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第38届莫斯科国际书展的穹顶下，两束光柱穿透时空的帷幕，分别照亮了鲁迅和高尔基的身影，他们仿佛在时间的光影里进行一场跨越国界、时代与文化的对话。此前，“大师对话：当鲁迅遇见高尔基”展览在浙江文学馆开展。时隔三个月，展览又漂洋过海来到俄罗斯，让这场对话最终从想象变成了现实。

作为浙江文学馆策展团队，我们深知此次展览的使命：运用创新的叙事方式使经典文学“活”在当下，通过手稿、书信、出版物、多媒体等展览语言，让观众在时空交错中与两位大师产生思想的碰撞。这不仅仅是一次展览策划，也是对人类共同精神追求的深刻追寻。

从“对立”到“共鸣”的叙事重构

传统的东西方文学对比展览，大多停留在“差异”的层面上。经过大量的资料阅读及头脑风暴，最终我们将本次展览的核心理念确定为：打破地域与文化的界限，发掘鲁迅和高尔基作为“时代书写者”“人民代言人”的共同文学精神。

为此，我们提出“三重对话”主题：

第一重，思想对话——鲁迅的“立人”思想和高尔基的“底层关怀”。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认为人在精神觉醒之后才能做任何事；高尔基在小说《母亲》中用工人革命的故事来表现集体力量的觉醒。两者看似路径不同，实则都指向对“人”的解放。

第二重，艺术对话——鲁迅的杂文锋芒和高尔基的小说史诗。鲁迅的杂文是匕首投枪，直刺社会病灶；高尔基的小说用宏大的叙事描绘时代画卷。两者内容有别，却都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用文学反映现实。

第三重，命运对话——两位大师在革命浪潮中做出的选择与坚守。鲁迅一生坚持“为人生而艺术”；高尔基从流浪者成长为革命的“精神导师”，从未放弃对人性复杂性的刻画。他们的选择折射出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民族担当。

在具体策展中，我们一改以往以“物”证史，尝试构建沉浸式叙事空间。展览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轴，采用“主题式场景化”的方式来布置。依靠八组核心展区，将展品、多媒体装置、空间设计融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可触摸的文学史”。

在“铁屋中的呐喊”展区，我们以鲁迅《呐喊〈自序〉》手稿照片，配以高尔基的俄文手稿照片。手稿周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俄社会的老照片：北京的胡同、圣彼得堡的工厂、饥荒中的农民、游行的革命队伍。声光效果模拟出“铁屋”的压抑感，低沉的钟声、模糊的喘息声、远处隐约的呐喊。当观众走近时，影像中鲁迅的“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和高尔基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交替出现，在光影碰撞中产生思想的碰撞。

在“母亲与故乡”展区，高尔基《母亲》初版书和鲁迅《朝花夕拾》中的《故乡》手稿照片并置。展区版面上，鲁迅手稿照片旁边放着母亲鲁瑞的旧照，高尔基初版书旁边陈列着他母亲的照片——两位母亲都穿着朴素的布衣，神态从容镇定。

这种打破了传统的“文物加解说牌”的叙事方式，让观众在空间中“行走”时，自然地走进两位大师的精神世界。

让展品“说话”的技术革命

鲁迅与高尔基的手稿是本次展览的重要展品。但纸质文物的脆弱性也限制了展示方式。鲁迅手稿纸张泛黄发脆，高尔基手稿墨迹部分模糊。因此，我们使用了数字显屏技术，加以动态形式展示。观众可以近距离地看到作者笔锋的力度、墨水的晕染情况，甚至可以推测作家写作时的心境。

展览空间设计借鉴了中俄建筑的元素，形成“对比与融合”的视觉语言。主色调采用红黑对比，地面用两国传统纹样铺设：鲁迅展区背景为土墙，高尔基展区背景为木质集装箱，中间过渡区是两者的拼接。这二者各自代表了旧时代乡土中国和工业革命时期的俄罗斯。“铁屋”“工厂”在鲁迅展区有黑色金属架构，昏暗灯光，墙上的影像里有《药》里的刑场、人血馒头、麻木的看客；高尔基展区有红色砖墙、机械齿轮，墙面上播放着《母亲》里工人秘密集会、印刷传单、与警察斗争的片段。两个展区之间用一条窄窄的通道连接起来，象征着两位大师同样走上了反抗道路。

两个主展区墙面用中俄文对照的形式嵌入“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两句话。墙面投影两位大师的形象，他们的形象随着观众行走逐渐重合，鲁迅的冷峻与高尔基的坚毅在光影中交融，最终变成一只展翅的海燕（高尔基的象征）和一只破窗的铁拳（鲁迅的象征）。

为打破“观众——展品”的单向关系，我们设计了两组互动装置，试图让观众成为“第三位大师”。在留言区，观众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生活在他们的时代，会写什么”。答案会留在展区内，形成当代人和大师之间的精神对话。

