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1908—1979) 湖南益阳人，著名作家。曾任湖南省文联主席等职。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山乡巨变》以及大量的短篇小说。《暴风骤雨》获斯大林文学奖，《湘江一夜》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怀念立波

　　人往往总有一两个和自己比较亲近，相知又最深的人，但就是对于这样可以称为知己的人，也不能说自己已经完全了解了他，能够对他作出比别人更正确的评价。真正了解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周立波同志的一生，以及他在文学事业上的贡献，虽然已经有许多同志写了文章，说得不少了。但是以我和他相处之深，似乎还有一些话要说一说，以表达我对他蕴藏在内心深处的怀念之情。

　　由于我和立波长期的历史关系，虽然他离开人世已有三年之久了，但许多往事犹历历在目，不时涌现胸间，使人难以忘怀。我和立波最初相识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时他刚刚中学毕业，而我已是个大学生，使我感到惊奇的，他当时已经读完《资治通鉴》，知识并不比我少多少。虽然在宗族辈分上是叔侄关系，但在年龄上相仿，更像亲兄弟。他和我一见如故，结下了数十年如一日的甘苦与共的深交。我永远不能忘记，1928年他和我相识不久之后，就毅然地抛弃家庭，离乡别井跟我到了上海，过着飘荡不定的生活；我也永远不能忘记他为了寻找党的关系，不止一次伤心地暗自流泪。而我当时也正失掉了党的关系。我也听说过他在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曾经单枪匹马和外国巡捕搏斗。他好不容易考取劳动大学免费读书，不久却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开除。随后在神州国光社当了一名小校对，为时不久，又因鼓动工潮而被捕。他的所有这些活动，大多是自发的，带有盲目冲动的性质，但他要求革命的心却比天还高。当他听到正式宣判二年半徒刑后，以及我和好友林通同志后来秘密去探监时，他虽然心情激动，但却神色坦然，安之若素，无所畏惧。两年半的监狱生活对于一个年轻的革命者是最早的考验，他是经受起了这种考验的。他当时当然不会想到要体验什么生活，更没有想到要当什么作家，到延安后他所发表的《麻雀》等五篇作品，却是这段狱中生活的纪实。他刑满释放后，仍继续积极地寻找党的关系，没有半点灰心，半点后悔。这时我已参加了上海中央局文委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的工作，我就把他引进了“左联”的组织。从这时起，他就更自觉地以笔墨为武器，为革命事业而从事文学活动。他写了大量的文艺论文、散文和诗歌，并翻译了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等外国文学作品，积极向读者介绍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和世界进步文学。他对鲁迅十分尊敬，并曾有书信往还。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立波即与李初梨、艾思奇、何干之等同志和我一道奔赴延安。途经西安，在留住八路军办事处期间，由党组织分配，他随同斯沫特莱去了前方，后来又一度为美国卡尔逊将军任翻译。同行的舒群也和立波一起到了前方。当时我们一行中，数林基路最年轻，到了延安后，即由党分配到新疆工作，不久被盛世才所杀害，成为有名的烈士之一。立波那时在西安给我的信中表示：“我打算正式参加到部队去，烽火连天的华北，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纸笔，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毫无顾虑，也毫无畏惧，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字里行间燃烧着炽烈的革命热情。作为革命记者，他几乎走遍了华北的革命战场。他写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最早地向全国人民介绍了以聂荣臻同志为首开辟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可以说，立波不论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还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或是在后来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日子里，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表现了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贞不二。同时在各个历史阶段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创作始终是和中国革命同一步调的。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巨大规模及其所具有的宏伟气势。如果说他的作品还有某些粗犷之处，精雕细刻不够，但整个作品的气势和热情就足以补偿这一切。何况他的作品中仍然不缺少生动精致、引人入胜的描绘。作者和革命本身在情感和精神上好像就是合为一体的。

