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1946— )湖南衡阳人，著名作家。主要著作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2002年被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湖南省优秀专家”称号。现为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湖南省文联名誉委员。

　　时代成就了作家

　　——访长篇小说《曾国藩》作者唐浩明

　　能在上海采访唐浩明先生，对我来说纯属偶然。

　　1月29日下午，友人来访谈及长篇小说《曾国藩》的作者唐浩明又推出他的长篇力作《旷代逸才——杨度》，这天上午专程来沪签名售书，地点就在距文汇大厦咫尺之远的乍浦路一家书店。又说唐先生次日就将离沪。也许因为记者生涯总是来去匆匆，很少有时间读完一部长篇小说，两年前偶读《曾国藩》，被小说作者驾驭历史题材的功力以及刻画人物的力度和深度所折服，兴奋之余，有意作深一步的采访。只是一来作者远在湖南，无缘谋面，二来小说面世后很快形成宣传热点，似也难以再说什么。这事就搁下了。而今唐先生来沪机会难得，至少应见上一面，我却失之交臂，不免有些怅然。谁知下午五时许接到朋友来电，说唐先生晚上有个与上海部分新闻出版界同仁见面的活动，问我有无兴趣参加。这消息令我大喜过望，立即整装前去。

　　与唐先生虽素昧平生，乍见面却有一种面对熟友的感觉。他个子不算高，却方面隆鼻阔口，天庭饱满开朗，一派智慧型学者的气度。陪同他前来的唐夫人王月霞于白皙端庄中透出几分干练。在交谈中，唐先生态度从容自然，语句热忱实在，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活动结束后，我感到意犹未尽，决定随至唐先生伉俪下榻的所在，作进一步的采访。我们一见如故，环绕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和形象塑造，促膝长谈，直至深夜。

　　一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一个历史人物。他出身农家，祖辈与功名利禄无缘。28岁他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十年七迁，37岁成为内阁学士兼礼部尚书。这么年轻的二品大员，在清代湘籍官员中并无先例。他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头号“功臣”，又是以儒家为主体、理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忠诚推崇者，近代史上不少政治领袖人物深受其影响。他身后的这一百多年来，褒之者誉之为“一代楷模，治世能臣”，是“一代伟人”，贬之者毁之为“汉奸、卖国贼”，“曾剃头”，是“千古罪人”，评价天壤之别，作为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唐浩明，尽管熟知这个人物，但并未想到要作深入的研究。改变他这一想法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上半期受命担任编纂《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之后。

　　据唐先生介绍，曾国藩生前有个习惯，不论身处何时何地，也不管战事政务如何繁忙紧要，都要文书将其所写的奏折、书信、诗文和日记录下副本，派专人定期送回老家湖南湘乡(今双峰)荷叶塘保存。他去世后，这批材料就成了曾家的传家宝，世代典藏，秘不外传；曾的门生、弟子曾作过部分整理，出版了《曾文正公全集》，然只有500万字，不及其半。土改时发现了这批材料，有人主张一烧了之，但当时主持省文物工作的一位领导意识到这批材料的文化学术价值，不仅未予同意，而且保存起来送至长沙，藏于湖南省图书馆内，藏处偏僻，虽历经政治运动，却无人注意，侥幸留存至今。直至80年代初期，在改革开放的宽松学术气氛中，整理编辑《曾国藩全集》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古籍整理规划，这批尘封湮没了三十余年的材料得以重见天日。而编辑重任却落到了刚分配至岳麓书社工作的唐浩明的肩上。

　　唐先生告诉我：他从小爱读文史类书籍，担任《全集》的责任编辑，对他来说既是一次极好的机遇，又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接任务的头几年，他一头扎进故纸堆，在曾国藩留下的1500万字的奏折、书信、诗文、日记中遨游，并进行诠释、研究、整理。还找来了过去出版的几乎所有研究曾国藩其人的论著，阅读了大量与曾国藩同时代人的专集和著述，旁及各种正史、野史，这样得以从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学术思想、人才思想等方方面面对曾国藩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并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10余万字的学术论文，其目的是为了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告诉世人，以便更恰当地评价这个具有复杂思想和历史背景的人物。

