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数字媒介深刻重塑经典传承路径的当下，青年网络实践已成为鲁迅形象重构中不可忽视的建构性力量。Bilibili网站作为以青年用户为主体的“参与式文化

”平台，为这一重构提供了典型场域。具体而言，B站青年对鲁迅形象的重构遵循三层递进逻辑：首先通过对经典鲁迅的“去语境化”剥离，提取其标志性符号与元素以完成IP转化；继而依托这些IP化素材进行二次创作，实现类型化重构与亚文化转译；最终在弹幕互动中，借鲁迅IP完成青年自我经验的投射与集体认同的建构。这一过程伴随着三组关键性悖论，即语境架空与意义激活的共生、拒绝深刻与情感动员的平衡、解构权威与建构认同的交织，为理解数字时代文学经典的传承与重构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与实践参照。

关键词

Bilibili网站;鲁迅形象;媒介化重构;青年网络实践;

鲁迅形象的建构始终与 20 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变迁同频共振。从 “启蒙鲁迅” 到 “政治鲁迅” 再到 “人间鲁迅”，其谱系演化既折射出不同时代的价值诉求，也记录了围绕鲁迅形象所展开的持续性的 “话语争夺” 与意义重构。进入数字媒介时代，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与青年亚文化的兴起，鲁迅形象的建构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化。如果说曾经 “经典鲁迅” 的形象谱系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学院派、教育界的话语言说，以小说文本、历史记载、老旧报刊、文人回忆等方式完成 “自塑” 与 “他塑”[1] 的话，那么如今更为广泛、多样的阐释主体透过社交平台、短视频制作、音乐创作、AI 拟真等多样化的媒介载体或技术手段参与到鲁迅形象的多元建构之中，使得鲁迅形象呈现出全新的意涵。更具体地说，一种由青年主导、依托网络平台的 “新大众文艺” 实践，正在成为鲁迅形象再生产中最具活力的变量之一。

作为以 18 至 30 岁青年为核心用户（占比约 80%）且日活用户超亿的 “参与式文化” 平台 [2]，Bilibili 弹幕视频网（简称 B 站）为考察该现象提供了极具规模代表性与生态典型性的关键窗口。在这里，B 站青年以 IP 化策略、二次创作、弹幕互动等方式重新激活了鲁迅形象，让鲁迅迅速成为近年来现象级的 “流量密码”[3]。这一进程不仅意味着鲁迅的阐释权从权威阐释机构向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扩散，更标志着一种根本性的媒介化重构，即作为经典作家、文本与思想的 “鲁迅” 被技术性地剥离、转译并再次嵌入当下青年的情感结构与表达范式之中。

一、鲁迅形象的符号剥离与 IP 化转化

B 站青年对鲁迅形象的建构始于对 “鲁迅” 符号的剥离与 IP 化 [4] 转化。为了配合 B 站以视频为主的媒介场景，B 站青年将 “鲁迅” 从其厚重的历史、文化以及文学语境中剥离出来，转化为一系列可供再创作的视觉与文本符号，并将其储备为一套全平台所共享的创作素材，为后续的二次创作与意义协商奠定了基础。B 站青年以鲁迅为中心创作的视频作品大致分为四类，包含了解说分享类视频、动漫鬼畜 [5] 类视频、音乐创作类视频、剪辑重组类视频。这些视频从人物肖像、语言风格、经典作品、生活事件四个维度对 “鲁迅” 资源进行了 IP 化选取，并完成了类型化重构。

第一，对鲁迅人物肖像的 IP 化创作。曾有学者指出 “鲁迅这张脸就是一个个简约的符号”“格外宜于被观看、被引用、被铭记”[6]，可见，鲁迅的肖像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与象征性，因此也成为最先被剥离和储备的核心资源。B 站青年创作者对鲁迅人物肖像的 IP 化创作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直接援引历史照片，以增加视频的真实性、历史感与权威感。第二种是在鲁迅照片的基础上，进行日漫或版画风格的动画创作，以赋予其跨次元的亲和力。第三种则是直接选取影视剧中演员演绎的鲁迅形象，以增强其戏剧性、代入感。至此，鲁迅脱离了其具体的时代背景，被抽象为一个表示 “深刻”“批判” 或 “个性” 的通用视觉符号，实现了从历史人物到可塑性文化图标的转变。

