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温38.5℃，CT显示肺部白块，核酸检测阳性，咽拭子试验阳性。”周佳琳医生戴着厚实的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将他捂得严严实实，我竖起耳朵，才听清她说的话。

　　“这么说，我……”

　　“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她的语气冷峻，不容置疑。我来不及看她的表情，事实上，我也看不清她的表情。她的脸，全部被口罩遮盖，护目镜上凝结着雾水。我最后一点侥幸心理，被周医生冷峻的话语击碎。

　　我已经被隔离观察几天了?我都记不清了，三天还是四天。刚开始，我很有信心，自己应该没事，大概就是一个小感冒而已。我没去武汉，甚至连洞庭湖都没跨过去，远在一千多公里以外的城市，怎么可能会传染上这种病?随着隔离时间的推移，我每天都会追问医生检查结果，但他们迟迟给不出答案。这让我忧心忡忡，充满了恐惧感。在疾病面前，没有不害怕的——我还年轻，不想死，也不能死。今天的新闻说了，这种病会人传人。我该怎么办?小美怎么办?还有一周就过年了，如果不是困在隔离病房，我早就到亲爱的小美家过年去了。我们说好了，2020年2月2日领证，说是图个吉利，不管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往左，怎么看都是“20200202”，多么吉利，多么顺畅。有人说我们蹭热点，管他呢!哪个结婚不是为了图个吉利图个喜庆?

　　“我会这么倒霉吗?”我冲周佳琳的背影大喊，“你们会不会弄错了?”

　　周佳琳回转身来，护目镜后面的眼神依旧严肃：“不会错。安心休息，等下李护士来给你打针。”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打针!”

　　我的吼叫引起了同室病人的反感：“你吼什么吼?她是医生，是来救你命的!”

　　同室病人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子。他很瘦，看起来不足一百斤，脸上的褶子比岁月还要深沉，表情木木的，既不看我，也不多说话，一天到晚闷闷不乐的样子。他几乎和我前后脚进的隔离区。我不知道他是谁，干什么的——大概已经退休了吧，我更不知道他是怎么感染的。

　　我瞪了他一眼：“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这个病，我不是!”

　　“灾难面前，不要侥幸。”

　　“多管闲事!你希望我得病啊?”

　　“小伙子，这样说话可不好!”他的语气传递对我的轻蔑。

　　“可恶的病毒!我日你祖宗，我诅咒你十八辈子祖宗!”我给小美打电话，我还只说“我感染了”这四个字，手机就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刺痛我的耳膜。小美竟然挂断了我的电话!我以为是手机信号问题，再拨过去，她的手机已经关了。

　　李护士端着一个盘子过来：“胡建华，打针了。”

　　我直愣愣盯着李护士，照样看不清她的脸。口罩背后，一定是一张俊俏的脸吧。从内心里，我是拒绝打针的。但我无法拒绝这个在危险的时候拿生命守护我们的人。我伸出手臂，撸起衣袖，她给我扎上橡皮管，嘱咐我：“握拳”。我隔离之后，一直觉得李护士的声音是这里最好听的，柔柔的，绵绵的，像唱歌，仿佛是江浙一带的口音。

　　我的血管很好找，也很好扎，针头很顺利就扎进了血管，血慢慢回流到输液管。她一只手按住针头，一只手松开橡皮管，然后贴上胶布，固定针头。虽然隔着橡胶手套，但我能想象得出，她的手娇小、白嫩，我又想起小美，她此刻在干什么呢?手机关机，是没电了还是有意关的?

　　小美是谁?你们竟然问我小美是谁!小美是我的未婚妻，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漂亮的女医生。她原本不是我的女朋友，她的前男友是我朋友，两个人认识也有好几年了。我声明，绝对不是我挖墙脚夺人所爱，是小美和前男友分手之后，我才开始追求她的。其实，小美是个工作狂。工作起来，丝毫不顾及我的感受。我们约会，她经常迟到，弄得我像个小白一样看人家卿卿我我。小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洗手，什么“内外夹弓大立腕”口诀背得溜，她不但自己洗，还要求我也按照“七步洗手法”去洗，每次要洗够三分钟。和小美好之前，我洗手从来都是冲一下，洗那么久干吗?可是，小美不干，一定要我按照她的规矩来，习惯就好。她说。我还真的就习惯了这种洗手。

