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00周年，想写点纪念文章，迟迟未能下笔。恰好近期赶上了来武汉出差的机会，就特地去了武昌起义旧址，回来就写下这篇文章。

　　文章这种事情，至于作用嘛!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文章可让你升官、扬名，也可以让你惹麻烦，甚至命运悲惨。我想起了文字狱。

　　文字狱是中国历史的独创吗?我印象最深的是秦朝的“焚书坑儒”和清朝的“文字命案”。

　　遥想当年，手握公器的大清王朝，曾经把文字玩成了血的游戏。

　　当西方很多有远见的国家开始变革的时候，机器生产从他们那里盛行，一下子，国家猛然崛起，开始超越曾经傲立在东方的中国。而那时候，我们的先祖们，他们还睡在梦里，在一个即将要落魄的土地上大玩文字游戏。

　　史有记载，有一年，一个进京赶考的学子在书斋读书，风飕飕地吹进来，把又脆又薄的书纸翻得凌乱，他灵感一涌，随即写下：“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诗。当官的查出这首诗，说他污蔑大清帝国没有文化、不识字，就将他问斩了。看了这个故事，难道不为一个王朝荒唐到如此地步而倍觉可笑么?当一个王朝的背影，匆匆忙忙，反复折腾，不是为了真正的革新图变，而是在为了牢牢控制言论和思想疲于奔走，大概往后的日子也不会很好过了，王朝也步入了它的风烛残年。鲁迅先生曾经说我们用自己发明的火药造出了爆竹，用于喜庆和祭祀，外国人引进我们的火药，用于造大炮、弹药，还用大炮轰开了我们那个摇摇入坠的王朝的大门。可笑至极的是，那个自比上天的乾隆皇帝还问英吉利可与日本近邻?一个王朝，当它用非常的手段对付著书立说的文人之时，它自己却在浩瀚广阔的世界中做了一个十足的文盲，王朝注定了它的没落。

　　乾隆是一个戏剧性的皇帝，他手里曾经制造过很多文字冤案。他的前期，中国算是个盛世，晚期，开始走下坡路，渐渐不行了。他死的那一年，是18世纪最后一年，而那个时期，世界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欧洲的国家开始搞革命，资产阶级把他们的国王赶下台，自己登上政治舞台，尤其最为显著的是法国大革命。而乾隆死了之后，清王朝还摇晃了近两百年，乾隆的子孙还继续维系着那个旧秩序，不思变革，苟延残喘，即便是难能可贵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一次是轰轰烈烈开始，悄无声息结束，一次是大张旗鼓开锣，狼狈不堪收尾。

　　当英国人发起鸦片战争的时候，乾隆的孙子道光一身补丁，还在自诩着：朕勤政爱民、简朴节约、体恤百姓。他的百官纷纷效仿，一个朝廷，一堂的补丁，而随后的赔款，那白花花的银子赔出去够让道光受气的了。到了乾隆的曾孙咸丰的时候，国家开始爆发危机，一群农民打着另一个天国的旗号发起了暴动，首脑叫洪秀全的人很聪明，他也搬进来西方那一套，可是农民毕竟是农民，不仅仅学不像，还走了样，当洋务运动的领袖们率领一支所谓卫道的湘军、淮军打到南京的时候，这个农民起义者也像当年他们所要反对的人一样，滋生腐败，一步步堕落。

　　于是，历史记住了洋务运动，肯定了这个由统治阶层内部开始的富国强兵的举措。

　　洋务运动也是向西方学习，虽然最后跟洪秀全搞的那个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制度的命运差不多，但是，作用明显不同，只是终归没能挡住列强的炮火，国家仍然继续腐朽和衰败。

　　知识分子看不下去了，他们开始丢弃八股文章，搞起了公车上书，大谈政治。这一次，坐朝的光绪没有把他们定罪兴文字狱，还有模有样把他们召进宫，请他们开始变法。只是遭到狠角色慈禧的反对，她也发起了颐和园政变，不仅仅杀了戊戌六君子，还软禁光绪，这下子，国家命运被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掌握了。

　　你一个妇道人家，掌权就掌权，又没有这个本事，不断地割地赔款，不断地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自己猫到了西安。

　　国家命运堪忧啊!当年马背上得天下的满清王朝渐感不支了，原先汉人还哑口无言，甘于受命，现在看来不行了，一群群革命者出来说话了。他们说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于是，一场被称为辛亥革命的火种从武汉燃烧。

　　我写这篇文章，取名字《江城血》，一经查实，用江城做别名的城市居然不止武汉一个，芜湖、吉林也说自己是江城，但是，要提起“血”字，恐怕只有武汉的历史最值得后人揣摩吧!

