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讨论了近些年来网络文学研究之中，有关经典化、网生性与学科归属等焦点问题，并指出这些问题背后，是中国经验本土性与域外文化影响之间的复杂博弈过程。坚持以中国本土经验为主体，并非狭隘关门主义，而是坚持将网络文学问题与中国语境独特性相结合，在此基础之上，海纳百川，融会贯通，只有如此，才能有效阐释复杂网络文学现象，将网络文学融入中国文化积极建构。关键词：网络文学；经典化；网生性；中国经验中国网络文学经过几十年蓬勃发展，已成为一种现象级文学场域力量，无论文学规模、受众人数和影响力（包括海外影响），都呈现出超常规发展态势。从2023年数据来看，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营收383亿元，网文出海总量达到69.58万种。2023年网络文学海外活跃用户总数近2亿人，其中“Z世代”（指出生于1995年至2009年的年轻人）占80%，覆盖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截至2023年末，海外平台培养海外本土作者近百万，创作海外原创作品150余万部[1]。欧阳友权认为，网络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学“主流”：“中国网络文学已被视为‘世界四大文化现象’之一，即把它与好莱坞大片、日本动漫和韩剧相提并论，成为一种世界级文化现象。中国的网络文学有了三家上市公司，即2015年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的‘中文在线’，2017年9月上交所上市‘掌阅科技’，还有2017年11月在港交所上市的‘阅文集团’。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文学上市公司，只有中国有，并且是网络文学公司，这也显示了中国网络文学在全世界的地位。”[2]从文学上市公司，到世界级文化现象，中国网络文学已非常繁盛，然而，网络文学研究、阐释，学术界却出现“失语焦虑”。虽然欧阳友权、邵燕君、夏烈、黎杨全、许苗苗等学者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但总体而言，学界对网络文学还存在争议，对它是否具有文学性，能否成为经典，以及如何被研究，都存在激烈意见交锋。这也使得网络文学研究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很多传统学者对它很陌生，甚至斥其为“装神弄鬼”“垃圾文学”。例如，陶东风指责玄幻小说：“《诛仙》为代表的走红玄幻文学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最大特点是‘它专擅装神弄鬼’，所谓‘幻想世界’是建立在胡乱杜撰的魔法、妖术和歪门邪道之上。玄幻文学是为装神弄鬼而装神弄鬼。”[3]另一方面，经过代际发展，更年轻激进的青年学者群体中，网文研究更倾向自说自话，形成“亚文化”小学术圈子，以“网络术语”替代规范性学术语言，也较排斥与传统学者的交流互动。这些情况，无疑令人深思且担忧。以下，笔者将从几个角度梳理网文研究的问题困境，并尝试提出应对策略。一首先，网络文学特性是网生性还是文学性，这是困扰很多学者的问题。有的理论家强调网生性，如欧阳友权、安文军、金振邦等都认为，网络文学具后现代文化烙印，甚至网络文学就是“后现代文学”。后现代性与媒介性结合，凸显了网文“网生性”论调。韩国学者崔宰溶就认为：“‘网络性’则指某一（超）文本或某个人的（文学）行为在网络中所获得的独特意义和特征。该概念用以克服‘作品’、‘文本’、‘超文本作品’等传统文学概念的局限，把握网络文学的流动的、运动的状态。”[4]作者匿名论、受众决定论、场域互动论、无限生成论、永恒在场论等特质,即为网文本质。这种论调强化网生特质，强调“媒介特征”,既符合后现代文化削平深度、抹平雅俗界限、碎片化符号狂欢特征，也符合从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出发的，文学研究“传媒学化”倾向。这种后现代化传播学研究方式，忽视甚至否定网文的“文学特征”，进而否定网文经典意义。以网生性为网络文学本质的学者看来，二次元、元宇宙、数据库写作等倾向，才是网络文学，乃至未来文学发展方向，“文学性”不过是印刷文学体制下某种“残存幻觉”。