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住的那个小山冲，冲口宽，冲尾窄，中间长长的，从高处看，像极了道士手中的那一柄喇叭。我们那，称唢呐为喇叭。房子却很少，隔一个小山头就有一户人家，孤零零地窝在山旮旯里。

那些房子都是沿着一条弯弯的山路、一脉淙淙的溪流来布局的，看似朝向差不多，其实都是风水先生眯缝着眼睛、对着罗盘瞄了又瞄，才定的向，差一根线也不行。说天干地支、阴阳八卦，山冲里的人不懂，但风水先生只要闪烁其词地说，偏左一根线家里就会死小孩、偏右一根线家里就会烧房子，山冲里的人立刻就会眉头一紧，嚷嚷着“使不得，使不得”，忙替风水先生的茶盅里添上一些开水，又偷偷在风水先生的口袋里塞上一个红包。山冲里上了一点年纪的当家人，都信这个。风水先生一般都是老光棍，或是萝卜花眼睛的半瞎子，与算命先生、守庙老倌等，都属三教九流，家里有老婆孩子的都不敢去涉猎。风水先生选阴穴、阳宅时，一般都会留一手，觅得好龙脉，都会偏一偏，免得自己瞎眼睛落残疾。

山冲里的人取名字时喜欢把数字嵌进去，这样一来，山冲里的老人约莫就有三娭毑、五婆婆、五公公、六公公、七婆婆、熊七老倌、冯八爷、易九爷，我们这些小屁孩叫唤这些祖辈级别的老人时，故意将数字叫得很响亮，这样，三娭毑就成了“三——娭毑”。三娭毑是吃五保的老人，老公死得早，两个女儿出嫁了，她一个人住着半边的瓦屋，瓦屋的另一边是我家。五公公、五婆婆住我家对面。五公公年少时有些风流，会吹拉弹唱，到过长沙等大地方。五婆婆为此就把五公公看得很死，但也看不住，就吵架，五公公懒得搭理，总是嬉皮笑脸。五婆婆有次用一只木脚盆盛了一盆泉水，坐在鸭婆凳子上，边洗衣服边与五公公拌嘴，突感脸颊有虫蚁蠕行，忙喊：“老倌子快来，我脸上有什么虫子在爬？”五公公跑过去，说，没有呀，脸上什么虫子也没有呀，说时迟那时快，鸭婆凳子上的五婆婆身子一歪，就倒下了。原来五婆婆脑袋里的血管破了，去得急，一点痛苦都没有。

六公公住在岭背，要过一个狭长的山坳。印象中的六公公总是在腰间系着黑色的围兜，厚厚的棉裤斜向一边，头上戴着一顶毛茸茸的棕色雪帽。那时候田里打农药，有一种非常呛鼻子的剧毒农药“666粉”，我们叫唤六公公时，就自然地想到“666粉”，下意识地与六公公保持一段距离。喜婆婆名字中不带数字，家境殷实，泥瓦屋是翻新过的，还有一个搁稻草、晾红薯藤的木质小阁楼。我们到喜婆婆家玩耍时，看到她家窗前的条桌上搁着带水银镜子的化妆龛子，一边还放着一只憨态可掬的、不到一尺高的瓷娃娃。听人讲，这些东西，以前只有地主婆家里才有。贵老倌的名字中也没有数字，说话声音洪亮，人却瘦得像根杆子，他最引以为傲的是打死过两个抓壮丁的白兵良子，后来又说没有打死，只是把白兵良子推到山崖下，他自己跑了。贵老倌有两个宝贝，一个是黄铜的水烟筒，一个是喝水用的搪瓷缸子。黄铜熏得久了，像青铜，抽烟时吧嗒吧嗒，很享受的样子。小伙伴中有一个最贱的小子，曾偷拿贵老倌的水烟筒试了一下，被一口麻辣苦涩的烟袋水呛得眼泪都出来了。那个小子还喜欢搞最不靠谱的事儿，将屋前水沟里的蚂蟥捞上来，在太阳下暴晒，用脚踩，但蚂蟥偏偏不死。蚂蟥被踩成了几段，雨一淋，又活了过来，还变成了许多条小蚂蟥。那个小子不死心，就用贵老倌的烟袋水浇在蚂蟥身上，蚂蟥扭了几下，就死翘翘了。贵老倌的搪瓷缸子似乎从未洗过，被浓茶泡得黑乎乎的，掉了几块指甲大小的瓷，又用红油漆补上了。

