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须一瓜最为大众熟知的作品《太阳黑子》，由它改编的电影《烈日灼心》曾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金鸡奖等。

在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五月与阿德》中，须一瓜没有写惊心动魄的案件，而是将笔墨缓缓倾注于世纪之交、东南小城的一隅。

南方潮热的空气，晕开一段光怪陆离的古厝往事：五月与阿德，一女一男，一老一少，两个再庸碌不过的小人物，共同开启了一场长达十八年的人生赌局。《五月与阿德》是一部以人物驱动的小说，书名即是两位主人公的名字。

女孩五月，生在岭北山村。父亲醉醺醺地活了半辈子，以至于当母亲喝下农药自杀后，村里人也毫不意外，甚至毫不可惜。父亲醉死沟渠后，只留下两个同样邋遢肮脏的“田鼠”般的哥哥。

而长相清秀的满月也被命运开了玩笑，渐渐长大，五月也慢慢发现，自己的身体和旁人不太一样：两脚落地时声响不同——疾病从天而降，她的脊柱，正在一天天侧弯。五月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变成一只扁壳蜗牛。她抗拒这样的命运，逃离家乡，只身闯入“小香港”骊州。

在骊州，她遇到了阿德。阿德最自豪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就像他的居所——位于骊州城中心中山路的一幢红砖老别墅——那样端庄正确。他年轻时是接待过外国元首的仪仗兵，即便因伤提前退伍，那根永远梗着的天鹅脖，也让他看起来对一切“心里有数”。在阿德的指导下，五月开始了从身到心的“矫正”计划……

最近，须一瓜携这本新书与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徐勇、自媒体博主拣尽南枝一起，围绕“飞扬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命运”，带领读者进入《五月与阿德》的文学世界。

须一瓜被文学评论家们称为“温柔的精神警察”。她对人的价值、生活的困境有独特的敏感。多年政法记者的从业经历，让须一瓜见证了许多比“虚构”更加精彩的真实故事。它们有的发生在敞亮的大马路中央，有的则发生在老城旮旯昏暗的灯光下。用双眼见证、用笔端记录下的这些人间物语，成了她创作土壤中丰富的养料。

这样的经历让须一瓜在写作中擅长发掘和呈现人性的幽微复杂，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小说叙事模式和美学风格。莫言曾用“刀刃般锐利”来评价须一瓜的写作。新作《五月与阿德》初刊于《收获》，在这部10万字的小说里，须一瓜将目光投向人的身体与梦想，描写了患有脊柱侧弯的女孩五月与退伍仪仗兵阿德跨越近20年的依赖与较量。

须一瓜首先分享了《五月与阿德》的创作契机，小说源自她在现实生活中的“遇见”。“很久以前我曾经采访过脊柱侧弯的人，也遇见过似水杉一般挺拔伟岸的人。两种截然相反的身体，让我产生了作为创作者的好奇。”在她看来，身体是一个人情感与梦想的容器，但中国传统文化对身体的描绘是较为隐蔽的，于是她开始想象拥有不同身体的人如何展开自己的人生。因此，《五月与阿德》的主题，事关人的梦想与欲望，这是须一瓜作为作者的坚持。但她同时也认为，小说家只是上帝的一支笔，呈现出的故事还得交给读者品评。

徐勇读《五月与阿德》，即着眼于两个人物所处时代带来的更深文学隐喻。阿德对于五月脊柱的矫正，不仅作用于这名年轻乡村女孩的身体，更有城市对人的从身体到灵魂的规训，其反映的是城市与农村的一种关系。

拣尽南枝则关注到腰封上的一句话：“她是一张打错的牌，只有作弊，才有赢面。”小说里的五月与阿德两位主人公看起来两败俱伤，但回到现实语境，关于人生的输赢，作为一名00后，她坦言如今尚有许多迷茫，但行到结局，如果没有遗憾便是赢。对此，须一瓜和徐勇也有所同感，人必须生活在时代里，但最关键还得认清自我。须一瓜分享了自己近年来的感悟：“世俗价值的攀比是无止境的，输赢只能由自己评判。最大的赢是保持生命的踏实与宁静，而要获得宁静，关键在于恰当地配比欲望与能力。”

回到小说创作领域，《五月与阿德》放在须一瓜的创作序列中，与此前备受瞩目的《太阳黑子》、后来创作的《致新年快乐》《窒息的家》有不同的色彩。在徐勇看来，须一瓜是一位百变的作家，每次都在挑战不同题材，而《五月与阿德》又有着更多的“文艺腔”。须一瓜本人也坦言，从创作之始就希望能成为一名频道很多、光谱很广的作家。她将每次创作都当成一次独特的生命体验，想要尝试不同的色彩，同时也有取舍。“创作《五月与阿德》十分过瘾，它的气场不一样，非常完满，有着另一层次的创作快乐，我对它，也和其他作品想要企及的目标有所不同。”

须一瓜将写小说比喻为“耕田”，在看起来农闲的时期，也在为下一次农忙做准备。她与读者分享了自己最近在读的书——《全球海盗史》，这也许就是为下一次农忙蓄力。“我希望下一个作品也能够像《五月与阿德》这么自由、这么痛快地去创作。”须一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