第二，对鲁迅语言风格的 IP 化选取与戏仿。B 站青年创作者将鲁迅独特的语言风格转换为可供独立流通的语言符码，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做延展。第一，直接将鲁迅作品中的 “名言”“金句” 剥离原作语境，作为视频标题或主旨，或以此为基进行仿写，用以凸显视频的价值基调，比如视频《“从来如此，便对吗？”》《鲁迅教你如何怼天怼地，还不带一句脏话》《〈野草〉我把 16 篇鲁迅写成了一首歌》等。第二，戏仿和复制鲁迅的标志性句式，诸如 “许是有些…… 总是不能…… 大抵是……”“这大概的确是……”“…… 有两个…… 一个是…… 另一个也是……” 等，这些句式成为一种可套用的修辞模板，用于生产带有鲁迅口吻的社会评论或娱乐文案，诸如《如何以鲁迅的口吻说话》《用鲁迅的方式打开东京奥运会》等视频。第三，集锦影视剧中的鲁迅台词，用以热血、积极的情绪动员，比如《觉醒年代中鲁迅高燃台词混剪，激起你的爱国心》《〈狂人日记〉成了！！/ 鲁迅高燃台词向》等视频。

第三，对鲁迅经典作品的 IP 化解读。他们以鲁迅的经典作品及其人物形象为蓝本，做深度解读的同时，将其转化为关涉当代困境的文化标签，以及阐释现实议题的意义标签。一部分视频专注对鲁迅作品做文本解读，并将其核心观点提炼为传播的亮点，比如《鲁迅〈孤独者〉在黑暗的社会里，清醒的人总是孤独的》《这是鲁迅最让人头皮发麻的一篇小说 (药)》等视频。一部分视频专注解读鲁迅小说中阿 Q、祥林嫂、闰土、魏连殳、孔乙己等经典人物形象，用人物命运隐喻当代人的生存困境，比如《人人都笑阿 Q，人人都是阿 Q》《是谁杀死了祥林嫂》《是谁在制造当代孔乙己？》等。这些视频在鲁迅的创作中寻找素材，原作品的整体性被打破，其人物、情节与主题被储备为可单独调用、用于观照现实的意义组件。

第四，对鲁迅生活事件的 IP 化挪用。基于日记、杂文、回忆录、纪念文章等历史文献，创作者挖掘鲁迅的生活趣事、人际关系、言谈观点等资料，从而制作科普化、轻松化、娱乐化的视频。科普类视频挖掘鲁迅人际关系、才艺兴趣等材料，旨在还原一个立体的鲁迅。比如《被鲁迅骂过的民国名人》《鲁迅设计的 15 个 logo，被耽误的设计师》等。娱乐类视频则聚焦生活趣味、热点话题，刻意制造与大众心中既定的严肃的、深刻的鲁迅形象的反差面。比如《人间清醒，迅哥教你谈恋爱》就结合鲁迅的个人情感经验来谈论青年人的恋爱观；又如视频《亚洲梗王鲁迅》从历史材料中捕捉鲁迅的生活细节，总结出鲁迅爱看米老鼠、迟到专业户、宠妻狂魔等诙谐有趣的一面。这类视频通过使用 “造梗王”“人间清醒” 等青年亚文化圈层的 “黑话”，将原本深刻复杂的鲁迅形象圈定为亚文化圈层中的形象标签，其历史真实性让位与可供消费的趣缘价值。

B 站青年对鲁迅形象的 IP 化实践，本质上是将内部结构复杂的经典鲁迅 “降解” 为可供 B 站视频创作和传播的符号素材。青年们将其储备，并重新嵌入各自的话语框架与情感结构之中，从而对 “鲁迅 IP” 进行新一轮的意义创作。

