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工智能的兴起带来了人文学科范式的深刻转型。传统文学创作被视为人类独有的精神活动，然而随着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AI写作给传统文学带来了深刻的危机与挑战，引发了对文学本质的重新思考：“谁在写作”与“写什么”。传统的“作者-读者-文本-世界”文学活动四元结构需要重构。在AI技术框架下，引发创作主体三重冲击，文学创作从传统精英写作趋向创作主体“下沉”，并进一步转向“人机共创”。我们身处的世界正在进入“仿真社会”和“远程生活”，人们通过数字媒介获取信息，真实感知被稀释，生活体验趋于虚拟化。这种虚拟化冲击引发大众对“真实”与“附近”的强烈渴望，推动新大众文艺热潮兴起。同时，AI技术拓展创作边界，通过辅助创意生成、风格模仿及跨媒介叙事，为人机协同文学新生态提供可能。人机共生并非简单取代，而是通过技术拓展创作边界，同时坚守人的主体性伦理和创作的自主性。

关键词

人工智能；AI写作；人机共生；主体性

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精神性活动，一直被视为人类精神最后的堡垒，是不可被机器攻克的精神高地。然而，随着当下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文学创作领域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和挑战，从创作主体下沉、全民写作，再到人机共创，机器创作的边界正被不断拓展。2023年10月，人机共创作品《机忆之地》获得江苏省科普科幻作品大赛二等奖，这一现象引发了文学研究领域的激烈争论：人类创作主体不断遭到冲击，文学的本质是否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裂变？在这一裂变过程中，对创造性写作造成巨大影响的到底是什么？作为主体的人可以被机器取代吗？机器书写的经验世界来自哪里？人工智能发展的边界在哪里？都是值得我们重新反思的问题。

一 谁在写作：创作主体的转向与重构

传统文学创作的主体始终是人类这一生命体。作者作为经验主体，承载着具身性经验与情感表达，其作品本质上是个体生命体验的具象化呈现。然而，在技术深度介入的当下，人类的创作主体地位正面临三重冲击。首先是数字浪潮下的跨媒介写作导致文学写作出现“去精英化”的蔓延趋势，传统精英话语体系正被全民参与的创作生态所解构；其次，创作主体下沉，社交媒体的普及显著降低了写作门槛，推动创意写作与全民写作浪潮兴起，创作主体从专业作家向全民扩散；最后也是最至关重要的挑战，AI技术的介入使人机共创成为可能，文学写作从“人类写作”转向“人机共创”。人工智能通过海量数据训练生成文本，不仅能完成基础写作任务，还能模仿不同风格，从而引发对创作主体的重新定义。

首先，人工智能作为媒介的转型改变了原有的创作格局，催生出“去精英化”的全新文学生态。在传统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作家作为经验主体，承载着具身性体验与情感表达，是文学生产的创作主体。郁达夫说：“艺术品都是艺术家的自叙传。”文学展现着作家具身性的特殊体验，其情感的流动是文学的灵魂，作家主体熔铸自身情感于文学之内，点亮文学的心灵之光。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名言“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便是对文学作为主体表达情感活动的总结。但是，在产业技术升级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已经与大众日常生活高度融合，交互体验的变革深刻改变了人们对信息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也从传统纸媒进入数字化时代，让传统的文学生产方式开始发生转变。这一转变首先体现在创作主体的变化，创作主体不再局限于少数专业写作者。网络的通达让越来越多的用户可以参与文学的消费与生产。只需要一部手机，每个人随时随地便可以付费、订阅、阅读，不需要特地购买纸质书刊或是在图书馆才能文学阅读。传统作家-编辑-出版社-书店的文学生产的专业壁垒，也在媒介变革中发生了变化。技术红利带来的媒介效应，使跨媒介创作具备了传统媒介行业所不具备的门槛低、传播快、低成本、高效率等优势，吸引了广泛的公众参与到文学创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现象是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和青年作家的快速出道。早年多为青少年和打工人阅读的网络文学，开始被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圈层所关注，天蚕土豆、爱潜水的乌贼、猫腻等一批从起点中文网走出来的网络写手，如今已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名作家。网络文学也正在重建中国的文化消费领域，从最初的网络签约版权，到影视化改编、IP商业化运作，再到目前的网文出海、对外输出中国文化软实力，网络文学迅猛发展，取得了亮眼成绩，影响力不断扩大。班宇、陈春成等作家最早从豆瓣开始他们的严肃文学写作，从平台创作到被编辑发现，迅速出道，《冬泳》获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夜晚的潜水艇》获第四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互联网的传播效应让一众青年作家得以迅速进入大众视野。数字媒介的发展带来的发表的便利性、传播的及时性、文字的经济性、出版的高效性，让更多普通人成为网络文学可能的创作者。媒介的变化让写作主体从少数精英走向大多数的公众，实现了“媒介平权”，形成了文学生产主体权力的“去精英化”。