但是，“网生论”批评家，往往无法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媒介变革给文学带来新内容和形式，但传统文学内容和形式，是否就在此断裂中“彻底死亡”？二是未来文学发展样态更多元，但文字这种非直接性的、抽象表意方式，是否也会消亡？如果文字消亡，未来文学标准又在哪里？人类历史也曾经历泥版、竹简、羊皮纸、现代印刷术等传播媒介形式变革，文学内容和形式虽发生很多变化，比如，现代长篇小说兴起就与古登堡时代现代印刷业有密切关系，但是文学对于人性的描写，对于人类情感和思想的描述，文学作为语言文字表达人类理解世界的独特形式，依然有相对“一以贯之”的标准，比如，文体多样性追求，精确、集中与强烈表现形式创新，人类“爱恨情仇”基本情感表达。梁启超所言“小说或想象理想世界，或描写现实社会”的特征，依然会在媒介变革中以不同形式被保存，无论“虚拟实在”如何侵入文学与人类生活。单纯鼓吹媒介意义至上，不仅取消了文学存在意义，进而可能取消人类“生存确定感”和创造能力。美国批评家柯比，曾将网络虚拟生活形容为“数字现代主义”，认为其有幼稚化、伪主体性、表面真实、重复叙事等消极特征，并认为“网络数字文化比后现代主义”对人类文明更具潜在威胁性。[5]同时，中国网络文学形态多样而驳杂，体现了文化产业与新兴媒介的结合，象征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联系，以及通俗传统与新媒体技术的结合。早期网文“超文本链接”“多媒体并置”策略，仅是实验性文本，并非目前网络文学主流，而带有数据库写作性质的作品,也不能代表未来网文发展方向—伴随着媒介发展，当一切文本都从纸质转换为网络文本,对“网络文学”的讨论就会转换为对文学本身的讨论。所谓“网生性质”，应指作品在网络平台发表、流通、接受，有强烈“媒介融合”与“大众交流”的网络生存特殊语境感。这期间有后现代成分,也有来自现代主义的加盟。因此，网络文学首先是“通俗文学”网络语境新发展，而后是文学本身的发展，而不应该用后现代主义媒介观以偏概全。当然，一味强调网络文学“文学性”，也会陷入另一个陷阱，即“削足适履”，简单以现有文学标准套网络文学样态，忽略网络文学差异性的做法，既无法很好阐释网络文学特质，也易导致对网络文学“污名化”处理，将之排斥在文学研究话语圈外。由此，关于网生性与文学性的争论，也引发了第二个困境，即经典化问题。二“经典化”问题伴随网文成长，至今仍争论不休。知识领域典范性、权威性著作，通常被称为“经典”。开创某领域，原创奠基性著作，被称为“经”，如《易经》，“典”指重要文献典籍。文学场域，经典多指经过时间淘汰，具有强大美学典范意义作品，如脍炙人口的唐诗宋词。进入现代，人们对于“经典”的认知标准不断滑动，更加多元化，“经典”危机自此而现，利维斯写了《伟大的传统》，讨论奥斯丁、乔治·艾略特、詹姆斯、康拉德等西方“伟大经典”谱系。布鲁姆更强调经典永恒作用，构造“影响—焦虑”“冲突—竞争—超越”两阶段论经典谱系生成模式。文学现代经典命名体制，经由精英化、雅文化体制命名。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的经典准则。现代文学经典命名，永恒性、主题深刻性、文学本体美等标准相对稳定。当下语境中，由于出场方式、受众分类、命名方式等不同，人们对经典认识越来越多样化，比如，网络文学能否经典化问题。有些学者认为，目前网络文学没有经典，如欧阳友权认为，网络文学难成经典原因有：一是数量与质量不匹配，二是网络文学过度商业化，三是技术和艺术不平衡。[6]然而，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问题关键不在于回答“网文能否出现经典”，而在于“网络文学经典标准”与“经典概念的有效性”。邵燕君试图将网文进行断代，划分为“传统网文”与“新网文”来解决网文经典化问题。她认为“网络文学之所以被人们解读为‘通俗文学网络版’，其实出于其作为‘印刷文明遗腹子’惯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显示了网络文学高度和深度的经典性作品，代表的是网络文学‘古典时代’的成就”。[7]“新网文”中“二次元”“数据库”“爽点”“粉丝”“类型”等标准，才代表新发展方向，传统网文代表的印刷霸权话语体制残余，必将随网络文学数据库化解构：“无论‘宏大叙事’还是‘拟宏大叙事’都不过是可供拆解、挪用、进行‘二次创作’的数据库素材。”[8]邵燕君进而提出网络类型小说经典标准，即典范性、传承性、独特性和超越性：“典范性表现在，传达了本时代最核心的精神焦虑和价值指向，负载了本时代最丰富饱满的现实信息，并将之熔铸进最有表现力的网络类型文形式；传承性表现在，是该类型文此前写作技巧集大成者，代表本时代巅峰水准。