因为穷，山冲里的青皮后生要娶媳妇，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山冲里的青皮后生都实诚，也就有姑娘不嫌弃，几件花衣裳，就把自己给嫁了。祖上那一辈，有的是领回来童养媳，女孩儿长大了，就与家里的小子成亲。也有一升黄豆、两升大米，娶回一个媳妇的。父亲那一辈，娶媳妇的行情见涨了，但聘礼也就是几尺花布、几双袜子、几条毛巾。五公公的儿子娶媳妇没花什么钱，是自由恋爱，其对象是个孤儿，也没办酒就跟在他儿子的屁股后面来了，那个姑娘来时穿着一双黑色的塑料凉鞋，肩上还扛着一把网鱼的捞网，连鞭炮也没有响一挂。那双黑色的塑料凉鞋是五公公儿子为她在供销社排队买的，算是聘礼。这事后来埋下了隐患，小两口吵架时，五公公儿子就说姑娘是自己找上门来的，把姑娘气得半死，就气鼓鼓地跑到一处偏僻的池塘里要寻短见。她去寻短见时，恰好被我要到山上砍柴的父亲撞见，父亲认为她中了邪，揪着她的长头发把她从池塘里拎了起来。我父亲狠狠给了她几巴掌，扇得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到山塘里寻短见，当地叫“窜塘”，死后要变落水鬼，地方上的小孩不清气。我父亲给她的几巴掌很起作用，扇走了她身上的邪气，也扇醒了她，她自此再没有闹过“窜塘”的事了。

莲婆婆的名字不带数字，膝下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儿子的腿有点瘸，小儿子淘气，送去当兵。当了几年兵又回了，娶了一个模样俊俏的媳妇。办酒那天，新娘子、高亲、媒人等一行人穿红着绿在乡道上走，步子不紧不慢，过年走亲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步子。我们一群小孩儿早早在路上候着，有个小子还搬来了鸭婆凳子，为的是讨到几颗喜糖。莲婆婆的小儿子爽快了一回，给小孩儿每人分了两颗喜糖。晚上还请草台班子唱了花鼓戏，印象最深的是家公“扒灰”的小丑戏，又俗又痞又好笑。

有个大队上的芝麻官，住在另一个山冲，霸道惯了。有次，撞见他小女儿与一个穷小子在牛栏棚子里牵了牵手，曾风闻的“丑事”被坐实了，他火冒三丈，当场就给了小女儿几巴掌，差点把牙齿打掉。他小女儿怄不过，当晚没回家，跑到山上的一棵老油茶树上吊了。这样的事发生在山冲，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霉气、邪气、煞气，都有，压抑窒息的气氛立时笼罩在山冲。我母亲脸色铁青，不言不语，之后两天的清晨，天刚蒙蒙亮，一具没上漆的光板棺材被抬到了山冲里，鼓乐班子就是山冲里的村民临时拼凑的，鞭炮声稀稀拉拉。我母亲嘶喊着：“凭什么……凭什么，那邪气胡子要埋到我们山冲里来！”躺在光板棺材里的，是大队干部的小女儿，被埋在冲尾，距我家直线距离一百米。此后，我们都不敢从那一块经过，因为没人敢去那座新坟附近砍柴火，那一块的茅草、灌木就格外茂盛，阴森森的。后来听人讲，死得不正路的、还没有结婚就死了的，坟堆上都要倒扣一只篾织的撮箕。

二

外婆、母亲嘴中的励志故事中，总有一个主角——我的老舅舅。老舅舅不住在这个山冲，而是住在七八里之外的另一个山冲。老舅舅是以出逃者的形象出现的，或者换一个角度来看，是闯荡者。老舅舅最成功的出逃，是逃出了村庄。那天他孑然一身，穿着叠满了补丁的衣裳，手里揣着一只煨红薯，头发蓬乱，眼睛怯怯的，眼角还挂着昨日的泪痕。早春的风还有几分隆冬的凛冽，将老舅舅的衣角掀起。他要去远方，去他从未去过的一座城市，那年他才十九岁。