其次，创意写作专业教育的迅速发展，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进入创作者序列。黄平在《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创意写作的传统、现状与未来》中肯定了创意写作作为专门学科的合法性，他援引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意见：“如果一个人可以‘学会’小提琴或绘画，他也可以‘学会’写作”。写作技巧是可以被教授的，在今天逐渐成为写作科学化的共识。创意写作也通过“作家进校园”、各大高校开设“作家班”、设立驻校作家、成立写作工坊、建立学科点等方式逐渐让写作走向“平民化”。创意写作专业学生也逐渐在文学奖项中崭露头角，南京《青春》

杂志自1980年起设立“青春文学奖”，近年来在其小说、诗歌奖得主当中，不断涌现创意写作专业背景的学生身影，印证了普通人深度参与专业文学领域的现状，与创意写作学科的普及密切相关。谭旭东指出，2009年是创意写作“元年”，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院校先后设立了创意写作硕博点招生，创意写作逐渐成为学生报考的热门专业。以复旦大学为例，该校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数量逐年增长，到2017年时，已经从最初的12人增加到128人，其中93人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学生毕业后广泛进入写作、影视、文教、网络文学、游戏、动漫、文旅等产业，创意写作学科点的发展为专业作家与文化产业领域源源不断输送写作人才。知识领域的体制转变意味着文学写作的“知识平权”，在官方与学院力量的双重推动下，写作知识的普及与下沉，让普通人具有了接触专业写作的空间，获得了参与文学生产的知识与技术，进一步扩充了大众创作队伍。

网络信息媒介技术又进一步推动了“全民写作”浪潮。网络媒介的易用性和高传播性降低了文学创作与传播的门槛，使创作者能够即时在微信、微博、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上分享传播作品。如此一来，每一个人都可以简单便捷地参与到文学生产当中。这一媒介领域的技术转变象征着文学写作的“技术平权”，其标志性成果是开启了“全民写作”的浪潮。这一浪潮的出现意味着创作主体的“下沉”，文学从少数人的专属领域走向了广阔的“大众”群体。从“知识平权”到“技术平权”再到“创作平权”，这一演变过程不仅解释了“全民写作”浪潮出现的物质基础和知识基础，更指明了文学创作主体自发从少数精英转向普通大众的文学生产转变现状。外卖诗人王计兵的打工人诗歌、快递小哥胡安焉的非虚构写作、菜场作家陈慧的散文书写等案例，逐渐成为令人关注的全民写作现象。在进入公众视野前，这些创作者不过是普通个体。从权力生产的维度看，创作主体的变化带来了权力结构的重构，“全民写作”将传统文学生产的精英化运作转变为每一个个体写作的可能性，象征着传统文学主体性权力结构的下沉。

最后，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已经让文学创作从“人类写作”走向“人机共创”。人工智能开始直接参与写作，算法从辅助工具转变为具备“创作自主性”的交互创作者。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同于传统人工智能的分析模式，已经具有学习模仿能力，能够在语料库的基础上生成具有逻辑的新内容（AIGC）。Open AI发布ChatGPT以来，已经出现了多种生成式人工智能，如DeepSeek、文心、豆包、Kimi等AI助手。只需要用户输入提示词，这些AI可以直接生成诗歌、小说和新闻稿。从较早的AI创作如2017年微软小冰的诗歌集《阳光失了玻璃窗》、2018年科幻作家陈楸帆与AI合作的《恐惧机器》，到2023年清华大学沈阳教授团队的人工智能生成科幻小说《机忆之地》、2024年华东师大王峰教授团队百万字长篇人工智能创作小说《天命使徒》、2024年日本芥川奖得主九段理江的AI辅助创作《东京都同情塔》，AI创作已从实验走向应用阶段。文学创作毫无疑问正从“人类中心”转向“人机共创”，AI写作技术加持下的文学生产呈现出“去作者化”趋势，算法不再仅是辅助工具，而是具备一定“创作自主性”的交互创作者，这是当下文学生产中“人机共创”的客观现实。有研究者称人机协作正在引发一场“主体性的范式革命”：“传统人文主义中封闭、自治的创作主体被拆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分布式、网络化、动态协商的主体性生成模式。”这样的判断既是基于现状的精准描述，也暗含着人文主义的忧患意识。