　　就在他离沪后的一周，我读到了他应我要求寄来的两篇学术论文：一篇是《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与知人善用》，一篇是《曾国藩非汉奸卖国贼辨》。前者论述了曾国藩的人才思想。曾国藩善于识人、用人，他所荐拔的人员，如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等，都是世所公认的杰出人才。仅从仕宦一门看，据现有部分资料统计，曾一手创办的湘军中官至总督者13人，尚书1人，将军1人，巡抚13人，布政使11人，按察使7人，提督21人，总兵17人，副将6人，道员14人，均为实授。尽管对曾的政治评价不一，但他对人才的态度，无论毁者、誉者，都是交口称赞的，论文从曾国藩如何辨识人才、用人方法等方面予以分析论证，资料翔实，思路清晰，颇具说服力，因而被推荐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首次人才研究会论文。

　　至于《曾国藩非汉奸卖国贼辨》一文，则把曾国藩放在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的反动、落后、腐朽暴露无遗这一时代背景中予以分析论证，文章通过几项重大政治事件，特别是曾国藩在经办天津教案中的表现，剖析他奉命处理此案的主要措施，如官员革职，凶手正法，赔偿损失等，提出“从原则上说曾并非汉奸卖国贼行为”说。但又指出曾的所作所为是清廷整个软弱屈服的外交路线的产物，他的举措虽非汉奸卖国贼行为，扮演的却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是一个在外国强权面前丧失民族尊严的软骨头——为求和局害怕战争不惜委曲求全。文章还认为曾国藩政治思想极其复杂，而忠君则是其主线。沿着这条主线考察其生平功过，对人物的评价就不是简单的褒或贬了。这篇论文发表于1988年1月，其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态度及认真的分析考察，引起海内外的广泛注意。美洲《华侨日报》立即予以摘刊。

　　这10万字闪烁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奠定了唐浩明成为曾国藩研究学者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二

　　然而，唐浩明先生并没有到此为止。编《曾国藩全集》，他花了十年工夫，与曾国藩打了十年交道，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故纸堆中与曾国藩进行了十年的对话”。他感到自己在逐渐深入理解曾国藩的内心。这个曾显赫一时的人物既非圣贤完人，也非千古罪人，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深刻悲剧内涵的人物。他的悲剧在于理想与所处时代的矛盾，他生在一个百孔千疮、行将就木的腐朽王朝，而却想通过自己的毕生努力化腐朽为神奇，重建周公、孔孟伟业。这就注定他只能扮演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悲剧角色。其信仰愈坚，才干愈卓绝，悲剧色彩就愈浓重。这富有传奇色彩的一面，激发了唐浩明浓厚的文学兴趣。身为文学硕士的他，深为曾国藩身后100多年来没有一本以他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而遗憾，他决心填补这一空白：要将这个被视为“千古罪人”和“一代完人”的抽象概念变成个活生生的人。

　　从文化底蕴发掘曾国藩独特的个性，是他写曾国藩的最大冲动。他说，曾国藩留世的1500万的文字并不都反映他的真性情。奏折大都是由幕僚起草的官样文章，无甚发掘价值。只有早年的家书、诗文、日记，反映他在修身养性方面的严肃认真。那种自己与自己作斗争的精神，锻炼培养了他异乎寻常的意志与毅力，尤其是家书，一千多封近百万字，从20多岁进京做官到逝世没有中断过，收信人有他的祖父母、父母、叔父母、弟弟，夫人，儿子各色人等，涉及内容大至军国之事，小至吃饭穿衣，比较接近他的日常性格。而作为《家书》的责任编辑，唐先生从整理、校点、看清样、初版，以及重版时的审读，前后通读不下五、六遍，可说已烂熟于心。这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从中揣摩曾国藩的个性，发现其极为复杂矛盾：既魄力宏大，又胆气薄弱；冷酷残忍，又温情脉脉；老谋深算，又轻信人言；敢于斗争，又忧谗畏讥；自强自立，又相信命运；严肃冷漠，又诙谐风趣。而这一切源自他内心世界的两个基础，即资质与学养。唐先生说，曾国藩的资质与常人无异，天赋并不卓越，但他的学养却是超等的。他从小接受良好的系统教育，入京前师从湖南著名学者欧阳凝祉、汪觉庵、欧阳坦斋等，考中秀才后入岳麓书院，进翰林院后更拜一代名师唐鉴攻理学，加上湘学重性理，讲节操，立足经世致用，造成湖南读书人平日切磋学问，砥砺品行，一旦风云际会，出而担当天下大任的特点。