晨曦中，一个少年消瘦的身影，就像村口不打眼的一株芨芨草。

老舅舅蹬着一双黑色的圆口布鞋，腰肩上斜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褡裢。他的目光胆怯而又坚毅，踏着乡道上浅浅的尘土孤独前行。

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叶。

老舅舅的父亲是地方上有名的道士，衣钵祖传。道士是中国乡土中很独特的存在，既有封建迷信的成分，也是民间戏曲的行家，还是“作法”“辟邪”“出煞”“请师”“送神”等民间法术的传承者。隐秘、神秘、诡秘，师徒相授，口口相传。装神弄鬼，使他们成为另类。

道士也是人，也要结婚生子、养家糊口，那一门手艺便成了饭碗。老舅舅的父亲带了不少徒弟，有唱戏的，有玩乐器的。老舅舅是父亲的满崽，也是家里惟一的男丁，其父老年得子，秋藤结瓜，将之奉若掌上明珠。老舅舅自小顽劣，但耳濡目染，对父亲曾把弄过的乐器无师自通。老舅舅的父亲过世后，其母也已风烛残年。时逢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各地政府都在组建剧团。老舅舅父亲的徒弟纷纷投奔了地区花鼓戏剧团，唱戏的唱戏，玩乐器的玩乐器。旁人一蛊惑，年幼的老舅舅也就蠢蠢欲动了。但年迈的老母怎么忍心让小小年纪的孩儿独自远行，以死相逼：“等我闭上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你就走，要走多远，就走多远！”

其母过世后的第七天，老舅舅在山后垒起的一座新坟前烧了些纸钱，磕了几个响头，就默默下山了。他用布褡裢揣上几件换洗衣裳，把老宅的木门用挂锁锁好，手里拿着一只还带着余温的、黑乎乎的煨红薯，形单影只地走出了大山……老舅舅没有成为戏角，却成了地区花鼓戏剧团一名出色的鼓师。

后来，隔壁的三娭毑过世了，父亲搞外调工，奶奶风烛残年，母亲就在山冲里的单家独屋拉扯着我们姊妹三个。

母亲嫁到胡家时，刚刚18岁，扎着一根长长的粗辫子，瘦小瘦弱，还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姑娘。18岁的母亲与年届七旬的祖母，从年龄而言，已然祖孙了。母亲老家是大屋场，热闹，父亲住的是大山沟，冷清。嫁过来后，母亲一到晚上就怕这怕那。怕黑漆漆的山，怕阴森森的树林，怕猫头鹰诡异的一声尖叫，怕月光下自己身后亦步亦趋的影子，怕路旁冷不丁窜出来的一只黄鼠狼。乡下劳作起早摸黑，向晚时分去摘菜、挑水、栓牛、关鸡舍，缠过小脚的奶奶帮不上什么忙，就跟在我母亲身后为其壮胆。

山里的月，大如磨盘白如雪。趁着月色去露天水井挑水时，一老一小，一婆一媳，走在月影朦胧的山道上。田垄中有一丛芭蕉、两架丝瓜，还窝着一口老井。母亲舀了满满一担水往回走着，奶奶不紧不慢地跟在身后。

奶奶对我母亲说，孩子，有我在，就不怕，什么都不怕。

我四五岁时，奶奶过世了，葬在屋舍右坡的山冈上。我母亲却仿佛一夜之间胆子变大了，晚上在屋前屋后独来独往、忙这忙那，也不再害怕什么了。三姊妹中，我为长。母亲晚上去挑水时，我就跟在身后为其壮胆。月华如水，衬出母亲一抹娇小的剪影：倾斜的肩膀，拖到腰肢的辫子，一路小跑的细碎的步子，晃荡的两桶清泉……