互联网信息和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创造了新的文学生产方式，改变了原有的文学生产关系。在创作主体层面，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以传统出版社为中心的媒介行业，带来了网络文学的繁荣与青年写作的勃兴，作家群体从专业作家扩展至普通大众，实现了创作主体的“去精英化”。创意写作专业的快速建设与网络平台的搭建，引发了“全民写作”的浪潮，文学从少数人走向了“大多数”，意味着文学创作主体下沉。生成式AI的广泛应用，让文学从“人类中心”走向“人机共创”，形成了“去作者化”的创作趋势。文学创作格局的改变带来了新的文学生态，AI技术正在引发人类主体性的重构。

二 写什么？经验世界的合法性危机

传统观念文学的经验来源主要聚焦于世界经验与情感表达，强调真实性与深度。当下社会逐步进入“仿真社会”与“远程生活”，这一转型直接引发了“写什么”的范式变革。“仿真社会”与“远程生活”的兴起，使人们通过数字媒介获取信息，导致真实世界的感知被稀释，生活体验趋于虚拟化。面对虚拟世界的冲击，人们产生了对“真实”与“附近”的强烈渴望。这种需求在文学领域表现为：随着广大读者对“真实”与“附近”的关注需求增强，新大众文艺热潮应运而生。其次，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正不断拓展创作边界——AI辅助创意生成、风格模仿，形成跨媒介叙事，为人机协同文学新生态的构建提供了可能。

文学永远是社会的反映。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和社会关系的讨论尤为激烈，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为白话文学的语体革命与紧随其后的文学革命，提供了最早的理论基础。社会的转型往往引发、推动、决定文学的转型，人们的呼唤能够影响文学的对应形态。而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文学也许正在发生着另一场堪比一个世纪前的重大变化。AI人文（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ities）的兴起标志着人文学科研究范式的深刻转型。互联网信息工程作为当代世界的基础设施建设，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样态，高度信息化的社会让“远程生活”成为了现实。人类正经历着一场生活形态的集体变革，整体上呈现出独处与原子化生存的倾向。人们可以在家中完成办公、购物、订餐等活动，并参与社会事务。网络的便捷性使得足不出户即可解决大部分生存所需，由此社会中涌现出大量“宅家族”。在情感表达方面，人类也更倾向于通过网络建构虚拟社会来建立联系、安放情感。人们更多使用手机、电脑、电视，轻而易举获得必需的信息，媒介构成了人与世界的“赛博关联性”，真实世界在媒介工具中被转译为海量符码，人们的思维不必经过思考与追问的中间地带，只需要在屏幕上提供的是与否之间做出判断。拟真（simulation）是鲍德里亚提出的拟像（simulacra）秩序中的主导图式，在电子媒介秩序中，拟真用符码的拟像取代了真实，真实不再是能够被还原的，而变成总是已经被再现的东西，也即“在真实的废墟中，产生了超真实的世界”。真实与虚构、本质与表象的界限消失，一切真实都是可复制的“模式”。我们所处的当代媒介社会正在步入这样一种“仿真社会”。

传统观念中的文学经验主要是以世界经验与情感表达为核心，强调书写的真实性与深度。正如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实主义”的认同，“我但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然而当下社会逐步走向“仿真社会”与“远程生活”，智能手机和网络生存导致了孤独感的蔓延、即时快乐需求的膨胀、对深度阅读的恐惧以及读者注意力的下降等问题。人类学者项飙提出当代社会中存在“附近的消失”现象，指的是链接着人与世界的中间地带发生了塌陷，造成了当代社会中主体存在与客观经验的分离状态。虚拟化社会加剧了这一现象，人们越来越对周边的生活世界视而不见。这些现象在文学领域表现为，我们正在丧失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进而引发情绪的“通货膨胀”。在读者层面，普通阅读者越来越畏惧有难度的阅读，且缺乏对真实与准确的鉴别力，最终被信息的洪流所淹没；专业读者和研究者虽可借助人工智能处理复杂信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创造的乐趣。传统创作理念随社会现实的变化而演变，“写什么”的命题随之转型。“仿真社会”的虚拟感唤醒了人们对“真实”与“附近”的渴求，同时虚拟的网络世界塑造了注意力涣散、真实辨别力缺失的现代读者，他们需要连续爆点来维持阅读兴趣。而“远程生活”则拓宽了写作边界，使跨媒介写作成为日常实践，文学生态正在重构。

