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沈苇老师，首先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沈老师。现在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沈苇老师。沈苇老师是著名的诗人和散文随笔作家，新疆文联《西部》文学杂志总编，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著有诗集、散文随笔集等20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俄、西、韩、日等十几种文字，多次参加国际诗歌节，曾获得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花地文学榜年度诗歌金奖、十月文学奖、李白诗歌奖、刘丽安诗歌奖、柔刚诗歌奖等重要的文学奖项。今天沈苇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讲课题目是《当诗歌面对地域和时代》，请大家掌声欢迎。

　　沈苇：大家下午好，受鲁迅文学院邀请，很高兴在毛泽东文学院跟我们湖南诗人，尤其是全省各地的青年诗人们有这么一个交流。今天王跃文主席、水运宪大哥、游和平书记、罗鹿鸣会长都参加了这个讲座，我很感动。中午跟罗会长聊天的时候，他说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说湖南写诗的人很多，其中写古体诗的就有十万人以上，写新诗的我估计可能会超过这个量。湖南是一个诗歌大省，但是诗歌大省不一定意味着数量上的大，因为诗歌毕竟不是人海战术，它应该有好的诗人、好的作品，组成这么一个诗歌大省。从老一辈里面来说，像彭燕郊、郑敏，都在湖南生活过，我非常尊敬和热爱的一个诗人就是昌耀先生，昌耀既是西北的，生活在青海的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我们湖南常德人，他最后魂归故里，他是葬在常德的。昌耀先生去世之后，最早的两篇文章纪念文章是我和周涛写的，发表在2000年3月份的《南方周末》，两篇做了一个整版。我跟周涛都是新疆的，这两篇悼念文章一出来，人们还以为我和周涛都是青海人。昌耀先生的诗歌地位从他去世之后一直在上升，而且在当代新诗史上，我觉得他的诗歌地位还会更高。

　　我这次出来的时间长了一点，因为最近我们新疆有一个活动，所有的公职人员都要去南疆领一户亲戚，就是到南疆的维吾尔村里面找最贫困的家庭结对子、认亲戚，而且要两个月见一次面。所以我五六号就去了南疆，认了麦盖提县一户很贫穷的维吾尔家庭，以后他们家有什么困难，要帮助他们。这涉及到新疆几十万公职人员，有的厅级干部要结四户，处级干部要结三户。我是8号从喀什飞乌鲁木齐，又飞武汉，又飞深圳，在路上折腾了14个小时，在路上的时间比较长，在飞机上写了一首诗，作为今天讲座的一个见面礼。我先念一下，一首短诗，名叫《我为爱效过犬马之劳》：“我为爱效过犬马之劳/在边地险境，修复语言的创伤/用心灵的快和自然的慢/我行走在异族人群中/看不见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只遇到一个个的人、一颗颗的心/有时，感到活着的已不是自己/那么是一个他者?一个复数的我?/一个为爱效过犬马之劳的人/在今天被视为失踪的人/正往旷野和荒凉中去/独自面对孤寂、衰老和死亡/而爱，会跌跌撞撞活下去/获得一次次的重生”。

　　诗人是什么?诗人就是一个为语言、为爱效犬马之劳的人。我昨天从深圳过来，在深圳待了一个星期，“深圳读书月”很有影响力，已经做了17届，每一届都要评选“年度十大好书”，今年首次进行了“年度十大好诗”的评选。朵渔领衔11位青年诗人、诗评家组成初评委员会，从全国年度诗歌里海选了100首诗，然后由耿占春、张曙光、吕德安、树才和我五个人从这100首匿名诗歌里进行投票，经过九轮投票，产生了年度十大好诗。其中我们湖南诗人张战的《陌生人》也是十大好诗之一，在这里要向她表示祝贺，后面我还会讲到这首诗。那么这个评审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全国有好多年度选本，有四五个吧，也是从全国海量诗歌里面选出来的。这个活动把选本的方式往前推进了一步，在一个信息化、现象化的时代里，提醒并引导读者去关注文本，关注一首首具体的好诗。现在全国的诗歌活动特别多，几乎每天都有诗歌活动，每星期都在评奖，有些人每天在自媒体上发自己的诗。信息已替代了文学，替代了诗歌，文本被信息淹没了。能够关注文本、推出好诗，这个评审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

