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驻村冻江源》是一部聚焦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的长篇小说。作品以湘西南移民村“袋子田”为背景，讲述该村因支援国家水利工程建设迁居石漠化山区，历经数十载艰辛，终于在精准扶贫与国企南航接力帮扶下实现蜕变的故事。

驻村第一书记曹劲松巧妙活用“乡贤牌”，与乡贤代表人物黄大牛结成坚实联盟，共谋发展。其间，一批知识分子、外企骨干回归乡村，有的脱颖而出成为政协委员，有的补充到村、支两委重要岗位；同时，一批退转军人则以其过硬的政治素养和吃苦霸蛮的优良作风，成为治理骨干和产业先锋。正是这种聚力融合，共同为乡村注入了秩序活力与创新动能。在南航支持下，村子不仅建成新桥、修复学校，更以“一桥两翼”规划推动脐橙联营、航空科普研学与贸易市场发展，“南航模式”贯穿产业振兴全程。

作品并未回避乡村现实困境，通过对大龄单身、法制观念薄弱、利益冲突等问题的细腻刻画，展现了乡风文明与多元共治的重要性。袋子田最终从矛盾重重走向和谐共赢，成为乡村治理与振兴范本，彰显出乡贤、国企、特殊群体与基层组织在新时代山乡巨变中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作者简介：

何石，男，湖南新宁县人；退转军人，文化传媒工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曾获省级文学征文奖、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与中国小小说学会联合征文奖等奖项多个。在武警部队主编的小说集《武警传奇•死囚在追踪》及多个年度选本，《小说选刊》《湖南文学》《湘江文艺》《广西文学》《延河》《奔流》《三月三》《散文选刊》《红豆》《芳草》《湛江文学》《北极光》等书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200多万字，已出版《极目南国》《笑傲潇湘》《大山的儿子》《那山那村》《驻村冻江源》等专著多部。小说集《那山那村》入选中宣部新闻出版署2022年度农家书屋书目。

相关评论：

新乡土精神的深情书写

——读何石长篇小说《驻村冻江源》

谭仲池

在当代文学史上，描写农村、关注农民命运的作品不断涌现，塑造了大批不同时期农民的典型形象，尤其是青年农民形象。从我省走出的著名作家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都是突出代表。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塑造的典型形象，既具备农民传统美德，同时更赋予了他们创造新生活的时代精神与生命品质。

何石先生的新作《驻村冻江源》即将付梓，嘱我为之序。我虽与何石先生接触不多，但他的《极目南国》《笑傲潇湘》《那山那村》《大山的儿子》等作品，都引起了我的关注。而眼下，这部凝聚了他的浓厚情感、创作激情，聚焦新时代山乡巨变的长篇小说，触动了我这个在2008年就写过农村改革的长篇小说《土地》的老人心。我曾在《土地》的题记中说：“有幸能为在土地上生息、劳作、奋争、建设、塑造农村与城市，铸造现代文明的农民写一部关于他们当代命运的书，我以为这是人生一件极为重要极有价值的事情。”

小说以袋子田村，这一湘西南边陲移民村为叙事原点，从“聚宝盆氹”的丰饶原乡，到为大水江水利枢纽工程牺牲而引发的迷茫困顿，从精准扶贫带来的转机到乡村振兴出现的曙光，在这片古老和沉寂的土地上发生的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与当代乡村文明新图腾，寄托着作者对土地的一往情深和缠绵乡愁。

小说最令人动容之处，在于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人物”的多维度的深刻把握，对新乡土精神的深邃感悟。而对驻村第一书记曹劲松形象的成功塑造，达到了形神并茂的艺术高度。“要让袋子田村民家的狗狗见了自己会像见了熟人一样摇尾巴”的朴素感情，道出了乡村治理的核心要义：即心与心的贴近。这种对于当代农民的人文关怀，具有深沉的原生保民思想底蕴。而由此彰显出的民主化治理智慧，既不同于传统官僚治理模式，也区别于简单物质帮扶的短期效应，是建立在对农民情感结构与价值观念的新生建构之上。当曹劲松与“乡贤”黄大牛形成治理合力，当黄小牛等基层政协委员，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桥梁作用，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型乡村治理伦理的萌芽。既有现代治理体系的制度理性，又保留了乡土社会的情感温度。这就揭示出，这一切带有根本性的，思想情感变化与人的品质的升华，都是土地带给他们的。只有土地最了解、最理解、最关注、最慷慨、最无私地，让他们耕耘、播种、收获，给他们孕育理想和美好向往。