首先，随着写作者的下沉，写作关注点转向大众自身所在的日常现实世界，催生了新大众文艺的热潮。《延河》编辑部在《延河》2024年第7期发表的新大众文艺“宣言”中明确指出：“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众多新大众文艺研究都肯定了“人民性”是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强调人民既是文艺的“剧中人”也是“剧作者”。写作者的下沉带来了关注点的转变，南帆在《“新大众文艺”：从命名到命题》中指出，大众心态的变化让曾经关注贵族阶级叙事的视点转向个人的情感表达。记录个体真实生活，表达差异化的个人经验，是新大众文艺写作对象的特点。当下新大众文艺的魅力正源于其对劳动者生活世界的深度挖掘，对于广大劳动者职业状态和生存境遇的深度揭示，展现出触动人心的真实力量。郑小琼的诗歌以东莞工厂为背景，写出了五金厂流水线上的高强度劳动，写出了打工者方言和普通话背后的小心翼翼的尊严，也写出了女工的“边缘”和“异乡人”的孤独；陈慧的《在菜场，在人间》以其在浙江余姚梁弄镇菜场摆摊时的见闻为自己的主要创作内容，书写菜场普通劳动者的丰富人生，体现出市井烟火中的生命韧性；王计兵的《低处飞行》等作品，以外卖骑手的视角，在送餐的间隙构思写作，把劳动现场直接转化为创作现场，写出了外卖职业的艰辛和劳动者坚韧的生命力；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以育儿嫂的日常为切口，书写了自己北漂务工的困境，也写出了家政服务的艰辛与尊严，涉及留守儿童的困境、城乡医疗等多种社会问题，引发了大量读者共情。快递小哥胡安焉的非虚构小说《我在北京送快递》，被列入豆瓣2023年度图书、年度中国文学（非小说类）榜单第一，作者以社会学记录般的笔法，事无巨细地写下快递行业的劳作细节，细节自有力量，而个体真实的心灵感受更能引发读者的心弦共振。人们透过胡安焉的文字，看见了不曾注意的快递行业内幕，也在作者的心灵独白中看见了渺小的自己；王晚的《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则从女性角度写出了女骑手由于生理差异而带来的工作的艰辛，也写出了外卖生涯对她精神世界的重塑。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写作将个体经历升华为集体记忆，建构了劳动者文学的全新生态。这些作品之所以动人，在于他们在平淡日常中彰显生命的传奇，完成了对生活本真的呼唤，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史诗。

其次，技术正在拓展创作边界，AI辅助创意生成、风格模仿，形成跨媒介叙事。技术的变迁，让文学打破传统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传统文字媒介的边界，向网络文学、短视频、微短剧、音乐、二次元小说、游戏等“超文本”、泛文本形态的多元媒介转变。当下在智能设备和AI工具辅助下，多元信息时时刻刻在碰撞与融合，诞生出新的创意构思和表现风格。快手电影《烟火人间》以实验性的影像语言，重构了短视频时代的非虚构叙事。影片通过剪辑快手平台上的竖屏短视频，创造性地采用时空并置分屏手法，将不同时空的碎片化影像并置在同一横屏画面中，既化解了横屏播放时的宽幅适配难题，又构建出多维度的叙事空间。通过“衣食住行家”五个主题将个体生活的碎片拼接成流动的生活画卷。每个分屏既是独立的叙事单元，又共同构成流动的时代叙事。现代影像剪辑技术下，《烟火人间》将无数个侧面拼贴成整体，让差异化的生命图像呈现出历史的总体性。影片中穿插了各行各业的影像碎片，比如棉花从种植到采摘，再到工业流水线纺纱，最后制成服装，穿在少女身上。《烟火人间》还嵌入了大量亚文化元素，显示了“数码原住民”在新媒介环境中形成新的审美风格与创作文脉。如互联网“抽象”网红“手工耿”自制“硬核”工业风生活用品的黑色幽默；博主“暴走的小吉吉”扮演了外卖骑手，戏称算命的说他“二十四岁黄袍加身，餐餐大鱼大肉为伴”，而这又与骑手黄色工服形成反差的喜剧效果；配乐致敬了虚拟偶像洛天依的单曲《洛天依投食歌》，具有了某种“数码考古学”的隐喻义；多人捞鱼场面神似“御剑飞行”“宗门出征”，与网络仙侠小说构成了互文。城市乡村青年造型夸张的换装秀，则是对消费社会主流时尚话语的戏拟。诸多元素被现代电影剪辑技术重新组织，形成了不同于宏大话语的狂欢化叙事。跨媒介叙事让文学时空的叠合、并置、翻转、复现成为可能。不被看见的平凡人生，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得以永生。《烟火人间》将886条视频从数据的海洋中打捞出来，进入主流叙事框架，让其被看见与保管。个体在被碎片化的方式重新呈现时，也在个性化地组织这种自我呈现。在重新拼贴的过程中，整条社会的物质生产线被完整复现，如视频中从种地大哥到工厂小妹，他们的生产生活被记录下来。个体创作者呈现的“世界”，既是生存“劳绩”的证明，又是“诗意栖居”的表征，人的尊严和完整性得以在数字时代经由拼贴而重现。媒介技术的变革引发了文学新的裂变，跨媒介叙事的出现，既发出了传统文学范式变革的新声，又可谓对既有文学建制的重塑。