　　我今天讲座的题目是《当诗歌面对地域和时代》，既是个体生存的时间和空间问题，也是我们诗歌写作的时间和空间问题。我主要讲三部分的内容：第一，对当下诗歌的几个基本观察；第二，诗歌的地域和不地域；第三，当诗歌面对“无边的现实主义”。

　　首先我讲第一个内容——对当下诗歌的几个基本观察。有三个基本的观察。第一个，也是我最近的思考，我认为中国诗歌已经进入了一个“甜瓜时代”，而不是“西瓜时代”。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西瓜的起源地从植物学来说，是一个唯一起源中心，就在北非的埃塞俄比亚。甜瓜中的厚皮甜瓜也即哈密瓜不是这样，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里面，从新疆到中亚、西亚，到地中海，到北非，同时产生了甜瓜。植物学里面就说它有一个多点起源中心，甜瓜是拥有多点起源中心的一种瓜果。那么现在中国的诗歌也是这样的，70年代末到90年代，诗歌的中心在北京，在北上广。那么到了新世纪，情况变了，每个地方都产生了有代表性的诗人，都有好诗，都有诗歌群体，就像甜瓜一样，当代中国汉语诗歌已形成一种多点中心的格局。以前的诗歌格局是垂直型的，中心就是中心，边缘就是边缘。所谓的“中心—边缘论”其实不是一个文学表述，而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概念在文学上的一种偷换。现在的诗歌已经进入一个多点中心的非垂直型的、扁平化的格局。互联网和自媒体，加速了这种扁平化的趋向，这其实是一个诗歌的“民主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发言，都可以写作，都可以呈现自己。一个诗歌的“甜瓜时代”是好诗和不好的诗同样铺天盖地的时代。烽火狼烟四起，“诸子百家”并存，像一个诗的“后先秦时代”?或许历史已进入惊人的轮回。那么从世界文学来说，以前欧美文学是绝对的主流，但是上个世纪60年代拉美的“爆炸文学”，到后来的东欧文学，也即米沃什称为“另一个欧洲”的文学，再到近一二十年来中亚、西亚文学的崛起，非中心地带的文学已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和关注。我生活在新疆，新疆离中亚西亚很近，我对这个地方的文学是十分关注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跟新疆临近的中亚、西亚和南亚国家有32个。像吉尔吉斯的艾特玛托夫，这次诺贝尔文学奖呼声很高的叙利亚的阿多尼斯，还有以色列的耶胡达·阿米亥、阿摩司·奥兹，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等等，都是中亚西亚文学的杰出代表。这个现象，国内文学界甚至研究世界文学的人还没有足够关注到。这三种文学的兴起，已经改写了世界文学的地理版图，换言之，整个世界文学已经形成像甜瓜一样的多点中心了。

　　第二个观察，诗歌已进入一个数量化生产的时代。这个可能霍俊明昨天已经讲到了，因为他对这方面有研究。据说现在全国诗歌的写作者有200多万，我们湖南有二三十万。90年代初诗人西川有一个统计，说在全国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诗歌的诗人有20多万，那么过了20年之后，这个数量已经达到了200多万。据说我们现在每天产生的诗歌从数量上来说已经超过了一部《全唐诗》，我们知道《全唐诗》有48900多首。所以现在做一个诗评家是很辛苦的，这么多诗，哪读得过来啊。拿自媒体写作来说，一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表达空间和传播方式，另一方面，它也加剧了自我化，加剧一种虚无主义。信息正在取代我们的文学，常常不是文本在传播，只是信息在传播。鲍勃·迪伦说，一个24小时都是新闻的世界，就是一个地狱。而文本，一首首具体的诗，被闲置，被架空，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么一个数量化生产的时代，一个人人都见多识广的时代里面，我们是否可以活得孤陋寡闻一点?在一个加法时代里是否可以学习一种减法生活?少一点信息，回归到自己内心那种安宁，那种静静的观察、体验和沉思默想，是奢侈而幸福的。诗歌最终不是数量在说话，《全唐诗》里面张若虚总共只有两首诗，一首是大家都知道的《春江花月夜》，另外一首是很平庸的诗。但是他凭这一首诗就可以名垂青史，一首就够了。乾隆皇帝写了4万多首诗，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一个人能够记得他的一首诗?记不得了。他的4万多首诗都比不过一首《春江花月夜》。