首先获得当下读者广泛接受和同期作家模仿追随；独特性表现在，充分实现该类型文的类型功能基础上，形成具有显著作家个性文学风格。广泛吸收其他类型文以及类型文之外的各种形式文学要素，对该类型文的发展进行创造性更新；超越性在于，可以突破其时代、群体、文类的限制，进入更具连通性的文学史脉络，并作为该时代、群体、文类的样本，成为某种更具恒长普遍意义的‘人类共性’的文学表征。”[9]这个标准之中，类型和受众、数据库等标准都有所体现，“独特性”“超越性”则不可避免与“印刷文学体制”标准，发生某种程度契合，更不要说，“类型化”与“独特性”“超越性”之间的抵牾——这也侧面说明，单纯以“印刷文化”与“网络文化”区分文学经典的内在逻辑困境。与邵燕君不同，更激进的研究者倾向于取消“经典”提法。比如，崔宰溶认为，所谓文学性，不过是某种“作品中心论”观点，应被网络文学共生互动特性替代，既然作品不能成为中心，“经典”也就不存在了：“我不是说在网络文学研究当中我们必须放弃对文学性的一切要求。网络文学也可有文学性，网络文学也可是经典文学作品。我只想指出，除了这个‘作品’所象征的‘文学性’以外，网络文学还有很多不同的文学、文化价值。比如说，通过‘作品’概念，我们很难客观地评价网络文学的商业性、产业化倾向的文化含义。‘点击率’不仅仅是对作品的读者‘反应’，还是网络文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因素，因为点击率是网络文学所谓‘互动性’代表性例子。但‘作品’概念阻碍我们对网络文学这一‘互动性’进一步理解。”[10]这种说法挑战了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树立的文学批评四大要素标准，即：① 作品（work），② 宇宙（universe），③ 作家（artist），④ 读者（audience）。但实践操作中，完全忽视作品是不可能的，仅以点击率等受众标准衡量文学经典，也会产生“文化解体”危机—权威标准，特别是精英知识分子经典化标准，将变得荡然无存。与此相类似，黎杨全进一步提出“经典是个伪命题”：“网络文学经典化一直是网络文学研究热点，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伪命题。文学经典概念及其建构本身是印刷文化产物，这决定了经典的固化特点：‘经典的本质是固定的、独立的、封闭的、模范的和规定性的。’经典的这些属性与网络文学形成根本性冲突。”[11]他提出，文学创作客体意识、编订选集及博物馆体制相对应的静止观念，都倾向于赋予印刷文学以神韵的“永恒光环”，进而与权威话语体系、印刷资本形成紧密结合，服务于经典塑造，而在互动和生活化、开放化网生语境中，经典观念应被淘汰。“反经典”论断有一定道理，但对于“网络媒介”有本质化倾向。“网络虚拟”不是生活的一切，网络也要受现实社会逻辑影响。印刷资本被网络资本替代，印刷精英权威话语式微，不代表网文不会出现新权威话语。进而言之，人类对于宏大叙事的超越渴望，对于权威性与集体性的服从意识，对于规则与秩序的追求，既是人类走出蒙昧、创建文明的重要手段，也是与人类自我意识相伴相生的心理结构性诉求。由此而言，“网文经典”问题，既要警惕“唯媒介论”观点，也要防止简单否定论观点，否认网络文学不存在经典。经典的建立，不仅关乎网文能否形成文学权威话语体系，真正被现有文学体系接纳，更关乎其持续高质量发展，纯粹后现代化“去经典”，不会导致文学的解放与平权，反而会造成人类文化创造力萎缩，出现新结构性文化权力控制手段。塑造经典更需要批评家介入，既要完成“披沙拣金”“深海拾蚌”的本职，认真做好阅读、挑选、阐释工作，也要扩大眼界与心胸，注意传统标准与新标准的沟通与共识建立。比如，“冗长”这个概念，常被认为“非经典”的体现，即便史诗性作品，如果超过一定长度，也会被认为“冗长注水”，然而，网文生产语境，除了存在拉杂现象外，网络文学文本“超级长度”，还代表网生语境审美心理，资本诉求与新叙述技巧的出现。[12]又比如，网络文学民间性特征、现实主义特征，也不应被后现代性讨论所遮蔽。网文发展出玄幻、校园、修真、洪荒、游戏、盗墓、惊悚、悬疑、穿越、科幻、废土、耽美、克苏鲁、蒸汽朋克等数十个类型或类型交叉的亚类型，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之作。从笔者阅读视野来看，梦入神机的《佛本是道》、鲁班尺的《青囊尸衣》、天使奥斯卡的《篡清》、酒徒的《家园》、阿菩的《山海经密码》、齐橙的《大国重工》、何常在的《浩荡》、阿耐的《大江东去》等，有的具有强烈民间文学颠覆异质性，有的延续现实主义风格，有的能在网生性与文学性之间，找到很好平衡。