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边界在2025年不断向外扩展，虽然学界对其中出现的“泛化”趋势已经有所警惕，但新大众文艺、大文学观等概念的确为科幻创作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科幻文学自诞生以来便在各类文学规约之间艰难生长，而今文艺环境发生新的变化，科幻文学因而有了突破原有文类限制、与其他艺术门类直接对话的机会。因此，科幻文学与网络文学融合，与影视、游戏等联动，融入文旅产业开发，在与种种文化形态碰撞、交融中自然地展现了新的文化价值。

本土科幻批评范式的体系化与理论创新

研究并发扬科幻文学的中国特色和民族个性，建立起本土化、谱系性的科幻文学研究体系，一直都是科幻研究界持续探讨的问题。吴岩自踏上科幻研究道路伊始，就一直关注着科幻文学的理论体系，他在2011年的《科幻文学论纲》里，就试着搭建起科幻文学的理论框架，不仅把科幻作家们分类整理，还从边缘与中心、话语与权力等角度，勾勒出科幻创作的整体格局。到2025年出版的《科幻文学研究手册》，吴岩从全球视野观察中国科幻，将科幻文学定义成科学话语和未来想象双重介入现实的叙事场域，进一步梳理中国科幻的历史脉络，以及近期在影视改编中大放异彩的故土情结和东方智慧。

在论文《论中国本土科幻批评的流派和特征》中，吴岩又进一步总结出中国近些年科幻批评的三大核心范式：科普批评、科幻现实主义批评和“后革命”批评。科普批评常常被视作中国科幻批评的源头，在“五四”时期和1950年代能够为新的科学变革提供相应的话语资源。而科幻现实主义批评如今也已经在科幻文本的批评中被普遍运用，这一理论历经了几代作家的创作实践，形成了从表现现实到重塑创作范式的演进路径。而“后革命”批评则成了当下科幻研究的新兴范式，这一范式聚焦文本里的中国现代性独特经验，揭示出历史记忆与现代化进程的复杂互动，也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全新视角。

詹玲在《中国科幻小说科技想象的认知逻辑转型与新奇叙事诗学建构》中，试图脱离西方的科幻研究范式，用中国本土的理论框架总结出中国科幻小说科技想象的发展形态。她主要分析中国科幻文学要如何摆脱传统认知逻辑的束缚，在现代理性科技的基础上普及相关知识，从而让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江玉琴的《技术与文化的另类探寻：论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赛博格叙事》，从中国当代科幻中的现代科技、反英雄形象入手展开研究，探讨现代技术如何和传统思想相互结合，从而构成中国独有的赛博格叙事路径。

新大众文艺浪潮下的科幻跨界实践

新大众文艺是2025年的文学热词。科幻文学本身就具有跨媒介传播的天然特质，又恰逢人工智能时代，二者相互促进、彼此放大，故而科幻文学更易于与网络文学、微短剧、游戏、素人写作诸种形式结合，在大文学观的推动下成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参与者。

李啸洋在《文艺报》发表《古典的未来：新大众文艺中的科幻生产力》一文，梳理了中西科幻文艺和大众之间的关联，还提出中国科幻需要通过对古典神话体系的科幻转译，打造出基于本土的全新科幻创作范式。在此基础上，《钟山》编辑张鑫还在《文汇报》组织了“新大众文艺与当下的科幻文学创作”专题，邀请王明宪、朱霄等青年学者围绕该话题展开讨论，讨论围绕科幻文学的当代使命、古典资源与现代转化、小众与大众、先锋与主流、理论与实际等维度展开，既梳理和总结了科幻文学的大众传统、审美范式、创作转型和形式实验等方面的内容，也对科幻文学在新大众文艺中的发展前景予以期待。

科幻创作通过跨媒介改编传播，完成经典IP转化，获取产业价值，是创作者、研究者和业界共同关注的话题。鲍远福研究网络科幻多年，他发现网络科幻有独有的叙事逻辑，比如，通过具身式主体游历的方式，形成仿真的未来生活经验，或者通过“烧脑”的想象形成多维的世界观体系。这些叙事逻辑延伸出的“未来神话”式叙事，能够给影视、游戏、剧本杀等提供丰富的改编素材。

科幻理论研究离不开创作的发展，从学科角度而言，研究科幻创意写作教学与实践，成为文学界与教育界的交叉热点。开设创意写作课程的院校，通过通识教学、刊物联动、作家交流等模式，培养大学生科幻写作的兴趣和能力。何敏在《创意写作如何教？——以电子科技大学科幻创意写作教学实践为例》中，搭建起了包含课程体系、创作实践、校园文化三大维度的科幻教育平台；姜振宇在《科幻创意写作的结构困境与破局方向》中提出科幻创意写作从文学到文化产品的生产链条仍不完善，未来需要从建立创作语料库、制定评价标准、加强行业调研、强化产业合作等方面逐步推进。