在艺术表现上，何石先生巧妙运用在乡村中人们常常要走过的“桥”的具象，贯穿叙事。那座仅容一人通过的老鸭婆桥，是袋子田的历史见证者；而新桥的建成不仅连通了物理空间，更象征着城乡鸿沟的弥合、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升华。“一桥两翼”的生动构想，既是空间世界的展望，更是思维方式的飞跃。这种把乡村物理空间与“桥”的美学意像一道结合，对农民命运进行书写与描绘，不仅艺术地呈现了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图景，而且展现了新乡土精神的有形风致。这对深化主题、塑造人物起到画龙点睛，构建新乡土“诗史”的烘托效应。

小说对乡村社会复杂性的揭示亦颇具匠心。作者没有陷入乡村振兴的一般性赞美与浪漫想象，而是直面“单身公”群体，甚至对他们违法捕捞，引发的利益冲突、自身灵肉涅槃，形成的人与人与社会之间的尖锐矛盾，入木三分地进行了解剖。黄一仙、黄小二等边缘人物的转变过程，徐友华等“问题村民”的迷途知返，揭示了人性改造的可能性。特别是对库区与驻地矛盾的妥善处理，既避免了简单的是非判断，而是以“和风拂面”的润物无声的说理方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化解矛盾。展现了基层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和基层政协委员的政治智慧。

“边村”的“蝶变”颇有深意。在作者心中，“边村”是地理空间的边缘，是发展进程的末梢；而“蝶变”则昭示边缘状态的破茧成蝶。当袋子田村的航空科普研学基地风生水起，当“袋子田村K”的融媒体大放异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村庄的崛起，更是一种乡土文明的蓬勃成长。

我相信曾经作为基层政协委员的何石先生这部凝聚多年思考与观察的力作，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当我结束这篇短文时，我要说的话是：制约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最大痛点，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只有高度重视农村，高度关注农业，高度善待农民，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带来一个稳定、繁荣、美好的未来。（作者系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湖南省文联原主席，著名作家、诗人。）

泥土里长出的时代诗篇

——何石《驻村冻江源》中的乡村振兴叙事

肖凌之

翻开何石的长篇小说《驻村冻江源》，扑面而来的是湘西南冻江源头大塘村泥土的芬芳。这部作品以驻村第一书记曹劲松的视角，为我们徐徐展开一幅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壮阔画卷。作为一位一直对乡村题材感兴趣的读者，我在这部作品中不仅看到了中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更感受到文学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

大塘村的故事要从那座摇摇欲坠的鸭婆桥说起。这座狭窄的木板桥，承载着村民们的生计与希望，却也成为制约发展的"肠梗阻"。作者何石以这座桥为切入点，巧妙地将乡村振兴中的结构性矛盾具象化——桥东是传统的圩日集市，桥西是亟待开发的沃土；桥上是村民日复一日的艰辛往返，桥下是奔流不息的冻江水。这种具象与象征的交织，让读者直观感受到乡村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

小说中塑造的驻村第一书记曹劲松形象令人印象深刻。这位来自南方航空的干部，没有高高在上的做派，而是真正把根扎在了大塘村的泥土里。他解决干旱问题的方式颇具象征意义——不是简单发放救济粮，而是运用南航的人工降雨技术。这个细节生动诠释了“扶贫先扶智”的深刻内涵。曹劲松与村民黄半仙的“山路之争”更是精彩，他既尊重乡规民约，又善于用现代法治思维化解矛盾，展现出新时代基层干部的政治智慧。