二、二次创作的权威解构与协商策略

完成鲁迅符号的剥离与储备后，B 站青年进而在二次创作中开始对鲁迅形象进行当下建构。B 站青年并非简单地复制或颠覆经典鲁迅的形象谱系与话语形态，而是进行了充满张力的意义协商。这里的 “协商” 概念主要源于文化研究中的意义生产理论。它继承了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 所提出的 “协商式解码”(negotiated code)[7] 这一概念，指在特定文化场域中，不同话语体系（如经典权威阐释与青年亚文化表达）之间通过挪用、转化、调适等方式进行对话的动态互动过程。在 B 站鲁迅形象的建构中，“协商” 具体表现为青年创作者与受众对经典鲁迅符号的戏仿、再阐释、情感投射与集体认同建构，既非对 “经典鲁迅” 权威的简单服从，亦非彻底的反叛，而是在解构与重构之间形成了某种创造性张力。

事实上，鲁迅形象价值的认定与 20 世纪中国现代化议题密切相关，并通过学术研究、教育体制与公共纪念等途径，逐渐凝聚为一种具有稳定内核的社会共识与主流价值。近些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对鲁迅形象的建构逐渐有溢出其 “经典形象” 的趋势。有学者警示这一趋势可能导致鲁迅形象被 “娱乐化地曲解、消费”[8]，致使鲁迅形象 “走向意义‘脱域’”[9]，进而异化为景观标识与空洞符号。但也应注意到，B 站实践中青年亚文化的表达逻辑与经典鲁迅的权威价值之间呈现出的一种值得关注的协商。它们相互碰撞、博弈与融合，生产出既残留经典基因又焕发青年气息的 “混合文本”。

第一种协商策略是对鲁迅启蒙者形象的延续与情感调用。在此种协商方式中，青年创作者选择性地强化并转化鲁迅经典形象的某一面向，使其与当下的情感结构产生共鸣，从而实现启蒙精神的当代传承。鲁迅的启蒙者形象是经由文学家鲁迅奠定的，文学为启蒙者鲁迅的生成提供了 “终极场所”[10]。鲁迅通过文学创作架构了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更新民族精神、对民众的启蒙模式。在 B 站，这一启蒙模式以新媒体形态得以 “复现”。随着媒介更迭，文学的形态与传播机制也从印刷媒介转向视觉媒介，B 站以视听综合传达 “文学性”，实现了对文学启蒙的视觉化转译，从而更直观地触发受众的情感共鸣。

B 站青年创作的视频对鲁迅的话语权威与批判姿态进行了创造性征用。比如，在混剪视频《【醒醒】中华儿女该起床了》中，虽未使用任何鲁迅的影像，却仅以鲁迅《热风》中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的名言作结，便将鲁迅塑造为超越时空的精神象征，极大地增强了视频的启蒙意图与情感感召力。该视频在 B 站获得超过 3793 万的播放量，30 万的评论数，甚至一度高居全站播放排行榜第二位，可见这一策略的有效性。又如，B 站 UP 主 “云社_” 通过创作 “鲁迅” 和 “周树人” 两个漫画形象，以 “一捧一逗” 说相声的形式抨击 “标题党”“饭圈文化”“审美跟风” 等社会时弊。视频戏仿鲁迅的说话语气，以冷峻诙讽的口吻进行社会批判，实则传递创作者自身的观点。这种形式颇为创新地传达了创作者的批判意图，既规避了直接说教的生硬，又巧妙依托鲁迅的批判者符号，增强了观点的权威性与传播力。该 UP 主在 B 站拥有 293.4 万粉丝，创作视频近 90 个，获得 1.9 亿的播放量、1537.3 万的点赞数，也可见其策略的有效性。在这两个案例中，创作者并非解构鲁迅的启蒙权威，而是主动依附并转化这一权威，将其作为提升自身话语合法性，实现情感动员，进行社会批判的文化资源，从而为经典鲁迅的启蒙者形象赋予了新的媒介生命力。

第二种协商策略是对鲁迅反叛者形象的精神转译和形式革新。该策略尤其体现在 B 站青年创作的说唱视频之中。说唱音乐作为流行于 20 世纪 80 年代，用以表达青年对社会的关注与思考，表征着一种反抗精神与颠覆精神的艺术形式，在 B 站也颇受青年创作者的青睐。说唱音乐本身所具有的反抗精神与颠覆性，与经典鲁迅的反叛者形象产生了某种精神上的重叠，形成了跨时空的共鸣。

