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SKP RENDEZ-VOUS 书店主办的“海上繁花，二战传奇——中国人民勇敢的心”文学活动在京举办。学者、作家刘琼，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以及《海上繁花》作者杨怡芬进行了一场关于历史与现实写作的对谈，走进一段沉没于东海之下的二战传奇。

历史有时比虚构更离奇

《海上繁花》的创作始于杨怡芬的一次偶然阅读，2005年，她在本地报纸上读到一则新闻，说的是1942年发生在舟山东极海域的“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跟着船一起沉入海底的还有800多位英军战俘。当时，面对日军的见死不救，附近的中国渔民驾着木质小船，奋勇救人。这片海域，见证了中国渔民勇救盟国战俘的无疆大爱和人道主义光辉。这则新闻让杨怡芬触动，“原来我们这片海域，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是跟二战历史相连的，所以我开始关注并尝试书写这个故事。”

为了解这段历史，杨怡芬翻阅了卷帙浩繁的资料，拨开层层迷雾，找寻史实真相。浙江舟山群岛海域，东经122°45′55″，北纬30°13′47″，这个小小坐标聚集着抗日武装、海盗、土匪、日本军队等各方力量。“这是基本的史实，但如果光是写这些，不能成为一本具有现代意味的小说，所以在这些史实之上，我进行了虚构。”

杨怡芬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基点，虚构了“里斯本丸”号上被救的战俘伊恩及其一家的悲欢离合。从1941年香港保卫战到1945年，伊恩一家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动荡、屈辱与曙光。活动中，杨怡芬把《海上繁花》称为“一本情感充沛，故事比较曲折离奇的小说”，因为历史有时比虚构更惊心动魄，更震撼人心。

以细腻的心填补历史空白

韩敬群肯定了《海上繁花》从“小切口”深挖“大历史”的写作路径。在西方文学中，围绕一战、二战这段历史，涌现了诸如《永别了，武器》《西线无战事》《辛德勒的名单》等杰出作品。在中文世界里，同样需要《海上繁花》这类饱满的、富有内蕴的小说。

杨庆祥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作家如果没有一颗丰富、细腻的心，就感受不到物理意义上的战争之外，日常生活也是一场战争，“能够理解生活、人性、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并把这种复杂性书写出来的作品就一定是好作品。如果不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可能就不会有伟大的战争文学，也不会有伟大的心灵和伟大的思考”。

刘琼与杨怡芬的第一次相识缘起于《离觞》，这部小说让她惊叹竟还有这样一位优秀的小说家。《离觞》是杨怡芬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书写的同样是战争背景下人与人的情感际遇。《海上繁花》取材于二战时期的真实历史事件，二战是宝贵的创作题材，但近年来对这一题材的创作看似走向繁荣，实则日趋同质化。“我们的这种文艺书写、文艺的表现形式与整个世界文学的创作相比，书写的丰富性其实还不够，《海上繁花》这本书确实填补了空白”，刘琼认为《海上繁花》弥补了抗战时期关于浙东平民面对战争的表现，特别是对于英国战俘的救助这个历史书写上的空白。

“文学即人学”

“女性作家敏感、细腻、善于共情的特质柔和了硬派历史书写，她们擅长以艺术想象的方式再现历史细节和历史瞬间。”刘琼谈到，《海上繁花》也填补了女性关于历史书写的空白，她还提炼了小说所探讨的问题，即“战争与人的关系”，“杨怡芬用‘里斯本丸’号沉船串联起了地域、历史与历史中的人”。

谈及如何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做好精细的选材，如何丰富小说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杨怡芬坦言一个作家如果没有野心，就没法创造一部长篇小说这样的“小宇宙”。思考从战争中走过来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祖辈曾经遭遇了什么，这些都是推动写作的情感力量。

生活在历史舞台中的“人”是杨怡芬小说的主角。拥有经济学背景的杨怡芬吃透了人物背后的物资、水利、运输、金融等环境要素，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历史。“文学就是人学，文学就是人与历史的故事”，杨怡芬感慨，《海上繁花》的落脚点就是人民，就是中国人民勇敢的心。小说塑造了血肉饱满、有情有义的中国人民的形象，呈现了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深厚情谊。同时，对侵略与抗争、生命与尊严等主题进行了理性思考。中国人民的淳朴和无畏是作者以“里斯本丸”号沉船史实创作小说的支点——我们有这样的人民。

活动现场，读者朋友们与杨怡芬踊跃互动，大家还针对历史写作的经验、抗战书写的创新等问题进行了积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