母亲的名字中，有一个“月”字，叫“月娥”。

姨外婆住在另一个山冲，隔着三四里地，承继了一个儿子，得过脑膜炎，四十多了还未娶亲。姨外婆到我家的次数多，基本上都是诉苦，然后唉声叹气，捶着胸口悻悻而归。我母亲说，莫急，就把我当您女儿，寿衣、寿被我都会备好，您放心。姨外婆就默默点头，又默默摇头。有次，姨外婆到了我家，老是不提回家的事儿，太阳偏西了，也不提回家的事儿，眼睛有些发直。我母亲说，我送您吧，要不就在这住几天，姨外婆仿佛没有听见一般。姨外婆又说，要回去，要回去，这么近住什么。姨外婆回家时，走路有些飘，不时地回头，瞅了又瞅。我母亲心里猛一咯噔，知道姨外婆不久了。

没想到姨外公走得更急，没什么痛痒就去了。没过半年，姨外婆一病不起，屎尿都在床上，我母亲每天跑几趟，为姨外婆端屎端尿。姨外婆默默地流着眼泪，有话梗在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就是说不出来。有次，姨外婆终于可以说出几个清晰的音节了，把身子靠在架子床上，一双瘦削的手颤颤巍巍地合在一起，合成一个圆形，圆形越合越小，盘子，饭碗，茶杯，橙子，继而缩小到一个小小的圆，一盒清凉油大小，又伸出两个指头抖了抖，朝木窗前的屋角指了指，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就被一口老痰堵住了。姨外婆是第二天下半夜去的，没有亲人在场。我母亲后来猜想，姨外婆双手合着的那一个“圆”，可能是老屋基里埋着的银元“袁大头”，两块，是姨外婆的“遗产”，留着给过继的儿子娶媳妇用的。老一辈人都有将银元藏起来，留着急用的习惯，但彼时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银元这样的老古董早已弃之不用了。只是姨外婆的那个手势，已成一个永远的哑谜。

三

山冲里没有谁将接生婆视为手艺人的，他们认为手艺人是人，而接生婆是神。

这几个山冲，有一个共同的接生婆——羽娭毑，也可能是雨娭毑，别人都这么叫，倒忘了她的真实姓名了。羽娭毑在村庄里的威望无人能及，这没办法，村庄里差不多一代人都是她从母体中拽出来的。那时候接生连乳胶手套都没有一双，靠的是经验、爱心和一双巧手，还有神灵的庇佑。我出生在丑时，就是子夜的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冬日的十一月，天气奇冷。我母亲于夜半发作，捂着肚子哎呦叫唤，我父亲叮嘱了一声，闪出屋檐，打着杉树皮捆扎的火把，消失在茫茫夜色。一个小时后，羽娭毑跟在我父亲的身后，风急火燎地赶来了。进屋时，羽娭毑定了定神，干咳一声，脚在门槛上用力蹬了一下，朗声说，我来了。这是她的规矩。我母亲在架子床上痛得打滚，额头上的汗水汩汩沁出，双手揪着发黑的苎麻蚊帐，一声声喊着“羽娭毑，羽娭毑”。羽娭毑说：“我在这里，我在呢，你放松，用力，我在呢。”我是顺产的，产后不哭，羽娭毑将我倒着拎起，还不哭，就在我屁股上拍了几下，还不哭。羽娭毑有些急，喊道：“拿老姜来！”我父亲忙递过去一坨老姜。羽娭毑掰了一丁点老姜，在嘴中嚼了嚼，吐出来，将老姜沫子塞到我嘴里，我立时哇哇大哭。窗前的木桌上有一盏煤油灯，灯焰摇曳，羽娭毑掏出剪子，将剪子的锋口在灯盏火苗上烫一烫，就为我母亲剪了脐带。

我奶奶在厨房里，早煮好了一碗荷包蛋，又塞给羽娭毑两个鸡蛋，那是接生的全部犒劳。山冲里的人说，穷人家的孩子，有老天爷照应。这样的接生，简单粗暴，婴儿却贱得就像羊崽子、牛犊子。

有老天爷照应的，还有七婆婆。七婆婆脸色酱红，鼻子与上嘴唇之间缺了一道口子，背驼，像搁了一只筲箕在她的背上。穷人命贱。谁家老母鸡淹死了，谁家猪仔死了丢在沟渠里，甚至别人扔掉的猪大肠，她都一一捡过来，煮一煮，放上一点油盐，撒上一把辣椒粉，就开吃，也没见她吃出什么毛病来。人们又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

