你，时装杂志告诉你，你喜欢就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就去买这样的衣服。这哪有个性?没有!时装杂志甚至告诉你，今年流行灰色，你得赶紧去买一件灰色的，不穿灰色你落伍了；它告诉你，今年流行有颜色的隐形眼镜，因为首尔的女生都这么做，你也去这么做。它告诉你今年流行童趣化，什么卡哇伊一点，因为日本人这么干的。外在的，我们都如此塑造和规定了。那内在呢?我们就被塑造和规定得更加厉害了。我们连独立穿衣服的空间都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我们独立选择精神产品的空间了。

　　很多时候，这个问题是作家的问题，艺术家的问题，文学的问题，消费者的问题。我大部分时间都还是处于消费者的位置。我不是每天都写书，但是我每天都要看书。可是，现在我走进书店，里面很混乱，买不到书。人家说不对啊，政府的官员就要反驳了，我们每年出版几十万种书呢。但是，其中有品质、有质量、对这个社会有建设性、对世道人心有好处的书，说不多有点客气，说太少也有点客气，非常稀有可能是现实状况。而这样的社会现状，是在我们没有警惕的情况下发生的。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对于政治上发生的不好的事情，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不好的事情，可能会有警惕，一旦有警惕，我们或多或少会有抵抗，当然每个人的方式程度不同，但是还是会有抵抗。

　　但是，我们中国的商业化，文化的低俗化、庸俗化，从生产到消费，这样的事情的发生，而且发生得如此迅速、全面，如此无孔不入，是在我们毫无警惕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层面得到不断提升和改善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更具有麻痹作用。所以，当我们中国人吃得越来越好，穿得越来越好，住得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能力，我们的审美水平，我们队精神生活的要求，我们对情感生活的探究这些能力，不得不说，它是在迅速下降的。这个过程，令我想起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寓言，我们是在一锅冷水里的青蛙，水是一点点地加热的，大多时候，我们都没有足够的警惕。

　　我们产品的庸俗化出现了高技术的支持，现在的网络，更方便了。我经常会去看一看图书前二十五位排行，常常是色情小说占主要。色情对中国人这么重要吗?我们遇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文学在网上高度色情化了，很多东西逃避现实，去穿越去玄幻去色情，如此而已。文学这样下去可不可以?

　　今天，我们经常谈一个问题，中国这样的国家，过去不强大的时候我们受欺负，今天我们强大了，可是世界不高兴了，为什么?当然有专家们在电视里面讲的国家关系、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但是不是跟中国人的国际形象不好也有关系?我们出国就是去买东西，就是去采购，别的基本不会。中国五千年文明之邦什么时候成了一个如此物质化的世界?到法国去难道只是为了买五个LV的包包回来吗?到英国去难道只是为了买几件burberry风衣回来吗?这样不对吧?但是，这种情况确实在发生，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人两个人身上，没什么问题，问题是这种情况是大面积发生在几乎所有中国人身上。

　　我们要不要说到抵抗这么严重，对商业社会，我想，从文化的角度讲，不严重。前几天，有个老朋友要编一本书，经典文学，收录一些短篇小说，他很高兴地告诉我，阿来，你也有一篇文章被选为经典了，你现在要写一篇谈论经典的文章。其中，有两句我是这么写的：我们在一个没有文化价值标准的时代，乱谈经典，我们连标准都没有，我们只有一个经济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今天，我们把文化的成功与否跟产业的成功与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谈论经典，是一件十分荒谬和虚妄的事。我还说了这样一句比较激动的话，我说，现在人人都说现在是盛世，或许对于挣钱的老板来说，可能这个时代是盛世；对于为政一方的官员来说，这个时代也可能是盛世，但是，对我这样一个对于文化有点敬畏心和责任感的人来说，今天就是一个乱世。乱世还谈什么经典?

　　有时候，中国社会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出了问题，没人愿意承担责任。媒体或者公众，这个时候就会把责任推作家，说你们这些作家是精英，主要是你们自己，我们就不负这个责任了。要是你们写了什么东西，好看就看看，不好看我就不看。我想这个责任是大家共同的，不是少数几个作家的。出版集团、期刊、网站，大家都有责任。可能再过一时间，这种状况也很难改变，因为我也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个人，我想我们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个选择，不是为了树立个人形象。说大一点，今天中国所有的文化都是娱乐的。

　　我记得宋代的时候，有人批判说这个社会不正常。宋代是娱乐文化非常发达的时代。年轻人看到最光明的前途时，就爱唱歌跳舞。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一幕又一幕悲剧，北宋皇帝天天画画打马球，金国把北宋灭了，辽国又把金国给灭了。辽国把北宋和金国的皇帝都俘虏之后，你们两个就打球吧。那个时候，马球可能相当于现在的高尔夫吧。

　　今天，我们的文化在全面娱乐全面参与的情况，好像觉得太平盛世到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太平盛世还远啊，钓鱼岛的问题，新疆的问题，藏区也有问题，没到全面狂欢的时候，中国人还要励精图治。这也是我为什么想起北宋这段历史，有时候觉得相仿。虽然说这仅是一个文化问题，一个国家文化的问题。

　　我有些啰嗦了，到此为止。

　　(这是作者2012年10月在湖南毛泽东文学院《文学名家讲堂》的演讲，湖南第十一期中青年作家班欧阳朔根据录音整理)

　　

♦阿来简历♦

　　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藏区。

　　1980年毕业于马尔康师学校。任乡村教师期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早期写作诗歌，然后逐渐转向小说创作。家乡河流的名字是我第一本书(诗集)的名字：《梭磨河》。后陆续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旧年血迹》、《月光里的银匠》、《格拉长大》、《遥远的温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以及随笔集《大地的阶梯》、《就这样日益丰盈》、《看见》。

　　曾获得茅盾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等十数个文学奖项。

　　部分作品翻译为不同语种英、法、德、意、西班牙、葡萄牙、日、韩国等十多个语种在十数个国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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