这些优秀作品的阐释与经典化过程，非常不够，网文超大信息量与信息转瞬即逝的特点，加剧了经典化的难度，也对新时代批评家提出了新使命。三网络文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也是网文研究焦点之一。早期网络文学研究者，主要来自中国文学二级学科文艺学，比如，欧阳友权、黄鸣奋、陈定家、聂庆璞等，青年文艺学科学者也不少，比如，单小曦、黎杨全、聂茂、许苗苗等，传媒领域学者如郑熙青等，也对网文颇有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出身学者占比较大，如白烨、何平、黄发有、邵燕君、夏烈、周志雄、李玮、汤俏等，也有学者来自通俗文学学科，比如，汤哲声。此外，文化产业研究、创意研究等领域学者，也涉足网文领域。网络文学研究，究竟可归属在哪个学科？通俗文学大家范伯群认为，网络文学是中国古今市民文学链发展到当代的重要一环。[13]然而，不同学科背景学者，对此有不同认知，也体现出不同学科的优势与局限。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注重网络文本细读，以及网文与当下语境的联系；文艺学者多从后现代、科技文化等角度解读网络文学，具体文本研读上有时缺乏说服力；传播学关注网文传播效果和传播媒介特点，但往往忽略，甚至遮蔽“文学”功能；产业资本研究者，更注重大数据建设，依赖图表和模型，具有科学性，但往往缺乏人文关怀和文学性体察；国家政策层面研究者更重视意识形态建构和宏大话语规训，但微观研究不足，也易忽视网文经典价值培养与文学独立性培育。再细分而言，通俗文学学科重视网文追本溯源，从类型化角度，探讨网文血脉传承与类型发展，但传统“雅/俗”二元格局，妨碍了网文研究深入；创意学更注重网络模式创作实践，但缺乏理论提升。由此可见，各学科各自为战，不免在研究方法、研究态度和价值取向产生龃龉，甚至形成“研究壁垒”。这些学科的研究，从各自角度，丰富了网文研究维度，建构了网文研究空间，尴尬也在于，网文具有多维“学科融合”特质，也导致学科归属的模糊性与研究范式冲突。网文既有强烈媒介性、科技性与产业性，也在内在逻辑上，呼应了通俗文学发育，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潜在规律。夏烈认为，网络文学发展，是读者受众、产业和资本、国家政策与知识精英四维互动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场域”。[14]即便同一学科内部，对于网文价值与艺术属性的不同认知，也导致认识冲突。例如，很多传统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从经典标准出发，对网络文学较鄙夷，认为其是通俗流变余孽，不是“五四”新文学正统，其文学形态粗糙幼稚，缺乏研究价值。文艺学科内部，后现代说、文化研究说、符号科技说也层出不穷，有的学者也将网文视为“文化现象”，而不是“文学现象”。其实网络文学复杂样态，恰符合“大文科”观念，以及取消学科壁垒，实现学科“交叉融合”诉求。笔者建议，把网络文学设置成独立的二级学科，隶属“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之下。之所以放在“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之下，就是要明确网络文学“文学属性”。科技性、传播性等研究，要与“文学性”结合，否则网文研究可能走入“没有文学的网络文学研究”怪圈，不利于长久发展和后续持久力培养。之所以将之设置为二级学科，就是要与现当代文学、文艺美学、创意学、传播学、产业学等学科相比，获得超然独立地位。大学学科设置，体现专业性和权威性，也对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和毕业生就业提供指导。一个研究领域，从单纯学术研究，走向大学学科建制，既意味该研究领域地位提升，也意味它进入国家人才素质培养的视野范围。这样做有几方面好处，一是有利于确立网文经典意识。大学体制积极介入非常必要。目前有些学校设有网文专业，大多隶属创意写作学或现当代文学专业。成立独立二级学科，可在权威话语层面，形成网文经典化趋势；二是独立学科归属，有利于形成更高效与科学的研究团队，实现“交汇融合”，而不是“各自为战”。这符合网文科技与文学的双属性，符合网文研究跨专业特质，也符合大学学科教育“融合”理念，避免网文给传统学科的不必要冲击；三是网络文学学科，有利于提供新学术生长点，有利于学生就业。