　　为写好这个人物，他学习施耐庵写《水浒》将108人绘画贴于壁以激发构思的办法，将曾国藩存世的一幅照片及一幅画像反复琢磨，又从与曾氏四代孙的交往中捕捉其外形特征，设想从文化视角来涵盖、粘合其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道德冲突，把人物置于100多年前清廷与太平天国的矛盾、满汉矛盾、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清皇室宗派矛盾、官场内部斗争等五大矛盾之中，探究人物的心灵。同时抓住曾国藩心理性格中理学名臣的儒雅风采与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的严厉残酷，防范型文化心理与进攻型性格，坚毅不拔的意志与自我压抑的感情，军事统帅的荣贵威严与乡村农民的艰苦朴素这几对矛盾，把曾国藩昔日根基与后天发迹，内心痛苦与表面辉煌，内在器宇与外在风采尽现笔底，以期写出他复杂的个性及内心世界。

　　唐浩明先生说，过细地品味曾国藩的文字，发现他一生精神上苦多于乐。他创办的湘勇与清正规军绿营矛盾，湖南地方文武矛盾，在江西时因饷银事与江西官场水火不容……而最大的矛盾则存在于他与清廷之间。抓住这点，唐先生是以浓墨重彩、千钧之力投入写作的。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君主，莫不对拥有重兵、建有殊勋的军事将领怀有戒心。咸丰皇帝毫不例外。与太平军交战中，湘军攻城略池，战功赫赫，曾国藩作为湘军统帅，自不可免地成为咸丰的猜疑对象，何况他还身处汉满矛盾的特殊背景。小说在展现处于这一矛盾中的曾国藩时，不惜篇幅以刻画其性格。如第一部第五章第四节，写曾国藩踌躇满志，血祭出师，准备率领湘军赴武昌作战，忽接上谕，说他不该奏请原湖北巡抚入乡贤祠，本应革职，现开恩降二级使用。奏请已故巡抚入乡贤祠不过小事一件，即使不当也不至于革职或降级，清廷大做文章，无非给他当头棒喝，警告他不可得意忘形。湘军打下武汉后，清廷本给他一个署理湖北巡抚的赏赐，但没几天又取消改以兵部侍郎衔率师东下，据说是有人进言，曾国藩在闾里一呼百应非朝廷之福，咸丰大悟，即撤去前命，不给他以地方实权。

　　小说写曾国藩深知朝廷用心，以韬晦之略保全自己是很成功的。为减少皇上及满蒙诸贵的猜忌，排除人为障碍，他有意将满人推出来，前期他看中塔齐布，将他从一个参将越级提拔为湖南提督，充当湘军头领，每逢打胜仗报捷，总把他的名字排第一，自己屈居第二。南京打下后，清廷几乎在下达封赏的同时，严旨斥责曾国荃放走幼天王、李秀成等人的失职行为，教训曾国藩不要居功而骄，庶可长保恩眷，并随即将曾国荃开缺回籍，又令速减湘军。熟读史书的曾国藩当然知道兔死狗烹的前代悲剧，更知满人朝廷对他并不真的信任，赋予军权无非利用他而已。为保护自己、家族和整个湘军的利益，他以最快速度，果断地遣散湘军，对上下左右都保持一种无功可居的谦抑退让之态，安慰心中不服的九弟，很快打发其回原籍，从而避免功高震主的不测之祸。小说这部分的刻画，细节上虽有虚构，但大事件是符合当时的史实及曾国藩的性格发展的。

　　唐浩明先生认为，曾国藩一生最大的悲剧是他的吏治和自强之梦的破灭。小说第三部分用很大篇幅作了反映，通过这写出他个人性格上的弱点以及给他的事业所带来的影响。晚年的曾国藩终于看到自己亲手创建的湘军走向它的反面，朦胧意识到湘军很可能由朝廷的保卫者变为其掘墓人。事态朝违背自己心愿的方向发展，自己却回天无力，这种悲剧色彩笼罩整部作品。尽管有事功，有大抱负，使曾国藩有别于一般大官僚，但时代的巨轮向前，他个人必然落到如此悲剧的下场。唐先生说：曾国藩的悲剧不同于岳飞、韩信，他不是怀才不遇，才未尽用，或大才小用，他有大才，也得到发挥。他的悲剧在于抱负与时代的错位。