　　一个人的一生可能会写很多诗，当然我们很难达到乾隆皇帝4万多首这么一个量。我想起里尔克在《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笔记》中的一句话：“我们应该用一生之久，尽可能那么久地去等待，采集真意与精华，最后或许能够写出十行好诗。”他的意思就是说要穷其一生写出十行好诗。同样还有一位诗人帕斯，他说“当我临终的时候我能够留下一打好诗，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曾经在1998年写过一本书，名叫《正午的诗神》，其实就是我的读诗笔记，西方诗歌的读诗笔记，从荷马一直写到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写了50个外国诗人，我在书里突然冒出一个奇想，可能比帕斯和里尔克那个理想还要极端一点、决绝一点，我说一个诗人在临终告别的时候，能不能印一本薄薄的诗集，十几首，二十首，然后扔到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去，让沙子去读，风去读，就是放弃了让人去读，这个念头随着年岁的增长有时还挺强烈的。诗歌不被阅读、不被大众接受，并不一定是坏事。一首不被阅读的诗，因不被阅读，得以保留一具完尸。

　　第三个观察，从今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新诗百年的纪念时期，这个时期可以持续五年，全国在做大量的新诗百年的纪念活动，包括开研讨会、朗诵会等等。我上个月初在新疆做了一个叫“新诗百年天山论剑”，两个诗人一组，用“论剑”的方式来探讨新诗百年。因为“华山论剑”是为了获得九阴真经，“天山论剑”则是高手论诗。“新诗百年”是个契机，可以回顾、总结，也需要前瞻。一百年，对于个人生命来说是漫长的，但将它放在历史中，把新诗和旧诗放在一个大传统框架中观照和考察的话，它也是非常短暂的。一百年的新诗，需要我们一再回头去看。百年诗歌，是过去时，也是现在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诗学和自己的写作。新诗百年的回顾，是在寻找历史的诗学，或者说以一种历史诗学的眼光启示今天的写作。“新诗百年”是契机也是提醒，对整个新诗发展和个人写作都是一个提醒。而对个人写作而言，如何将历史的诗学和现实的诗学、以及地理的诗学融合成我们个人的诗学，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每个人的写作都需要往前走。我觉得诗歌写作就是语言的行动。我们平时有各种行动，行为方式，但是诗歌就是我们语言的行动。有一位江苏70后诗人苏野，他说诗歌是什么?是“锁住时间、美善和希望的小小保险柜”，这句话使我想起布罗茨基说过的，作为语言最高存在的诗歌，不单单是我们人类学的一个目标，而是我们遗传学的一个目标，是我们语言道德的一个保险柜。

　　现在我讲第二部分：诗歌的地域和不地域。我十年前写过一首诗叫《克制的，不克制的》，诗歌也可以这么表述，既是地域的，同时也是不地域的。因为诗歌是超越地域、种族、国家的一种存在，它是一种人学，文学是人学，它不是地理学，也不是民族学，所以我对用地域来划分文学，一直是抱怀疑态度的，甚至用民族来划分文学我也是抱怀疑态度的。民族文学这个概念往往矮化和遮蔽了一个民族中的好的文学，你写得再好，也只是“民族文学”而已。正如生活在西部的诗人，写得再好，也只是一个“西部诗人”而已。

　　我是浙江人，28年前到了新疆，是一个新移民，对南北差异深有体验。地域差异的确是存在的。我来比较一下新疆人和湖南人。在新疆，汉族作为移民，是非常受少数民族的文化行为方式所影响的。新疆是“西”，按《易经》的说法，西从秋、从羊、从口，什么意思呢?西边那块土地荒凉、萧条、肃杀，甚至野蛮。从羊，羊就是漂泊，居无定所，逐随草而居。从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口头文学发达，它的史诗，维吾尔族的木卡姆，哈萨克的达斯坦，阿肯弹唱，口头文学发达，记忆力就强。哈萨克人能够记得自己的七代人，他们说记不住七代祖宗的人就不是一个人。他们结婚也是，不能近亲结婚，要隔七条河流的男女才能结婚。新疆人非常感性，非常达观，我觉得还有一种性格是比较外向。新疆人不封闭，在历史上还是见过世面的，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到现在也就几百年历史，在九世纪之前新疆人信了一千年的佛教，我们江浙还是南蛮之地的时候，新疆人已经在丝绸之路上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物，各种各样的外国人了。有一个中介民族叫粟特人，他们专门是丝绸之路上做生意的民族，现在消失了，已融入到别的民族里面去了。这个民族懂20多种语言，是中介民族。所以我常说新疆这个地方不是个小地方，在丝绸之路上见过世面的新疆人，是经得起大风大浪的。