　　我是发自内心爱小美，愿意把命都交给她，更别说钱了，我愿意把钱交给她管，她却不接银行卡。对钱这档子事，小美历来都不在意，大大咧咧的，以至于前男友拿她的钱花天酒地，她还蒙在鼓里，等待要买房了，她一查，银行卡上只剩下四位数了，两人大吵一场，分手了。“这么大手大脚的主，我养不起。”这是小美留给前男友的最后一句话。

　　“人都交给你了，我还在乎钱?”我还是把手机银行密码告诉了小美。

　　早几天，我们公司放假，我对小美说，我们去欧洲旅行结婚吧!

　　我爸妈一直盼着我结婚，催促我趁他们手脚还利索，早点给我带孩子。还要给我买房买车，家里有这个条件。我一直不愿意，骨子里就看不起啃老族，父母的钱是养老钱，辛苦了一辈子，把他们的钱榨干，我不忍心。

　　小美有些迟疑：“你都还没见过我爸，打什么结婚证?”

　　是的。我跟小美恋爱将近两年了，一直没见过她家人。她曾经告诉过我，母亲走得早，是父亲拉扯她长大的。我想了一会，说：“今年去你家过年吧!我也给未来的岳父尽点孝心!”

　　小美难得休息，我也很难见到她。这让我一天到晚无所事事。终于等到她出班休息，我赶紧拉着她去商场购置年货。商场里看不出有多少紧张气氛，每个人的推车里无一例外堆满了年货。过年的气氛浓烈，商家使出十八般武艺促销。我生活的这个城市，还没有感觉到病毒带来的紧张和恐惧。

　　这个时候，小美的科主任来电话了，听语气，挺急的。她表情严肃，边接电话边走，扔下我一个人，把沉重的年货交给我，自己打的走了。

　　小美这一走，我跟她只通过一次电话，她让我注意安全，尽量不要出门，出门戴口罩，记得勤洗手。她的语速极快，好像很忙，容不得我多说话，就匆匆挂断了。

　　一个人搬一大堆年货，是一件很累的事。我叫来快递小哥，分一半年货寄给乡下的父母，告诉他们，我今年去女朋友家过年，让他们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就吃，该喝就喝。父母听说我要去女朋友家过年，有点激动，终于找女朋友了，问长问短，差点就要查户口了。我也感觉到他们的失落，这个年，大概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没跟他们一起过年。

　　一觉醒来，太阳出来了。难得的腊月阳光，心情顿时惬意起来。这时，我觉得自己有点畏寒，摸了摸额头，有些烫。我的心一紧，赶紧去看医生，一测体温：发烧!

　　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医生，是不是测错了?”

　　医生发给我一个口罩，示意我戴上，让我到专门的发热病人休息室，休息十分钟再来。

　　再测，还是发烧。我被隔离了。

　　我身体素质还算不错，怎么传染上这种病?百思不得其解。我打电话给小美：“我被隔离了!”

　　电话里，小美声音急促：“呆在医院观察，哪里也别去!”

　　小美的手机里同时传来了火车的鸣叫和站台上广播声，我心中一惊：“小美，你是在火车站吗?你要去哪里?”

　　通话被挂断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小美去火车站干什么?接人吗?没听说要接什么人啊!再说了，即使是去接人，也没什么遮遮掩掩的，难道是去接她的前男友?难道她们藕断丝连死灰复燃了?不不不，不可能!

　　小美至少要安慰我一番，最起码会问我在哪个医院?倒不是希望她来看我，这个时候，也不允许有人来医院探望我。可是，她神神秘秘去火车站干什么呢?为什么要挂断我的电话呢?我已经隔离在医院了，她就放得下心?

　　“胡建华，醒醒!醒醒!”

