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河流奔涌向前，那些与文字相遇的瞬间，总会在记忆中留下印记。本期“新力量”专刊邀请8位青年作家，分享他们过去一年属于自己的“文学时刻”。在这些时刻中，有对现实的凝视、对心灵的叩问，也有对生命和世界的细微洞察，对生活馈赠的真诚回应。希望这些鲜活的分享，能让读者看见文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结，感受到属于青年写作的温度和力量。

——编 者

文学仍是我的不懈追求

金 晖

往往是在完成一部作品后，我会陷入更深的忧虑。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写作都没有信心。我不知道在今天这个传媒爆炸的时代，还有多少人愿意花时间去阅读文学作品，更何况是像我这样不知名作者的作品。

2025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教育的小说《先生》。我塑造了一个在世俗意义上失败的老师，他认真教书、待人和蔼，却因带班成绩不佳而被领导和学生嫌弃。小说最后，临近退休的老师带着妻子亲手酿造的青梅酒去找昔日学生，却被放了鸽子。在漫长的等待中，他不小心打碎了酒瓶，他将那些平常舍不得吃的青梅轻轻捡起，放入口中，青梅酒“清冽着，热辣着，却带着几许甘甜”，仿佛人生的况味。小说完成后，我第一时间发给汤成难老师，她提出了宝贵意见，还帮我进行了修改，我很感激。

之后，我参加了《人民文学》的“人民阅卷”漯河行活动。那天来的人很多，我发现很多人手里都拿着我的小说文本，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字。我很意外，也很感动。讨论很快开始了，有人说小说关注了教育的问题，有人说它体现了对人生困境的观照。大家各抒己见，场面很热闹。引发高潮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读者，她站起来动情地说：“金老师，在您的作品中，我读到了一种悲悯。人的一生，很多时候努力不一定有回报，因此每个人都需要与自己的内心和解，谢谢你给予余老师的那一丝甘甜。我想，好的文学应该关注普遍的人性，永远给人向上的力量。”她的话引发了在场很多人的共鸣，就连我这个作者也动情地跟着鼓起了掌。

分享会结束后，很多孩子跑过来将我围住，让我在他们的衣服上签名，我很惊讶。在征得现场家长的同意后，我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那一瞬间，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念头：多好的读者啊。文学仍是我的不懈追求。我希望自己越写越好，希望文学能够给更多人带来慰藉。

亲密的“我们”

淡 豹

上飞机时，相邻的两个座位坐着一位女性和一位老人，大概是父女。猜想得到了验证：她帮老人要了毛毯，让他起飞前先喝好水，保温杯放到她座位前的网兜里。起飞后的颠簸中，两个人谈天，用一种节奏快、听起来有催促感的方言；在多少种语言里，“妈”这个字的读音听起来都差不多。空乘推着餐车过来，女性说：“我们，两个鸡肉面吧。”我想起以前见过类似的时刻，也是在飞机上，年轻妈妈带着孩子，代孩子跟空乘要橙汁，也是说了句，“我们”。

我想起一篇由“我们”这个称谓而起的小说，雷蒙德·卡佛的短篇《肥》。故事中，走进餐馆的胖子点餐时会对服务员说，“我们”想来点烤马铃薯配酸奶油，黄油来得多多的。女招待弄翻了水，他说，没关系，“我们不介意”。小说的叙述者是女招待，她看不惯餐馆里其他人笑话他，但她在同情中也怀有惋惜：这个身躯巨大的男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又不想“随欲而安”，于是他让这身体外在于自己，称呼它如同称呼另一个我，同时不得不接受它。无助中仍有力量，但也还是无助，清醒地随波逐流。女招待看到这些，于是，她也想成为自己了，也不想再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小说结束于她的一句声明：“现在是八月。我的生活将会发生改变。我感受到了。”