这些人才具有更好的学科交叉性和丰富性，更能适应当下学术生产需要，并指导网文创作人才。还有一个替代方案，就是将“网络文学”归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成为三级学科。虽然目前也存在网络文学后现代化激进形态，比如，网络女作家七英俊，就以《有药》《变人记》等系列短篇，获得广大读者青睐。但整体而言，中国网络文学主体，属于新媒介影响的通俗类型文学，即“新类型文学”。同时，网络文学虽有通俗文学属性，但传统“雅/俗”观，又难以完全概括它，特别是科技属性。一方面，时间维度上讲，中国网络文学属于“中国当代文学”一部分，即“新世纪文学”。[15]它与中国当代文学实践存在千丝万缕联系，例如网络现实主义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接受、传播的改变，决定网络文学现状及未来形态。“国家文学”观念，也影响着网络文学发展。无论是国家战略层面，还是作协、文联、大学机构，近些年都表现出对网文发展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讲话》《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等重要文化会议上，都专门提到网络文学建设，各地成立网络作协，北京大学、中南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大学，也都成立网络文学研究中心；另一方面，空间维度上讲，中国网络文学，以中国大陆为主体，包括港澳台等地区华语文学创作实践。中国大陆网文创作，从作品作家数量、质量和辐射力而言，都当之无愧成为主体，但台湾蔡智恒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罗森的《风姿物语》等作品，也很有影响。这也符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科现状。由此，将网络文学放置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之下，成为与通俗文学并列的三级学科，既符合网络文学发展实情，又能有效立足当下语境，吸收传媒、产业、文艺学等其他学科营养，在“中国经验”与“媒介先锋”之间找到中国道路的主体性，也是一种替代的选择方案。四以上分析可见，网络文学性质、经典化、学科归属等问题，存在诸多争议。其实还有相关问题，也在学界有诸多困扰，比如，网络文学与文学史的关系、网络文学与体制的关系、网络文学现实主义问题等。这些争议问题，体现了网文研究的潜在逻辑分歧，即网络文学本土性经验与外来影响以谁为主，如何“融会贯通”的问题。这里的“本土性经验”，既包含创作经验，也包括理论建构。中国网络文学理论体系建设，处于一个摸索期。很多批评家也在探索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沟通，比如，邵燕君虽然认定网络文学内部存在“传统与二次元”区隔，认可“爽文”与“粉丝”批评标准，但具体实践中，依然通过年度选本、作家访谈等纸媒传播方式，强化网文经典化过程。邵燕君的《破壁书》与夏烈的《大神们》等访谈录，都有着很强的史料建设意义。应该看到，本土性经验，在目前研究中越来越被学者重视。韩国评论家崔宰溶认定“网络性”是中国网络文学本质属性，但也不得不承认“土著性”是其另一个重要特点，即中国网文是中国当下文化语境产物，与西方后现代电子文化有重大差异：“当今中国网络文学中几乎不存在零散化、碎片化，不存在‘宏大叙事的消失’、‘对中心、对传统价值系统的否定’等后现代特征。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不仅不具有后现代性，而且它还往往具有完全相反的特征。‘网络文学’可能是后现代的，但它也可能是反后现代的，或具有强烈‘资产阶级现代性’。”[16]虽然批评家黎杨全对“印刷/网络”媒介区隔，有异乎寻常的敏感，拒绝网文经典化命名，但他分析贺麦晓等外国理论家对网络文学研究，也不得不指出“数据库”“后现代”“超文本”“意识形态审查”等理论在应对庞大中国网络文学实践之时，显得捉襟见肘。由此，他提出网络文学研究的“双重视野”观念，即“中国经验基于双重视野：相对印刷文学而言，它是‘网络文学’的经验（先锋性）；相对西方电子文学而言，它是网络文学的‘中国’经验”。