在人物塑造上，何石笔下的乡贤群像尤为鲜活。黄大牛从广州返乡创业，带动村民发展特色农业；其族弟黄小二从保安成长为村企骨干，完成人生逆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黄小牛，这个年轻人提出“一桥两翼”的发展构想，将退役飞机改造成航空科普馆，让传统村落焕发新生机。这些人物命运的转变，折射出乡村振兴中最宝贵的资源——人的改变。作者没有将他们塑造成完美无缺的英雄，而是保留了农民特有的质朴与狡黠，这种现实主义笔法让作品更具说服力。

作品对“国家队”作用的描写也颇具深意。中国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队”——包括政府主导的政策体系、国有企业及党员干部群体——发挥了核心引领作用，而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则以“扶贫+扶智”的创新实践，成为战略落地的关键推动者。

书中帮扶主体南方航空集团公司（简称“南航”）不仅投入真金白银修建基础设施，更将航空科普、研学旅行等现代产业理念引入山村。何石通过南航捐赠退役波音飞机的戏剧性情节，巧妙展现了国有企业如何将自身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这些描写既是对现实的忠实记录，也为同类题材创作提供了新思路。

作为乡村振兴的亲历者，我特别欣赏作品中表现出的辩证思维。作者没有回避发展中的阵痛：修建水库导致良田淹没的历史遗留问题、撒胡椒面式扶贫的局限性、返乡青年与留守老人的观念冲突……这些矛盾的呈现非但没有削弱主题，反而让乡村振兴的叙事更具厚度。在描写黄小二与文三妹的婚姻时，作者既写出“老牛吃嫩草”的世俗眼光，也展现新时代农民婚恋观的变化，这种复杂性处理显示出作者对乡村肌理的深刻理解。

《驻村冻江源》的文学价值不仅在于题材的重大性，更在于其艺术表达的创新。何石将报告文学的纪实性与小说的艺术性巧妙融合，在保持生活质感的同时，又赋予作品诗意的升华。冻江的奔腾、山花的烂漫、秋收的喜悦、鸭婆桥头的喧嚣、橙花的芬芳、水车的欢唱，这些自然意象与人物命运交织，构成富有地域特色的审美空间。作品对方言的运用也恰到好处，既保留了乡土气息，又不影响阅读流畅性，显示出作者成熟的语言功力。

当前，乡村振兴题材创作方兴未艾，但真正能扎根泥土、反映时代本质的作品仍不多见。有些作品要么流于政策图解，要么陷入苦难叙事，难以展现乡村振兴的历史纵深感。《驻村冻江源》的启示在于：优秀的乡村题材作品应当既有宏观视野，又能微观切入；既要展现国家战略的磅礴力量，又要刻画普通人的命运沉浮。何石的成功实践证明，只有真正走进生活深处，才能写出打动人心的时代史诗。

作为湖南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见证者，我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关注这一历史性变革。期待何石继续保持这种创作姿态，在后续作品中进一步深化对乡村振兴的思考。建议可以更多关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等新课题，也可以尝试多视角叙事，展现不同群体在时代变革中的心路历程。

《驻村冻江源》犹如一面镜子，照见了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这部作品不仅为乡村振兴留下了文学档案，也为同类题材创作树立了标杆。当黄小牛站在新建的鸭婆桥上眺望远方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村庄的蜕变，更是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缩影。相信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一定会催生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作者系湖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文明办原主任，中国作协会员）

新乡土文学叙事的破茧与重生

——以何石长篇小说《驻村冻江源》为例

聂茂 毛远影

何石作为湖南乡村题材文学创作颇具影响的实力作家，其创作始终关注湘西地区的山乡巨变、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主题，是湖南新乡土文学创作的标志性人物。在谈及自己在文学中的故乡情怀时，何石说：“回眸我的创作，真正满意的还真就是那些乡土题材的作品。”在他的笔下，始终萦绕着“和着泥土的芬芳”、描绘着“群山一样真性情的乡里乡亲”，这种深入骨髓的故土思念已经化为了何石作品的独特气质。从《大山的儿子》《山那边的那边》《小渡风流》，到《将心比心》《那山那村》《掰腕》，何石的文字不仅生动展现了故乡崀山乡村的时代风貌，更深刻体现出一名大山儿女对乡村振兴的深刻理解与人文关怀。