最后，媒介时代与“仿真社会”的到来，激发了大众对“真实”的深切渴求，带来“真实”形态的改变。虚拟世界的冲击刺激了人们对“真实”与“附近”的渴望，在虚拟世界带来的新鲜感和刺激感逐渐褪去后，文学虚拟化的弊端也随之出现。当意识到“脱实向虚”的文学无益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烦忧，人们再次呼唤“真实感”的作品，向真诚的创作寻求坚韧的精神力量。这种追求文艺真实性的趋势，体现为大众对“真实个体”的关注。B站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讲述了残疾人“二舅”苦难的一生，但他并未在磋磨中沉沦，而是以远超健全人的乐观面对人生挫折。“二舅”的率真豁达感染了众多观众，他的事迹经由网络传播产生了轰动效应，引起了社会范围对“内耗”话题的讨论；知名作家大冰直播中连线了65岁的普通农妇秦士芳，种了一辈子地的秦士芳最大的梦想是看看祖国的山河，她说“种完麦子我就往南走”，因此被网友称为“麦子阿姨”，她的人生事迹得到社会广泛关注，网友们出于“江湖道义”，自发接力帮助她实现梦想。麦子阿姨的淳朴与网友的“真性情”，在网络时代难得一见，因而为大众所津津乐道。抖音短视频《当大爷大叔来写高考作文》中，视频创作者随机选择路人挑战写作高考命题作文，民工安大爷以《我的母亲》为题，写下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就像我的念想一样，一年年，总也断不了。……我想着，等哪天我扛不动水泥了，就回村里挨着那堆土躺下，没准那时候我再叫妈妈，她就能听见了。”有网友称其感人程度堪比朱自清的《背影》。这些语言之所以能引起人们广泛的情感共鸣，正是在于文字中蕴含的普通人未经修饰的朴素情感，击中了当代人内心对真挚情感的殷切期待。与此相似的例证不胜枚举，这些作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与关注，显示出人们对“真实”的深度关切与对“真情”的强烈呼唤。

大众对“真实”的深切渴求，进一步指明了当下文艺的出发点，也即发掘人类真实的经验世界，书写人的真实情感。在媒介时代与“仿真社会”中，“真实”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一是“真实”的多样化。作为现象级的传播案例，这些作品凸显出跨媒介叙事的平民本位性质，它们的成功在于忠实地表现了个体的“真实”，在媒介技术的呈现下，每个人都能够扮演自己，书写个人民族志。鲜活的个体经验显现出多样化的“真实”，这种“真实”散落在众多独立个体的生活世界当中，很难再被本质主义认识逻辑所统合，个体经验“星丛”（constellation）式聚合起来，最终呈现出一种总体性的“真实”。可以说，“真实”在这个时代被充分多样化了，个体经验能够生成的意义空间前所未有地开阔。二是“真实”的碎片化。在“远程生活”与“仿真社会”中，碎片化是世界的现存状态，资本逻辑与技术主导下的社会分工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精密分割，这导致了人们难以了解“附近”的世界，对周围缺乏关心。人们匮乏于周边人与物的经验，这一症结的出现，既有社会结构性变化的原因，更有“真实”被碎片化的原因。算法推送带来的茧房效应，让每个人都只能看见自己相信的真实；技术便利让普通人远离了完整物质生产线，人们不必依赖旁人也可以维持生活；“远程生活”的出现，又削弱了人们与“具体个人”的亲密接触。这些变化消解了社会的同一性认识，分裂了个体的完整性经验，催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隔膜，造成了“真实”的解体。然而，“真实”虽遭到了碎片化，对文学来说，意味着同一性的世界很难再构成文学主要的书写对象，为文学呈现多样化的经验创造了契机。