　　那么湖南人呢?水哥(水运宪)曾经把湖南男人描述成身上有一种男子汉精神，说得非常好，湖南男人身上有一种男子汉的刚烈、刚毅精神。因为男人至刚，女人就至柔了，至柔的女人又有至刚的一面，所以湘妹子就是辣妹子。与我们江浙人相比，湖南人身上多了一味辣椒，辣椒是一种食品，但在湖南人身上转化成了一种文化基因和精神基因。其实同一个地方的人也是千差万别，有时比两个地域的人的差距还要大。现代文学史我们浙江是最牛的，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同在浙北，我最喜欢的两个作家，一个鲁迅，一个丰子恺，丰子恺家离我家只有15公里，鲁迅身上的勇猛尖锐和丰子恺身上的温暖慈悲，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这种性格差异，最后变成了文学风格的差异。

　　地域性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的确，不同的地域包含了不同的地理、习俗、人文、历史等等，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与魅力。空间意义上的地域性是一个容器，盛满克利福德·吉尔兹所说的“地方性知识”，这种“地方性知识”是长期的积累，也是值得我们“深度描写”的对象。空间是地域性的一种慷慨的显在、显现方式，如同风景对大自然的泄密，是“隐在”的影像手段，“物”的乌托邦，空间无疑是我们进入地域性的第一道门槛。面对地域性以及地域性对人的影响，人对空间的感知首先是一个前提。它有某种决定性的意义。别尔嘉耶夫曾谈到空间对俄罗斯灵魂的统治。他说，一望无际的空间在俄罗斯命运中具有巨大的意义。一方面，俄罗斯灵魂被俄罗斯无边的冰雪压跨了，被淹没和溶解在这种一望无际里，使俄罗斯人的灵魂和创造难于定型；另一方面，俄罗斯无垠的空间也保护了俄罗斯人，给了他们母性般的安全感。他指出：“从进一步的观点来看，这些空间本身就是俄罗斯命运的内在的、精神的事实。这是俄罗斯灵魂的地理学。”

　　当一个人置身于地域色彩很强的地方时，是他的有幸，也是他的尴尬。在铺天盖地的地域的赏赐中，人的个性被淹没了。他被抽空、缩小，变成了塔克拉玛干“恒河沙数”中的一粒。地域性曾经是“启示录的风景”，但有时，地域性更像一个迷人的陷阱。诗人徘徊在这个巨大的陷阱边，他无疑遇到了困惑和危险。由于对地域性的过分仰仗，他变成了地域主义的“寄生虫”，一个自大又自卑的“寄生虫”。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地域的“优势”就是他个人的“优势”。他曾经为这种“优势”而沾沾自喜。他贩卖地域资源，包括那些迷人的地域符号，成了彻头彻尾的地域性的二道贩子。文学越写越像地方土特产，这是悲哀的。“沙漠像海：一个升起的屋顶/塞人、蒙古人、突厥人、吐火罗人/曾站在那里，眺望天空//如今它是一个文明的大墓地/在地底，枯骨与枯骨相互纠缠着/当他们需要亲吻时/必须吹去不存在的嘴唇上的沙子//风沙一如从前，吞噬着城镇、村庄/但天空依然蓝得深不可测//我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这是我2004年写的《沙漠，一个感悟》，写了对地域性的复杂体验和爱恨交加的感受。被地域埋葬的人，死去的人，像幽灵一样活着的人，在地下接吻、纠缠，相互吹去不存在的嘴唇上的沙子。他们是各人种、各民族的，却是在同一个天空下的。突然的厌倦是对地域的反抗，是地域性的超越渴望——抵达普遍的人性。这首诗流露出不满，确切地说是不满足，是对自我的鞭挞。

　　地域性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然而不仅仅是。在我看来，空间中不同的地域性往往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或者说不同的地域往往是同一事物的多个侧面。我们注意到，从来没有人从时间的角度去考察过地域性。似乎地域性只是时间之外的某种东西，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另类空间。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诗经时代不是一种地域?盛唐时期不正是一种地域?湘西的土司时代是不是一种地域?而且你也不能武断地说，诗经时代和盛唐时期已经消失了，与此时此刻没有了任何关联。这样一问，地域性的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同时也变得有趣了。