作为何石的最新力作，长篇小说《驻村冻江源》延续了其一贯的创作主题，将视角聚焦于袋子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新农民”风貌与“新农村”变迁。作品通过宏观的组织策略与微观的人际交往，立体地呈现出一个鲜活的、发展的、呼吸的袋子田村。在这个鸡犬相闻、溪山如画的乡村图景中，何石深入挖掘了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出现的新矛盾、新形象与新路径，既在实践意义上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行的经验分享，也在文学意义上展现了与时俱进的新乡土文学叙事风格。

一、“新乡土”发展中的“新矛盾”

“乡土文学”最早是鲁迅提出来的概念，新文化阶段的乡土文学之“乡土”，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抽象化的概念，即远离乡村的作家对乡村意象的一种重构式的想象和表达。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这样阐释“乡土性”：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种解释下的“乡土性”具有与“现代”“城市”“西方”对立的某种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所呈现的中国乡村寄寓了一种具有固定文化属性关系的“综合形象”，也就使得这个时期的乡土文学是为了揭示国民性，唤醒受压迫的国民而存在。

在经历了以阿Q为代表的“旧”乡土文学之后，乡土创作在40年代迎来了农村题材的“总体性目标”的转型。又在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和不断提升的基本国情中，孕育出了脱胎换骨的“新乡土文学”。所谓“新乡土文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乡土文学，其最终目标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乡土中国的转型，完成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这是一种热烈且全新的乡村叙事，相比起传统的乡土文学更具有细节上的真实体验、主题上的与时俱进、技巧上的融合突破。作为新时代产物的“新乡土文学”，虽然脱离了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创作的功利性和教条化，但迄今仍然没有达到成熟的文学体系应有的高度：困囿于旧的乡土主题而没有对新问题探查的敏感度、缺少“高于现实的高贵的诗意”“真诚的大爱”“诚恳的关怀”“怦然心动的感动或会心一笑的理解”。如何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挖掘独属于乡土中国的真实与崇高，是新乡土文学的破茧，也是乡土文学的重生。

作为新乡土文学的破局之作，《驻村冻江源》首先观察到了乡村振兴中出现的“新矛盾”。

为了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十九大强调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所谓“乡村振兴”，是与“乡村衰落”相对而言的：乡村衰落是工业化前期的一种普遍现象，它伴随着生产方式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以及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超越。在这一过程中，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在发展中遗落了农村，农村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导致工业化成果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形成了显著的差距。这种差距使得农村在相对运动中呈现出一种落后的状态，正如书中大塘村为了响应国家水利建设的号召而迁居至偏远的山窝之中，尽管水库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袋子田村民们却面临着诸多陈年难题。“乡村振兴”正是为了扭转这一趋势而出现的策略。

在时代巨变中，乡村振兴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举措，也衍生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矛盾”。何石以其敏锐的文学触角，精准把握了这些矛盾，并通过“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叙述方式，将其真实而深刻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袋子田建设的两个首要矛盾，在曹劲松和黄大牛的酒桌上就被明确地指了出来：重修鸭婆桥和恢复大塘小学。前者表面上是交通阻塞的一般性问题，实际上是关系着袋子田对外交往贸易、人口流动、文化交流等诸多问题的关键“要塞”。而恢复袋子田小学，则是所有扶贫乡村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教育问题，它关乎乡村未来的希望与孩子们的成长。唯有解决这两个关系人民幸福指数的根本问题，我们才能谈未来、谈发展。在曹队长为首的南航队伍帮扶下，袋子田迈出了全面振兴的第一步。