之所以飞机上的那一刻有文学性，不是因为生活与经典短篇作品的偶然暗合，而恰恰是因为生活展示出与经典短篇相反的面貌——卡佛的观察者兼叙述者在“我们”中感受到了同情与恐怖，不愿意再像胖子那样，被迫接受内在于自身的他者。而我，邻座的小小观察者，从那两次“我们”中，感受到的是联结的自然。人自自然然地与亲密的他人组成“我们”，当妈妈代孩子说话，这里没有什么“丧失主体性”的问题，没有女招待所恐惧的自我消弭，不涉及谁能够代表谁发言的那些危机。生活冲概念轻轻笑了一笑，或者说，这神圣的生活，越过了概念。生活能够持续，是因为孩子可能羞怯也可能谨慎，可能不想跟陌生人说话，妈妈可以代劳。生活能够持续，是因为女儿照顾着父亲，以相邻、以普通话、以对旅程的知识。生活能够持续，不是因为凡选择都必须由个体亲自去做所赋予的流程正当性，而是因为共同生活的事实形成了习惯，并且人们在习惯中有可能相互爱惜。

什么是文学时刻呢？布迪厄喜欢谈文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他认为人可以用社会学的直觉记录下“快照”式的社会瞬间画面，以供未来发展并利用。“社会学家的工作与作家或小说家（这里，我特别想到了普鲁斯特的作品）的工作颇为类似：与后者一样，我们的任务也是为人们提供进入各种经验的途径，并且向大家阐述这些经验，不论这些经验是普遍共享的，还是少数人特有的，只要它们在平常是被忽视或者未经整理的，我们的工作就有它的价值。”恰恰因为那些“主体性丧失”的经验今天被谈得很多，所以，我想记录下这相反的时刻，希望它能像快照，呈示那相互联结的生活。

看了又看

龚万莹

原本不对旅行抱太大的预期，我去的只是一座寻常城市。

城内里，一街新，一街旧，相隔一道水。新街不算新，就是在每座旅游城市都会看到的那条商业街，便利又熟悉。这样的街是个敬业coser（角色扮演者），每到一座城，换一点外在装饰，但内里，人还是那个人。他对你招手，想帮你解决吃喝住的问题，纪念品也顺手拿一些，“不白来嗷都不白来”。

与此平行的是条老街，新旧两街拖着两簇细长的白墙黑瓦建筑群，夹一条不算宽的古运河。夜里，红灯笼都亮了，人都来了，河里有电动船，扑簌簌地窜。似乎靠近现代的色彩和声响都更闹腾，根子上是不甘寂寞，总要抓人作伴。

走石桥，到老街，同样布满店铺，却是二十年前的样子。有塑料玩具塞得密密匝匝的店，沿街的展示玩具在地上转圈，发出电子音，被太阳晒得发白。有人坐在竹凳上卖水果，用墨绿树叶垫底，果实水亮，旁边用白纸片写着，“红心芭乐，软糯香甜”“树熟释迦，很香很好吃”。也有人摆个木牌，坐河边卖茶叶蛋，小卤锅滚煮着，茶叶与马赛克裂纹的鸡蛋在棕色的卤水里跳。我在旅游区长大，这一切更靠近童年所见，像在异乡遇到一位老邻居。在新地方走，却看见旧时风光，原是借助这些我不曾用心记住的事物。

走累，坐在渡口石阶上，建筑与建筑的间隙很像电视机，正播放一段街道切片。路的豁口里，有行人提着各样的物件，低头缓缓走过去。再到下一个渡口，对面灌满霓虹灯的新潮市集，鲜亮的蓝粉光都泼出来，在倒影里稀碎。

那一周，我发现自己反复来到那里，强迫症似的，每天都要到街上走两三遍。初看时只觉寻常，可一次次返身去看，就在重复里产生了意义，与这陌生地方产生了情谊。情谊在，那些过往与现时思索就放心地走出来，与我相见。这促使我对自己有了新发现。我才想起，过去也因为在一瞬被慑住，就反反复复地去同一座艺术馆，站在同一幅画前，走也走不动。我看它，它也看我，彼此就熟了。无声中，交流了太多。

而写作有时也如此。虚空中反复咂摸，门就开了。

烧砖与写作

刘星元

南京毕竟是古都，时不时就能看到一些古建筑。说是古建，其实大多也才刚过百年，只悄悄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古早味儿，与这座城市早先经历的诸多历史磨难比，并不显得沉重。