人工智能时代的写作者从知识分子下沉至普通民众，写作对象转向记录平淡日常，谱写普通人的传奇，表达出对“常识”的尊重和对生命“本真”的呼唤。跨媒介叙事用拼贴在碎片化中重建历史整体性，用真实记录还原生活的质料，个体的差异化得到充分尊重。在碎片化中以“真情”重建世界的内在联系，让人们“远程生活”中濒临消失的经验质感重新回填于存在的“附近”，以真实的“呈现”充溢“仿真社会”中“常识”的空白与生命本真的“缺席”。同时，数字媒介环境也逐渐生成新的审美风格与去中心化的叙事立场。媒介转型后书写对象转向差异化的个体，下沉至活力无限的广泛大众，既是文学的机遇，也是文学的挑战。

三 “抵抗”与“共生”：人工智能的危机与挑战

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文学活动构成的四要素是作者、世界、作品和读者，也就是文学的主体、客体、载体和受体。人工智能时代，媒介技术的变革带来了文学生产方式的变革，创作关系随之发生变化，传统文学活动的四要素被当下的人工智能写作冲击。首先，“谁在写作”成为最大的问题，创作主体性正在被解构，人机共创提出了创作主体性的归属问题；其次，“写什么”指向写作经验来源的合法性，不仅促使我们反思机器写作的数字化镜像，同样也促使我们反思当下青年写作、精英写作的经验贫乏问题，如何维护人类创作的主体性和人类原创的尊严，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人类创作者要回到“真实”，回到“经验”本身，书写属于人类自身的情感体验和经验世界。

人工智能时代，“谁在写作”提出了创作主体性的归属问题。当下数字革命的迅猛发展使得写作主体下沉，乃至出现生成式AI，人机共创正革命性地改变着当下的文学生态，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创作中的主体性问题。当AI生成式的写作脱离了早先只能进行的数据复制与拼贴，已经能在自我学习的基础上理解相对复杂的创作意图，并自主生成全新的内容创造，甚至产生AI幻觉。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侵入了人类作为经验主体的历史合法性地位，对人在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地位构成挑战，“谁在写作”的问题日益严峻。

AI生成文学被广泛关注的同时，最普遍的争议仍然是：AI会不会取代人类写作？研究界的回答众说纷纭，但在一个基本立场上仍然维持着共识，也即文学作为人类情感与心灵的精神产品，保存着机器所无法拥有的“心灵”。这一说法虽然用浪漫主义的方式进行了回应，但是这一问题的提出说明，至少在创作主体性的维度上，“人类中心”的历史正义性已经发生了某种偏移。如果否认AI创作的主体性，则无法解释AIGC生成内容的不可预测性，如果承认这一点，则不可避免证实创作主体性的偏移。这一争论在著作权法领域早已来临，域外权威机构裁定AIGC生成内容不可预测不可掌控，用户的提示词的意义更在于建议而非创作，所以用户不应视为作者。而我国的司法裁判则认为提示与生成过程中的选取、调整都体现了用户的审美选择和判断，因此可以视为作者。从责任主体的论争中可以发现一种人文主义焦虑，AI主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替代人类主体的“心灵”？“提示词工程”（Prompt Engineering）是否取消了承担文学生命体验的具身性意义？AIGC创作在抽空了诗与文学的“灵氛”（Arua）后，人类的精神还能寄托何处？这些疑问都在从各个侧面表达着“人类中心”重构可能性的期待，也传递着人类主体性失落的担忧。同时也有学者另辟蹊径，从福柯“作者功能”理论出发，重新反思“作者”身份的社会建构性，从而将问题带入制度公正层面，无疑是试图回应忧患心态背后的现实问题。