但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第一步”并非轻而易举，南航在袋子田的每一步部署都充满了坎坷与挑战。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这种地方性局限了人的思想、行为、习惯，让他们对长期保持的现状和历史坚信不疑，这也构成了我们乡村振兴的一大难题：如何打破陈旧的思维模式与矛盾，将积极、新颖且现代的观念引入农村地区。在《驻村冻江源》中，黄一先便是这样一位深陷守旧泥潭的“顽固分子”。他自诩为掌握奇门异术的“半仙”，对自己的名声与风水之说极为看重，以至于坚决反对挖山修路的计划。面对这样一个好言难劝的死疙瘩，曹劲松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与策略。他先是巧妙地利用人工降雨，实现了黄一先梦寐以求的呼风唤雨之愿，后又促成黄一先和徐五娘的一桩晚年婚事，彻底转变了这位老顽固的态度，为后续的乡村振兴工作扫清了障碍。

除了“人”的障碍，袋子田振兴也经历了“策”的偏差，在首轮精准扶贫中，袋子田也进行了生态水稻、红薯等农副产品的种植工作，还成立了袋子田开发公司。但成果颇少，并不成气候。南航队伍敏锐地总结了经验，开始就脐橙为切入点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生产，成功扭转了局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统筹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面对亟待解决的袋子田特色“新矛盾”，《驻村冻江源》从生态、技术、历史、文化的四维发展角度给了我们答案。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特别设立的“乡风文明和庭院美化建设专干”这一职位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不仅让刘小五从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转变为一位积极倡导卫生、爱护环境的乡贤典范，还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袋子田乡村卫生环境的整体改善，使得袋子田村面貌焕然一新。在文化与历史建设方面，何石更是苦心埋下了许多伏笔，从求雨情节就开始介绍杨再兴的历史，到永莲寺锁住的一文一武两段青史，再到将脐橙的发展与黄龙镇的地名来历结合……此外，书中介绍了大量当地相关的诗文，诸如明代大儒方以智流寓冻江时所作《冻江夜泊》：“寒流无声月自明，孤舟独对一灯清。此身已是飘零客，更向天涯何处行。”与道光年间县令黄宅中《观冻江暗河》诗“地脉潜通造化功，夏来江水忽然丰。不知多少鲛人泪，都在寒流暗涌中”，以及“风吹红叶胭脂色，雁叫空林橙柚香”等，这些典故与诗句不仅让原本严肃的小说主题变得诗意化，也让读者深刻感受到袋子田独特的文化韵味与历史积淀。在技术运用方面，袋子田村一是借助“橙园丽日”的融媒体宣传渠道扩大知名度，二是建设了以航天科普体验馆为核心的知识基地，让全国的孩子来体验、学习航天知识，并进一步推动袋子田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袋子田建设的“新矛盾”与“新路径”，构成了《驻村冻江源》的核心脉络，我们也能深刻体味到作者对于新时代农村建设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就湖南山区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扶贫点，了解到传统与发展的碰撞与矛盾，而作者又十分巧妙地化矛盾为方法，例如黄一先信神鬼，就成全他的半仙名；霍东明看重与黄小二的情谊，就顺水推舟促成黄小二的一桩“老牛吃了嫩草”的姻缘。作者用可爱的民风民俗化解了经济矛盾的叙事严肃，也告诉我们农村建设的必然之举：“见了袋子田村民的面要叫得出每个村民的名字，要让袋子田村民家的狗狗见了自己会像见了熟人一样会摇尾巴”，这种深入骨髓的了解，是解决群众矛盾、满足群众需求的前提。只有真正站在群众的角度，倾听他们的声音，才能找到破解农村发展难题的金钥匙。

二、“新乡土”建设中的“新农民”

“农民既是20世纪中国文学书写最庞大的形象群体，又是乡土中国现代转型、文化重建、百年中国农村建设运动的被启蒙改造主体与建设主力军”。对新时代农民形象的塑造，不仅与对乡村振兴的总体规划的理解相关，更与长期连贯的乡土文学的农民形象变迁一脉相承。传统乡土中书写的农民往往以“愚昧”“无知”“麻木”的形象示人，但新乡土文学所塑造的农民顺应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并不在思想水平、知识储备上落后于城市居民，相反的，新时代农民善用技术、积极向上、善良朴实。在新农民的形象搭建中，何石又在“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体”上完成了辩证统一。从集体层面来看，这种统一主要体现在南航驻村队伍与乡贤群体的紧密合作与互动上；在个体层面看，又表现为以“曹劲松”和“黄大牛”为核心的“平民英雄”形象塑造。