　　诗歌是地域的，也是不地域的，是超越地域的。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说明地域性的重要性，但他的话中有一句潜台词：人性要大于地域性。世界怎么变，人类文学面对的基本主题未变，爱，痛苦，时间，死亡……因为这种基本主题，所以有歌德在18世纪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文学成为人类最伟大的“接头暗号”。目前中国文学纠结于“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 我们的“世界文学”陷入了国际化幻觉，而我们的“民族文学”,有时异化为一种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井底之蛙的文学。在这两者之间，需要诞生一种好的文学：人的文学、属于世界的文学。诚如波德莱尔诗云：“孤单而沉思的漫游者，/从普遍的一致中吸取独特的迷醉。”地域性是立足点，但不应成为写作者的囚笼。从地域出发的写作，恰恰是从心灵和困境出发的。在好的诗人、作家那里，我常看到他们的“地域性”是虚晃一枪，他们揭示了地域性掩盖下的普遍人性。“普遍的一致”、“独特的迷醉”很重要，这是说文学要写出地域中的人，写出人的命运，成为“去地域化的地域性写作”。

　　最后一个问题：当诗歌面对“无边的现实主义”。我在这里讲地域和时代，其实讲的是一个时空问题，也即一个诗歌主体在特定的时空里建设性成长的问题。任何人都脱离不了地域和时代，面对地域和时代这一问题，就像我们面对出生和死亡一样那么重要。什么是无边的现实主义?有一本书叫《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是法国学者罗杰·加洛蒂写的，他曾经是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为1971年反对苏联入侵捷克，进行了抗议，被开除出党。这本书是1963年出版的，阿拉贡写的序，他说“现实主义”这个词已经被我们用滥了，把它庸俗化了，甚至丧失了一种信誉。我想起了阎连科说过的一句话，阎连科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小说家，他说“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请离我近一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请离我远一些”。这个现实主义弄不好就变成了我们的墓地了，所以请你远一些。我也曾经把现实主义比成一只脏兮兮的大口袋，什么东西都往里面塞，但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是不是在里面，就需要把这个口袋翻过来仔细地看一看。所以罗杰·加洛蒂提出了“无边的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他为卡夫卡、毕加索、圣—琼·佩斯写了三篇长文。我们知道，圣—琼·佩斯就是超现实主义诗人，毕加索是现代派画家，卡夫卡更是一个现代派小说的鼻祖，但他把他们三个人都放到现实主义的盘子里，其实这样一来，他拓展了现实主义的范畴和表达空间。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理解的现实主义就是苏联的那一套理论，其实把现实主义这个东西缩小了，庸俗化了。真正的现实主义，则是罗杰·加洛蒂拓展了的那种现实主义。

　　穆旦是强调现实主义的。1975年9月9日，晚年穆旦在给东方歌舞团青年诗歌爱好者郭保卫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写出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同年10月30日，他又给郭保卫写信：“过一百年，人们要了解我们时代，光从浪漫主义看不出实情，必须有写实的作品才行。”被剥夺了写作权利、但在诗歌观念上从未犯过糊涂的穆旦，是睿智的、先见的，他的诗就像他笔下的“旗”，插在苦难大地，又铺展到无垠天空。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诞生了新诗史上最早、最成熟、也最具中国气派的现代诗。当下诗人置身于更替的现实主义之中，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强悍的、猛进的、迅疾的、莫测的、裹挟的、惨烈的、极度现象化的、极度影像化的、极度信息化的……当生活的文学性远远超过文学的文学性，意味着悲剧与灾难已超过人类的想象，对痛苦的体验也到了极限。米沃什在绝望时刻说过这样的话：“每分钟世界的惨状使我惊讶；它是那样可笑，我简直不懂文学怎样会希望来同它较量。”诗人已不是“世界的立法者”，诗歌远离了圣言时代(佛陀、圣经、古兰经时代)，也可能远离了创造力最为强盛的时代(先秦思想、盛唐诗歌)，这里，此刻，没有别的，只是一个无边现实主义的时代。

