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望城一中校园时，我年值十五岁，那时是五月末的某日上午，浓荫掩映，树影斑驳，远远听得到教学楼里的诵书声。

　　后来我初入高中，拜在一位我所敬仰的语文老师门下。先生见我谈吐，本以为我会成绩拔群，但我却资质平平，尤其理科奇差，光数学一门便足可颠倒黑白。先生幽默，满腹经纶，他知道我在文学方面颇感兴趣，我也常在语文课堂上积极踊跃异于常人。然而我也就顶多只能在语文课堂上找回些信心，其次是历史课，毕竟中国人常说:“文史不分家”。

　　在某次课下练习的作文中，我运用了初中时期写文章惯用的“文白相间”式语言，初中语文老师颇欣赏，但先生却对此严加斥责，批语赫然写道:“文白相间，乃文章大忌!”我自然是尊重先生的，但此观点我却不敢苟同，于是在作文本封面内页写下“参”、“商”二字，寓意师徒二人对于文章语言“文白相间”的看法悬殊对立。想必先生对于此事至今毫不知情，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披露此事，而当年那个被我“动了手脚”的作文本早已不知所踪。年少轻狂，不止于此。

　　进入文学社后，我开始时默不作声，因为想着人外有人。可是后来发现大多数人对社里的活动积极性并不高，眼见万马齐喑，觉得无趣，我便放胆起来，各种社团里的活动都有参与，也因此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一位好友常随我去校园四处寻找好看的杜英树叶，洗净之后题上诗句，压干之后制成书签。他称我这一爱好为“穷酸的风雅”，我却以此为无上之乐。

　　“白色鸟文学社”一名源自湖南作家何立伟先生短篇小说《白色鸟》，他是我们文学社的客座教授。那时我总盼望着能见上何先生一面，因为我念初中时拜读过《白色鸟》，甚是佩服，极喜欢他那暗承沈从文、汪曾祺等名家的一脉文风。可惜读书三年，都未能聆听过何立伟先生的讲座。

　　但终归算起来，三年的讲座不在少数，其中有两位文学前辈的讲座令我印象深刻，一位是望城籍文学耆宿谭险峰老师，另一位是湖南省作协副主席阎真老师。

　　谭老师的风范颇似大儒，当时他端坐讲台之上，神闲气定。会议厅内声音嘈杂，待他一开口，学生们都逐渐安静下来，因为即便是不理解这位老先生，也不敢不尊重。他整场讲座都在带领我们探讨“文学境界与人生境界”，中间夹杂着各种诗文，只觉其信手拈来，掌故之多，不胜枚举，不得不谓之酣畅。当他讲到关隘之处，犹恐学生们不懂，他老人家会将头向前探出一点点，但又不愿探出太多，所谓知音，确实难觅。

　　在讲座剩余最后一刻钟时，谭老师忽然合上讲义，兴致勃发地谈起了童话——他老人家可是省内儿童文学界的翘楚。至此，谭老师言笑晏晏，七旬长者也如七岁孩童。他特别提到了某位日本作家所写的童话，大抵是说有很多小猪，天上下的雨是猪，水龙头里流出来的也是猪……想象力之无边无际，足以喷饭数次。

　　我的一位高中同学的姨父曾经正是谭老师的学生，据他转述他姨父的话，说当时谭险峰老师每次上作文课时开头便问：“同学们，写文章最重要的是什么?”台下茫然。谭老师半闭目陶醉地自答：“意趣。”听到这里，我想起他提到的天上下猪的故事，不禁恍然大悟。

　　到场人数最多的一次是阎真老师的讲演，当时名额有限，须凭票进入。我那时是副社长，好多人没票我也让他们进去了，后来发现座无虚席，有些人是垫在其他同学背上用本子做笔记的。

　　阎真老师是著名小说家，讲解的内容也是小说，其对文本的解读，本色当行。讲座进入正题，他开宗明义道:“你们喜欢华丽辞藻，但那并不见得是好的语言。”大家见他高大身形与严肃外表，又听他如是说，一时间噤若寒蝉。谁知他突然又接了句:“不过，我是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嘛，也这么写。”阎真老师对小说名著《红楼梦》和《围城》中的语言抽丝剥茧、条分缕析，从譬喻象征和刻画人物性格等等角度分析了很多细节描写，如“拔根寒毛比腰还粗”，又如“局部的真理”……在提问环节时，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阎真老师见状道：“我终于见到有男生提问了!”座中笑声一片。我的问题的大概意思是想请阎真老师谈谈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未来走向的预测性看法，说到动情处，我情不自禁地俯身拱手道：“还请教授不吝赐教。”