我这次来南京，是受邀参加一个文学笔会。与会的都是年轻作家，虽然年轻，但创作成绩不俗，恰如那些未经太多沧桑的古建筑，刚刚有了底蕴。年轻人聊文学，少了拘束，自由挥发，观点新颖，对错已经不是标尺，有质地的声音总是让人回味良久。聆听朋友们的发言，突然就觉得自己浅薄了，以诸君为镜，我不断省视自己的创作，有令人灰心丧气的心思，也有让人血脉偾张的期待。

主办方安排周到，笔会的最后一日，带领我们参观城墙博物馆。算是故地重游了——六年前，我与妻子第一次来南京游玩，曾到过中华门城墙下。当时仅仅是路过，并未对那些明代城砖产生一点儿兴趣。那时我们刚刚组建起新家庭，恋爱时为了给彼此留下好印象刻意隐藏起来的部分，因婚姻的落地而逐渐浮现。因为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我们时而争吵又不断修复，在一次次磨合中渐渐相互忍让、理解和包容。那次南京之旅，儿子已在妻子腹中五六个月了，我和妻子珍视着他，如同珍视自己此生最好的作品。因为他，妻子时不时就要休息一会儿，让这段旅途显得疲惫而幸福，以至于我对此后的数次南京之行都存在好感。

南京城墙博物馆内陈列着的数百块城砖，砖面均刻有提调官、司吏、总甲、甲首、小甲、窑匠、造砖人夫的名字，这些名字历经六百多年的风雨侵蚀，大多依然清晰。六百年了，他们顶着皇命，仍旧还得对自己督造或烧制的城砖负责。馆内展示了城砖制作的完整流程，择土暖水、练泥压泥、制坯阴干、装窑烧密、窖水开窑，唯有经历这一整套繁琐工序，才能造就一块合格的好砖。与那些刚过百年的建筑比，这些城砖是更为久远的古物，它们如一部部从历史深处穿越而来的旧书，生命持久且厚重。隔着玻璃，我用目光抚摸一块块砖石，抚摸砖石上的一个个名字，我知道，每一块砖石、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鲜活的生活，被历史遮蔽，又被历史铭记。

烧砖是一项技艺，写作亦是一项技艺。2025年的某个冬日，在南京城墙博物馆，俗套的喻象突然让我如此心动，我暗暗告诫自己，要烧好每一块砖。

夜 车

陈萨日娜

2025年在欧洲赶上声势浩大的罢工，原定从阿姆斯特丹起飞的航班突然取消。为了不耽误后面的行程，我只能凌晨离开机场，辗转到客运站乘坐大巴车去罗马。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这么个通法实在出乎预料，更意外的是客运站站台，深重的夜幕下竟然到处是人，有的还没来得及换下度假的装束，想必都是从机场颠沛至此的旅客。过了许久，巴士驶进，众人入座，车里攒动不同发色的脑袋，身边响起嘈杂纷乱的语言，有些尚能分辨种类，有些则连来自哪块大陆都不得而知。最终引擎轰鸣，覆盖全部声响，所有人缩紧身体不再说话，车身深入黑暗，颠簸仿佛方舟。

我眼前混沌，姿势扭曲又难以入睡，只好翻看新闻来对抗黑夜，无意间刷到一个“大连网红打卡地”的总结。在一众山林、码头、海岸线之中，我惊讶地看到了四岁时我家住过的房子——独门院子里的一栋两层小楼。那时爸爸是个小干事，单位分房子只能得到这座没人要的矮楼，因是20世纪初期日本人盖的，所以叫作“日本楼”。从外面看，房子是三棱柱形状，朝向奇怪，像岔路口上扔了一块切分下来的蛋糕。内部也同样破败，墙木酥脆，除了我家，还住着白蚁，父母为此闷闷不乐。还好这栋老房子始终是一座私密的乐园，把舍不得吃的糖果埋在院子里种下，跟成串的蚂蚁说话，坐在二楼窗台数外面飘下的叶子，都是我喜欢的事情，甚至连那怪异粗糙的楼体，在我眼里都是童话的还原。如今在屏幕里，它还是杵在拐角，不知哪一任住户做了翻新，它的外墙不再是裸露的石砖，披上了当下流行的清水混凝土，俨然是个精致的现代建筑，围观拍照的人们不会看得出它年过百岁、历史复杂，20世纪90年代时曾经庇佑过一个小孩。