　　立波首先是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作家。立波从来没有把这个地位摆颠倒过。他说：“我的笔是停不了的，这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许多同志说立波是一个“真正的好人”，这并非过誉之词。他天真乐观，总是以微笑看待生活，从不为抚摸自己的伤痕而叹息，也很少炫耀自己的才华而表露自满。他不务虚名，不追求名位，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勤勤恳恳地埋头写作。他有书生气，而又天真得可爱。他没有半点虚假，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弱点，总是把自己孩子似的坦率纯真表露在别人面前，这是立波最宝贵的品格。立波在他的作品中，曾经一再用亲切的目光去观察并描写过牛，在党和人民面前，立波确实有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革命事业。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立波创作生涯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可以说，对立波的创作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在座谈会之前，立波是延安文艺界最早下乡的少数人之一，但毕竟还缺乏明晰的认识。他自己回忆当时的情形是：与老乡同住一个山坡上，“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这虽然说得有点过分，但也是真话。座谈会后，他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受到启示和教育，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前进的方向更明确了。他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坚决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1944年冬天，以王震同志为首的三五九旅南征，他主动请缨，随军南行。在立波的性格里，已经熔铸了不可战胜的顽强而又无限乐观的精神。他总是以普通一兵严格要求自己，自己背上解放军战士的背包，从不骑牲口，他用两只脚徒步走了七个省的广大战场。解放战争时期，他也是以同样的工作精神深入东北农村，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他又怀着极大的热情，深入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北京回到了故乡农村，先后住了十来年。他长期地坚持深入生活，珍视和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定执著，不加更易，数十年如一日。作为一位三十年代就活跃在文坛上的老作家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又是多么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啊!

　　立波深入生活，他没有把自己置于一个特殊地位，作生活的旁观者；而是首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一名战士的身份出现，做到真正与群众在生活上、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在湖南农村，年已半百的立波，和农民一道耕田、锄草、挑泥、晒谷、种树、施肥。他说，“心需要用心换的”，他与劳动人民真正做到了知心、交心。正因为他能投身于群众的生活激流之中，不断地从群众生活中吸取激情和素材，获得创作的源泉，他才能写出气势磅礴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艺术上更臻成熟、风格特异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以及其他作品。《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这两部名作，或从正面反映或从侧面抒写了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立波以饱满的热情，描绘了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农村所进行的两次伟大的历史性社会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我国亿万农民，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所走的主要战斗历程。第二部作品所表现的时代，虽然还在进行中，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原则下，正在不断改变和丰富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但是，这部作品无疑是已经丰富了、增添了我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画廊的内容和色彩。

　　立波的创作力是旺盛的，随军南下后，他原计划要写一部记录那次可称为“新长征”的长篇小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他更兴致勃勃地准备动笔，无奈因病魔缠身，未能完成这个壮志。但是，他在病榻上所写的《湘江一夜》，正是这部未完成的大作中的一件珍品。

　　立波十分赞赏赵树理“朴实无华，言无虚假”的风格。也可以说，这正是他自己正直的人品和文品的写照。50年代后期，文艺创作和评论越来越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在批判所谓“中间人物论”的评论中，立波也多少受到牵连。立波比较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他不满粉饰生活的虚假浪漫主义，坚持从生活实际出发，“从来不搞从无到有的蠢事”。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一定要写，不写就不是现实主义”。在中国作协1962年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赞同邵荃麟等同志从当时实际出发提出的文艺创作要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在写好英雄人物的同时，要写好中间状态人物的正确主张。由此而被说成是宣扬“中间人物”论，是错误的主张。连当时这场论战中的某些正确观点也被一概当作右倾言论加以否定了。

　　立波一生勤奋努力，好学深思。他常用“闻鸡起舞”的故事自勉规人。他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勤奋的学者。除了小说创作外，在散文、报告文学、文艺理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都有所贡献。他广博深蕴的中外文化素养，给他的创作影响甚大。应该说，立波在创作中，逐步形成的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既得力于他的生活之源远，也受益于他的文化素养之流长。许多当时在延安鲁艺听过他讲课的同志，无不感受到他的教益。

　　立波同志与我们人天两隔了，他留下的不仅有着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作出贡献的文集，还有他为革命文艺身体力行的优良品格，更有着可贵的贯穿他一生的共产主义精神。

　　立波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他是属于人民、属于无产阶级的。他为无产阶级、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了一生。人民对他将永远怀着深深的尊敬和爱戴!