　　我被周佳琳推醒，感觉到脸上有冰凉的泪水在蔓延。

　　“胡建华，你哭什么?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连个女孩子都比不上。”

　　我哭了吗?我分明见到小美了。她额前的“刘海”把浅笑衬托得生机勃勃，举手投足散发着迷人的温柔，让我神魂颠倒。听说，我和她在一起之后，她前男友足足瘦了十多斤，一米七八的个子只剩一百斤，像一根竹竿在风中晃荡，随时都能被刮跑了。

　　“吭哧吭哧”的咳嗽使我坐也不是，躺也不是。躺下来咳得厉害，坐起来身上插着管子。一双纤小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背：“胡建华，别激动。你放心治疗，我们在你身边。”

　　我感觉额头上渗出了冷汗，身上却一阵一阵发凉。这是种感觉让我想到“打摆子”这个词，内心的恐慌让我觉得汗毛一根根竖起来了。我感觉胸口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捂住，我好像要被捂死的时候，这只手又把我松开，我大口喘气，刚刚喘息两口，胸口又被堵住了，压得我钻心地痛，每一次呼吸都在咳喘中艰难完成，让我窒息。

　　我的喉咙中，堵着一团黏糊糊的东西，吞不下去，咳不出来，任凭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它依然无动于衷。此时，那双无形的大手，从我的胸口，移到喉咙上，它使劲卡住我。又好像一个手持长刀蒙面人，在我身后紧追着我。我想跑，却跑不动，那个蒙面人见我不跑了，在离我很久的地方停下来，阴森地笑着，那种笑，让我心里发怵。

　　“胡建华!胡建华!”周佳琳再次大声呼喊我。我听得见她的声音，张大嘴巴却说不了话。我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我感觉自己要死了!

　　“快!吸痰器!”

　　我的口罩被取下，一根管子插进我的喉咙。“吱吱吱……”这声音很刺耳，吸痰器的负压试图将那一团黏糊糊的污物吸出去。然而，她们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

　　“稀释剂!快!”

　　不知道是谁往我的喉咙里注射了一些清凉的药水，不久，我感觉那团黏糊糊的东西开始变稀薄，就像冰块一点一点融化。

　　吸痰器再次“吱吱吱”响起，追杀我的蒙面人见我有了帮手，丢下大刀一溜烟跑了。

　　我睁开眼睛，世界一片雪白，脑海一片空白。周佳琳站在我面前，我依然看不到她的面容。

　　从鬼门关前溜达了一圈，我又被这个女医生给拽回来了。我不想仅仅用感激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感激这类词，对现在的我来说，太苍白、太无力。她不仅仅配得上我的感激，更配得上我的铭刻。

　　我很想知道，周佳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并非好色之徒，更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却非常渴望看清她的面孔。善良的人，该有姣好的面容吧!就像我的小美。你看，她穿着笨重的防护服，戴着三个口罩，还能麻利地将我从死神手里抢回来。脱下这身防护服，她该是一个身手矫捷的跆拳道运动员吧?或者，她从小练过体操，却阴差阳错当了医生。

　　傍晚下起了雨。透过窗户，只有冷冷的路灯电线杆在雨中孤独站立。“噼噼啪啪”的雨声，淋湿了我的思绪。隔壁病床的男人正在打电话。百无聊赖，我想跟他聊聊天。隔离之后，除了医生护士，没有人跟我说过话。我被隔离了，不是被孤立了，我又不是雨中的那根电线杆。

　　他终于打完电话了，我试探地问：“跟老婆打电话?”

　　他斜了我一眼，脸上的口罩很刺眼：“不是老婆，是一位朋友，我女儿突然联系不上了，托朋友打听打听。我老婆2003年去世。”

　　“因为……非典?”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不该这么直白问人家的伤心事。

　　他的眼神黯淡了：“是的。现在，女儿也联系不上了!”

　　我的心猛地沉下了，像被锤子“咚咚”地击打，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说：“没事，已经过去17年了，我和女儿早就接受了这个现实。”

　　“那你，没再娶?”我发现我笨嘴笨舌，真的不会聊天，人家都说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我是把天聊死了。

　　他侧转身子面向墙壁睡着，不再理我。这个夜太静了，太漫长了。好在还有雨声陪伴，护士也隔一段时间来病房看望我们。

　　急促且惊天动地的咳嗽声，一阵一阵钻进我的耳朵，折磨着我的心脏。我也一样，有时咳得翻江倒海，恨不得把肺掏出来看看，到底有多白?难道是被漂白粉漂洗过吗?咳嗽声盖过雨声，交错起伏，融进焦躁、苦闷、忧虑。这个冬夜，或者说之后无数个寒冷的夜晚，这种消沉和一眼望不到头的担忧，时时刻刻占据着我的心。