人工智能时代的创作伦理与后人文反思

随着《天命使徒》《机忆之地》等人工智能参与创作的小说进入公众视野，AI时代的文学成为2025年文学领域讨论的中心，科幻文学也遇到了从“写人工智能”到“被人工智能所写”的尴尬转折点。因此，学界对人工智能冲击文学的迅猛态势展开系统讨论：面对科技的挑战，是以对抗性姿态坚守写作的初心，还是主动走入数字洪流，改变当下的书写习惯及思维模式？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数字人文分会举办的“面向数智文明的科幻文艺与AI人文研究”论坛，明确点出当前发展阶段已完成从“数字”到“数智”的转变。而AI介入人文研究，带来的变化不止停留在工具方面，而是触发人文研究模式的整体调整。在科幻文艺创作中，也已经出现以大语言模型、具身智能等技术为基础的人机共生的协作模式，这种“后人类范式”的生成方式，或许还会推动文学向“后文学”方向转变。

成渝两地高校多年来自觉地以工作坊形式促进不同高校科幻研究群体的学术交流，第四届成渝双城科幻研究工作坊也把智能工具及跨界写作作为讨论焦点。主旨演讲中，李怡对AI写作对人类创作主体性、价值标准、文明自信等方面的冲击做了梳理，而蓝江则提出了“代码即权力”的观点，他表示在世界的数字化改造充分展开之后，人类主体可能成为自动化社会程序中一个微小单元。

2025年具体科幻文本的相关研究，多从后人文主义、技术哲学方向展开讨论，分析科幻文学对“人”原有定义的调整以及技术伦理边界等问题。吕广钊以麦克尤恩的作品作为切入点，认为科幻文学中的仿生人并非单纯的机器，而是由“非物”构成的复杂能动网络，人类也将突破身体局限，走向一种“数字化”的存在；王一平在《赛博朋克科幻小说中的数字世界与数字生命》中，介绍了“数字孪生”“人类+”等数字生命形态，阐述了这些形态正为人们提供的一种融合性的认识世界的新框架。

科幻文学的史料发掘与文学史重释

科幻文学的史料研究近年来有十分扎实、清晰的进展：资料库建设使科幻文学自身的历史资源大大丰富，因此科幻文学的发展脉络日趋明确，而史料研究本身又有利于补充、完善现有文学史版图。具体而言，晚清科幻研究触及“觉醒时代”科学观念的演变及其生成逻辑，抗战及“十七年”时期的科幻研究则从1940、1950年代的科普活动出发，对科学与社会活动的关系做了颇有洞见的考察。

李广益一直都在关注科幻史料的挖掘与整理工作，他在2015年就呼吁重视史料工作，并发表了《史料学视野中的中国科幻研究》一文。2024年，李广益在总结了十年来的科幻史料研究后提出，科幻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也应该成为一种思考和表达方式。2026年刚开年，李广益和贾立元、三丰一起，在《文艺报》展开了科幻史料的三人谈话，提出要进一步完善科幻数据库，给广大研究者提供研究上的便利。贾立元深耕晚清科幻，他所著的《近现代中国科幻理论资料（1891—1949）》，对中国科幻理论类史料做了系统汇编，书内收录了论文、序跋、发刊词、书信、广告等内容，也把近现代中国科幻理论的发展脉络清晰呈现出来。任冬梅的《晚清：中国“科幻未来主义”的发端》则分析了晚清科幻对未来的想象与建构、对技术的关注和对创新的不断追求。

抗战时期和“十七年”的科幻研究一直慢慢升温，顾忆青就以威尔斯《未来世界》在抗战时期的译介作为核心案例，系统梳理了这部作品在国内的翻译传播历程，还揭示出了科幻译介在抗战公共话语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肖汉的《承续开拓与时代脉络：“十七年”时期中国科幻小说研究（1949—1966）》，通过梳理科幻的创作生态与文本特征，探讨了科幻与国家政策、科学普及的互动关系，给本土批评范式的历史溯源提供了扎实的史料支撑。

2025年的中国科幻理论研究既有对历史细节的梳理，又系统地讨论了人工智能、大众文艺中的人机伦理议题，但就目前来看，很多话题尚处于未完成状态。而随着人工智能写作生成的质量不断提高，有关主体性、具身性的讨论自然也会继续深化。福柯在《词与物》的结尾写下：“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在当下的语境中，人类所持的主客体双重身份的边界愈加模糊，算法大模型对人类自身的认知已经超越人类本身，数字身份活动的频率也远超肉身身份。因此，或许正是时候重新审视这个“比科幻更科幻”的现实世界了。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