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京郊，寒风凛冽。

　　屋内的我，心潮澎湃，没有丝毫寒意。我独坐连队图书室一角，静静地写着心中酝酿已久的入党申请书：“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一年多来，我对部队对党组织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解。加入党组织，不仅是我的愿望与梦想，更是我全家人的愿望与梦想。恳请党组织接纳我，批准我入党……”

　　一番修改之后，我正式誊写在用来投稿的方格纸上。在连部门口徘徊一阵后，鼓足勇气，将申请书悄悄地放到指导员的办公桌上。

　　23年过去，那一幕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那天不仅寒冷，还是个周六。下午和晚上是自由活动时间，有的战友在看电视，有的战友在进行娱乐活动，有的战友在澡堂洗澡，有的战友在理发，有的战友在小卖铺排队往家里打电话，而我却选择了最喜欢也是最熟悉的图书室。往常我会翻来覆去地阅读图书室为数不多的那些书，那天却做了件令我自己都觉得惊讶的事儿——写入党申请书。

　　由于对党的认识肤浅，我的申请书写得不够细致也不具体，甚至有些空洞，但情真意切，不乏意气风发，情绪激昂。我的入党愿望，也是家人的嘱咐。当兵入伍时，包括后来每次家里来信，父亲和爷爷都会强烈地表达着他们的愿望：一定要好好工作，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入党。父亲和爷爷都是群众，地地道道的农民，很难说他们对党有什么样的认识，也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但他们知道感恩，分得清善恶好坏。

　　入党似乎是遥远的事儿，文学好像离我更近。文学的种子，上高中时就已经种下。当兵离开家乡时，我除了带了一本《湖南日报》《长沙晚报》《望城报》副刊文章的剪贴本外，还带了包括《悲惨世界》《太阳石》《飞鸟集》《年轻的潮》等在内的十几本文学书籍。这些，都曾滋润着我紧张、辛苦而又枯燥的新兵生活。

　　几乎每天夜晚，我都要趴在连队的常明灯下写诗歌、散文等，但写得最多的还是小通讯。连队有什么好事儿，战友中有什么感动人心的瞬间，我都会用笔记录下来，加工整理成小通讯，投到团政治处报道组。每周团里统一组织看电影，放电影前会播送“影前新闻”，我的小通讯总会在这个时候播出。看着连队的故事被全团官兵知晓并分享，着着连队官兵高昂的士气，我内心无比欣慰。一个老班长的感人故事，不仅被我写进了“影前新闻”，还引起了团首长的高度重视，他最终成了团里的先进，并光荣入党。老班长退伍时，眼里泛着泪水，向我郑重地敬了个军礼。在向老班长回敬军礼时，我心中更加坚定了对文学的追求。

　　过了三四个月。一天下午，我刚跑完五公里回到连队，指导员就找到我。想着入党申请书的事儿，我心里直打鼓。指导员说，祝贺你。我心里一喜，难道又发表“豆腐块”了。指导员说，经过连队党支部的考察，你已经被确定为党员发展对象了。我异常激动，都不敢相信，连忙问，是真的吗?指导员说，假不了，以后在工作和训练上，要更加高标准严要求，处处冲在前。我又弱弱地问道，指导员，我爱好文学，爱好文学和当党员矛盾吗?我有所担忧，连队是训练标兵连，军事训练放在首位，而我并非训练尖子。指导员笑着说，没有什么矛盾不矛盾的，咱们部队需要枪杆子，但也需要笔杆子。你在学习和训练之余写点小“豆腐块”，反映连队火热的生活，也是在为连队作贡献。指导员还说，和平年代，当好一名共产党员，不一定要抛头颅、洒热血，做出轰轰烈烈的壮举，只要在平凡中坚守、做出表率就可以了……

　　随后，指导员从抽屉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份《入党志愿书》表格，用双手递到我的面前。看到表格上那五个醒目的大字，我的心跳突然加速。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两位老班长，他们坐在旁边指导我填表。先打草稿，字字斟酌，句句推敲，改了三四遍。最后，在两位老班长的目光下，我一笔一画地填完盼望已久的《入党志愿书》。

　　那年“七一”前夕，在团部大礼堂，我与几十位战友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庄重地举起了我们的右手，向党旗宣誓。一年后，连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经过讨论和表决，我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向党组织靠拢、加入党组织这一过程，虽然有些兴奋与激动，甚至成了父亲和爷爷的骄傲。但真正对党组织、党员有所认识和理解，却是在入党后。随着党龄的增长，我愈加发现自己的不足，看到与许多优秀共产党员的差距。特别是作为一名记录时代的报告文学作家，这些年我一直坚持在行走，行走在贫困山区、革命老区、改革开放的前沿等地，抵达生活和历史现场。但越行走，越发现自己的浅薄，自己的渺小。

　　无数普通党员的平凡事迹，深深地感染着我。我在采写《哑巴红军》时，被历经艰难困苦、流血牺牲的红军和八路军事迹所震撼；采写《见证》时，在沂蒙革命老区生活了近半年，深深感受到了革命老区党和人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采写《马桑树儿搭灯台》时，在湘西革命老区吃住两个多月，凝聚着血泪、不屈、顽强、勤劳、忠诚的老区人民打动着我；采写《乡村国是》时，两年多的时间里，独自行走于脱贫攻坚主战场，走过14个省39个县的202个村庄，辽阔的大地、无垠的精神，特别是共产党人的奉献、智慧与力量，让我肃然起敬；采写《大战“疫”》时，在武汉的35天里，采访了200多个奋战在一线的“战士”，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党员，我见证了他们用行动诉说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初心、恒心和善心。

　　他们都是普通党员，坚守的只不过是平凡岗位，却让我深刻感受到党组织巨大的温暖和强大的力量。这些，不仅流露在了我的笔端，也烙印在我的心坎，注入了我的血脉。于我而言，一如既往地行走在中国大地的纵横阡陌，做一名忠实的行走者、记录者、思考者和报告者，这或许就是对“党员”二字最好的理解与诠释，对初心的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