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生态文学已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当前生态文学的主流理论体系仍以西方视角为主，侧重于对生态危机的宏观书写与哲学批判，较少关注地方性知识与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叙事可能。中国民族文学则以其深植地域的叙事传统和对自然的情感性书写，为生态文学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路径。这些作品扎根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赋予自然主体性，在地方化经验中呈现出人与自然情感交融、命运相依的微观文学图景。这种独特的生态表达，不仅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展现了自然与人类共生共感的价值理念，也拓展了生态文学的叙事空间与伦理维度，成为建构多元生态文化的重要资源。

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书写

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文学研究首先要批判的一种思想观念。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在《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指出，“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他认为西方生态危机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圣经》所建构的人类—自然观，“所有造物除了服务于人类之外别无其他目的”。而中国众多民族的创世神话故事，其中就已经蕴藏着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的价值观念。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自然界的山川河流、风雪雷电都被赋予了主体性，甚至成为故事的重要角色。自然并不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而是与人类平等地存在。蒙古族的创世神话中，苍狼和白鹿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祖先，这种叙述强调人类起源与自然界的联系。无独有偶，苗族创世神话中，蝴蝶母亲是万物的起源，而且蝴蝶母亲并非单独偏爱人类，而是公平地创造和对待所有生物，反映了朴素的万物平等、生命共荣的思想。这些神话故事通过将自然元素拟人化、神圣化或直接赋予其创造生命的能力，强调自然万物的生命价值，表达了民族文化中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的价值观，也为现代社会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有力参照。

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人与自然的和谐仍是民族文学的重要主题，自然不仅是人类的生存依托，更是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尼族作家艾吉的《梯田里的哈批》通过讲述后土司时代的哈尼生活，以“昂玛突”（祭山仪式）等祭祀活动反映了哈尼族将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重要成员的意识，强调了人与自然的精神纽带。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融汇民族文化与自然景观，他习惯将自然要素人格化，凸显自然界的主体性，展现出浓厚的生态意识和对自然的深情礼赞。藏族作家阿来的《月光下的银匠》用大自然默默不语的坚强和温情成全了小银匠达泽对艺术与信仰的追求，在大自然的恒久面前，小银匠的悲苦故事最终得到了升华。

在蒙古族文学作品中，草原戈壁意象占据着核心地位。很多作家通过讲述人与自然、历史与文化交织的故事，将草原描绘为蒙古族文化的生命之源。阿尤尔扎纳的《蓝天戈壁》和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狼獾河》不约而同地将草原精神化、文化化，以草原的兴衰隐喻人类精神世界的丰盈与匮乏，体现了对自然温情的深深眷恋。对自然意象的极度珍视不仅是对各民族自然崇拜的文学传统的沿袭，更重要的是，自然元素已经内化为他们想象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符号，蕴含着少数民族的伦理观和生态智慧。在众多民族文学作品中，自然不仅是生命价值的物质载体，更是生命内在精神与意义的生成场域。

“人学”以外的叙述方式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文学理论的价值指向往往是关注人和人类社会，从人的价值和利益角度思考问题，这有其必然性，也创造了巨大的思想和美学价值。然而，从“人学”的角度来理解文学还远远不够，离开了自然，就无法全面完整地认识人和社会。通过民族文学，恰恰可以发现“人学”以外的价值观念和叙述方式。大自然在这些作品中不仅是背景，更是具有生命力的主体，读者从中能够深刻感受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密性。

佤族作家张伟锋的《空山寂》以佤族村寨的山川草木为叙事主体，呈现了自然丰荣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内在关联。森林不仅是故事的舞台，更是具有生命力的性灵存在。满族作家叶广芩的《老虎大福》建构了一种人与动物的矛盾共生关系，以人们杀死最后一只华南虎后的精神空虚批判了功利自然观。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父亲鱼游而去》不断在人和动物之间转换身份和叙述视角。仫佬族作家廖润柏（鬼子）的《八月，干渴的荒野》将大地拟人化，讲述了生态的变化与文化的衰退，将大地的声音和人的叙事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生态叙事模式，也为在人的价值之外重构审美价值体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生态主义叙事的核心在于，赋予自然以主体性，使其不再只是被动的背景或资源，而是与人类共同构成生活的整体。这种叙事方式突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框架，提醒人们重新认识自然的重要地位。在全球生态危机加剧的背景下，民族文学的这种叙事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方化与情感性：人与自然的微观互动

对照西方的生态文学理论，可以发现中国民族文学在强调地方性知识和情感维度上的独特贡献。西方生态文学理论通常关注气候变化、资源过度开发等全球性生态危机，并以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抽象关系为核心议题。中国民族文学则通过扎根于特定地理环境的地方性叙事，展现了人与自然具体生动并充满情感的互动。这种地方性与全球性的结合，不仅拓展了生态文学的表现范围，也有助于构建更加全面的生态文学理论体系。

中国民族文学常着眼于地方性的微观议题，以具体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符号为依托，通过地方性叙事展现人类在特定生态系统中的生存哲学。这种具体而微的描写，与西方生态文学的全球性宏大叙事形成互补，为生态文学理论提供了更加立体的视角。瑶族作家光盘的《烟雨漫漓江》通过漓江流域居民的生活叙事，展现了河流在广西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漓江边的小人物来展现人类生产活动与河流如何保持和谐。哈萨克族作家朱玛拜的小说集《蓝雪》描绘了游牧文化中人与草场的互动，通过描写生态退化问题，为现代牧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启示，也对全球性的土地退化问题提出了批判性思考。

与西方生态文学注重生态批判不同，中国民族文学更强调人与自然间的情感连接，这种独特的生态视角通过叙事、象征和文化传统得到了多维度的展现。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七叉犄角的公鹿》展现了人与动物之间深刻的共生关系。驯鹿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精神信仰的载体，体现了鄂温克族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活哲学。在同样展现鄂温克族生活的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主人公与森林、河流、动物产生强烈的情感互动。这种情感互动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态审美视角，弥补了现代生态文学中常见的抽象化和工具化倾向，为生态文明的构建提供了更加人性化的表达方式。

中国民族文学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生态观念，为生态文学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不仅在艺术上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还在哲学上深化了生态主义的理论边界。一是强调自然的主体性，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为建构多元的生态伦理提供了哲学基础；二是关注地方性知识，通过地方化叙事展现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为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多样化的实践经验；三是将生态伦理与人类情感深度融合，通过这种情感化叙述，为生态文学注入人文关怀的温度。中国民族文学的生态智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是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作者系天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