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0年间，《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以纸为媒、以笔为锋，记录了一代代出版人深耕文化沃土的坚守与探索。如今，90后新生代出版人已逐渐走上舞台中央，他们带着数字时代的基因、多元包容的视角，成为推动行业创新的中坚力量。本次专题，我们特别对话5位来自出版一线的90后从业者，听他们讲述对行业变化的观察与思考，分享难题破局的实践与探索，细数与商报相伴同行的启发与感动。

出版的“割裂”——新书、旧书、古书，已裂成三个圈子

■袁小茶（前编辑，现卖书主播）

作为1990年出生的北京独生女，至今在书业工作已超过10个年头。30岁之前在新书圈，30岁之后入了古旧书圈。做过作者、畅销书策划、学术书编辑、英文书译者、营销爆文作者，然后入行古旧书，做了直播卖书女主播。看着出版界的新趋势，和朋友们略显悲哀地聊：新书、旧书、古书，已经拆成3个圈子，越来越割裂隔膜。

新书——未来10年，“垃圾时间”的魔咒与出版界女生的困境。

我身边很多条件类似的姑娘，大家打起电话都是一样的困惑——35岁以上的985文科女硕士，如果行业继续这样“不景气”下去，下一步还能干什么？“熬着”是大部分人的选择。大部分能在出版业中无所畏惧“为爱发电”坚持多年、并做出来一定成绩的女生，都是“高知学历+有家庭托举”，不需要自己做家里经济支柱。

男性更关心出版的“垃圾时间”魔咒——这个行业未来的10年，还值不值得下大力投入。“垃圾时间”的本义是指NBA球赛，当双方比分已经非常悬殊、胜负已定（基本不可能有再翻盘的可能性）时，就会换上替补队员，破罐破摔、很鸡肋水平地把比赛打完。直到“清零”，开下一个新盘。如果看“小气候”，似乎新书出版每年都有新亮点。但是从大气候上来讲，“二八定律”在行业下行期越滚越快：资源越来越向头部集中，20%本来就好的社越来越好，80%的社越来越难。

旧书——旧书的运营模式和利润，新书业“很难分到一杯羹”。

首先，“旧书”的概念界定，上下限和价格差异巨大。金字塔最底层的，是最便宜的旧书——论斤搓堆儿的教辅教材、没太多版本价值又印量极多、品相不好的上世纪90年代以后普通旧书。这些“旧书贩子”对出版社唯一的价值，就是发行部“清库存”——自己卖不动要化浆的书，直接谈一个低折扣清仓现金回流。

金字塔中层的，是价格被炒得很高的“绝版书”。为什么出版社不加印？因为旧书和新书的圈子不一样，隔着很大的时间差、信息差、制度差异和工艺难度。从时间差和信息差来说，这种书往往是“封闭小众圈子”才有硬核需求，可能全国就500个人去用，如果当时做书的这个编辑离岗了，其他人不在那个500人圈子，谁也注意不到“加印需求”。旧书的“金字塔上层”，是民国旧平装、新文学（尤其是名家旧藏）。他们的“溢价之高”已经完全脱离了出版业，更接近艺术品拍卖。

古书——新书出版的“版本上游”和“大宝藏”，但对于大部分出版社，抓不住“入局”机会。

现在大部分“非古典文献、非古籍整理”的畅销书路数出版品牌，认为自己的出版方向和传统古籍一点关系没有，其实是大错特错——古籍善本（包括里边的版画插图），是中国文化最大的公版资源库，说一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点不过分。从选题到设计再到重新整合，都可以用畅销书的路数+古籍资源库元素+重新释读=组合出“王炸”，尤其是科普和文创。

有幸能借《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成立70周年作此回顾。《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是我身边的新书、旧书和古书用户都会关注的，是书业殿堂级的媒体。希望新书、旧书、古书圈都能在商报引领下，碰撞出更多火花，互为上下链条。很多商业灵感可能源于碰撞，毕竟大家隔膜久了，就发现自己在圈子里打破脑袋也想不出来的事儿，跨半个圈子，恰恰满足资源不对称性，分分钟证悟了。

直接与读者连接的力量

■李若溪（上海教育出版社美文工作室营销编辑）

作为一名90后的编辑，今年是我入行的第3年。这3年里从只负责童书条线的内容营销，慢慢转到教育条线、童书条线的全面营销工作。职业边界的不断拓展，加上数字浪潮带来的多样传播手段，让我在成长中直面了不少挑战。