　　三

　　当谈及创作《曾国藩》的体会时，唐先生认为：揭示历史的深刻内涵，在于借鉴前人用心血、智慧乃至生命换得的教训。而要让这教训伸手可触又取决于作品的艺术真实，让人物有血有肉地活在当时社会里，让社会流动在人物的言行中。曾国藩过去被许多人看作为“立德、立功、立言”的完人，而今事过境迁，当年的功业可能是今天的罪过。倒是道德文章及文人心目中的人格理想，能产生更久远的影响。曾国藩作为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培育的封建末世的最后一个大人物，有他的卓越，也有他的悲剧色彩，他想以传统文化规范自己，有其正面积极的一面，而他死守传统文化对其消极面不惜抱残守缺，必然日趋反动。只有他的道德影响长盛不衰，在曾氏家族绵延不绝。其后代人才辈出，至今190余年间至第八代孙，共出有名望的人才240多人，如此旺盛之家，中外古今罕见。这恐怕还得归功于他严谨的家教、良好的家风以及富厚的藏书。

　　年前，唐先生化了11年心血编就的1500万字、共三十卷的《曾国藩全集》，已经面世，初印8000套，定价5百余元，已经售罄。而他的小说《曾国藩》轰动效应至今不衰，初版至此已重印了18次，总数为57万册，发行全国各地(台湾同时印行不计在内)。我赞叹唐先生的勤奋，而他却说：这是因为我生活在当前这样的年代。勤奋固然重要，但如果倒转20年，我再勤奋也不可能有所作为，我的观点也不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时代为人们客观地科学地重新研究、认识一些历史人物创造了较好的条件，我不过是应时代潮流而动罢了。他的夫人王月霞插言说：为写《曾国藩》，他整整花了八年工夫，三年准备，五年写作，其间除编《全集》外，全部业余时间都花在写作上，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日，日常生活中一切必要事务都降至最低限度。局里要安排他当社领导，他再三推掉了。唐先生接口说：时不我待，机不再来。不如此又怎能挤出时间呢?

　　唐浩明先生本人身世也颇有传奇色彩。他生父唐振楚，早年就读由蒋介石任校长的国立政治大学，在蒋经国负责的研究生部毕业，不久即被蒋介石召至身边任文职秘书。1949年奉命携夫人仓促赴台，未及将寄居伯伯家的三个孩子带走，唐浩明即其中最小的一个，时二岁。因与蒋介石、蒋经国的师生之谊，唐振楚赴台后仕途颇顺，1978年入阁，任参选部部长，在此位置上退休，现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而在大陆的唐浩明，由于伯父无力抚养，后来被过继给一位理发师当儿子，改名邓云生。尽管他酷爱文史，学习优秀，高中毕业后却顾虑身世背景，不得不放弃理想而投考非重点的水利学院，毕业后当了一名水利技术员，直至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研究生，从此才改变了一生的命运。他对时代的感慨确是由衷之言。

　　1993年唐浩明应邀赴台湾参加曾国藩逝世双甲子纪念活动，全家同去台湾耽了三个月，与分别多年的父母共度春节，享尽天伦之乐，两个女儿在台湾读大学陪伴祖父母，他本人自台湾归来后，又埋头书斋，写出了反映杨度一生事迹的长篇小说《旷代逸才》。他对我说：曾国藩和杨度都是上个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只不过曾国藩是成功知识分子的类型，而杨度则是不成功的知识分子的类型，后者虽不成功，但不成功中同样顽强表现生命的自我价值，其苦苦追求近于痴迷的精神，如能写出来，通过这段历史探讨中国前进的步伐为什么这么曲折，同样有助于认识中国知识分子以及社会前进的过程。他希望作品能带给人们凝重的思考和启示。

　　从他炯炯的目光中，我读到了执著——那一种心存一意，无怨无悔地干着自己认定的事情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