以 B 站青年吴一凡创作的说唱作品《野草》为例，该视频将鲁迅《野草》中《影的告白》《死火》《复仇》《这样的战士》等 16 篇名篇中的代表性词句、意象进行选取，以 “我”（鲁迅）的口吻诉说了一段从彷徨、绝望走向觉醒、反抗的心路历程。视频将鲁迅《野草》中对现有秩序的整体质疑、对黑暗的承担及其 “坦然、欣然” 的生命体认，转译为三段式的说唱叙事脉络，使得原作中 “韧性战斗、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11] 被放置于强烈的节奏与律动之中，进而让《野草》原本晦涩、幽深、复杂的象征系统被重构为更直白、更情绪化的身份宣言。通过这一形式革新，鲁迅的反叛精神实现了从文学性到音乐性、从个人哲思到集体共鸣的跨媒介转译。其革命者、反叛者形象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借由说唱这一青年文化形式获得了新的感染力，成为连接经典批判传统与当代青年反抗话语的重要符号资源。

第三种协商策略体现为对鲁迅 “人间性” 的开掘与祛魅重构。这一策略接续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界倡导的 “回到鲁迅本身”，超越 “政治鲁迅” 与 “启蒙鲁迅” 的宏大叙事，发掘鲁迅作为普通人的鲜活面向的思路。B 站青年从《鲁迅日记》《两地书》等文献史料中获得鲁迅的生活碎片，运用《觉醒年代》等影视剧中的影像片段作为具象化的视觉素材，制作了一系列轻松化、生活化、娱乐化的视频，积极参与了对鲁迅 “常人” 形象的再生产。在这些名为《吃货鲁迅其人：真的猛士，敢于和猪决斗》《鲁迅教你破解阴阳怪气》《人间清醒，迅哥教你谈恋爱》的视频中，青年创作者将鲁迅嗜好甜食、善于设计、热衷 “回怼” 等轶事，贴上 “吃货”“造梗王”“人间清醒” 等网络标签，让作为精神偶像的鲁迅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下，转而将其重构为高度贴合甚至认同青年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的有趣老头儿。这类视频抛却了鲁迅作为思想权威的深刻性，通过一种 “祛魅” 的方式完成了一种 “重构”，让鲁迅成为可以与当代青年分享生活趣味、情感困惑乃至 “吐槽” 现实的对话者。在这一过程中，青年一代的日常经验与价值需求，也借助这一被祛魅后的鲁迅形象，获得了某种文化意义上的合理化与认同感。

可见，B 站青年对鲁迅形象的建构几乎是在经典鲁迅的基础之上完成的转译、祛魅与重构。然而，由创作者主导的文本协商并非 B 站鲁迅视频意义生产的终点，当这些鲁迅视频进入传播与接受领域，其最终意义的生成权利便部分让渡于 B 站的广大受众。受众不再满足于被动地观看，而是经由即时的、密集的、充满戏谑与共鸣的弹幕互动，极大地介入对视频内容的解读与文本再生产之中。这种独特的 “观览” 仪式，将个体的观看行为转化为一种集体的狂欢表演，从而在协商性文本的基础上，完成了对鲁迅形象的最终意义赋予与群体认同的建构。

三、观览仪式的意义再生产与认同建构

B 站鲁迅的形象建构不仅依靠创作者的文本协商，更关键在于受众通过影像观览和弹幕参与所进行的对其意义的再生产。在图像逐渐取代文字成为文化接受主导形式的 “观览时代”[12]，人们不再执着于权威性意义的阐释，而更倾向于依据自身情感与欲望对视觉对象进行主动阐释。阿恩海姆 (Rudolf Arnheim) 更指出人类对图像的 “观览” 行为具有思维的一切本领，能够对原始经验材料进行能动的整理和秩序化，在接受信息刺激的同时对观看对象进行意义的赋予 [13]。换言之，在图像 “观览” 时代，传统基于权威的解读模式逐渐让位于个体化的观看之道。

众所周知，B 站以其积极的 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 生态以及较为严格的用户准入机制搭建了参与式的意义生产场域，使得用户在观览影像的同时，可以利用实时、直接、快捷的 “弹幕评论” 的方式参与到影像的意义建构。B 站凭借其弹幕技术构建出 “无时空距离的同步社交场景”[14]，为用户提供了自我呈现与群体认同的媒介方式 [15]，极大增强了观看行为的参与性和交互性。