（一）新乡贤在乡村振兴舞台上的崛起

乡贤文化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明代汪循说：“古之生于斯之有功德于民者也, 是之谓乡贤。”传统意义上的乡贤是指乡村中德高望重的乡约、里正。他们往往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道德修养，是乡村知识分子的另一重身份。但在新时代，“乡贤”的身份认定逐渐平民化，我们不再强调乡贤的知识水平，而是关注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示范与领导作用，这在《驻村冻江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黄大牛、刘小五、黄小二等人都是没什么文化积累的“粗人”，甚至蒋光秀还是一个缺少本地属性的外乡人，但曹劲松并没有因此小瞧他们。相反，这些不被囊括在旧乡贤群体中的村民们都在袋子田建设中各显神通，成为了新时代新乡贤的代表。

《驻村冻江源》中的角色横跨了三辈，分别是以黄一先为典型的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的老一辈；以黄大牛为代表的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与行动力的中坚力量；以及以黄小牛为主力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着知识与创新的活力。黄大牛、黄小二、刘小五、王岐贵等人组成的乡贤群体，在袋子田的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复兴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塑造这些人物的过程中，作者避免了单一维度的美化或夸大，而是细腻地描绘了他们作为有血有肉、虽有瑕疵却满怀激情的“振兴先锋”。

最初，黄小二和刘小五都在黄大牛场部打下手，黄大牛虽然给了两兄弟足以饱腹的工作，却未充分察觉到两人在生活品质与职业发展等更深层次的渴望。刘小五，平日里以言语机巧著称，缺乏实干精神，行事既不主动亦少规划，在老婆负气出走之后，他一直走下坡路，直到被“扶志”，人就真正“挺直”了。然而，反观黄小二，他在广州为一水果摊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的举动，显示了他并非无可救药之徒，实则亟需一个恰当的时机与一位引路人，来展现并实现自我价值。在解决了个人单身问题后，成功转型，成为“袋子田脐橙加工与冷藏公司”的领航者，与刘小五并驾齐驱，一同在事业上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一转变既得益于南航公司的机遇，也是乡村振兴大潮中的一份馈赠。证明了在面对家园建设的挑战时，每一个曾被轻视的“小人物”，都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力量，为家乡撑起一片天空。

黄小牛是黄大牛的儿子，早年在长沙职场摸爬滚打，但没有显著的成就。当他回归故里，反而在乡村振兴的工作中找到了归属感，例如黄小牛在修建鸭婆桥和校舍方面的努力、在“一桥两翼”“大桥经济”的发展提议中展现出的远见卓识等。与此同时，他的妻子蒋丽作为一名自媒体工作者，凭借自身的独特优势为袋子田的脐橙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宣传支持，推出了一系列短视频作品，使得他们的项目能够迅速扩大影响力。

“回归”是乡土文学永恒的主题，在越来越多青年人选择离开家乡奔赴城市的大背景下，黄小牛与蒋丽的“回归”显示出年轻人获取社会价值的另一种途径，他们既有城市打拼的经历，又有回归乡土的情怀。这就呼应了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的：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乡村振兴一样需要年轻的血液，离开写字楼，年轻人一样能在广袤的山野中寻到心之所向。

在阅读中我们不难发现，那些主动担当起振兴袋子田重任的黄大牛、黄小牛、蒋光秀等人，都是拥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先富者”。他们并不属于“脱贫”帮扶的对象，也没有急于逃离乡村的意愿。相反，他们在乡村深深扎根，对个人财产持淡泊态度，甘愿为了集体的福祉承担个人风险。比如，在与曹劲松讨论脐橙产业时，黄大牛毫不犹豫地缴纳了五万元的“诚意金”，并以坚定的语气签署了承包三千亩土地种植脐橙的承诺书，其魄力和大义令曹劲松“一双眼睛瞪得像两个桐子壳”。同样，拥有自己脐橙产业、还居住别墅的蒋光秀，在得知好友的召唤后，毅然前往袋子田，为当地的脐橙产业提供专业指导。这些无私大义的“乡贤”切身实际地践行着“先富带动后富”，不仅抛却了个体的利益，更用长远的格局谋一个集体的未来。