　　当代生活在精神层面上意味着混乱与多元、缺失与贫乏、焦虑与崩溃。我们要谈一谈超越吗?被一再强调的、简化了的“超越论”包含着可贵的雄心与洁癖，却在增添一种额外的焦虑。当思想简化为娱乐，对“娱乐无限”和“娱乐至死”的标榜，只能证明集体的、社会性的忧郁——不是抑郁症又会是什么?!文学的读者在流失，变成了“到此一游”的消费者和浏览者。也许到了需要为书籍建一个巨大墓园的时候了，以便后辈们记住并传承一个书的清明节。与此同时，文学变成了一个个的消息，文学不再是文本在说话，而是作者在说话，活动和奖项在说话，最后还是消息在说话。批评也出了问题：批评被现象绑架，进入不了文本；批评不链接时代，与时代的精神状况无关；批评以“过早的骚动”(雅斯贝斯语)来迎接进入当下的的每一件有意义或无意义的事物。在此境遇之下，诗歌和诗人需要更自闭、更敞开，这是新穴居时代的自闭和敞开，是一只珍珠之蚌的自闭和敞开。其目标是恢复诗人作为种族触角、时代感应器的特殊功能，深化对时代的感受力和回应能力，重建我者与他者的关联，培育诗歌向内、向外的力量。这是一种融汇，在至高意义上，是东方式的冥思(佛陀)与西方式的行动(浮士德)的结合，也即缅思精神与行动哲学的一次联合。如此，诗歌才能成为“世间博爱的镜子”、“人类社会未来形象的楷模”(帕斯语)；诗歌才成为监禁的世界的对应物，创作则上升为异化的对应物。

　　在一种幽暗的现实主义里面，我讲要保持一种自闭，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更完整的自我，不是一个碎片化的、齑粉化的自我。但是同时在这个自闭里面，就是要更敞开。其实就是说我们要不停地深化自己、开放自己。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好多负面的东西，我觉得诗歌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如何把一种负面的体验、负面的经验转化成诗。我经常说诗歌可以改善我们的内心，进而改善语言的现实处境。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写诗?我尤其看到好多中年妇女，四十几岁了，孩子上大学了，生活也稳定了，开始写诗，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时代信仰和精神的缺失，她们从诗歌里面找到了。所以诗歌史蒂文森说诗歌是“第二种宗教”，我相信诗歌是具备“第二宗教”这一种功能的。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语言，有网络语言，文件语言，民间语言，等等，诗人的责职之一是捍卫汉语的纯洁性，这一点，是作为一个重要诗人的一个最起码的追求。负面的东西，往往是反祝福的东西，但我们知道，诗歌还有一种古老的祝福、祈祷的功能。转化，就是要转化成一种语言的、内心的、生存的一种力量。在说出足够多的“不之后”，更加有力地说出“是”。

　　我认为当代诗歌的软肋之一是对无边现实主义和批判的双重规避。譬如这次深圳“十大好诗”的评选，五个终评委从一百首好诗里面选十首诗为年度十大好诗。对这一百首诗我有一个发现，大量作品是古典题材和写外国旅行的，很多，写陶渊明、写杜甫、写汪伦，等等。还一个是外国纪行，一会儿是海参崴，一会儿又到布加勒斯特，一会又是伊朗、以色列什么的。这两种写作其实就是一种规避。当然并不是不能去写，而是说大量的诗人在写这样的作品，是不是意味着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或者回避呢?是不是当下诗歌出了问题?好在里面也还有1/3的作品是写现实的。还有一个特点，里面竟然还有将近10首祈祷诗，写疾病、痛苦、死亡，特别是亲人之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不安，而诗歌要消解这种不安感，诗人们要坚持向不安的世界道晚安。这就是诗的祈祷功能，非常能体现目前中国一线诗人的整个写作状况，也能说明人心的一种状态。

　　还有一些写作，轻易陷入了对灾难的即时的、未经审视的反应和表达，一种娴熟的“日报式”写作。这种写作遮蔽了面容和身躯，遮蔽了人的真实和内心的真相。当死亡人数变成一个冷冰冰的统计数字时，灾难的真相就被掩盖了。有人在汶川地震之后做过一个行为——在网上收集、公布死亡公民的姓名，通过举哀、默念，使冷冰冰的统计数字重新变成一个个有名有姓的人。失去了名字的世界即是失去象征的世界，是荒凉无比的，是不可居住的。我上个月去波兰，感触特别深的一个是什么呢?因为整个华沙在1942年被德军夷为平地了，整个华沙全部是重建的。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在华沙街头，到处都是老照片的展览，都是1942年之前的老照片。还有，所有重建的建筑下面都有一个石碑，说1942年几月几号这个建筑被炸毁了，然后就是什么时候重建的，然后炸毁的时候死了多少人，死了120人或者150人，有的还把人的名字都刻在上面。波兰人把抢救记忆作为民族性格和国家性格了。