时代在变，山冲里的女人也在变。当娇妹子穿着那件时髦的短裙经过田畴中的羊肠子小道时，一个村庄的男人都愣住了，他们直直的目光淌着血。许多男人成为对子眼，直到他们的女人忍无可忍地揪住他们的耳朵。而后形势急转直下，男人在享受她的饕餮盛宴之后，开始骂她狐狸精。骂词很难听，并捎带上女人的生殖器官，骂时都淫邪地笑着。女人们稍微压制了怒气，平息着起伏的胸膛，瞪着他们不争气的男人。

娇妹子款款而行，在豌豆苗、稻草和撮箕扁担间绕来绕去，这更使她的步履像一只优雅的猫。男人们哄堂大笑。有缺德鬼双脚揩上湿湿的泥巴，特地跑到娇妹子要经过的路段前面，让双脚在茂盛的豌豆苗和稻草间摩挲，把湿湿的泥巴都揩在了豌豆苗和稻草上。那个缺德鬼要让娇妹子出出丑，让她光洁挺秀的腿杆上也粘上湿湿的泥巴。男人们嘀咕着这是邻村谁家谁家的女儿，就像刚刚解放那一阵子说起这是哪个地主家的小姐一样。没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堂屋朝东还是朝西，都叫她娇妹子。谁叫她又娇又俏呢？又娇又俏就有罪。那些幸灾乐祸的人们要将她钉在“小姐”这根耻辱柱上，唯恐没有吐上一口唾沫。

以后，娇妹子就很少经过那条羊肠子小道了，整个村庄里都很少看见她。她像谜一样又去了城市，一去不返。她的短裙和光洁的腿杆，她高耸的胸脯和骄傲的肩胛，在乡村是如此的不合时宜。

没了狐狸精，并没有一了百了，狐狸精依然阴魂不散。没有狐狸精可以奚落，一个村庄的男人连骂人的力气都没了。他们开始后悔，背着他们的女人在漫长的暗夜里想娇妹子，想那件短裙里面的内容，想自己女人的腿杆与娇妹子的腿杆到底有什么区别。我的一九八零年代的遥远落后的村庄，就是在娇妹子那一条玉腿中开始燥热起来的，山那边成为一个比短裙还诱人的话题。

而后，同样是因为一个女人，惹怒了整个山冲。

事情是这样的，邻村一个女青年通过自由恋爱找了山冲里的一个小伙子。双方父母首肯，现场踏看，订婚，扯结婚证，置办嫁妆。选定良辰吉日后，前一天抬嫁妆到男方家，只待第二天办喜酒。男方请好了客，一个村庄的人都来了，欢天喜地。

渐近中午时，厨子在热气腾腾的灶屋里忙着，炉火熊熊，满屋子的肉香。提调师傅都是地方上的士绅，嘴里叼着烟，在挤挤挨挨的客人中安排着坐席。一挂几千响的鞭炮绕在屋场门口的桃树上，迎接新娘的几个帮忙师傅手里揣着点燃的檀香，随时准备用檀香的火星子引燃那挂长长的鞭炮。怎奈迟迟未见新娘到来，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下午一点，还是没见新娘到来。快等到两点时，前往接亲的小伙子和迎亲队伍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依然没有新娘的影子。

原来，那个女人跑了，不知去向，没给任何理由，仿佛人间蒸发。提调师傅脸色如土，把嘴里的烟支啐在地上，手一挥：“娘卖麻花，开席！”

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客人们大快朵颐，只有几个细心的食客发现没有了新娘子，在咬耳朵嘀嘀咕咕。堂屋两侧的对联红得凄艳，似在滴着血。那个女人的临阵脱逃，把伤痛和尴尬留给了男方。愤怒使村人寡淡的谈资增添了火药味，男人们个个摩拳擦掌。直到三十多年后，仍有男人咬牙切齿地抡起拳头。

……

时间就像山冲里的溪流，不紧不慢，但早已将许许多多的物事抛在了身后，也像一场冒冒失失的风经过山冲，没有留下纤毫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