AI参与写作，在某种意义上预言了“后人类时代”的到来。在文学创作领域，最先拥抱人机共创模式的是科幻文学。不同于其他领域作家的观望、保守态度，科幻作家陈楸帆对AI写作的态度更为积极，他在小说《恐惧机器》《出神状态》中，采用了与AI合作写作的人机共创模式。但有意味的是，与以往科幻文学的着眼点有所不同，在他的小说中，机器真正成为了与人类对立存在的异质性主体。他通过展现人与机器共生状态，去思考人性与文明的命题。不是只关心机器，也不是只关心人，而是关心人和机器将一起走向怎样的未来，这样的写作无论是从文本实践还是创作理论上，都是全新的、敞开的。《恐惧机器》中，作为战争武器的阿古踏上寻找消除恐惧之法的旅途。在旅行的终点，遇到了讲述历史的分裂者，他得以知晓，从“人类纪元”到“机械纪元”的一段纷争混乱的前史。分裂者谜语一样的独白晦涩难懂，似乎只有放在与阿古的对话中才有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分裂者的独白是AI生成的。这样的对白本身有什么内涵、对小说整体的叙事展开有什么作用、能带来何种启示？如果从意义上寻求，这些问题恐怕不会有答案。但从文本构思上看，却有着丰富的意味。非人的机器书写的话语，外在于人类的存在对人的启蒙与布道，被安排为小说中最为关键的部分，语义虽抽象难解，但象征意义却一目了然——异质性主体的存在本身，对人类主体构成了某种僭越与启示。科幻文学中不乏反客为主的机器们，比如《流浪地球》中的人工智能MOSS，《终结者》中的超级计算机“天网”，《异形：契约》中的生化人大卫等等，它们多以造物主的视角，位居人类主体的对立面。这些超级人工智能被塑造为“超级理性个体”，源自艺术家对技术异化人类命题的危机幻想与艺术构思。但悖论的是，这些叛逆的机器们却恰恰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超级人工智能的世界观，它们的终极诉求以及对人类采取的旁观视角，都是人类主体的作家所杜撰的，所以，凡此种种也都不可避免人类主体的价值投射，因而并不具有真正的外在性。而陈楸帆的文本实践让AI参与书写，呈现的结果却令人惊讶，机器的内容虽然几乎无法用普遍理性去解读，但是这些“乱码”却仍然内含某种秩序。这一变革性文学事件的诞生，是否意味着“后人类时代”的写作范式正在初步建立、人类创作的主体性是否已经发生了新的裂变？这些问题仍然是当下人们需要继续回应的。也许陈楸帆本人对人机相对平等的共生期待对我们更有启发：“共生不是谁压倒谁、谁吞掉谁，而是不同的智能体形成一个更大、更强的结构，在这个结构里，彼此分享信息，进行实时交流。未来，如果AI成为超级智能体，它们需要的某些东西——比如情感体验，也许仍是它们无法产生的。”

人机共创虽然具有范式变革的意义，但仍然不应该过于夸大AI写作取代人类写作的可能性。AI是无法自主生成情感体验，缺乏真实情感的人工智能生成物，事实上很难与人类心灵产生真正的共鸣，而这正是人类主体的文学创作具有唯一性的证明。人类的情感体验在文学中具有如此特殊的地位，是文学人文性的所在。回到“谁在写作”的主体性争论中，AI取代人类主体写作的危机感，实质上暴露了文学人文性衰落的焦虑。在人文社科界普遍担忧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在文学创作领域，人类中心主义是否真的存在被消解的可能？人机共创的忧虑源于一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它将人类创作与人机共创、主体与客体、本质与表象、理念与存在置于二元对立框架中。这种思维容易让人联想到柏拉图对“诗人之罪”的忧心忡忡。在技术发展的洪流不可阻挡的当下，与其困于AI写作对人类主体性的冲击问题，不如回归问题的本源——文学何以显现“人文”？可以说，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是由于文学是人类精神价值与心灵情感的凝结，是自由想象与创造思维的具象，“以人类为中心”或许正是其先在前提，离开了人的文学不成其为文学，因此，AI取代的并非是“人文”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既然如此，关于AI挑战的问题，换一种说法，可以是“谁来书写”更能体现出“人文性”的问题。AI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人类的“假想敌”，将当下文学存在的问题尖锐化了。首先是现有的文学想象力、创造力衰弱的窘境，让人类在AI庞大语料库的算法生成面前感到不安；其次，当今世界文化语境中的人文主义日趋退潮，资本、技术与权力对人的异化危机日益加深，促使人预感到人文精神岌岌可危；最后，当下的文学作品，在多少程度上表现了人情感的“真”、是否忠实地写出了人灵魂的“深”，也值得商榷，人类精神崇高性遭到不断瓦解的文学现状同样令人担忧。AI写作引发的焦虑，不过是文学在当代困境的又一种反映。就此而言，若机器能动摇所谓的“文学”，这一“文学”是否有足够的人文性，仍需进一步探讨。

其次，是人工智能时代“写什么”的经验来源合法性问题。机器书写的世界实际上是人类集体记忆的数字化镜像，机器对人类经验的二度创作并不构成文学的原创性。算法是AI的“灵魂”，本质上是基于人类经验世界的数据沉淀，由于被设定为不能拒绝回答，甚至会输出欺骗性的人工智能幻觉（AI hallucination）。并且，语料库建构中的倾向性和设计者的主观偏见，也导致人工智能的算法歧视。这些问题可以说明，AI无法产生自我记忆，所有的经验，皆是人类自我经验的无差别投射。在机器的模仿带来的冲击下，人类更需要坚守主体情感体验的“真”。写作者下沉的媒介时代，以往精英写作中经验贫瘠的问题也随之凸显。在此以前，庙堂生活、精英生活、知识分子生活构成传统文学书写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作家思维中已经被本质化的真实世界，而被作家所书写的底层大众所在的现实世界，则难免成为知识分子生活的镜像，即便是精英作家以“真实性”写作策略和观察角度去刻意回避，也很难完全克服“理解前结构”带来的虚构性。

