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凿是1975年的冬天，具体哪天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阳光灿烂。灿烂是有原因的：公社居然要我到县里去开会!那时候打通知都是开广播，树在田中的喇叭一响，全公社哪个角落都听得到。广播响起时，我正在资江河里起大粪。大粪是紧缺物质，一般生产队想搞搞不到，我们知青点有知青家长是肥料局领导。大粪先用船运到码头，再起肩往山里挑。远也不远，十来里崎岖山路就到了。我手握粪瓢心里纳闷：县里是开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去的都是三级干部，我算个屌呵?是不是搞错了?战友们就猜：肯定是你在知青办有关系!他们认为我会代表知识青年。第二天到公社集中才搞清，我没有那个资格，我只是作为“工农兵业余作者”去“听精神”的。什么叫“听精神”?就是旁听掌握会议精神，以后落实于文艺创作。

 

　　上县里开会有会议餐吃，招待所炒菜真的放猪油，还发误工补贴每天八毛。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要感激《资水》杂志的老前辈曹毅前先生。

 

　　下放农村不久，我偶然看到一本《群众文艺》，上面尽是快板、对口词，也刊登一些诗歌，最后面一页印得有“欢迎投稿”。研究这本刊物，我搞清了地革委下面有个政工组，再下面有个宣传组，再下面有个文艺工作室，文艺室管文艺创作。还搞清了室里的几个老师，其实就是“文革”前益阳文联、益阳群艺馆搞创作的那些人，其中就有曹毅前老师。我小时候就读过曹老师的诗歌，就想：快板、对口词估计比较难，于是就决定：写诗歌!写了就寄，不就是八分钱邮票吗?下放第一年，知青每月有三块钱津贴，钱不是问题。后来又搞清楚了：在信封的右上角标注“稿件”二字，只须贴三分钱邮票，钱就更不是问题了。

 

　　还没有支出三毛钱，就找到组织了。现在想起来对不起曹老师。我开始写的那些所谓诗歌都不长，比如“知识青年是棵苗，贫下中农把水浇，毛泽东思想阳光照，扎根山乡不动摇”，又比如“火红的太阳红通通，毛主席登上天安门，伟大领袖挥巨手，全国人民向前进”，但曹老师回信辅导，那字数就肯定是我的好多倍。从他的信中，我知道了诗歌并不就是乡下的四六句子，要讲究“十三辙”，“中东”和“人辰”可以押宽韵，还知道了主题、意境、“形散神不散”等无数新名堂。无知人胆大，我一天写得出半皮箩诗歌，又买得起邮票，发狠寄，这要耗费他多少精力呵?几箩诗歌经他挑选修改后，《群众文艺》先上，省知青办有个《湖南知青》又上，战友们就开玩笑喊我刘诗人，公社、区里也发现我了。当时各级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各级都爱搭个土台子就搞会演。会演要编演唱资料，领导认为我“地区省里都上了文章”， 演唱资料还不会编?我当然不会客气，公社和区里抽调人，不挑大粪也照样记工分，还有戏看，可谓物质精神双丰收。我也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从三句半到对口词，到益阳丝弦再到花鼓座唱，什么都敢写。当时的经典演唱资料《两老口学毛选》和《逛新城》之类，看几遍就掌握了要领，拿过来，按领导讲的，结合区里、公社的革命大好形势改一改台词就行了。演得好不好，那是演员们的事。

 

　　就这样，曹老师领我进了文艺之门。

　　

 

　　曹老师培养我，李老师也来培养我。

 

　　李老师叫李敏生，文艺室管小说的。某一次省出版社来益阳组稿，李老师将我也叫去住进了招待所。有油水的三菜一汤不能白吃，我胡诌了一个小说《反修堤上》。主题按出版社的要求：贫下中农要学大寨修大堤，阶级敌人搞破坏。艺术上按样板戏“三突出原则”来操作：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我年半初中只读完一本毛主席语录，学了一本《工业基础知识》、一本《农业基础知识》，搞得这么复杂的路子清?几万字的的小说是李老师戴着眼镜，帮我一大段一大段改出来的。李老师不但帮我改小说，还关心我的成长。后来他知道了我出身不好，总在担心招工时会没有工厂要，就鼓动我不要多想，干脆读大学算了。他给我讲了一个例子：有一个优秀的工农兵业余作者，泉交河镇上下放的，出身也和你一样，但他有特长，散文上了湖南日报，影响好大呵!后来就推荐上了湖南师院。李老师说，小刘，出身不可选择，但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明年招工农兵学员的时候，我们向你们县推荐你!若干年后，小刘变成了老刘，老刘和原来益阳县文教局的老干部闲谈中得知，当年地区文艺工作室是有“领导“向他们鼓吹过，说你们县里的小刘很不错，建议如何如何。当时文艺室的“领导”除曹、李两位外，还有管戏剧创作的吴老师，管电影创作的是梁老师，还有一位高老师都关心过我，下县时都有可能为我鼓吹一下，我只能在此向诸位一并致敬了。