　　有一部电影叫《辛亥革命》，明星阵容很大，票房很高，尤其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

　　我虽然没有看这场电影，但是在历史的特殊日子，我想起了100年前的那场腥风血雨。辛亥革命喷洒了第一场“江城血”。

　　我想打住，先说说“革命”这个词语。

　　“革命”一词，大约最先出自《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两位西方学界鼻祖好像都谈论过革命。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在其《罗马史》中把罗马共和国的建立看作是一种道德行为，认为这是有道德的人战胜了塔奎尼乌斯王的统治。美国政治家杰克·A戈德斯通认为，革命就是“不同集团，其中包括前政府，都力争使自己成为中央权力”。还有说革命是一种发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途径，比如先前说到的亚里士多德，他在其《政治学》中写道：“有些人看到和他们相等的他人占着便宜，心中就充满了不平情绪，企图同样达到平等的境界。另一些人的确有所优越，看到那些不能和自己相比拟的人们却所得相等，甚至反而更多，也就心中激起了不平情绪。” 而更有观点称革命是一种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例如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曾经指出，革命就是消灭和改变僭主统治的过程，就是恢复正义和正当秩序的过程。

　　当然，研究革命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我是写散文的，在此不便多谈。

　　不管如何，革命无非就是工具、手段、方法、目的构成的集合，无非就是包含战争、理论、口号、旗帜、推翻、建立等元素。革命是有颜色的，也是有区分的，无论学者如何定义，革命永远充满着鲜血和死亡。

　　我倒是这样的理解，革命是血肉的躯体加上愤恨的精神，在一面标榜进步和高尚的义旗下，动员少部分知情者和大部分无知者起来反抗，推翻压制的旧秩序，进而想建立先前被压迫的那一部分人理想的新秩序。

　　知情者闹革命是为了某种精神高度的追求，无知者闹革命，大部分出于食不饱腹，或者受到某种精神冲击和心灵鼓动。

　　看了一堆堆历史真实的材料之后，你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永远不能排除私有化的动机，为了利益、为了地位、为了权势，这也是革命的动机，不管什么阶级、什么人群、什么派系的革命，都离不开有这种初衷的存在。总之，革命是需要流血牺牲的，是充斥恐怖和可怜的。

　　我总是在这样庄严的时刻想起张养浩的那一首《山坡羊·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

　　意踟蹰，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作了土。

　　兴， 百姓苦；

　　亡， 百姓苦。

　　大概唯有这首元曲足以表达我内心真实的感受和想法吧!

　　站在武汉，回溯历史，烽烟早已不在，而故事却未曾如烟散去。我想再来说说那一场浩浩荡荡的辛亥革命。

　　民主共和是孙中山等第一批觉醒的革命者提出的，当武汉大闹革命的时候，他却在美国奔走，目的是去美国筹集资金，因为闹革命的确缺银子，。

　　有一个组织逐渐在武汉新军中壮大，名字很奇特，叫“文学社”。当然这个文学社不是什么文学组织，而是一个革命团体。与文学社一样担当武昌起义大任的还有一个组织“共进会”。

　　满清王朝到处碰壁，外国列强的炮火、太平天国的起义、陕西捻军的闹事等等，实在是让人折腾，清王朝开始觉得自己底气不足，需要补补了，于是大搞洋务运动。武汉曾经也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之地，张之洞就是继湘军首脑曾国藩后的又一洋务运动的领导人物，他在武汉训练的“江南自强军”也称为新军。武昌起义打响之前，新军队伍中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这是以后武昌起义的核心力量，这部分革命力量几乎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当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等人领导的同盟会起义军在广州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武昌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也在筹划一场军事行动。

　　这刺激了紫禁城里那些敏感又脆弱的神经，清王朝看到了全国各地都有蠢蠢欲动的革命分子，恐怕是越来越难以收场。清王朝不得不装模学样，心上一计，不就是要搞什么民主共和的名堂么?我也有办法，先拿出来秀一秀。于是，他们开始听取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在北京成立什么皇族内阁，大搞立宪，实际上还是换汤不换药，这样极大地伤害了各地立宪派的感情，令人大失所望。

　　四川也开始让清王朝头疼，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开始，酿成民变后，北京紫禁城内像一锅煮沸的汤，朝廷千方百计想办法镇压，可是此时，到何处调兵呢?偌大的大清国，四面楚歌，到处是战火，朝廷只好想起了那支新军，湖北隔四川较为近，派兵前往镇压算得上方便，于是，大批的新军领命从武汉出发入四川镇压。