　　咳得急促的时候，护士会过来，给我吃一些药片。白白的药丸，像雪花一样轻飘飘的，却无法给人雪花般的美感。好多年没下雪了，不下雪，没有冬天的意境，用我这个工科男的语言来说，就是不像冬天。我喜欢雪，小美也喜欢雪，我将小美比成雪，纯洁、洁白、白净。可是，小美怎么突然就不理我了呢?手机一直无法接通，微信不回，毫无音讯。

　　吃过药，体温也不算太高，暂时没有咳嗽的侵袭，我的思绪像脱缰的野马，又开始活跃起来。我牵挂小美。她的笑是那么甜，那么温柔，怎么突然就不理我了?难道是嫌弃我生病了?不会吧!绝对不会!她也是一名医生，怎么会嫌弃我呢?可是，她这么久不联系我，到底是为什么?真奇怪!难道她人间蒸发了?不行，我一定要问问她。

　　大半夜的，小美一定在睡觉，我不忍心打搅她。我蜷缩在病床上，盯着手机上那一串熟悉的数字，多么渴望按下通话键，多想听到小美缓慢柔和的声音，而不是那种“突突突”打机关枪一样的语速。她是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向来雷厉风行，有时候，我开玩笑说找了一个“女汉子”做女朋友，她就会怼我：不愿意就分手!我哪还敢回话。

　　这会儿，我隔壁床的那位斯斯文文的先生，应该也没有入睡，我听见他咳嗽和喘息的声音，沉重地划破夜空。夜班李护士过来，问：“蒋教授，您感觉怎么样?”

　　他应该是憋足了劲回答护士：“没事，你去忙吧!”

　　我这才知道，他姓蒋，还是一名教授。我接过李护士的话说：“这么巧，我女朋友也姓蒋。”

　　蒋教授大口喘着气，自顾不暇，根本没有精力搭理我。李护士说：“胡建华，睡觉!”

　　我自讨没趣，一脸的无辜，枕着严冬的雨声、隔离病房的氧气从湿化瓶里汩汩流出的声音，毫无睡意。我问护士：“这个病，能不能治好?有不有特效药?”

　　护士说：“现在没有特效药。据说这种病毒是因为吃野生动物，主要是吃蝙蝠、穿山甲之类的，被它们身上是病毒传染的。”

　　“我的天!蝙蝠也敢吃!非典就是从果子狸身上传染过来的，怎么还敢吃这些野生动物!”当然，非典流行那一年，我还小，这些话我都是从小美那里听来了，虽然那时候她也还小，但非典对她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她失去了母亲。

　　李护士转身走了。她的脚步显得沉重。这个夜晚，她好像没有停下来过。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她最长相隔十五分钟会到病房里来巡查一遍，咳嗽的没咳嗽的、发烧的没发烧的、睡觉的没睡觉的，她要在每个人床旁站一两分钟再走。

　　担惊受怕中，一个晚上好不容易熬过去了。早上，李护士给我们送来早餐：一碗瘦肉米粉，一个水煮鸡蛋。咳得五脏六腑都要倒出来，我哪里吃得进?周佳琳进来查房，依旧是笨重的防护服、护目镜和捂得严严实实的口罩。她的目光在床头柜上扫了一下，说：“胡建华，不吃早餐怎么行?尽量吃，营养要跟上去。”

　　我把口罩往下扯了扯，露出鼻子和嘴巴，递给她一个眼神：“蒋教授也没吃。”

　　周佳琳又转身去做蒋教授的工作，医生说话，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无非是注意营养、调节好心态之类的话。这几天，我呆在隔离病房，这些话都听麻木了，我敢肯定，耳朵里都长出了茧子。电视里播放的是疫情新闻，微信朋友圈也是疫情新闻，真真假假的消息满世界乱飞。

　　蒋教授端起米粉，嗦了几口又放下碗，苍白的脸上都是焦虑，看了让人心疼。看到蒋教授这样，我也对早餐略表心意，嗦了两口。周佳琳监督我们：“吃完!吃完了我才会开医嘱。”

　　无奈，我只得硬着头皮，将米粉和鸡蛋全部吃完。蒋教授见周佳琳一直站在床边，只得重新端起饭盒。看着我们吃完早餐，周佳琳又问了问病情，安慰我们：“信心是最好的药!记住，没有一种病毒不被人类打败。”

　　暖流涌动。这话说得太好了。蒋教授却说：“说得那么好听!病毒是残酷的，要死人的!”