 

　　李老师后来也像曹老师一样，老给我写信。故事呵，情节呵，人物呵，矛盾冲突呵，说的都是关于小说创作的知识。有一回信封里还掉出十多张邮票，他是想为我节约开支呢。

　　

 

　　李老师讲的那个优秀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后来也成了我的老师。

 

　　这就是徐静老师了。当年他不但写散文了得，写演唱资料更是高手。他写的一个宣传计划生育的三句半，流传在各个公社的毛宣队，我至今都记得其中一段：一个最好，两个多了，怀上三个怎么样办?刮掉!——想想罢：月色蒙胧，在人民公社的土堆子上，四个小伙子敲着响器，咚咚铲咚咚铲不紧不慢，突然“铛”的一声锣响，暴出来后面关键的半句，是不是效果奇好会笑翻全场?徐老师是我们的偶象，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迎风桥旅店。当时他还没有毕业，县里毛宣队(其实就是县剧团)急需一个剧本，县领导就向师院为他请了创作假，他回来急赶一个叫《两担红花籽》的花鼓戏。这当然是上天安排的，否则益阳那么大，他为什么偏偏落店迎风桥?须知从知青点到迎风桥，只有区区两三个小时的山路。耽搁一天，也只少记十个工分，损失九分钱。机遇是要抓住的，我记得那是一个阴天，风清云淡。徐老师当时还是一个大帅哥，大帅哥谈笑风生滔滔不绝，讲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手法的区别，好像还讲到了“不反抗”。 “不反抗”是在讲托尔斯泰时带出来的。他说托翁作品不提倡以恶对恶，人家打你的左脸你连右脸也送上去，迟早会感化人家，世界就会渐次美好。我现在知道了，这个话题在当时应当属危险话题，体现的是基督思想，远不在当时的红色框架内。那时候的人们，大都还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就说明徐老师那时候就“兼收并蓄”了。徐老师讲文学和报纸上讲的有点不同，报纸只讲鲁迅和郭沫若，我就只知道鲁迅和郭沫若，哪里知道托尔斯泰、普希金也是作家呢?周立波知道，赵树理就不知道了。至于《红与黑》《三个火枪手》等等，都是第一次听说。徐老师也不问问我读过这些书吗就开讲，使得我发现了他的一个秘密：他写三句半只是表象，认真读书，读很多很多书，做足文学上的准备才是他的真像。告别徐老师，我没有直接回知青点，我忍痛搭车进城，到县文化馆借书。管书的阿姨知道我是“工农兵业余作者”，尽我用黄书包背书。可惜当时的文化馆没有徐老师说的那些书，我只背回了《金光大道》和《海岛女民兵》。以后我就有事做了，日里想方设法搞徐老师讲的那些书，夜里点个蓝墨水瓶子做的煤油灯窝在帐子里读，被大帅哥徐老师一席话害得苦不谌言，常常出早工的时候两眼通红。

　　

 

　　《资水》杂志筹办的时候，我已经是益阳师专中文专业的学生了。我上课心不在焉，主要看小说。这时候徐老师讲的那些书都有借的了，还不舍命读?班主任批评我就在心里想：要怪你去怪徐静。当时徐老师毕业已回益阳，和曹老师一起在筹办《资水》杂志，不多读点书和他会无法对话的。有一天他叫我“来一下”，问过我读了一些什么书后，就希望我在《资水》创刊号上露一下脸。当时我已读了好多小说，正要一试身手呢，那还有讲的?写!时间紧迫呵，从那天起学业我就只应付一下了。鼓捣了一万多字送到编辑部，曹老师、徐老师、还有新来的王一飞老师都讲不错，后来他们三个人大约都分别改了一遍，基本上就像一篇小说了。标题好像还是曹老师最后拍的板：《爱情的天平》。《资水》一时半还出不来，也不知是哪位老师就向省里《湘江文艺》推荐了。放在现在，这种推荐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个谁首发的问题。当年培养人是第一要务，于是我的小说处女作就先在《湘江文艺》发表，再在《资水》创刊号做了头条。刊物在师专一传阅，我的班主任再不批评我了，看见我笑眯眯。

 

　　岁月悠悠，我后来做记者编副刊，写短篇写中篇写长篇，和上述各位老师的情缘一直不断，和《资水》杂志情缘也一直不断。情缘太长太长，全都写出来非长篇不能胜任，那就暂且打住吧。《资水》杂志是人办的，感动和感激必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才有意义，所以我这篇小文只能从较早的时候写起。因为我接受诸位老师的启蒙，是从《资水》还没有创刊的时候就开始了；而也可以说，没有诸位老师，也许就没有《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