我入行时间不算长，但这几年出版行业的变化很大，教育出版领域的转变尤为明显。教师、家长和学生早已不满足于标准化的普通图书，转而迫切需要能精准解决具体问题的定制化内容。好作家、好作品、好版权愈发稀缺成为共识，大家对选题的谨慎程度都远超以往——不再追逐短期市场热点，而是更看重内容的长期价值与教育意义。我愈发深刻地感受到，只有真正走进教育场景，理解教师、家长、学生的痛点，才能让图书摆脱“同质化”困境，现阶段的营销要从“单向传播”转向“双向互动”，让读者从“被动接受者”变成“参与共建者”。基于这个理念，这一年里我们策划组织、参与协助了各类图书推广的线上线下将近100场活动。这种与读者紧密联结的营销模式，让我们的图书既收获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也交出了亮眼的市场答卷——《教育家精神》今年1月上市至今，已经重印6次，总印数超10万册，年码洋突破500万，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肯定。

在营销实践中，作为美文工作室的一员，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直接与读者连接的力量”，这也正契合了我们工作室的标语——“站在人这边”。前段时间，我们为工作室新书《重新理解儿童》在上海朵云书店办了一场共读分享会。那天我既是工作人员，也是带着困惑而来的普通读者，现场向作者提问，和到场的家长一起听作者和专家聊“如何真正看见儿童”这个核心话题。当有家长对我说：“下一次有这样的活动我还要来”，我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成就感，和单纯盯着发货数字是不同的喜悦，这是一种被认可、被需要的温暖。

当然，线下活动的影响力终究有限，所以我们每次都会同步开启直播，把现场的金句剪成短视频切片传播，让没能到场的读者也能参与进来，感受书中的温度。当然伴随而来的是重重挑战，现在的营销不只是脑“累”，身体也“累”：要会做内容、做策划、还要懂数据分析，还要时刻关注市面上的新玩法。但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很多想法只能停留在“构想”阶段，试错成本也在提高。这种“想得多、能做得少”的困境，或许是很多营销编辑的共同难题。但即便如此，我们未来还是会坚持探索，因为每一次与读者的深度互动，都是未来破局的积累。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一直是我重要的行业指南针。刚入行时，我就经常在商报的新媒体矩阵账号上学习，尤其是在下班通勤路上，经常会刷到同行在朋友圈的分享，或者领导转发来的学习资料。看到很多爆品的新媒体营销案例分析和IP化运营、推广方式，总能让我打开新思路。另外特别想谢谢的是商报新媒体账号“编客实验室” ，每次我被工作“毒打”得有点疲惫时，都会点开看看里面同行们分享的编辑日常和无奈瞬间，是一种抱团取暖的共鸣。看到大家即便吐槽完，也依旧坚守在岗位上，依旧热爱着出版事业，我就会觉得浑身又充满了干劲儿。文章里、评论区里的编辑老师们，就像远方的朋友，让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坚持，我们的行业还有无限可能，我们还有光明的明天。最后，想对《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说：“70载风雨，见证了出版行业的变迁，也照亮了我们新生代出版人的路。期待未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能继续挖掘出版领域的‘真实故事’，连接更多有温度的内容与有需求的读者，70年后，我们再相约！”

拥抱变化，让“小众”儿歌“飞”入大众耳朵

■黄晨屿（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文学出版分社编辑）

7年了！从抱着稿子手忙脚乱的职场萌新，到如今稍显淡定的“半熟编辑”，我正亲身经历着这个行业的翻涌、迭代，每一天都像在升级打怪。尤其在我深耕的童书出版领域，变化更是翻天覆地——曾经书店里那些被小小身影蹲在角落翻到卷边的作品，渐渐被电商页面上一行行关键词替代：“提升专注力”“幼小衔接”“必读书单”……

可以说，童书的销售阵地已从线下搬到了线上，而选择权，也悄悄从孩子的手里移交到了家长手中。当下的读者追求性价比，追逐功能性明确、直击痛点的内容，这当然没错。可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忍不住想：是否还有家长，乐于为一次非功利性的阅读埋单？

去年某个普通的午后，一部书稿让我心跳漏拍。是儿歌！在我长期关注的童谣儿歌领域，我竟然迎来了一部灵气四溢、完成度颇高的作品——赵霞的《北斗在天》。兴奋之余，忐忑感也随之涌上心头：在各类文学体裁中，儿歌似乎显得有些“小众”，它越是面向低年龄段的读者，创作出版的难度就越高，需要作者与编辑共同完成一场“由高向低”的攀登。