（二）乡村振兴的“关键行动者”

《驻村冻江源》虽然刻画的是为袋子田服务的集体群像，但其中也有特别突出的个体英雄，既体现出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又表现为“新时代公民个性张扬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英雄主义”。黄大牛和曹劲松就是这种“平民英雄”的两大代表，前者是乡村本土的能人乡贤，对家乡存有先天的热情和善意，后者是外来帮扶的资助力量，具有超越现有格局的意识和视野。黄大牛与曹劲松体现了在新时代背景下，个体价值与集体力量的和谐共生。

黄大牛与曹劲松在身份背景上有一个显著的共通之处——他们都是退转军人。事实上，在何石的作品中，退役军人形象屡见不鲜，如《那山那村》中的张清平、《浪里白刘》里的王德海等，甚至《驻村冻江源》里的刘小五、蒋光秀等人也是退伍军人，“退转军人”形象在何石的作品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这种对军人身份塑造的痴迷，很大程度上源于作者自身的军旅经历。何石本就是武警部队退伍的军人，因此他对军人性格与军营生活的体验更加深刻。在《驻村冻江源》中，我们也时常感受到军人朴实纯真的生活模式，比如黄大牛通过掰手腕来决定事情，这在非军人看来或许略显随意，比如他的妻子一开始就不能理解，但在两位退役军人的眼中，这却是一种既合理又可爱的“仪式”。或许掰手腕并非是决定选择的唯一条件，却是两个退转军人惺惺相惜的交往模式。

除此之外，黄大牛与曹劲松均展现出军人特有的果敢与勇气，他们敢于破局、敢于创新。这一点在他们共同推动脐橙产业发展的决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便外界普遍持悲观态度，只要他们内心认定可行，便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在黄小牛提出“大桥经济”构想的会议上，众人对黄小牛的想法都表示是“异想天开”，唯有曹劲松迅速发现大桥经济的实践可能性，毅然决然地站在黄小牛一边，力排众议，最终为袋子田贸易城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黄大牛和曹劲松之所以是袋子田乡村振兴的“关键行动者”，不仅在于他们具有足够承担行动责任的能力和底气，更在于他们具有十里八乡的号召力。他们“为袋子田好”的正面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就是引路标，因此黄大牛率先对非法捕捞进行自查，而群众们也就纷纷效仿上交捕捞工具。

“乡村振兴这一伟大新史诗的农民形象，至今还没有实现其审美建构，正在等待着当代中国作家来书写、刻画下那新历史的一瞬，以此来‘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在“关键行动者”的指引下，袋子田的村民们拧成一股绳，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均展现出蓬勃向上的集体气质，这彰显了新时代乡村振兴所塑造的新农民风貌。正因这些“新农民”的不懈努力，袋子田得以从昔日的荒凉山村蜕变成为繁荣的贸易小城。

三、“新乡土”记录中的“新文学”

当乡土中国的格局发生改变，新的山乡巨变正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发生，如何“从历史的、审美的和人性的视角来看乡土文学在当下的书写呢?我们是否需要拟定一条新的主题路径和审美标准呢?”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随着乡土矛盾的新转向及乡村面貌受现代化影响的深刻变迁，作家需调整创作视角，聚焦“新乡土”中异于传统乡土的情怀——那是一种不同于留恋、回归与感伤的新型乡土情感。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对语言表达形式和组织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呢？是否要在发展中的乡村土地里挖掘新的本土化的故事和细节？面对这些问题，《驻村冻江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与启示。

何石富有善用方言和俗语的文字表达能力，这在《驻村冻江源》中可见一斑。“大打村支两委一回扁担”“带了轮子”“牛懵子”“斗啵”“扳栗树门槛”等充满了民间风味的方言在小说中时常看见，为作品增添了浓郁的湖南地方色彩。这种方言的运用，基于袋子田村民或外向或内敛的性格展现为不同的风格，同时为小说赋予了独特的语言魅力，在读者接受的角度更加自然地融入了乡村生活的情境之中，流露出朴实真诚的乡土气质。