青年群体通过观览 B 站鲁迅视频，不再被动接受 “经典鲁迅” 形象，而是依据个体经验对其进行筛选、转化甚至重构，形成高度个人化的鲁迅认知。在这一过程中，弹幕成为实现意义协商与认同建构的核心机制 —— 它既是一种实时评论工具，也是一种仪式化狂欢载体，使得鲁迅形象在众声喧哗中不断被再生产，最终演化成一个凝聚青年代际经验与亚文化认同的符号综合体。青年群体通过弹幕对鲁迅形象进行符号征用与意义再生产，主要表现为三种阐释向度：认同式延续、代际性共鸣与解构性狂欢，分别反映出对经典权威的接纳、对自我经验的投射以及对符号本身的游戏式疏离。

第一类弹幕形态可以概括为 “古有鲁迅，当代有我”。它是对经典鲁迅形象的认同式延续与精神继承。这类弹幕通常出现在一些关涉个体命运、家国前途、民族发展等内容的热血励志题材视频中。比如在视频《【醒醒】中华儿女该起床了》片尾，受众以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进行弹幕刷屏，表达对民族复兴、家国崛起的担当，并以 “谨遵先生教诲” 的弹幕表达对鲁迅的敬重之情。又如在歌曲类视频《野草》和《起风了》的弹幕中也不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等经典名句。青年群体透过对鲁迅资源的运用表达出对 “民族魂”“反抗者”“启蒙者” 等经典鲁迅形象的高度认同，并将其确立为青年人的当代偶像，从而展现出对国族身份认同的高度自觉，以及对爱国之情表达、对社会人文关怀的集体共识。

第二类弹幕形态可以概括为 “我似鲁迅，鲁迅似我”。它绕开了 “经典鲁迅” 形象的意义范围，表达出青年受众自我经验的投射与代际共鸣。这类弹幕试图将鲁迅从 “偶像” 拉回 “凡人”。正如说唱歌曲《大先生》唱的：“从课本走入我们骨髓的民族魂 / 哪有三头六臂不过是个普通人。” 这类弹幕常见于日常向、生活类视频中，倾向于在 B 站鲁迅影像中寻找青年群体的集体共鸣，其文本意义的最终指向通常是观览鲁迅影像的 “我”，表达 “鲁迅的生活与我相似”“我可以与鲁迅共享生活经验” 的意义。青年们以 “我也一样”“是我本人了” 等表达对 “吃货鲁迅”“社恐鲁迅” 的情感共鸣，或者以 “原来你是这样的迅哥”“迅哥好潮啊”“迅哥好可爱” 等弹幕拉近与 “日常鲁迅” 的距离。这类弹幕展现出青年群体与鲁迅进行当代对话的欲望，看似在 “人间鲁迅” 的叙述延长线上，实则是借鲁迅符号完成当代青年的亚文化标签制造与自我表达。

第三类弹幕形态可以概括为 “鲁迅曾说：我没说过”。它本质上是一种解构的话语游戏，以一种调侃、揶揄、“玩梗”[16]、插科打诨的方式言及鲁迅，实现对经典鲁迅形象的颠覆与反讽。近年来，互联网 “热梗” 有不少都和鲁迅相关。当青年群体要表达郁闷的心情，他们会说 “我大抵是病了，横竖睡不着，这悲伤没由来的，满脸写着两个字‘贫穷’”；当他们表达懊悔时，他们会说 “我真傻，真的”；当他们遇见墨守成规的老顽固，他们会说 “从来如此，便对么”；当他们想要逃避责任，他们会说 “你们抓周树人关我鲁迅什么事”；他们会在 “考据” 鲁迅的名言语录时戏谑 “我实在没有说过这样一句”；也会在负面情绪漫溢时高声呼喊 “救救孩子”；同时也在面对现实困境时感叹学历是 “下不来的高台”，是孔乙己 “脱不去的长衫”。这些表达源自鲁迅文本，或形式戏仿，或片段拆解，却脱离原义，成了 B 站青年建构群体认同与文化归属的工具，在虚拟共在中完成了一种 “复调式的对话”[17]，营造一种仪式化的狂欢。