　　阎真老师耐心回答我的提问，并痛斥当代文坛各种庸俗的现象。我回忆起此事时，每每觉得当时的自己如初生牛犊，竟问出这种太过宏大、不便回答的问题。但也觉得，虽然当时无知无畏，却也真实、意气。

　　高一的时候，我在社刊和校报上都发过文章，但写得少，未成气候。虽然每回考试名次靠后，但是学习态度并不差，书桌上总是规规矩矩地供奉着那些我七窍只通了六窍的理科课本。分科以后，我的成绩有所好转，但究竟都算不得蛮好，惆怅之余，我却从不肯妄自菲薄，不愿放弃由来已久的追求。

　　杨扬老师是我的贵人，于我有知遇之恩，她拍板让我当了一回社刊里的“文学之星”，发了五六篇我的文章和诗歌，尤以杂文《于朱张渡沉思》为部分同学所知。往后我写文投稿渐多，一发而不可收。

　　常言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话虽如此，但并非人人仅仅靠着愈挫就一定会愈勇的，毕竟心非木石，岂真无感?幸而我的几位文史方面的老师看得我起，幸而杨老师不断鼓励我，将我许多文章刊登在社刊上，我对杨老师一直执弟子礼，六七年来仍心存感激。

　　自从我在文学社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后，杨扬老师和李玉上书记便不断地把我写的作品推荐给望城区作家协会，高中毕业时我便顺利地加入了望城作协。又承望城作家前辈余海燕女士、纪红建先生、邓建华先生推荐，我加入了长沙市作家协会。念大学时，又承原《书屋》主编王平先生提携，将拙作《暮色》、《雨村》两篇短篇小说发表于《湖南文学》上，至此我的作品才有幸名列了两次湖南省最高文学刊物。当然，帮助过我的老师、前辈还有很多，在此主要提及感谢的是我学生时代的师长。

　　不得不说我是一个天生不擅长应试教育的人，在以分数论天下的时代，我数次名落孙山、一败涂地，以至于高中时代的三位数学老师总以为我是问题少年。然而我却一直相信自己，因为知道自己喝过的墨水总能有用，只是未见时机。于是我苦中作乐，热爱生活，歌手大赛、演讲比赛、作文竞赛等等我都有参加，并都能名列前茅。孟子说得好，充实之谓美。幸而如此，回忆时才不觉得有那么多遗憾。

　　当然，高中时做过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去学习了编导艺术，并选择了这个专业，以此扭转了我在高考面前“以分数定大学”的人生格局。当时我也彷徨，不知如何定夺，但是我的语文老师们、教音乐的刘犇老师和我的班主任周宇老师都觉得我可以一试，我便有了足够的底气。后来发现我多年积累下来的课外知识和打下的文学底子确实适合编导艺术的学习，一直待价而沽的我，看来可以有所作为了。

　　我记得去收发室领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恰遇刘文辉老师，便坐一席，相谈甚欢。我说我上高中三年，有诸多不服气之事，多有彷徨，但未敢堕落。我本不是随波逐流之人，尤厌碌碌无为之生，一直伺机脱胎换骨，去追寻大好青春。刘老师也说：“幸亏你读了编导，发挥了你的长处，不然以你的成绩去考大学，很危险。”我深以为然，感慨不已。

　　如今回忆往事，记忆犹新。我又不是什么七老八十之人，我就不说“恍如昨日”之类的话了。古人说，人无癖不可交，幸而我癖好不少，并把文学爱到了骨子里，曾用这盏长明灯照亮着彼时自己浑浑噩噩的遭际。先贤说，艺术家要对得起自己的苦难。我不是艺术家，也未经历苦难，我当时应是，身处无尽烦闷，心中常葆春光。

　　十分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当时的失落也好、风光也好，如今道来，都是人生中饱满的茧。《诗经·伐木》是一首好诗，我尤其喜欢“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二句，湖南的“嘤鸣诗社”也以此为名。我取其中“出自幽谷”一句为全文名，借以感恩母校众位师友。我也相信，应该每一届都会有我这样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之人，曾经都“出自幽谷”，如今都“迁于乔木”，尤其是白色鸟文学社的朋友们，白衣胜雪的莘莘学子都如一群群天际翱翔的白色鸟，都曾有感动，都曾有志向，都曾“嘤其鸣矣，求其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