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传统的形成，与我们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改良中国的现实诉求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在这一历史语境中，我们才能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艺理论与作品的引入，不仅是出于中国文学内在的美学需要，更是试图在对新的资源、新的理论话语的接受过程中将文学引向社会担当和民族拯救之路，不断激励和引导大众直面事关民族危亡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进而推动处于民族危亡之中的中国有所改变。

在此背景下，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坚持以文学服务人生，张扬文学的写实精神。“五四”时期，陈独秀旗帜鲜明地倡导现实主义，希望充分发挥文学在社会政治运作体系中的作用。而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及对于共产主义的激情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中的现实主义。这一时期，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解释打破了“五四”新文学形成的文艺特性与其“载道”的工具性之间的平衡，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在论争中被过分夸大。瞿秋白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典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化理解。后来发起的对“革命的罗曼蒂克”的批判和对革命现实主义的倡导，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的重要收获。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始终秉持“为我所用”的原则接受并运用现实主义理论，进而试图回应和解决中国问题。

回望过去，在确认历史大潮中知识分子对西方现实主义文论的接受与阐释的同时，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古典文学及其文化传统对现代学人理解现实主义概念、建构本土化现实主义理论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构建现实主义理论过程中所受到的古典文学传统影响，探讨中华美学精神对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重要作用。

“诚”与“真”及其对现实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改造

《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表明，“诚”不仅是一种修养功夫，更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概念。在这种“诚”的要求下，中国知识分子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就不是纯粹客观、理性的观察与分析，而是要将外部世界所引发的情感自然地表现于文字之中以显示作者之“诚”。这种情感也不单单是个人情感，而是“诗无邪”式的社会伦理情感，是个人情感与家国记忆交织在一起的情感。以至诚之心写至纯的爱国主义情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主义的第一个改造，即现实主义必须内含道德价值。他们相信，只有这种至诚的情感，才能在读者心灵的最深处激起共鸣，从而使得作品具有深度的意义与伦理内涵。所以，叶圣陶在《文艺谈》中说：“试读无论哪一家写实的作品，于其描写‘被侵害与侮辱者’之处，彼虽不痛声疾呼若辈如何如何痛苦，如何如何可怜，而字里行间总隐隐流露同情和怜悯的热诚……而究其所以然，则以此等同情于弱者之心，实为一般文艺家所具有之最普遍的情感。”

这种“诚”又与现实主义的“真”相联系。道家的“真”与儒家的“诚”融合之后成为知识分子认识现实主义的第二个依据。与西方现实主义强调以客观态度探究世界之真不同，中国知识分子往往反观内心，以主体的“涤除玄鉴”作为理解世界之真的首要条件。庄子《渔父》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这表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对“真”的理解，看重的是个体发自本心的情感所体现的“真”，对“真”的外部表现形态则抱怀疑的态度。具体说来，一方面认为它不是出于自然的情感，是矫情伪性，另一方面认为表现“真”的“文”作为一种修饰是外在的、表面的、变化的。因此，现实主义之“真”，不仅体现为作家运用科学理性的手段去探究外部世界的规律、对外部世界进行技术性处理，更体现为作家主体的真诚情感在作品中的显现。中国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西方式的自然主义，倡导“血与泪的现实主义文学”。因此，郑振铎才在批判“谴责小说”的时候，将现实主义的写作与“同情”“真诚”联系起来，认为作家往往把“自己的热情、自己的心腑都奉献出来”，“表满腔的同情于他所创造的人物”。（见郑振铎《谴责小说》一文）

抒情传统影响了我们对现实主义文论的选择与接受

从陈世骧将“兴”确立为中国诗歌的基础，再到王德威对“兴”与“怨”辩证关系的论证，我们有必要注意到“肇自孔子《诗》《春秋》之大义的大传统”（韩经太语）对文学及其情感表达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种传统以“诗言志”为核心，被知识分子广泛接受。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就系统论证了“诗言志”离不开政治与教化的观点。这种诗教观特别重视诗歌表达所具有的教化效果。这正如学者马草在《儒家诗教观的文化阐释》中所说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并非空洞、抽象的道德规范训诫，其本质是一种情感的教育”，因此，对抒情传统的认识就是要以情感为核心，“建立连接诗歌与道德教化的桥梁，建构起审美与道德教化的内在联系”。这种诗学认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接受与阐释。