[17]可以说，虽然网文出现结构性重组，但传统文学体制，包括国家意识形态，期刊与出版制度等，依然发挥作用，且与网络文学之间，发生着千丝万缕联系，这是协商与博弈，竞争与妥协，也是文化领导权与文学合法性的争夺与重塑。“网络文学不是凭空而来”，网文既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影响，科技文化的嵌入，又不可避免是当下文化语境产物，受到文化逻辑制约。网文学术化讨论过程中，有些议题逐渐失效，比如，传统乡土写作、城乡变迁等，但有些问题只是发生转移与深化，比如，大众文化发展、民族国家想象与人类共同体意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学传播媒介、文学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由此，坚持以中国本土经验为主体，并非狭隘的关门主义，而是坚持将网络文学问题与中国语境独特性相结合，在此基础之上，海纳百川，融会贯通。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有效阐释复杂的网络文学现象，将网络文学融入中国文化积极建构之中。注释1.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编：《2023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文艺报》2024年5月27日。2.欧阳友权：《网络创作能否打造文学经典》，《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2021年第8期。3.参见陶东风：《把装神弄鬼进行到底？》，《小康》2008年第6期。4.崔宰溶：《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网络文学的土著理论与网络性》，北京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1。5.房伟：《不争为乐》，《青年报》，2023年6月26日。6.欧阳友权：《网络创作能否打造文学经典》，《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2021年第8期。7.邵燕君、吉云飞、肖映萱：《“古典时代”迈向“巅峰”，“二次元”展开“新纪元”》，《2016年度网络小说.序言》，《小说评论》2017年第2期。8.邵燕君：《网络文学的“断代史”与“传统网文”的经典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期。9.邵燕君：《网络文学的“断代史”与“传统网文”的经典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期。10.崔宰溶：《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网络文学的土著理论与网络性》，北京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1。11.黎杨全：《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个伪命题》 ，《文艺争鸣》2021年第5期。12.参见房伟：《时空拓展、功能转换与媒介变革—中国网络小说的“长度”问题研究》《文学评论》2022年第4期。13.参见范伯群、刘小源：《冯梦龙们—鸳鸯蝴蝶派—网络类型小说—中国古今“市民大众文学链”》，《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14.参见夏烈：《中国网络文艺的常识与趋势》，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0。15.房伟：《网络文学的文学史书写》，《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3年第4期。16.参见崔宰溶：《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网络文学的土著理论与网络性》，北京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1。17.黎杨全：《网络文学、本土经验与新媒介文论中国话语的建构》，《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