　　我顿时没话说了。周医生的说法激励人心，蒋教授的说法呈现事实。角度不一样，说出的话就不一样。我理解蒋教授的心情，自己生病了，女儿失联了。可是，我不也一样吗?我也感染了，未婚妻没有任何消息。着急上火没用啊!

　　我试着问：“蒋教授，您是教什么的?”

　　“医学生理学。”

　　我的天!他是教医学生理学的!我记得小美告诉过我，她父亲是医科大学医学生理学教授!小美，也姓蒋，叫蒋小美!难道，他们是父女关系?眼前的这位，难道就是我未来的岳父?

　　太巧合了。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我压抑狂放的心跳，问：“蒋教授，您的女儿是不是叫蒋小美，在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当医生?”

　　蒋教授转过脸，眉毛拧成“川”字，将我上上下下打量个遍，问：“你怎么知道?难道你认识她?”

　　“伯伯，小美是我女朋友!”小美现在没有消息，我忧心忡忡，“您也没她的消息吗?”

　　“没有!”他还在打量我，“她没有告诉过我，她男朋友叫什么名字。确切地说，我根本不知道她有男朋友。”

　　尴尬了。小美竟然没有跟老爷子说跟我谈恋爱的事?怎么可能!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我们都准备登记结婚了。老爷子的脸色虽然憔悴，但目光犀利，就像X射线，随时都可能穿透我的身体，看清我发白的双肺。我解释道：“是真的，我们还准备20200202这一天去民政局登记结婚，都预约好了。”

　　老爷子好像相信了我说的话，不再提防我问：“小美也没告诉你去向吗?怎么会突然失联?”

　　“其实，我也感到奇怪。那天，我跟她正在置办年货，她接到电话，就匆匆忙忙走了。”

　　“难道，她去武汉了!”老爷子神情黯淡，自言自语。

　　“武汉!我的天!难怪那天我给她打电话，背景声音是在火车站!”

　　老爷子突然坐起来，氧气管也脱落了。此时，我只能安慰他：“别急，她也许手机坏了。这个时候，根本没地方买手机啊!”

　　这段时间，电视里每天都会播放疫情的新闻，每一句话都揪住我的心。武汉的情况让大家都提心吊胆、揪心、难受。这个时候，除了救援的队伍，谁会往武汉去?

　　我真的后悔，一直没有跟小美要她闺蜜或者同事的联系方式。我不喜欢牵牵扯扯，更不愿意她误会我有什么图谋。现在想起来，两个人有共同的朋友太重要了。

　　“给市人民医院打电话!查到小美的下落。”情急之下，我跟老爷子商量。

　　老爷子点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找个人应该不是难题。电话打过去，人家很热情，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她真报名去了武汉!”老爷子的语气，既心疼又无奈，“女大不由爹啊!”

　　看来，小美跟父亲商量过，他没同意。她对我却没有说。也许，她根本就不想告诉我。她就是这样，认定的事，人家再反对也没用。那么，之前所谓的登记结婚、去她家过年，都是敷衍我的?我的心里一阵悲凉。

　　老爷子盯着电视，她难道是要从新闻画面中，找女儿的身影吗?我何尝又不是!别说我们在电视里找不到小美的身影，就算找到了她，在隔离病房里工作的那身装束，也认不出来。聊天的时候，小美曾经告诉我，医生护士内部将隔离病房称为“红区”，当时我问，为什么叫红区呀?小美说，红区就是隔离区，也叫污染区。黄区就是限制区，也叫半污染区。我当时没在意，这个称呼跟我没什么很大的联系。我是个机械设计师，对医院里的事情，没有感性的认识。这次，我彻底感受到“红区”了。

　　“别找了，休息会儿吧!”我劝老爷子。两个人戳破这一层关系，我还真把他当成长辈了。他成为我的岳父，是迟早的事。等小美这次从武汉回来，我一定要娶她，给她一个盛大的婚礼。没有赶上20200202这一天打结婚证，但不妨碍我们成为一对幸福的新人。

　　老爷子像没听见一样，一直盯着电视。晚上，护士送来饭菜，老爷子的视线也没挪一下窝。我隐隐担忧，劝他：“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担心女儿是人之常情，总不能一天到晚看电视吧?”