　　(原载《人民日报》1983年11月，后为《周立波三十年代文学评论集·代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执著而坚定的耕耘

　　——访《周立波评传》作者胡光凡

　　或许因为同乡，或许出于对周立波创作道路和革命文学生涯的崇敬挚爱，他以八度寒暑的耕耘，写出了这本专著，给周立波的在天之灵，献上一个“羞涩的花环”。

　　他是新闻记者出身，多年的编辑记者生涯和从事文学研究的经历，养成了一种敏于思考而慎于言辞的作风。在周立波学术研讨会上，我访问了他。他对我的提问，竟不时翻书作答。斟字酌句，学者风范。这种严谨，恰与我随便的提问形成对照。

　　我的第一问带有挑战性：“有人说，周立波的创作成就正好与其缺陷扭结，您如何看待?”他说，立波同志首先是一个热情的战士，其次才是杰出的作家，其创作步伐始终与中国革命同步，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巨大规模及其宏伟气势。当然，他有缺陷，代表作之一《山乡巨变》，现实主义成就不能否定，但其中确有“左倾”影响，这个影响，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作家对作品进行的某些修改中，还可以看出来。但他认为，这应当进行历史具体的分析，既要看到作家的主观因素，也要看到客观的时代因素。周立波、柳青、赵树理这些描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创作上出现的某些问题，包括后来各自的坎坷遭遇，都不只属于某一作家，而是一代作家的共同“悲剧”。他说，立波其实是一位极富人情味，有一颗美好心灵的作家，作品里充满了对人民、对自然、对生活的爱。这也是在近年文学流派纷起，现实主义相对冷落的情况下，他坚持研究周立波的重要原因。

　　写作是艰巨的劳动。当我问及他写作的细节，并举杨继仁写《张大知传》的细节作例，请他提供时，他连连说：“你太厉害了!”而又报之学者式的回答：“写书时，并未想到成书后有人采访，故未作笔记，现在从哪里谈起呢?”我掂掂27万字的专著开玩笑：“那就是‘劳苦多少事，尽在不言中’了。”他微笑着点头。当然，一抽屉卡片，尺多高的手稿，三次大的修改，沿立波足迹行程万里的调查，以及对作家创作生涯、文艺思想及其矛盾的理论作历史评价，都足够说明来之不易。难怪日本学者阿赖耶教授称他为“周立波词典”，并提出将《评传》翻译为日文。

　　我请他推荐立波作品改编电视剧。他举出了《湘江一夜》与《铁门里》。前者是粉碎“四人帮”后写的，反映三五九旅南征抗日的短篇，寓金戈铁马于明月清风之中，后者是20世纪30年代写于上海监狱的一组短篇，充满对自由的向往与人性关怀。改编成电视剧，相信能赢得今天的电视观众。他动情地说，中国革命中，我省涌现了一批革命文艺家，影视界应写出其传记影视，这很有意义。如果电视工作者写立波传记片，他极愿意合作或提供帮助。

　　告别时，我对他说：“您很严谨，我又太随便，但不要以为今天年轻人对文学新流派的探索都是不负责任的。”他莞尔一笑，说，他正是希望不同流派的创作研究者互相对话，共谋发展。写作《周立波评传》，也是为繁荣文学创作与研究，作一回“小小贡献”。

　　(原载于1986年12月4日《空中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