　　诗歌的追求是体验人、还原人、复活人，揭示情感的深度和内心的真相，它是一种古老的“人的神话”，呈现的是包括人与世界关系在内的宇宙万物的一致性。但当代诗歌的一个顽症和痼疾是“自我”的无限放大，并且用“超越”去割裂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遁入绝对的“自我中心论”，而不是“自我的距离化”，更谈不上“他者的自我化”。个人经验的无限放大，技术至上主义，以及对日常经验的抄录式的叙事，从某种角度来说，其本身就构成了冷漠的现代性的一部分。也有人遁入了轻松愉快的“超越论”，所谓对现实与物质的超越。那么，我们首先必须一问：何谓现实?何谓物质?何谓超越?强调诗的精神作用和意义，就像强调它的慰藉功能一样，是没有错的。但从来不存在一种凌空蹈虚的“超越”，也不存在一种失去了基石的“精神构建”。我想说的是，我们能不能沿着虚幻的“超越之路”回来?回到常识、大地和根子。“超越”的反义词是“沉沦”与“沦丧”，但我们更倾向于“回返”和“沉溺”：向着时间与历史沉溺，向着土地与现实回返，不会有错。我们常常指责诗歌是“离地万里”的艺术，但它的另一个伟大向度是：掘地三尺。所以，诗是根与翅的混合体，是超越与非超越的一场漫长角力。

　　当一个诗人置身于无边的现实主义，其实是置身于人与人、人与万物的关联之中。远方的不幸常会刺痛我们心灵，身边的悲剧更是伤及自身而不能置之度外。自然之死、同类之死，是我们身上的一部分在死去。这就是人类美德中的“一体同悲”，它同样是诗歌的美德之一。诗歌仅仅体验自我是远远不够的，诗歌需要体验他人。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并非使我们显得高尚，其实隐含了强化灵魂之活力、体验自我之力量的朴素愿望。拉吉舍夫被誉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当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写下“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诞生了”。我相信，这个受伤的时刻，也是俄罗斯诗人和人类诗人诞生的时刻。

　　在这个地方我要讲到一首诗，就是张战这次获奖的《陌生人》，我是很喜欢的。她写了什么呢?她通过一个主妇的厨房迎接一个陌生人，迎接一个陌生的世界，给他做饭、做菜，请他坐下，就这么一个过程。它不是一首生活之诗，它回答了如何面对“陌生”和“他者”的问题。对陌生人的接纳和认同，不仅仅是热情和敞开，更包含了对世界的尊重，对他人命运的无限体谅。里面有一种无缘大慈的东西，深藏了一种悲悯气息。其实也是对“无边的现实主义”的一种接纳和包容。我读一下：“这是我的厨房/这是我的餐桌/陌生人/我请你坐下/坐在这张老榆木桌旁/抽着烟/安心地等/我为你做一顿晚饭//洒些盐/滴两滴醋/煎几个鸡蛋/热油大火/我轻翻锅铲/把它卷得成一团鹅黄的云//清炒白菜苔/叶尖还带着露水/脆生生的秆/轻托着一簇绿火焰//啊陌生人/我不问你从哪里来/我不问你心里的恐惧/像河沙藏在深河底/我不问你为何忘了自己姓名/为何会敲了我的门/坐在这里/你不安的手指/像刚逃出箭阵的哀鸟//我也不会说出我心里的怕/我的怕是水里的蝴蝶/石头里的鱼/我的怕是一根穿不过针孔的线头/我看着那些伤口/无法缝补//啊陌生人/你吃/你喝/然后你走/这样的日子/神仙都惶然失措/你也继续你踉跄的脚步吧//然后我关上门/我哭/哭那些被鸟吃掉了名字的人/被月亮割掉了的影子的人/被大雨洗得没有了颜色的人/那些被我们忘记了的人/那些和我一样/跪下来活着/却一定要站着仰望星星的人”。