观众在展馆四楼的文学日历、文学之树虚拟场景里还可以了解到两位大师更多的人生经历及交集，也可根据选择生成个性化的“文学人格报告”，根据“文学推荐”阅读更多相关书籍等。“或许你像鲁迅一样，用文字刺向黑暗，但内心仍保留对光明的渴望。”诸如此类的语言装置增加了趣味性，也让观众明白文学并非高高在上，而是和每个人生活相关。

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学寻宝”

展览的成功，离不开策展团队对关键展品的征集。

我们面临三大挑战：鲁迅文物呈现很大的稀缺性，比如鲁迅手稿多藏于国内的六家鲁迅纪念馆，作为纸质类珍贵文物，调取运输皆非寻常；高尔基文物具有很强的地域限制，比如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对高尔基手稿的出境审查很严格，特别是带有革命内容的文物；即使找到主题、时间、创作背景高度吻合的中俄文物，也要结合主题章节进行取舍。

策展团队按照“主题优先”的原则，放弃追求文物数量，转而精选能体现“对话”主题的展品。每件展品都配有“背景故事卡”，通过第一人称叙事，拉近观众与历史的距离。为此，我们还专门咨询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吴晓都老师。

“革命的海燕”艺术装置呈现的同时，相关影片与书籍展示会引导观众更进一步走进高尔基的文学世界。高尔基撰写的《俄国文学史》与鲁迅著述的《中国小说史略》等文学史著作并列放置，增加观众对高尔基和鲁迅作为伟大作家的同时也是杰出文学史家的了解。

鲁迅和高尔基都高度重视民族优秀文学传统的传承：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勉励现代文艺家“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高尔基在1929年推动恢复了普希金参与创办的《文学报》，引领俄罗斯现代文学继续普希金的文学传统。展览图文对此有丰富的展示。

展览通过鲁迅的译本封面及文字展板展现鲁迅曾翻译高尔基的《我的文学修养》《恶魔》和《俄罗斯的童话》的故事，并辅以文字说明。1930年，鲁迅便计划与郁达夫共同翻译《高尔基全集》，直至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才根据日译本转译了《俄罗斯的童话》。高尔基去世后，《译文》杂志编辑黄源将德文版《高尔基全集》送给病重的鲁迅，希望作为其日、德文互译参考，但鲁迅四个月后逝世，《俄罗斯的童话》成为他翻译高尔基作品的绝笔。

多样的展览语言让展品不再只是简单展示的物品，它们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呈现出文学类展览特有的风采。

在共鸣中看见未来

莫斯科国际书展的数据让我们感受到来自观众的“温度”。这一场由俄罗斯数字发展与通讯传媒部、莫斯科市政府共同主办的文学盛会，自1977年创办以来就以深厚的历史底蕴、宏大的规模、广泛的国际参与度成为俄罗斯乃至东欧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此次书展共有722家参展商，浙江文学馆“大师对话：当鲁迅遇见高尔基”展览与参展出版机构共同形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文化图景。

书展留言墙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观众的心声，它们表达出观众内心深处的触动和思考。

“原来鲁迅和高尔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人应该怎样活着？”这是一位22岁大学生的留言，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这两位文学巨匠的仰慕。在他看来，鲁迅与高尔基分属不同的国家、生于不同的时代，但他们的作品都触及了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让他感受到文学的魅力。

“通过大师对话，我第一次感觉到经典文学离我不远。”这是一位15岁中学生真诚而简单的留言。这次书展用大师对话的形式把经典以亲切生动的方式展现出来，激发了年轻人对文学的兴趣和热爱，让他们意识到经典触手可及，与自己的生活紧密相连。

“大师对话：当鲁迅遇见高尔基”展览开幕时，文学馆曾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高尔基曾孙女Е. А. Пешкова、高尔基玄孙Т. М. Пешков等一行。他们给文学馆捐赠了珍贵的书籍，并在现场深情表示：“你们让我看到，文学不是书本上的字，而是能让人站起来的力量。”这句话，不仅是对展览的最高赞誉，更是对文学价值的深刻诠释。

本次展览以丰富的技术手段，让文学回归“人”的视角，这告诉我们，经典可以通过创新的方式被重新解读、被赋予新的生命。互动装置、留言墙等参与式的展览模式，不仅增强了观众的体验感与归属感，更让文学以更加生动、鲜活的方式走进人们的生活。

事实上，这已经是浙江文学馆展览的“二度出海”。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对“人性与爱情”的共抒、鲁迅与高尔基对“社会变革”的共振，本质上都是人类共通情感的文化对话。未来我们还可以延续“双峰人物”策展逻辑，拓展至浙籍文人与其他国际文豪，形成系列化品牌，让那些被触动的灵魂、被点燃的思考，如同种子一般，在观众的心中生根发芽，继续生长。

（作者单位：浙江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