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3日至14日，全球妇女峰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中国坚持将妇女事业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宏阔实践。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妇女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1995年9月4日至15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提出了掷地有声的“妇女权利即人权”理念，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成为指导全球妇女事业的纲领性文件。30年后的今天，北京世妇会的愿景依旧在全球妇女峰会赓续，女性相关议题越来越被全世界关注。“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北京世妇会精神不断被回顾和纪念，每一次女性群体的发声，每一届妇女会议的召开，都在积极倡导女性权益，推动社会对女性群体的正视与认可，促进女性全面发展。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女性不论是在科学研究、文学创作还是大众传媒领域，都在持续发声，不断绽放出属于新时代女性的独特光芒。

从“被书写”到“自主书写”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女性的文学创作，经历了萌芽、觉醒、成熟三个阶段，实现了从“被书写”到“自主书写”的转变。新中国改变了中国少数民族女性的传统地位，赋予她们从未有过的历史机遇。生活在祖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开始意识到，这广阔的世间存在着无数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另一个“自己”，她们虽然存在地域、民族、性格、职业、学历上的差异，但在多元一体的大背景下，民族的、女性的、艺术的表达破土而生，绽放出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的绚烂之花。

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在小说界惊艳亮相之初，就具有浓郁的“自主书写”意识。彝族女作家李纳的短篇小说《姑母》《女婿》《婚礼》，自然质朴，简明流畅，女主人公哪怕失去生活依靠、被男人抛弃，依旧没有自我沉沦，而是在乐观中重塑自己的人格与精神。这种独立人格是李纳寄托于妇女身上的女性意识，她塑造的是毅然决然投身革命的女性形象。藏族女作家益希卓玛1981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清晨》，沉静敏锐地书写她深爱的祖国和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被称为“为当代藏族文学史打开了清晨般崭新的一页”。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的处女作《木鼓声声》被誉为“佤族文艺写作敲响的第一声木鼓”，终结了佤族没有书面文学的历史。朝鲜族女作家许连顺聚焦女性生存境遇，通过描写女性在婚姻、家庭、工作中的处境，展现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朝鲜族女性群体的心灵变迁。这一时期的女性角色，更多展现出敢于反抗旧传统糟粕的革命精神。

通过“自主书写”的叙事策略，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展现了女性社会地位的稳步提升，文学创作与社会思潮同步萌芽并紧密相连，赋予女性话语权。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在主题思想和艺术风格等方面，清晰可见对民间文学的自觉传承和逐渐由民间文学向专业创作转化的轨迹，开始展示出独特的女性视角。

对女性自我生命存在意义的追问

当人类文明发展进入快速轨道，逐步迈进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与智能生产的全新时代，这一阶段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受家国意识、民族精神、女性思潮及个人经历的影响，开始追问女性自我生命存在的意义，思索自我与广阔社会间的关联方式，彰显出强大的内省能量。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者井喷式涌现，参与到创作、译介、出版等各项文学生产活动中，女性文学作家作品不断亮相，在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国家级奖项评选中频频入围。这些作品涉猎的题材广泛，表明中国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正在唤醒自我的内在意识，通往女性心灵的精神本源。女性对生存本质的思考，以其独特、细腻且深厚的叙事力量，获得了读者认同。

满族女作家叶广芩的中篇小说《梦也何曾到谢桥》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鲜明的京味儿语言特色，家族叙事平静克制、哀而不伤，既有对糟粕文化的批判，也显现出对传统文化没落的叹惋。满族女作家娜夜的诗集《娜夜诗选》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其诗句苍茫、忧郁、节制，以丰富的想象力抒发爱、忧郁与赞美，具有女性诗人鲜明的细致和敏感。回族女作家马金莲凭借短篇小说《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她善用散文的笔调运转生活细流，坚持用质朴的文字表达真挚的情感，捕捉西北乡村最广大普通人群的生存图景，温和地构建乡村生活，呼唤自然与温暖，文字中始终洋溢着实在的生活温度。

这时期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无论是在作品数量上，还是在思想艺术深度上，都实现了蓬勃发展。她们不断确认女性的主体性，对母女关系、男女关系和女性关系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辩证书写，同时展现出时代进程下宏大的历史叙事。女作家们的书写始终彰显着对人性至善的坚守，努力寻求真正理解女性的精神世界，在女性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方面不断进行创新。

个人话语、民族话语、国家话语的交融性叙事

新时代文化呈现出多元融合与价值重塑的发展特色，既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中不断构建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文化认同。截至2025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已评选十三届。新时代的“骏马奖”作品，在个人、民族与国家话语相融合的新文本秩序中，呈现出明显的承续与转型：写作由单向度线性叙事转向多向度的空间性交融叙事；女性文学创作从自我的个人记忆转向更为辽阔的土地和生活、历史与时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以其独特的创作优势，塑造了涵盖不同语言、民族、职业、文化背景与生命经历的女性形象谱系，以丰美、深挚的文字书写这个伟大的时代。

在“骏马奖”获奖作品中，我们看到藏族女作家梅卓的《神授·魔岭记》、彝族女作家冯良的《西南边》、朝鲜族女作家许连顺的《舞动的木偶》、佤族女作家伊蒙红木的《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仡佬族女作家王华的《海雀，海雀》、白族女作家冯娜的《无数灯火选中的夜》、彝族女作家阿微木依萝的《檐上的月亮》、畲族女作家朝颜的《陪审员手记》、苗族女作家张雪云的《“海牛”号》、壮族女作家黄芳的《落下来》、藏族女作家那萨的《留在纸上的心》、蒙古族女作家娜仁高娃的《驮着魂灵的马》……像一串串高贵、优雅、圆润的珍珠，串联起多民族女作家笔下多彩的生活写照。维吾尔族女作家阿舍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以20世纪中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垦荒事业为叙事主线，描摹了个体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再现了“荒漠变绿洲”的壮阔图景。藏族女作家尼玛潘多的《在高原》所讲述的“西藏故事”，将各民族日常生活中的真挚交往融入个人话语、民族话语与国家话语的交织之中。她们的作品既承载着特定的民族文化基因，又折射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她们的创作不再局限于个人话语，而是将民族话语与国家话语相融合，并通过家史、民族史与国家史的并行叙述，将民族交流与时代变迁的历史脉络紧密交织。

以往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差异性特征比较突出，而整体性、复合性、融通性不足。新时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从历史文化、地理空间、人文传统和生态语境的综合性美学视角，弥合地方话语和国家话语，呈现出彼此之间层累与呼应的密切相关性。这些作品记录新时代背景下故乡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记录新农村女性在发展变迁过程中的真实心理与新乡村的立体内核，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新女性故事和新乡村故事，进一步凸显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在创作中的文化自觉。在可见的丰盈与可感的辽阔中，女作家们呈现出创作的新视角、新话语、新坐标。新时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为中国文学整体格局提供了丰富的样本。

不论是全球妇女发展史还是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发展史，都时刻在印证着女性话语空间的开拓和丰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声音被关注，并被纳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中。女性故事得以被广泛看见，女性表达空间被不断拓宽，多民族女性文学与新时代同频共振，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而全面的转型。在今天，女性的自我书写和女性的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力量。关于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的内涵、流变及其如何与不同空间地域下的民族文学构成或隐或现的亲缘关系，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多元共生、互动循环的有机生态系统，我们的研究还任重而道远。在万物生长的当今时代，女性叙事远未结束，她们将继续书写新时代中国多民族女性文学的精彩华章。

（作者杨霞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金真慧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