　　老爷子长叹一声：“都怪我太宠溺她了!”

　　“您放心，我会迁就她的!”

　　“但愿吧!小胡，表面看起来你性格还可以，两个人在一起多容忍。她性子强，别跟她犟。”做父亲的担心女儿被欺负，我能理解。

　　“小美倔强，但也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她学识丰富，有爱心、同情心、事业心，这样的女子，我会好好珍惜的。”

　　老爷子绽放出一些菊花般的笑容，笑起来，脸上的褶子好像没那么深了。

　　除夕夜，小美终于打来了视频电话。老爷子激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他的嘴唇、手，甚至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小美，你怎么不听话!让你别去的!”虽是嗔怪，却满是父爱。

　　小美也哭了。她报名参加医疗队支援武汉，接我电话的时候，正准备上车，手机掉到轨道上，被火车压得粉碎。到了武汉，一直忙一直忙，中途不能吃饭、喝水、上卫生间，穿脱隔离服很困难。下了班，回到宾馆倒头就睡，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这是她第一天休息，赶忙借了同事的手机打来电话。

　　我侧耳听着父女俩的通话，好想说几句。但我不能让老爷子认为我是个不成熟的人，一直忍着，没敢吱声。

　　老爷子突然说：“小胡和我住一间病房。我们现在是同病相怜的人了!你个小丫头，找了男朋友都不告诉我，还想给我来一个突然袭击啊!”

　　终于提到我了，我从病床上蹦起，凑到镜头前：“小美，你好吗?”我承认，自己是个没有什么出息的男人，想小美想得心慌意乱，肝肠寸断。

　　小美瘦了，脸上有一道道勒痕，很深。我问她怎么回事，她故作轻松，告诉我戴N95口罩和护目镜必须要勒紧，才能把病毒阻挡在身体之外。小美的眼睛红红的，眼皮也是肿的，那双纤细的手上长满了红红的疹子，我看了更加心疼：“你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等你回来，等我和你爸从红区出去，我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

　　小美要我们不要责怪她。报名参加医疗队是早几天的事，我和他父亲都还没被隔离。医院定了人，换不了。再说了，即便是她不去武汉，也不能在身边服侍我们。我连忙说：“我理解我理解!相信你爸也会理解!”

　　我的话得到了老爷子的首肯，他半眯着眼，频频点头。我们不能聊太久。小美是借同事的手机，我看到了她，知道她的去向，知道她还安全，这样就很好了。千叮咛万嘱咐，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她是在前线打仗，我不能让她太分心。

　　打完电话，我的心轻松多了，这些天压在我心头的那块石头，被这个电话搬走了。

　　知道小美在武汉，我和老爷子的牵挂就有了目标、有了方向，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满世界乱撞了。

　　在隔离病房，就像狮子困在笼子里，每天要打针、吃药、吸氧，还有该死的咳嗽、喘息，折磨得我们无法安睡。心烦意乱没有用，生气更没有用，只能接受现实，慢慢调整心态，勇敢面对这场突然袭来的灾难。

　　不咳嗽、不发烧的时候，我就和老爷子聊天。聊得最多的当然是小美。聊得开心的时候，我们会笑。小美母亲非典去世后，她立志学医，要当医生，救更多的人，不让人家失去亲人。蒋教授原本是不同意小美当医生的，太累。小美打定主意，容不得父亲反对。填高考志愿的时候，她压根没跟父亲商量，自己做主，选报了志愿。蒋教授知道反对无效，也不能闹得不愉快，就默认了。后来，又考研，两父女有过一次探讨，小美要考重症医学专业，蒋教授建议女儿考相对轻松一点的专业，比如内分泌科、中西医结合科，小美不同意，自作主张填报了专业。那以后，蒋教授有了“女大不由父”的深刻感受。当然，除了小美选择专业上的分歧，父女俩还是和谐的。一段时间朝夕相处，从内心里，我们真的将老爷子当成了亲人。他是一个严肃、有涵养的知识分子。