自2018年入行以来，童谣儿歌一直是我编辑工作不断探索的领域。很荣幸有机会先后担任李少白先生《鹅鹅鹅童谣》《童声琅琅中国风》《蒲公英嫁女儿》的责编。此外，我还责编了方卫平教授主编的《读首童谣再长大》和多个版本的《读读童谣和儿歌》《和大人一起读》。这些经历让我不断追问自己：在这个发行渠道和传播方式剧变的时代，我们究竟能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传统去拥抱现代，让真正优秀的儿歌，像阳光和空气一样，自然流淌进孩子的童年，成为他们生命最初的“成长伴奏”？

带着这样的追问，我走进了《北斗在天》的世界。首先是文字推敲。过程中，一个新鲜的词跳了出来——“灶鸡”。它指的是灶台边的一种小虫，学名叫“突灶螽”。一开始我有些犹豫：孩子们对此会不会觉得陌生？要不要换成更常见的昆虫？直到我把这首《夏天的夜晚》念给孩子听。我一岁半的儿子听到“灶鸡打拍，笃笃踢踢”，竟咯咯地笑出声；邻居家三岁的孩子听了则睁大眼睛问：“灶鸡是什么啊？”那一刻，我突然被点亮了——儿歌为什么一定要迁就孩子已知的词汇？借助儿歌认识传统的名词，包括一些带有地方特色的语言，不也正是儿童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吗？探索未知不正是阅读中最迷人的部分吗？于是，《北斗在天》保留了“灶鸡”的说法。

尤其让我心潮澎湃的，是儿歌与生俱来的“可听性”。它不只是文字，更是节奏、是韵律、是声音的画面。孩子对儿歌有一种生理性的喜欢。所以我们决定，让《北斗在天》“飞”起来——通过AI辅助音乐创作，为《天上开了点心店》《小鸭》等作品谱曲改编，甚至借助AI把《北斗在天》《上学谣》等儿歌做成动画短片。当分享会上，孩子们跟着旋律情不自禁哼唱起来时，我们知道，技术绝不是冰冷的工具，它真的可以为小众的儿歌插上飞翔的翅膀，让它们真正流传开来。

北斗悬天，虽远犹亮。它像是童年夜空里一颗安静的诗意之星，不喧哗，自有光。我知道，时代在变，渠道在变，但我们为孩子守护一片“无用之用”的心，从未改变。这条路还长，而新时代儿歌，我们会继续真诚用心地唱下去。

编辑的边界在哪里？文博编辑的破局思考

■黄玉洁（浙江古籍出版社文博编辑中心编辑）

出版行业过去几十年的“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正被如今普遍存在的危机感、紧迫感取代。大家都很明确——如果不主动改变，将被迫面对“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处境。过去几年， AI 的进入、读者获取知识方式的变化、渠道从线下转向线上，变化几乎渗透到整个链条：选题策划更依赖数据判断，内容呈现方式要求更强的可读性与视觉化，营销从“辅助工作”变成“核心环节”。编辑的工作不但更重、链条更长，也更讲究复合能力。

我所在的文博编辑中心主要负责大众向的文物考古与文化普及类图书。近年来，“博物馆热”“考古热”不断升温，文化遗产类内容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在这种机遇下，我们围绕良渚文明、石窟艺术、青铜文化等推出了多个系列，市场反响较好。但与此同时，整体图书市场的低折扣、地方出版社缺乏“基本盘”等现实压力始终存在，我们面临愈发明显的印数焦虑和库存压力。因此，在做书时，我们更关注内容与读者兴趣点的连接，更注重装帧设计、版式表达、图像叙事等视觉创新，也越来越重视文创延展、短视频宣传、直播带动等手段，把营销视为与内容生产同等重要的部分来布局。

