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期的文学创作历程中，沈从文始终从生命的角度看取人生世相、表现所思所感，视生命的自觉自主为人生至境，致力于发现和创造生命中的“美”与“爱”，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启蒙意识和人道主义色彩。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逐步深入人心，以及他个人向文物研究领域的“转业”，沈从文的人性观念越来越多地融入“群众”“人民”等因素，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于是，从“人”到“人民”的转变，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精神和思想变化的重要表征。

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崇拜

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历程来看，他秉承五四文学传统，把作为个体的“人”摆在突出位置，始终围绕“人”来思考和创作，探讨的是“人”的生命形式，指斥“人”的主观精神的蒙昧与生命意识的淡漠，呼唤“人”的生命意识的自觉自主，这使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生命启蒙意义。在创作实践中，他用众多的生命形象展示了自己对生命的信仰，体现了对“人”的崇拜，展现了浓郁的人道观念。

在早期创作中，沈从文凭着对于个体生命的观察、对于“人”的思考，记录下一些生命的痕迹，抒发一些生命的感悟。但即便如此，在他的某些早期作品中仍然显示出一定的生命启蒙意识。在《遥夜》中，沈从文反思自己的生命现状，在反思和感慨中，引导人们凝神静思，反观自己的生命。《到北海去》《棉鞋》《西山的月》等，都属于此类作品。

随着阅历的增加和知识的丰富，沈从文在创作中逐步显示出自己独特的思考，塑造了不同类型的生命形象，致力于发掘“人生形式”，深化了对生命的信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命本体观和生命艺术观。这些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其一，表现生命的自然之美。这类作品展示的是生命的“诚实，勇敢，热情，血质的遗传”1，告诉人们生命应有的健康与美丽。代表性作品有《龙朱》《边城》《三三》等。其二，表现生命的蒙昧无知。在展现湘西社会原始风貌的同时，表露对蒙昧生命的深切悲悯。《萧萧》《上城里来的人》等作品就塑造了萧萧等主体意识贫乏、蒙昧的人物形象。其三，展示虚弱丑陋的现代生命形式。以城乡对比的方式，抨击都市文明对人性的弱化与异化。《八骏图》《绅士的太太》《有学问的人》等就是代表作。还有一类作品揭示了当时都市中幸存的健康的生命形式，代表篇目有《如蕤》《三个女性》等。综观这一时期的创作，沈从文致力于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生形式，在美丑自现、褒贬分明的生动描写中勾画出生命的自然形式和应有的健康形式，表达了对健康优美的生命形式的赞美与呼唤，以此引导“人”的健康发展，展现出对“人”的爱护与崇拜。

20世纪40年代以后，沈从文更多地在创作中思索生命的意义，倡导一种严肃、虔敬的生命态度，主张为民族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而努力学习与工作，以此来实现生命的价值，侧重的依然是对于“人”的“生命”的珍爱。在《烛虚》中，沈从文举了“某太太”的例子，贬斥某些人对生命意义的漠不关心：“她生存下来既无任何高尚理想，也无什么美丽目的。”2他还进一步提醒道：“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妇女运动，以‘改造’与‘做人’为目的。”3以此警示人们充实人生，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在这里，“人”已经成为沈从文倾心研究和思考的对象，发现“人”、引导人们“发现自己，得到自己，认识自己”4，正是他极力倡导和孜孜以求的个人生命价值。“七色魇”系列是他致力于追索生命意义，从而给人们以生命意识的启迪，引导人们去实现自己生命应有价值的作品。在《水云》中，沈从文这样写道：“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在《学习写作》一文中，他鼓励一位想学习写作的青年多读书、多实践，“从社会那本大书上来好好地学一学人生，看看生命有多少形式，生活有多少形式”，“明白较多后，再又不怕失败来写各式各样文章，换言之，即好好地有计划地来使用这个短促生命”，“引带此一时或彼一时读者体会到生命更庄严的意义”。6

沈从文以自己的创作指出了生命的可贵，发出了生命的召唤，启迪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燃起热情和信心，虔敬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在思索生命的同时获得生命的觉醒，达到“人”的生命自觉与自主。

向作为集体的“人民”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把目光由“看云”转向现实，先后经历了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四川农村土地改革、“三反”运动、“反右”运动，广泛接触社会现实。这一时期，他写出了《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政治无所不在》《解放一年——学习一年》《时事学习总结》《“三反运动”后的思想检查》《“反右运动”后的思想检查》等篇目，在思考个体生命意义的同时，逐步把观察和思考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人民上来。