　　严冬很快过去，春天倏忽而至。立春这一天，周佳琳医生来查房，告诉我们，我的第一次复查病毒核酸检查结果阴性，说明这几天的治疗开始见效。明天再做一个核酸检测、CT和咽拭子检查，如果检查结果继续阴性，就可以出院了。对我来说，这是我进入红区以来，最好的消息。

　　周佳琳跟我说话的时候，老爷子一直看着我。我压制喜悦，问蒋教授的检查结果，她摇摇头，不知道是没出来还是没效果，老爷子的脸唰地沉了，夜色般黑黢黢的。

　　周佳琳赶紧安慰：“蒋教授，我们明天再做一个检查。您一定要心平气和地配合我们的治疗!越是到艰难的时候，越要坚定信心!”

　　我也不失时机劝他：“老爷子吉人自有天相，我们都会活着从这里出去的!”

　　老爷子的心情才慢慢好起来。周佳琳转身的瞬间，老爷子突然问：“这几天没看见那位李护士了，她休息了吗?”

　　“她……”周佳琳欲言又止。

　　“她怎么了?”老爷子追问。

　　“她也被隔离了。住在楼下的病区。”周佳琳的声音很小，但我听得真切。我的鼻子猛地一酸，眼睛突然湿润了。

　　“怎么会这样?”老爷子喃喃自语，无法接受周佳琳带来的这个消息。

　　我看见周佳琳的身子晃动得厉害。也许，她需要一场失声大哭，来释放这种恐惧、压抑。

　　我想到小美。她不会被感染吧?每天面对一群感染病人，上苍一定要保佑她平安回来呀!

　　我和老爷子沉默了很久，谁都没有说话。李护士，那么年轻的小姑娘，即使在红区，工作累压力大，顶着被传染的风险，还想方设法安慰我们，逗我们开心。虽然我没有看见过她的脸，但她的笑声，一直慰藉着我们的心。

　　我不知道，如果检验结果不转阴，自己还能顶多久。更不知道，老爷子能顶多久!情绪奔溃，我们只能默默祈祷：李护士只是疑似感染!

　　我和老爷子都没有睡，也不想说话。面对灾难，我们的埋怨、不满、怨天尤人，是多么苍白无力。这个晚上，叹息一声接着一声，比咳嗽声还要稠密。

　　凌晨时分，老爷子突然说想吐，胸口闷，憋得慌。我一个激灵，赶紧按下呼叫器。周佳琳闻讯而至，做了简单的检查，吩咐护士：“心电监护仪!”

　　我在一旁任何忙都帮不上，干着急。周佳琳说：“赶紧高流量氧疗!”

　　治疗措施上去了，氧气急速流进他的鼻孔，可是，他的脸色依然猪肝一般的颜色，没有什么改观。

　　周佳琳见情形不对，吩咐护士：“快准备气管切开，上呼吸机!”

　　锋利的手术刀找准部位，周佳琳麻利地完成了操作，呼吸机连上了!我才小声舒了一口气。真悬!

　　然而，还没来得及庆幸，心电监护仪报警了：嘀嘀嘀的声音，就像一道道催命符。周佳琳和护士配合，做了电击复苏。我听到她急促的声音，喊着护士：“150焦!”“200焦!”不断加大电流量，老爷子的身子直挺挺地，毫无反应。

　　周佳琳宣布蒋教授死亡的时候，我的眼泪奔涌而出!他怎么就死了呢?他还年轻呀，刚刚退休，还没来得及享受晚年!狗日的病毒，我日你祖宗!他看不到我和小美的婚礼，他还没有将小美亲手交给我，还没有来得及祝福我们!

　　不管我怎么哭，老爷子回不来了。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小美，她又怎么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几天后，我从红区出来了，神情恍惚，恍若隔世。戴着口罩，茫然地走在空旷的大街上，茫然地回到租住的房间，茫然地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想。

　　这是我人生最悲惨的一个春节，但愿这样的惨剧不再降临人间。

 

　　(此文获2020年湖南省文联阻击新冠肺炎主题文艺创作优秀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