　　此时，武汉的防务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时机到了。

　　可怜的那个小皇帝溥仪!当时还只有五岁多，当一个孩子还不知道所面临的惊险和恐惧是什么的时候，他只能左右在大人的哄骗之中，弱小的皇帝，在宝座上大哭大闹，他哪里知道什么是革命。而那些高呼着要推翻这个小孩子统治着的朝廷的新军革命党人，大部分也不过只是一些刚步入成年不久的年轻男子。

　　革命好像永远是年轻人的事情，拿破仑参加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只有24岁左右。年轻人满腔热血，对未来总是充满信心和抱负，尤其善于接受新思潮，在武汉新军中大呼革命的也是一群敢想敢干的年轻人。

　　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文学社和共进会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27岁的蒋翊武当时是文学社的负责人，被推举为总指挥，31岁的孙武是共进会的负责人，被推举为参谋长，30岁的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

　　而后来正式投入战斗领导的熊秉坤不过26岁，吴兆麟不过29岁。都是一帮血性汉子。正是因为年轻气盛，革命党人躁动不安，那鼓动在心中的气焰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遇到火星即可爆发。事情果真不像计划中的那样，发动起义的消息被走漏。

　　10月9日，共进会的负责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好在孙武虽然受伤但是最终脱逃，但策动起义的那些文字资料和部分旗帜等被搜走。

　　那俄国人早已和湖广总督瑞澄相交甚好，大概也像书中所言那样，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吧!瑞澄闻得此事后，立即下令全城戒严，派重兵搜捕革命党人。

　　蒋翊武闻讯，心中觉得此时情况不妙，他左思右想，时而握拳，时而拍桌，咬紧牙关，他决定就在9号夜晚发动起义。他马上派人给新军各营送信。

　　不巧的是，当日晚，革命者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途中被捕。

　　辛亥年10月10日清晨，武昌城金风瑟瑟，被逮捕的三人一同斩首。

　　新军革命者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发动起义，由吴兆麟担任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

　　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军攻打湖广总督府，那一刻，武昌沉浸在轰雷的炮声之中。

　　次日的黎明来得那样沉甸甸的，旭日如血，照得长江两岸通红。

　　湖广总督瑞澄逃走了，武昌城被革命党人掌握了。

　　当一群年轻人凭借热血肝胆掌握了一座城市的时候，这一下子，他们懵了，开始不知所措起来。革命领袖孙中山当时在美国，而其他领袖人物宋教仁、黄兴等也一时半会赶不到，这帮年轻人徘徊不定，他们甚至开始了争吵。于是乎，情急之下，他们却请来了原本是清朝的官员黎元洪，请这个人出面维持大局。

　　当革命者找到黎元洪的时候，他正躲在桌子底下，抱着头大声疾呼：“不要杀我”。当黎元洪明白是一回什么事情之后，他居然振振有词地斥责这群年轻人冒天下大不韪竟敢闹革命，还宣称这是要杀头的罪孽。但是，年轻人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革命的热情丝毫没有被震慑，反而把黎元洪说服了，从此，黎元洪成了武昌革命队伍的重要首领，他自己不是彻底的革命者，大概他也清楚到即使自己回到王朝的阵容，肯怕下场也是不得好死吧!

　　这群新军革命党人，他们用血肉涂抹了旧王朝的旗帜，在当时那个死气沉沉的中国大地用炮火和枪弹打出了一个新的思维来，从此，老百姓开始知道有一种救国的办法叫做革命。

　　梁启超曾经和孙中山就改良和革命的问题发生过争议，但是，辛亥革命之前，大部分老百姓是知道梁启超所谓的改良路子的，而革命等思维大概仍是新的模糊的意识，鲁迅先生写了一篇小说《药》说的便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用辛亥革命中英雄的血治病，他是想说明百姓对革命的麻木不仁，也是想说明革命思维在老百姓中的流行程度和认知程度。事实上，当辛亥革命轰轰烈烈了以后，很多老百姓他们的确是不知道革命党和朝廷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谁是谁非?到底革命党要做什么?在中国茫茫的土地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在冉冉升起，之后的革命奋战者都在为这个巨大问号寻找答案。其实，两千年的封建思想毒害之深，光靠一次两次的革命想清除掉，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年轻人敢于打破旧秩序，用革命的方式倡导新的革命式的中国救亡思维，他们的确开创了历史，用血在写着丰碑。

　　历史不要给这群年轻人太重的负荷了，他们已经很了不起了，他们并没有革命经验，却打胜了武昌一仗。武汉城内至今保存着那栋写满血腥历史的建筑——武昌起义门，还有它在注视历史、观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