20世纪50年代初，在新思想、新社会的感召下，沈从文在经历了短暂的迷茫后，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精神航向。他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耳之所闻、目之所及皆是新事物、新面貌、新气象。在热火朝天的经济社会建设中，“人民”成为各行业各领域的高频词汇。沈从文坚执对“人”的思考，却也在有意无意中展现出对人民的关注乃至倾心。在《一个人的自白》中，他谈及自己的绝望经历，从“人”的角度做出解释：“反复了三个星期，由沸腾到澄清，我体验了一个‘生命’的真实意义。……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随后，他就感叹道：“由于社会人民束缚的解放，和知识分子的觉醒（人力解放和情绪解放），配合了人民革命武力，且比武力赶先一步，向国内各个阴暗处推进，或迟或早，旧的社会分解与圮坍，是意中事。”7接着，他就个体向群体的融入做了探讨，认为“我应当完全放弃我之为我处，委生命于人天。我已深深体会到人与人的不可分割性，相关性，连续性。‘我’是否重要，在于对将来多数的人是否还有意义或影响”8。这段文字清晰地反映出沈从文的心路历程，也为其后在实践上的转变提供了精神基础。诚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此时在沈从文看来，昔日自由主义思想已经不符合新中国的社会现实与社会实践，再持守自由主义思想，就不能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因而不具有合理性，没价值也没意义。沈从文这种自我剖析，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反映了他的思想立场从唯心到唯物的变化。”9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沈从文依然延续着他对于“生命”的追寻，但与此同时，现实的刺激和思想的演进也使他加深了对人民的理解。

可以说，沈从文从“文学”创作向“文物”研究的“改业”，既是对于“生命”的深度掘进，更是以自己的方式向“人民”立场的转身和迈进。在《政治无所不在》一文中，沈从文曾提到自己与孩子们的一次对话，其中谈到自己从事文物工作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那也是历史，是文化！你们不是成天说打倒封建？封建不仅仅是两个字。还有好些东东西西，可让我们明白封建的发展。帝王、官僚、大财主，怎么样糟蹋人民，和劳动人民在被压迫剥削中又还创造了多少文化文明的事实，都值得知道多一些。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10

从“改业”开始，沈从文就把思想出发点放在了“劳动人民”一边，并在实践上不断向“人民”学习，向“现实”落脚。文末他更表达了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的决心。此后，他的大量文物研究著述中“个人”“生命”等词汇逐步被“人民”“社会”“物质文化”等所代替，表征和见证着他对“人民”认识的深化。“1949年正式开始的杂文物研究，已经是非常自觉地把产生物质文化的劳动者群体的大量创造物，置于他研究核心的位置。”11“这些杂文物，和他的文学书写兴发的对象，在性质上是统一的、通联的。沈从文钟情的是与百姓日用密切相关的工艺器物，他自己更喜欢把他的研究叫做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了强调他的物质文化史所关注的与一般文物研究关注的不同，他关注的是千百年来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智慧和创造。”12在《谈瓷器艺术》一文中，他感叹景德镇瓷业的突飞猛进，把陶瓷业的发展归功于劳动人民，体现了鲜明的人民倾向。文中所谈话题，始终围绕劳动人民。在《景德镇瓷器展览》中，沈从文更是感慨不已：“在党的领导下，烧瓷工人和艺术家共同的成就，可用得上‘满目琳琅’、‘无美不臻’两句旧话形容概括。”13把烧瓷工人放在艺术家前面，也体现了他对劳动人民的尊重。文中还提到：“影青瓷虽不在宋代五大名窑之列，但当时生产，主要是面对广大群众，切合人民日用需要，因之基础较为稳固。”14认为人民需求是陶瓷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再次展现了作者的人民立场。在《唐宋铜镜》的题记中，沈从文把镜子的发展与“人民风俗习惯”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以铜镜映照出“劳动人民丰富的智慧和无穷尽的创造力”15，这种研究方法也反映了作者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龙凤艺术——龙凤图案的应用和发展》中，沈从文开篇就提到“人民”，文中还有“在人民印象中”“在多数人民情感中”“在人民情感中”等表述。全文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分析、展示了古代劳动人民在龙凤艺术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中“人民”一词在文中出现了24次之多。而《鱼的艺术——鱼的图案在人民生活中的应用及发展》《湖南的人民艺术》等篇目更是直接把“人民”写在了题目之中。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对古代各民族服饰的研究体现出更为鲜明的人民立场。沈从文在论述中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字里行间跃动着对于劳动人民的赞美和对于剥削阶级的憎恨，将全书的写作建构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其中，《明代丝绸》提到了大量有关明代织物的历史记载，在论述明代丝绸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历史因素，既抨击了封建政治的腐败，又赞扬了纺织工人的劳动创造。《清代几种帝王袍服》则指出，像帝王特种袍服这种制作特别华美、品种各别的衣服，一方面反映了封建王朝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可看到南方丝绸生产区劳动人民织造艺术的造诣。同样是两相对比，立场观点鲜明。

从篇目内容来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篇目设置和研究内容没有停留于帝王将相，而是注重把研究视野扩大到农民、船夫、猎户、市民、马夫、货郎、渔民等劳动群众身上，反映劳动人民的创造与贡献，这同样体现着鲜明的人民立场。比如其中的《汉代陶俑砖刻所见农民》《唐代农民》《唐代船伕》《唐代猎户》《清明上河图中劳动人民和市民》《宋四川大足石刻老幼平民》《元裹巾子短衣草鞋渔民》《明代农民牧童和工人》等篇目，精心研究讨论不同时期、不同职业劳动人民的衣着服饰，表现出对封建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注、同情和崇敬。《宋四川大足石刻老幼平民》中就对巴蜀人民的艺术创造力给予了高度评价，赞赏巴蜀人民艺术活泼而健康的造型风格。《清初高山族男女》中指出，高山族人民富于艺术创造力，还特别长于雕刻，对人民创造力的赞叹溢于言表。