　　面对“无边的现实主义”，我们需要杜甫式的诗人——时代的“诗史”诗人，与李白式的高蹈浪漫主义相对应的另一维度。明朝末年的杜甫研究者王嗣奭评介说：“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冯至在《杜甫传》中这样写到诗人的暮年：“他老年看花，模糊不清，好像在雾里观看一般，但是他看湘江一带人民的痛苦，却看得和从前一样清晰。”面对无边的现实主义，我们需要穆旦所说的“时代作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写出自我的同时也意味着写出了时代和他人。罗杰·加洛蒂在研究了毕加索、圣—琼·佩斯和卡夫卡的作品后写下《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一书，他更新并拓展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他说：“应该开放和广大现实主义的定义，根据这些当代特有的作品，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尺度，从而使我们能够把这一切新的贡献同过去的遗产融为一体。”(《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罗杰·加洛蒂认为，无边的现实主义不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其原理有三点：“一、世界在我之前就存在，在没有我之后也将存在；二、这个世界和我对它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经常变革的过程中；三、我们每个人对这种变革都负有责任。”

　　作为灵魂的客观物，一种向内、向外的艺术，今天的诗歌，是这个高度媒介化、极度现象化的变幻莫测的时代里，反抗遗忘，抵御野蛮裹挟，确立并更新自我，免于心灵碎片化、齑粉化的一种力量；今天的诗人，在努力修复内心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痕，以“在场”而非“抽身”的方式获取滋养、力量与气象。面对无边的现实主义，我最后要引用歌德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个讲座：“每一次健康的努力，都是从内心导向外部世界……”

　　主持人：今天沈苇老师给大家讲课的题目是《当诗歌面对地域和时代》，上半场课主要讲了两个问题，对当下诗歌的几个基本观察，还有诗歌的地域和不地域。下半场的课主要是讲“当诗歌面对无边的现实主义”。在上半场的课的时候，沈老师提出了很多自己的观点，比如说认为当下诗歌是从单点中心向多点中心，从垂直化向扁平化过渡，进入了一个诗歌的民主时代。然后倡导“综合抒情”和“混血写作”这样一些观点。第二部分，诗歌的地域和不地域的时候，我坐在后面听课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受，因为可能我跟各位学员的时空感觉不一样，我也是作为一个外面的人来到湖南，我觉得在这么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在毛院的报告厅里，我的时空感可能跟各位湖南的学员都不太一样。尤其是当沈老师讲到他从大学毕业到新疆28年，包括浙江的生活、新疆的生活，其实我今年才28岁，我就觉得在沈老师面前特别的渺小，这样一种时空感给我的感觉特别奇妙。其实我觉得沈老师归结起来跟大家讲的一点是怎样让自己的诗歌写作有一个打通，从此时此地此生，然后怎么能够打通一些地域性和非地域性的一些写作途径，从时代的到跨越时代的一种写作途径，能让自己的诗歌有更多的普遍性。

　　在最后一部分，当诗歌面对“无边的现实主义”，我觉得沈老师讲得特别好，有两个很基本的观点，一个是对当下诗歌很多对现实的回避和逃避的一种不满，另外包括对诗歌写作不要只有超越，还要有返回，要返回根子的写作，我觉得这两点都特别的重要。把“离地万里”和“掘地三尺”结合起来，我觉得这对我们学员来说是一个特别高的要求，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对各位要求不高，我们来鲁院干什么呢?

　　非常感谢沈老师的精彩讲课，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和欢送沈老师。

　　沈苇：赵飞总结得很好，也感谢在座的各位，欢迎大家到新疆去玩。湖南作协跟新疆作协是结对子的，以后我们要加强文学方面的交流。谢谢大家!

　　2016年11月15日

 

　　本文根据沈苇课件录音整理编辑(有删节)。

 

　　【沈苇简介】：

　　沈苇，1965年出生，浙江湖州人。著名的诗人和散文随笔作家，新疆文联《西部》文学杂志总编，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著有诗集、散文随笔集等20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俄、西、韩、日等十几种文字，多次参加国际诗歌节，曾获得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花地文学榜年度诗歌金奖、十月文学奖、李白诗歌奖、刘丽安诗歌奖、柔刚诗歌奖等重要的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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