可见，从符号储备、文本协商到弹幕狂欢，B 站鲁迅的形象建构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意义流转与再生产。尽管二次创作仍延续经典鲁迅的言说脉络，但在受众的观览与弹幕互动中，其意义逐渐脱离原初语境，滑向了代际经验的自我指涉与青年亚文化的集体认同。与深度阅读不同，影像观览的 “直接性” 与弹幕互动的 “狂欢性” 弱化了受众在接受过程中的深度参与和能动性，影像作为一种 “技术中介” 在一定程度上也稀释了接受过程中的主体反思，“其结果是‘中介’代替了感觉本身”[18]。因此，B 站青年群体对鲁迅形象的建构与感知更多被弹幕文本所牵引，致使经典意义遭遇了一定程度的 “脱域”，在 “众声喧哗” 中导向了不同的理解向度：它既可成为延续启蒙话语的 “精神偶像”，又可作为投射代际经验的 “青年符号”，亦可在亚文化语境中被作为可供戏仿的 “空洞符号”。这一重构过程既折射出经典在视觉转向中所面临的阐释危机，也为其在数字时代的价值重估提供了新的现实基础与话语张力。

四、数字时代青年参与的经典传承

B 站鲁迅形象的生成与流转，作为数字媒介时代经典作家形象再生产的典型样本，不仅折射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在观览时代的接受困境，更揭示了当下青年文化介入经典重构的复杂张力。从符号储备到文本协商再到弹幕狂欢，青年对经典的处理并非单纯的捍卫，也并非单向的解构，而是陷入一系列协商的悖论之中。然而，这些悖论并未成为经典传承的阻碍，相反却构成了鲁迅形象乃至经典在当代重新生效的文化张力与价值基点。

首先，是语境架空与意义激活的共生。B 站鲁迅形象的建构本质上是经典文本在数字媒介中的 “符号化再生产”。这种再生产以视觉化、碎片化、娱乐化为核心特征，导致了鲁迅形象与其原初历史语境的深度剥离。数字时代的符号生产消解了能指与所指的固定关联。在 B 站，鲁迅的启蒙话语、批判精神甚至外貌特征均被简化为可供快速传播的 “网络米姆”(Meme)。当 “两棵枣树” 的文学意象被异化为弹幕中的 “重复句式梗”，当 “救救孩子” 的呐喊沦为情绪宣泄的通用标签，这不仅消解着鲁迅文本原有的严肃性与整体性，更使经典意义的阐释不断滑向空洞。这种置于历史之外的 “语境架空” 既是观览时代视觉文化对文字权威的解构结果，也是青年亚文化 “拒绝深刻” 的集体无意识体现。换言之，当青年以 “浅阅读” 的姿态消费经典时，当影像的直观性与娱乐性取代文本的沉思性时，作为经典的鲁迅形象也逐渐从历史的纵深中抽离为扁平化的文化图标。然而，颇具辩证意味的是，正是这种对语境的抽离，又释放了经典符号的流动性与嵌入能力。青年群体通过对鲁迅进行戏仿与拼贴，实质上也将经典纳入自身的现实关切与情感结构。当孔乙己 “脱不下的长衫” 成为当代青年学历困境的隐喻，当 “铁屋子” 被转化为 “内卷” 时代青年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当《野草》以简化的思想形态表达出青年当下的 “反抗绝望”，鲁迅形象及其资源在失去历史确定性的同时，却获得了指向当下的阐释弹性，从而在全新的语境中重新 “生效”。在此过程中，鲁迅形象的经典意义虽被稀释，却因其符号的强可塑性而成为连接不同代际的文化中介。经典也因此不再是被供奉的文化遗产，而演变为可被青年自由书写的开放文本。