《驻村冻江源》中角色大多是袋子田村民，但也不乏外来支援的领导团队，何石在描写这些群体时，采用了“公文式”的语言，譬如书中时常以多个四字词语排比出现，“产业兴盛、文化绚烂、生态文明、组织有力的全面振兴和新质发展”等，这样的语言运用不仅使得阅读感受上更加有力、有节奏，更传达出说话人的坚定和信心。尽管这种风格可能会牺牲一部分文学的诗意，但它却与乡村振兴这一宏伟主题紧密相连，相得益彰。

再者，《驻村冻江源》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极具代表性，涵盖了“闯入者”——驻村书记、“守护者”——基层干部，以及“践行者”——贫困群众，这些角色共同贯穿了脱贫攻坚的全过程，同时也构筑了“新乡土”文学独特的审美框架。在这些人物身上，罕见有惊心动魄的恶行，他们更像是普通的乡村居民，带着各自的小瑕疵，却满怀脱贫致富的热情与决心。他们展现出的积极向上、鲜明的生活态度，无疑是《驻村冻江源》最为耀眼的精神亮点。譬如“闯入者”曹劲松，虽然偶会破戒和黄大牛小酌一杯，但在关键时刻他总能秉持公正无私的原则；“守护者”黄华平，面对黄小牛在工作上的出色表现，虽会感到压力，甚至偶尔做出不利于对方的小动作，但他一生勤勉奉献于大塘村，且不惜努力为边贸城争取大订单以证明自己的价值；“践行者”黄小二等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历了身份的转变，正是乡村振兴的浪潮激发了他们的潜能，使他们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二个春天。这些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脱贫攻坚题材文艺作品所追求的审美理想与审美旨趣。

尽管《驻村冻江源》在形象塑造和叙事手法上独具匠心，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作品中部分情节和语言表达显得过于粗俗，比如黄大牛的脏话和一些对女性的调侃等，这些内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乡村生活的真实面貌，但也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其次，《驻村冻江源》对女性角色的描写还是较为片面和刻板，书中的女性形象大多局限于传统角色，更多展现的是“贤内助”形象，缺乏独立性和深度。蒋丽作为自媒体工作者为乡村振兴做出了贡献，即使有“袋子田村K”的突破，但她仍然依附于丈夫黄小牛的事业支撑；欧倩虽然是村校校长，但她的工作是黄大牛帮忙打点的，书中也没有对村校教育的详细叙述，仅仅在村校成立后戛然而止。可见女性在乡村振兴中多元化的价值还未能充分展现。

一本书，讲得完的是袋子田振兴史，讲不完的是中国复兴路。《驻村冻江源》虽不是纪实文学，但却拥有纪实文学的细节和格局，他既有非虚构文学的厚重感，又有虚构文学的灵动自然。袋子田村不仅是黄大牛等人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一幅中国乡村的缩影。通过袋子田的振兴，何石展现了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困境与希望。像袋子田这样的亟待脱贫的村庄在中国还有许多个，我们需要更多的曹劲松、更多的黄大牛、更多的黄小牛，需要更多点燃乡村振兴的星星之火。《驻村冻江源》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对“乡村振兴”这一时代主题的回应。

结语

在新时代山乡巨变的语境里，《驻村冻江源》像一首抒情诗，叙说着作者对家乡的深切情怀；又像一首长篇史诗，描绘出袋子田从荒凉乡野到安居乐业的时代图景。正如作者在书中说的 “劳声互答，人影绰绰，鸡犬相闻”，袋子田已经成为了乡村振兴路上的一道风景线、一个世外桃源。《驻村冻江源》渗透出的作者对乡村生活的观察与感悟，走出了新时代的乡土文学发展的经典道路，他不仅在讲述每一位乡村奋斗者的“新乡土”英雄传奇，更在叙说着“新时代”“新农村”“新文学”的未来展望。

（作者聂茂系中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毛远影系中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