“诗言志”本质上属于中国古典诗歌情感理论范畴。正如《诗大序》所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表明艺术创作的动机来自感物而动，即社会现实及其周遭事物触动创作者的情感，引发其吟咏之情。这种“情”不仅包括创作主体的情志，有时还包括“至深”之“通论”、“宇宙”之真理——“道”。这种感物而动的抒情美学传统，即社会现实触动诗人的情感震荡、引起吟咏之情的传统，也对本土现实主义文论的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鲜明地反映在知识分子在对待西欧现实主义和苏俄现实主义的态度之上。19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是在进化论思想以及繁荣的自然科学的推动下，在人与外在世界构成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知识论认知模式中发展起来的文学观念，是理性精神指引下对人类未来社会的信心在文学理论与实践上的投射。因此，这种现实主义文学相信其创作过程就是人类通过理性的实践从迷信和偏见中解放自身的过程。但这种西欧现实主义并未被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相反，赋予现实主义以情感价值判断的苏俄现实主义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青睐。别林斯基在《阿波郎·迈科夫的诗》中认为，作家所反映的客观世界需要和作家所理解的时代精神相融合才是有意义的现实主义。人们希望作家是一个时代“精神和思想生活的代言人”，是“对最难问题提出答案的预言者”，是“首先在自己身上诊断出一般人的病痛，然后用作品去医治这些病痛的医生”。无独有偶，“五四”时期提倡现实主义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也不赞同那种对世界进行纯粹客观反映的现实主义文学，他们同样认为：“观察并非是对世界冷漠的分析性审视（西方人将此种特征与科学的现实主义相联）……通过认识并恪守个人的观察尺度，作家们的真实才得以显露。”（见安敏成的《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

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与19世纪俄国批评家产生共鸣的关键原因就是对文学真情与实感有所要求。在革命文学论战中，一些人还讨论了“群体之情感”的“真诚性”。这种对“群”的情感的重视，使得知识分子意识到革命的时代正是个人主义向新的“集团主义”更迭的时代，文学的抒情必须从个体的“小我”向群体的“大我”进行转变。这种对现实主义的认知既是革命年代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古典抒情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在革命年代需要注重对“群”的抒情，那么我们就应该对现实主义理论内含的情感表达多一份理解，因为革命时代的现实主义不仅要求对社会现实予以客观真实的描摹，更要求以情感为纽带调动或组织大众的情感认同。

“诗史”传统对建构和完善现实主义文论体系的启示

张江在《前见是不是立场》一文中提出，一方面我们要让“前见”发挥作用，就必须“经由澄明和带入，前见由盲目的自在状态，上升为解释的必备条件，使其在阐释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抱有确定的立场去认识世界，并实事求是地展开认识和阐释”。因此，我们要确保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审美与思想特点，经过“澄明和带入”，以敞开的姿态与中外各种文论资源相融合，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现实主义文论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知识分子由“诗史”这一古典传统所打开的视域，与西方现实主义的理论视域，处在不断融合的进程之中。

首先，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对其内含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强调。这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恩格斯致敏·考茨基》）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注重诗在政教和社会政治方面的功用，因此从观王政风俗、讽谏过失和抒发哀乐之情的“诗史”出发理解和建构中国特色现实主义文论就必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其次，“诗史”传统告诉我们，可以从诗中看见历史的必然性。这为从古典文学传统理解现实主义提供了可能。绘世运升降之诗可入史：“古者诗与史通，故天子采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宣付史馆，不必其为士大夫之诗也。太史陈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入贡天子，不必其为朝廷邦国之史也。”（吴伟业《且朴斋诗稿序》）有时候，文学之书胜过专门的社会研究：“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这两个说法共同确认了现实主义文学表现历史之“形”的独特之处，以及其发现历史之“真”的必然面向——现实主义正是借由对社会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而最终抵达对于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展现。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将杜诗“善陈时事”的特点与现实主义所展现的时代性特征贯通起来，形成了他们对于诗史、对于现实主义的独特理解。

再次，在写作技巧方面，确认了描写客观世界的现实主义也需要注入作家主观情感。从对杜甫“诗史”性作品的研读中，中国知识分子发展了传统文论关于“诗缘情”的观点。宋代的魏泰在《临汉隐居诗话》中说：“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乌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伦、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乎？”因此，梁启超才在《情圣杜甫》中把杜甫称作“半写实派”，因为杜甫“处处把自己主观的情感暴露，原不算写实派的做法，但如《羌村》《北征》等篇，多用第三者客观的资格，描写所观察得来的环境和别人情感，从极琐碎的断片详密刻画，确是近世写实派用的方法，所以可以叫作半写实”。从“写实派”的角度认识杜甫的诗歌创作，这为中国知识分子理解西方现实主义提供了本土样本。在这其中，知识分子一方面认识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基本上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详细描绘来抵达文学之审美的，另一方面却也分明感受到了西方现实主义所不能概括的杜甫诗歌的特征，即诗人主观情感的表达以及家国情怀的绵远流长的显现。这内里蕴含的道德热忱或隐或显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实主义理论的阐释与建构。

最后，“诗史”传统中的“以诗存史”“史外传心”的追求，也是古典文学传统参与当下现实主义文论建构的重要资源。黄宗羲在《姚江逸诗序》中说：“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与史相表里者也。故元遗山《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之人物，赖以不坠。”这告诉我们，现实主义文学需要注重时代与历史之境况才有意义。它要在正史之外写出时代与历史的丰富面貌，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历史与现实。“史外传心”则是强调现实主义文学在实录具体的社会实践和个人经历之外，通过个体心灵体验的历史和历史所引起的个体的心灵感受，书写时代与民族的精神文化史。这强调，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作家要把目光投向个体，从个体的命运出发，展示时代精神与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在建构本土化现实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重视古典文学传统对接受与阐释现实主义理论所产生的影响。接续传统文化血脉，融汇西方文论，结合当下文学实践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论体系始终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