其次，是拒绝深刻与情感动员的平衡。B 站鲁迅的形象建构将鲁迅思想及其精神的深刻性做了世俗化、浅表化的转换。事实上，B 站的视觉观览与弹幕狂欢天然地抵触深度的哲学思辨，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与晦涩性也不可避免地被简化、梗化和情绪化。在 B 站，青年们通过鬼畜、说唱、弹幕等亚文化形式对鲁迅资源进行转译与编码，这些方式让原本依赖于理性思辨才能被理解的鲁迅文本转换为能够轻而易举经由情感共鸣而获知的情绪片段，以一种 “拒绝深刻” 的姿态，极大地降低了经典接受的门槛，实现了广泛的情感动员。这些经过转译的内容虽不再提供体系的哲学思考，却以其直白的情绪感召力 —— 如反抗的热血、批判的快感、自嘲的幽默 —— 触发了大规模的青年共情。它们使鲁迅精神从艰深文本中 “破圈”，以一种更轻盈、更易于共鸣的方式，融入青年日常的情感表达。

最后，是解构权威与建构认同的交织。B 站青年在弹幕狂欢中对鲁迅资源的戏仿、调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经典权威阐释的祛魅与消解。但 B 站鲁迅形象建构的过程也是青年巧妙地借助网络媒介，开展参与式实践，共建自我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过程。通过弹幕互动、句式仿写与二次创作等集体实践，青年群体将经典文本转化为可共同书写的情感符号 —— 诸如 “我大抵是病了” 等戏仿表达不仅实现了代际情绪的集体宣泄与意义共享，更在虚拟社区中构筑出亚文化层面的归属感与认同边界。这一身份建构机制，同时打破了传统经典传承中学院派的 “阐释垄断”，推动鲁迅文本从静态的、被膜拜的 “遗产”，转变为可对话、可质疑、可再生产的社会性 “活文本”。正是在这种参与式文化实践中，经典脱离了单向传授的桎梏，进入青年公众的自我言说与意义再生产循环，从而在误读与重构的张力中，拓展了经典与当代社会对话的新的公共维度。

由此可见，B 站青年的实践远非对经典的简单捍卫或反叛，而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充满悖论的协商。经典的生命力不再系于其意义的永恒稳固，而恰恰依赖于它能否持续卷入新一代人的意义网络，在不断的 “脱域” 与 “再嵌入” 中获致重生。鲁迅形象在 B 站的嬗变表明，真正的经典传承并非 “原教旨主义” 式的复刻，而是使其在代际对话与文化协商中，持续焕发新的阐释力与社会性。B 站鲁迅形象的青年建构本质上是 “新大众文艺” 浪潮中一场典型的代际协商的文化实验。它既展现出新大众文艺 “阅读革命”[19] 的特质，即接受方式从个人转向社群，“从传统的静态沉浸式阅读模式，转变为动态交互阅读模式”[20]，又暴露了观览时代经典接受的碎片化危机，同时也彰显了青年文化重塑经典价值的能动性。语境架空与拒绝深刻，与其说是对经典的背离，不如说是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当下青年以自身语法重写经典的必要代价。当鲁迅的形象在弹幕狂欢中变得 “千人千面” 时，我们或许更应追问：青年究竟需要怎样的鲁迅？答案或许藏匿于这种建构本身 —— 一个既承载历史重量又回应现实焦虑、既被解构又被重构、既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的 “新经典”。在此意义上，青年的网络实践非但没有消解鲁迅的当代价值，反而以代际对话的创造性张力，为其在数字时代的存续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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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P 原是 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缩略词，现拓展指称具有较高关注度、热度、粉丝基础，具有一定影响力并且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再生产、再创造的创意性文化产品。IP 化过程即为将原有的内容或品牌进行创作、改变和扩展，以适应不同的媒体平台和消费需求。

[5] 鬼畜文化是一个源自网络的独特文化现象，以对音频、视频和图像进行创意、恶搞和二次创作为特点。它通常使用一些特殊效果、配音、剪辑和重复等手法，将原始媒体内容转变为具有滑稽、荒诞或幽默效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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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梗” 类似于 “网络米姆”(meme)，指某些可以引发笑料被反复引用或演绎的经典桥段。所谓玩梗便是利用这些经典桥段进行二次把玩，从而产生诙谐、幽默、调侃、反讽性质的话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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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李静《数字化时代的 “阅读革命” 与 “文学生活”—— 兼论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新视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 年第 6 期。

[20] 《延河》编辑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延河》2024 年第 7 期。

作者简介：

张望（1993- ），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文艺媒介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项目编号：19ZDA27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