综观当下受到读者欢迎的文学，不论新大众文艺，还是跨媒介写作，抑或看似架空的科幻写作，内核都是“真实”。写作主体的下沉让“世界”的转移成为可能，当大多数普通人直接面对书写对象，也即以自我为对象时，真实性恰恰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在鲍德里亚的意义上也许更容易理解差异的原理，书写对象不再是过去被精英阶层“表现”（representation）大多数人，而是大多数人直接去“呈现”（presentation）他们的生活。近年来非虚构写作的盛行，看似有外部的推动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但内在的本质还是由于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对于“真实”的渴求。“写什么”的问题并不仅仅发生在现实主义场域，即使是在浮躁的短视频领域和以虚构为基础的科幻写作，也要以“真实”作为内在的逻辑需求。我们通常认为虚拟网络世界以连续的“热点”“爆点”为人们带来连续的震惊体验，塑造了越来越缺乏注意力和真实鉴别力的现代读者。商业运作下的算法推流，让文学的生产流程前所未有地垂直化，为了扩大曝光影响，文学在算法的精准推送与流量博弈下，不断创造一个个热点。网络文学、短视频倾向于追求连续的爆点和反转效果，如近年大热的互联网短剧，基本模式就是极短时间内创造多次反转，以留住用户的注意力。这让一般读者越来越追求刺激的阅读，越来越畏惧有难度的阅读，逐渐丧失了对于真实和准确的鉴别力。但是近期出圈的短视频《盛夏芬德拉》却产生30亿播放量，这部剧大火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反套路的真实情感刻画，在于男女主角在剧情之外的真情流露，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体现了广大观众对于提供真实情绪价值的深层需求。即使是以虚构和架空为基础的科幻写作，其核心也是基于现实，是通过夸张变形或者虚构异世界的方式，隐喻现实，把现实问题具象化。科幻往往是以“未来视角”反观当下，形成科学逻辑和社会真实的结合。95后科幻作家天瑞说符的《我们生活在南京》将世界末日的场景安置在南京，紫金山、玄武湖、南京博物院、月牙湖、梅花山庄等真实的地名和熟悉的场景加上“末日叙事”，让超现实元素合理化，读者在科幻小说中的共鸣正是来源于“熟悉的陌生感”，我们需要的真实，并不仅仅是写实，而是本质意义上对人类困境与希望的揭示，是在灵魂深处最深刻的回响与共鸣。如前文诸多跨媒介叙事案例所示，这些作品展示的“真实个体”之所以备受关注，是由于碎片化的真实经验补充了人们匮乏的生活想象，构成了填充中间地带所必要的质料。而文学书写中的真实情感，在这个时代具有弥合分裂的能力，让人们重新“看见”彼此。朴素的人物事迹之所以能超越群体的对立，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是由于文本内蕴的真实情感，展现了人性中恒久统一的真善美品格，这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仿真社会”的虚拟化危机中，将人们重新联系起来。因此，仿真时代的文学如何回应大众的“真实”的阅读需求，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经由拼贴碎片化经验，呈现多样化的经验“真实”，来重建整体生活图像；二是经由书写个体的情感“真实”，以良善的精神力量，去重建人类的情感联系。

综上，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AI介入写作，文学的本质正在进行裂变，这场裂变的本质是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碰撞。在杰米·萨斯坎德看来，“数字生活世界”可能给我们带来“拥有的自由的诸多可能性”，但如果没有个体主体性的坚守，“这个数字生活世界将会滑向黑暗的深渊”。“谁在写作”的问题上人类的创作主体性正在被解构，机器不具备人类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意识，机器介入创作，本质上是算法的产物，算法是基于人类经验世界的数据沉淀。这就引发了“写什么”的问题。机器书写的世界实际上是人类集体记忆的数字化镜像，机器对人类经验的二度创作并不构成文学的原创性，人类可以坚守的是自己的情感体验的独特性，是对存在意义的个体追问。这种变革的本质是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碰撞，文学的未来并不在于人机对立，或者主体消亡，而在于如何维护人类创作的主体性和人类原创的尊严。可能最重要的事就是人类创作者要回到“真实”，回到“经验”本身，书写属于人类自身的情感体验和经验世界，以人类的主体性驾驭技术，在技术复制的时代守护不可替代的精神深度。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