我放下手机，周围已渐起鼾声，来自远方的人们疲于周游，短暂地闭上眼睛，待恢复体力，再奔赴下一个别人待够的地方，去参观别人的故事。可是时间从来就不是一条单向的河流，我们互为过客，彼此打量。

而我此刻，于数年之后，万里之外与自己的历史不期而遇，实在是奇妙的巧合。倘若写进小说，恐怕做作，但作为一个具有文学性的时刻拿出分享，我想它无可挑剔。

祝你生活顺利

周宏翔

年初的时候，朋友给我送来一棵朱顶红，寓意吉祥，代表祝福，我欣然收下，放置在明媚的阳台一角。阳台上有春羽、簕竹、太阳神，朱顶红坐在木茶几正中。那段时间，或许是因为心理作用，也或许是刚好凑巧，生活中确实有几件好事连连发生。开春之后，温度适宜，类似洋葱的圆体渐渐发芽，明明没有香气，家中小狗却喜欢凑到朱顶红边上轻嗅。那段时间刚好在创作新长篇，因为是第一次挑战新的题材，既兴奋又忐忑。我有写累了唱歌的习惯，之前都是站在阳台对着窗外唱，朱顶红成了聆听我胡乱唱歌的对象。大概是歌声并没有让它厌恶，或许它也是个音痴，我没想过一棵植物，不浇水不施肥，也可以自由成长。植物长势很好，生叶开花，不止一朵，我拍了照发给朋友，朋友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说明好事成双。

我喜欢总是说好话的朋友，过了三十岁，就特别需要这样的声音，但是花开花败，都是自然现象，没多久，开的花就掉落了，叶子也黄败了，圆体最终又变成了圆体。那时初夏已经悄然到来，我不清楚枯谢的朱顶红应该怎么处理，毕竟它是一种“福气”，朋友说，你就正常扔掉，然后对它说一声“谢谢”就好。我担心随意丢弃是一种不尊重，便将其放在楼道的垃圾桶边上，没有扔进去，最终双手合十表示感谢。

这件事原本已经结束，之后又是正常生活。我的歌声突然没有了聆听的对象，我又开始对着窗外路人乱唱。小狗也不去阳台了，好像它也知道朱顶红消失了。

整个夏天，我都在写长篇，但总有琐事缠身，故事推进极为缓慢，好几次都卡得无法进行。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我领小狗下楼散步，遇到一个新搬来的邻居，正在卸家具，他对我很热情地打了招呼，然后说他也有只小狗，有空可以一起玩。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热情的邻居，走的时候，他和我说，生活顺利，我也对他说了一样的话，但是那天回家，我正在写小说的时候，突然停了电，电脑里的文档还没来得及保存。心里一咯噔，匆匆充值了电费，但断电后要去推闸门，我就去楼道间开闸，弄好准备放梯子的时候，突然看到楼道的窗户边上，有个乍眼的红色圆球，走过去才发现是那棵朱顶红又生了新的叶子，而且长势凶猛。我听到室内来电的声音，急着回去看文档，发现不仅文档在，在看到那句写不下去的话时，突然就找到了新的思路。

那棵朱顶红至今还在楼道间里，安静地生长着，我不知道是不是保洁在清理垃圾的时候，也意识到这是一棵不应该丢弃的生命，将它放置在楼道间的窗户上。我想起新来邻居和我说的那句生活顺利，突然感到温暖而充满活力。

留 白

吴清缘

前年十月，我家附近一处历史悠久的废弃仓库翻新改造，变成了一座小公园。改造之前，我出门遛弯儿，常会路过这里，但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仓库，只知道是个储油的地方——围墙里边矗立着一个又一个硕大的废弃油罐，表面斑斑驳驳，看上去颇为神秘。

我发现公园开放实属偶然——那天和父母散步，路过此处，无意间发现油罐前方的围墙上竟开了一扇门。询问门卫，才得知这里新开了一个公园。由于入口处与那些油罐尚有一段距离，我当时并未想到这公园与那些油罐有什么关联。油罐在公园一侧，其间设置有步道，供游客漫步；另一侧是个小广场，中央立着一棵高大的树，旁边有个供孩子玩耍的沙坑，再往外则是篮球场、洗手间、临运河的步道等。整个公园不大，绕一圈用不了十分钟，自开放后，就成了我们一家三口遛弯儿放松的绝佳去处。