以文博出版为例，即使赛道还算热门，也并非所有图书都能顺利转化为市场表现，我想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当前的读者，对选题的独特“发力点”提出了更高要求，促使我们必须在表达方式上创新，通过跨界、场景化、知识可视化等方式提升内容的易读性和吸引力。比如我社 2024年获得“中国好书”的《形理两全：宋画中的鸟类》，让鸟类学家与宋画相结合，这种跨界方式让专业内容更具新鲜感和传播力。第二，选题应该注重品牌化、系列化，以减少单本图书对市场波动的依赖。我们策划的“线索”系列，以“线绘”“线图”方式帮助读者更清晰地理解文物与文明，已出版有《良渚玉器线绘》《狞厉与肃穆》《中华礼制文明的发端：图说良渚玉器》等。品牌化有助于提高读者黏性，是出版社穿越周期的重要方式，但系列出版周期较长、更新节奏不够稳定，也会影响品牌的持续发力，这是我们正在面对、也需要逐步优化的问题。第三，我想特别谈谈编辑工作的“边界”问题。目前行业越来越强调“编辑要做营销”，甚至认为编辑应该把一半以上时间投入运营。编辑既要与作者深度讨论内容、负责编校、审读，又要参与装帧讨论、撰写宣传文案、策划短视频、参与直播沟通，甚至亲自下场做推广。这反映了行业变化，但过度外延的工作也加剧了专业能力的分散。因此，我们或许需要重新讨论如何在编、印、发全链条中找到合理分工，使编辑不至于被无限扩张的营销工作淹没，这不仅是效率问题，更关乎出版行业未来的专业性是否能够持续。

未来在出版上，我们要在表达上持续创新，让专业内容更具可读性、更具跨界联动性，让图书成为一个文化体验生态的一部分；优化内部协作机制，建立更专业化的编辑与营销分工，以提高整体效率和行业可持续性。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和编客实验室微信公众号都是我的必看内容。前段时间看了编客实验室的文章《众筹金额高达445万元，经典书挖掘如何出爆款？》，让我受到很大启发。“天作红楼”众筹获得 3000多位读者支持、筹集445万元，刷新了我对经典名著，尤其是公版书再开发的认识。在编辑一线，我们往往把公版书当成“成熟品类”——无需投入太多即可推出市场。然而这篇报道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应该把公版书的再出版当成全新的出版项目，读者愿意为真正高质量的经典买单，公版书的竞争也可以不围绕价格进行。

最后，期待《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今后继续为出版人提供优秀的深度案例和行业观察，陪伴行业不断前行。祝商报70周年生日快乐！

古籍编辑的坚守与AI时代的思考

■胡宝亮（岳麓书社重点项目部编辑、副编审）

我是负责重点项目的编辑，对市场图书关注较少。就我而言，积极策划、申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与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并做好重点图书的编辑工作是第一位的。

今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我申报的《稀见明清茶马互市文献三种校注》获得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的资助。《稀见明清茶马互市文献三种校注》的整理者是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副教授何强先生。该书共收录三种稀见明清茶马互市文献：万历《历朝茶马奏议》、顺治《历朝茶马奏议》、《关陇集》，其内容多为正史、政书、个人文集、地方志等文献未曾记载或仅简略记载的材料，是研究明代及清初茶法、马政与茶马互市的第一手史料，对研究明清易代史、明清边疆史、军事史、民族史、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等有重要参考价值。

编辑古籍与策划、申报选题一样，也是我日常最重要的工作。今年，我编辑的最有价值的图书是《陈士杰集》，该书系是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项目《湖湘文库续编》的一个子项目，是晚清山东巡抚、湘军重要人物陈士杰（湖南桂阳人）的文集，包括奏议、书札、传记、散文、诗歌等，特别是其书札，其致书对象多是当时的军政官员，如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李鸿章等人，信札中透露了大量政务、军务及官员交往的细节，史料价值甚高。我想，《陈士杰集》面世后，一定能引起清史、近代史研究者的关注。

当前，AI技术突飞猛进，各种AI审校工具也陆续问世。AI审校工具的出现，对编辑来说无疑是个重要助力。我经过实践与对比，感觉对审稿切实有效的有数传、锐盾、蜜度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5月下旬接触并使用数传产品后，其在语法、知识性乃至古文标点等方面的纠错能力令我非常佩服。数传能有效地帮助编辑发现书稿中的各类错误，对编辑的帮助非常大。编辑如能在大量的蓝色与红色印记中准确发现有价值的修改，对编校书稿是大有裨益的。当然，这里有一个编辑适应并熟练掌握的问题。我坚信，编辑认真、正确地使用AI审校工具，是会很有助于提高图书编校质量的。

这两三年来，多蒙《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关怀，我在商报刊发了多篇小文，有谈古籍整理与数据库应用的，有谈AI审校工具的，有谈求职经历的，有谈年终感想的。这些小文不过是献芹之谈，但还是希望能对同人有些许帮助。我最喜欢的栏目是编客实验室微信公众号，这个栏目能看到很多有理想、有想法的中青年编辑的优秀事迹和奇思妙想，令我受益匪浅。愿《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越办越好，给编辑们打造一个美好的学习园地和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