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柚子树上，一只喜鹊叫得正欢。它翘着尾巴，扑棱着翅膀，叫声清亮得像个不知愁的孩子。我靠在窗边，望着枝头青柚在风里轻轻晃动，果皮上泛起细碎的波纹——也不知是风吹的，还是我的心在动。

电话就是这时候响起来的。阳光斜斜地照进办公室，听筒那边传来温和的男声：“您好，是彭世民同志吗？您的优待证办好了，随时可以来汉昌街道退役军人事务服务站领取。”放下电话，我怔了一会儿。那本鲜红的优待证仿佛就在眼前，里面裹着我十六年的青春，拎起来沉甸甸的，心里却蓦地一轻。

去服务站的路上，心情出乎意料的平静。服务站里两位工作人员一见我进门，就热情地迎上来，笑容亲切得像老邻居。他们仔细核对了我的信息，将一只薄薄的信封递到我手中。接过的时候，我的指尖忍不住微微颤抖。鲜红的卡片上，“退役军人优待证”几个字格外醒目，姓名、服役年限、发证单位清晰在目。油墨还带着新印的味道，可它好像已经等了我整整十八年。

在回单位的路上，经过一处工地，围挡上“退伍不褪色”的标语已经褪了色。我突然想起箱底那套旧军装。放了这么多年，依旧笔挺如初，就像我刚刚不自觉并拢的脚跟。军装不会说话，可每一个折痕都在低语：演习场上风沙扑面的滋味，紧急集合哨划破黎明的尖锐，十六年、5000多个日夜，怎样把一枚青涩的少年，磨成了一个真正的兵。

这张卡片不大，却有分量——它一出现，所有往事都朝着我齐步走来。

我拍了张照片发到朋友圈，没想到一下子收到三百多个赞和留言。一位老战友问我：“怎么才办？”其实我早知道这项政策，只是前两年一直在村里驻村，任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忙得脱不开身。再说了，早办晚办，军人这个身份，早就长在了我身上。

35年前，我还是个毛头小子，挤上军绿色的列车，一路颠簸，奔向梦中的军营。时光如水，我从战士成长为干部，当过通信员、养过猪、做过饭，放电影、写报道，后来依次走上排长、指导员、新闻干事的岗位。一路并不轻松，有收获，也有坎坷。16年军旅如同一首长长的歌，我最炽热的青春，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里。

转业后，我进入县公安局，从派出所民警，到政工室副主任，再到党委秘书。处理突发事件时，我总会下意识地观察地形、研判风险。同事常打趣我：“老彭，你这警惕性也太高了。”他们不知道，这是十六年军旅刻进骨子里的习惯。很多次深夜蹲守，寒风刺骨，恍惚间又像是回到了当年的哨位。手里握的不再是钢枪，而是警械，但守护的，依然是身后那一片万家灯火。

后来我调任人事局军转办主任。整理档案时，常常与退役军人的简历打照面。那些熟悉的部队番号，像失散多年的战友，突然从纸页间伸出手来。我总是格外认真地对待这些材料，仿佛安置好他们，自己的心也就安顿了。尤其难忘的是为企业军转干部落实政策时，他们紧紧握住我的手道谢。掌心粗糙的茧子摩擦着我的皮肤，那一刻，仿佛又触摸到了军营的温度，那种只有战友之间才懂的信任与情谊，无声地涌上心头。

再后来，我去了文联。告别铁与血，我在这里遇到了一种柔软的浪漫。组织采风时，总忍不住把作家们往平江这片红色土地上带。当他们赞叹山河壮美，我会轻轻在旁边补充：哪年哪月，彭德怀曾在这里发动平江起义；汨罗江的浮桥边，似仍回荡着冲锋的号音；某个关隘之上，我们的战士曾一次又一次击退日军的进攻……后来，这些故事被写入文章，那些无名的牺牲和坚守，也借由文字获得了重生。

三个岗位，十八年时光。从擒拿格斗到整理档案，从撰写公文到组织文艺，战场在变、打法在变，可骨子里，我始终是个兵。公安追逃是“追击战”，人事改革是“攻坚战”，文艺宣传是“舆论战”——你看，当兵的人，到底习惯用冲锋的姿态看待这个世界。

夜深时，我偶尔会打开那只旧军用皮箱。里面除了一套军装，还有比武获奖证书、执勤袖标、几个年代的肩章。最底下，收着一枚早年换装前的帽徽，金属边已泛暗，但上面的国徽依旧清晰。它们从不说话，却仿佛一直在诉说。

妻子总说，我这个人啊，是被那身军装“焊”住了。

这话，一点不假。

哪怕退役已经十八年，心里的那根脊梁，从来就没弯过——灵魂，始终是立正的姿势。

女儿小时候，最常骄傲地向人介绍：“我爸爸是军人！”

其实从警察到负责人事工作，再到文艺工作者。这些身份像一件件外衣，穿在最里面的那一层，永远是个军人。

如今，优待证被我摆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旁边是转业时战友送的子弹壳坦克模型。阳光从窗口照进来，同时照亮这两件相隔18年的信物，像完成了一场无声的交接。

有些身份，一旦走进生命，就再不会离开；有些岁月，不仅能改变人生，更能重塑一个人。16年军旅生涯，不是一段插曲，而是永不消逝的背景音；不是旧日记忆，而是持续流淌的当下。就像大河改了道，纵然不再经过原来的河床，却始终记得最初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