我们坐在长椅上，头顶是遮阳的廊架，目力所及之处，基本能覆盖大半个广场。不过大多数时候是父母来。他们退休在家，若遇上好天气，便会踱步到此，消磨一段时光；而到了寒假，我也加入其中。父母会带上一个小袋子，里面装着纸巾、零食和一个盛咖啡的保温壶，咖啡喝完了，就去长椅后面的直饮水机接热水。我们一般都是坐半个多小时，晒晒太阳，聊聊天，刷刷手机，看小孩子玩耍；返程的时候路过超市，有时会买几挂香蕉。

寒假过后，开学、上班，几个月里都没工夫再去。一直到放暑假，我才又去了小公园。独自坐在长椅上，我不免想起冬天一家三口坐在这里的样子，顺带回顾一番自己度过了怎样忙碌的一个学期。暑假过后，新学期开始，我又很少来了。十一月时值深秋，我配眼镜回家，故意多坐一站，到复兴岛转悠一会儿，回程时再次来到小公园，坐了约摸二十分钟，回忆我冬天和夏天坐那儿的时候——

而那棵大树的叶子快掉光了。

但我还记得夏天的时候，它是怎样的枝繁叶茂。我又是怎样盯着那些叶子，怔怔地发呆。最近两三年特别忙碌，我又总爱计较自己有没有浪费时间，唯独在小公园的时光，是我为数不多不去计较的时候。想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总爱坐在小公园里回顾过往——那段时间是我忙碌生活中少有的放空时刻，就像画里的留白。于是，它们便成了我过去一年里的线索，断断续续地串联起那些埋头赶路的日子。坐在小公园里的时候，也许就是我这一年最文学的时刻：我只是坐在那儿，什么都没发生，但却充满意义。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岁末年终，转眼又将迎来寒假。我还会来坐坐，和父母一起，看着那棵光秃秃了有好一阵子的树。

然后我也许会想：再过几个月，它又会绿的。

面向温暖的生

许晓敏

2025年冬，我来到汶川萝卜寨，海拔约两千米。穿过一片樱桃树林，萝卜寨的旧址在山腰处延伸出去的台地，那黄泥和石头垒成的房子在地震时垮塌了，还包括一座东岳庙，皆作断壁残垣。走到最末端往下看，岷江在谷底蜿蜒，城市那拥作一团的冷硬建筑、大山的枯寂、风的荒凉，更衬得江水的蓝绿令人心惊。往前看是雪宝顶，覆着一层薄薄的积雪；往后看也是大山，长满了桦树、青冈树、野白杨，树林隐身在棕黄的色彩下，好像某种动物的皮毛。

羌族释比的“盖卦”仪式从下午开始，在年轻释比的家里，协助和见证仪式的是从茂县、理县等地赶来的老释比。他们试图向我们解释，这不是一个出师仪式。所有的释比都有一个共同祖师爷阿爸木拉，这个释比要通过考核，最后跟学校颁发学历证书一样，才成为一名正式的释比。

人潮汹涌，人们手里握着手机、相机。屋子里弥漫的气味是我熟悉的：香、黄表纸、松树枝焚烧的气味，呛鼻熏眼。羌族的经文从老释比嘴里喃喃道出，门口间或响起高亢苍凉的唢呐声。我站在门外，高原上的阳光不像是阳光，倒像光燃烧的灰烬，热烈、通透，尘灰飞扬。直到深夜莅临，人流散去，释比们在旧址的一处荒地，围着燃烧的篝火，敲着羊皮鼓，轮流唱念经文。这些年来，我想要抓住的时刻猝不及防地就来了。彼时星空压顶，一颗流星突然闪过，资历最高的老释比戴着一顶猴皮帽，唱至动情处，突然躲到鼓后恸哭。白日里可见的已不可见，只剩下剪影或轮廓，而不可见的渐渐可见，我们面向温暖的生。

脑海中关于地震的记忆纷涌。那些已经离开的生命，应该也会得到安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