沈从文还以实际行动积极贯彻党和国家的文物工作方针，坚持“古为今用”，通过政协提案、报纸文章等渠道，大力倡导将文物研究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从1956年到1982年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写出的二十多项提案，几乎全是围绕“古为今用”这一目标而提出的改进生产、设计等的建议。仅以1959年为例，沈从文当年发表的文物相关文章包括“《关于文物‘古为今用’问题》（四月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书面发言）、《装饰》杂志第三、四、五、六期上的《谈桃花》《介绍几片清代花锦》《谈皮球花》《蜀中锦》，《文物》第二、六期上的《金花纸》、《谈谈〈文姬归汉图〉》，《光明日报》11月8日的《谈瓷器艺术》”16，其中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民意识非常显明。

对作为融合体的“公民”的崇尚

在沈从文的思想历程中，“人”与“人民”并非两个断裂的阶段，而是构成一个连续的变化过程。实际上，在沈从文那里，“人”与“人民”是并存的，只是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区别。20世纪40年代以前，他侧重的是个体的“人”和“人性”，50年代以后逐步把侧重点转向“人民”“社会”。经历了“文革”的动乱与时间的洗礼后，加之新时期沈从文及其旧作重新受到世人的关注与青睐，他思想中的“人”的因素被再次激活，并得到沉淀和提升，于是，在沈从文新时期的书信等言论著述中就出现了“国家和个人”“合格公民”等表述，成为其“人”与“人民”思考融合的重要表征。

这一时期，沈从文思考问题、研究学术、阐发思想，总是把着眼点放在国家、社会之上，把立足点放在个人的责任与实践之上，体现了个体与群体“融合”的思维。在1976年10月12日致张宗和的信中，他谈及个人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时说：“你能这么对待国家和个人，什么病全都好了，什么病也压不住你一直向前，什么大小委屈也无所谓，什么事也不会感觉可怕了！”17把个人的精神状态与对国家的责任意识紧密地联系起来。1977年8月16日致沈虎雏、张之佩的信中，他表示，国家要人们去爱，事情也总要有人去做，把个人的实干与热爱国家相提并论。这些都是其“人”与“人民”思考融合的表现。

“融合”思维更重要的一个表现则是“公民”一词在沈从文笔下大量出现。从新时期沈从文大量的书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公民”的崇尚。在1977年5月10日致王㐨的信中，他表达了坚持当好“正当公民”的决心。1977年5月12日致张允和、张寰和等的信中，他说：“国家有希望，目前却还多困难，必须正视这种现实，先努力来学做个合格的公民，实有必要！”18在1982年11月21日复罗尔纲的信中，他再次谈及“合格公民”，认为做一个“合格公民”并不容易。1983年1月4日复吴海发的信中，他说，他的理想只是在新中国做一个“合格公民”，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在沈从文的话语词典里，“合格公民”大致可以理解为新时期社会中热爱国家和人民、脚踏实地、认真做事而不消极世故的社会个体，既体现了对个体精神、个人风格的倡扬与关注，也体现了对国家和社会的热爱与责任，既包含着对于个体的“人”的标准要求，也蕴含着对于集体的“人民”的价值判断，表达了对个人与国家、个体与群体、“人本”与“人民”融合发展的愿望。可以说，对作为个体与群体融合体的“公民”的崇尚，是沈从文思想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显著标志。

需要指出的是，在沈从文的思想演进中，关于“人”的思考始终居于重要地位，是其思想底色。正因如此，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向“人民”思想的转向，以及新时期后对“公民”意识的崇尚，才顺理成章，他也才能在思想的不断发展中获得对个人与群体关系的更加客观的认识。如何评价沈从文的这一思想演进，见仁见智。但在这一个案之中，我们却能见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潮流中自我调整的努力，其中自有深意。

注释：

1 沈从文：《龙朱》，《沈从文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页。

2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3 同上，第9页。

4 同上，第27页。

5 沈从文：《水云》，同上书，第128页。

6 沈从文：《学习写作》，《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332页。

7 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8 同上，第7页。

9 何小平、姚婷婷：《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论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思想裂变的历史与逻辑》，《思想与文化》2024年第2期。

10 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40—41页。

11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是什么样的故事》，《上海文化》2015年第1期。

12 张新颖：《“联接历史沟通人我”而长久活在历史中——门外谈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6期。

13 沈从文：《景德镇瓷器展览》，《沈从文全集》第2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14 同上。

15 沈从文：《唐宋铜镜》，《沈从文全集》第2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16 张新颖：《“老去”的文学，“不算是学问”的学问——沈从文在1957～1959年》，《南方文坛》2013年第4期。标点符号的使用原文如此，《谈谈“文姬归汉图”》在《文物》上发表时，标题中使用的是双引号而非书名号。

17 沈从文：《致张宗和》，《沈从文全集》第2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96页。

18 沈从文：《致张允和、张寰和等》，《沈从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