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走出山门后的贺绿汀，在革命风雨中经受磨炼，孕育了其音乐细胞中的抗争精神。

　　1926年秋，北伐军已经打到两湖、宝庆地区，工农群众运动随之蓬勃兴起。在这一大好形势鼓舞下，贺绿汀回到家乡，一方面在宝庆县中、县立师范及母校循程小学教音乐、美术，一方面到街头演讲、表演节目(拉小提琴)、画宣传画，面向群众做宣传鼓动工作，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呐喊助威；同时还创作了一些儿童歌曲供教学之用。

　　同年10月中旬，为抗议英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万县惨案”，中共宝庆地委发动县总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数千人，和国民党宝庆县党部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反英示威大会。贺绿汀参加了这次抗议活动。这一大快人心的事件轰动了湖南。贺绿汀在革命斗争中，表现无畏无惧，斗志坚定。1926年10月在邵阳城西一间楼上的小房间里，在镰刀斧头的红旗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便被派到宝庆城关下墙地区泥瓦工人党支部任书记。

　　“四·一二”事变后，大革命的形势急转直下。同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发生后，邵阳地区的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大批被屠杀，贺绿汀被迫逃亡，先到长沙，随后去武汉，投奔在北伐军第三军政治部，当时他三哥也在此任职。不久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武汉一片白色恐怖。他只好又潜回宝庆乡下，想暂避一时再作他计。不料到家第四天，在城里的大哥就连夜赶回来报信，说是反动派要派40条枪下乡来抓他。情况十万火急，他只好又匆匆上路。先与一伙从贵州经湖南去江西的鸦片贩子混杂在一起，抄小路，躲关卡，风餐露宿到了桂阳，再南走韶关，乘火车到达广州。经与当时已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团部工作的三哥联系，被安排在黄埔同学会住下，化名贺小萍，担任管理员之类的工作。

　　这年12月，贺绿汀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又随部队突围，并参加部队整编，作为新建立的红军第四师成员，边走边打，日夜行军，经花县、从化、龙门、紫金，转入海陆丰根据地。到了那里之后，他再化名贺如萍，离开部队到彭湃领导的中共东江特委宣传部工作。他所作的《暴动歌》——我国最早以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为题材的歌曲之一，就是这期间的产物。

　　1928年初，贺绿汀离开海丰，取道香港去上海。2月到上海后，即按香港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带着用密写药水写的介绍信，到指定地点接头，但几次都吃了闭门羹。几经辗转，投奔在南京那里当小职员的大哥的儿子。不幸被同乡土豪发现告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关押在南京狱中长达两年。1930年1月出狱后，贺绿汀来到上海。于1931年2月再次报考音专，以正取生入该校选科，选修理论作曲和钢琴，在上海国立音专期间，他曾向查哈罗夫、阿克萨克夫学钢琴，并拉得一手好小提琴。曾一度流传他两次靠小提琴救命的轶事。一次是他在南京下关候船时，敌人见他这个身穿长衫、拎着一把小提琴的穷教员行色可疑，就要他当众拉琴，以“验明正身”。为了不暴露身份，贺绿汀便拉了起来，因此瞒过了敌人。又一次，他乘火车去天津，刚刚落坐，突然上来几个鬼子兵，怀疑他身旁的小提琴盒里藏有武器，贺绿汀随即熟练地拉了一曲，这才被放行。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音专因受战争影响宣布停课，贺绿汀不得已辍学，在炮火声中离开上海到了武昌，经岳云音乐教师陈啸空介绍，到私立武昌艺专音乐科任教，同时在武汉中等师范及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兼音乐课。在此期间，他将普劳特和《和声学理论与实用》逐章翻译出来作为授课讲义。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完整、系统地引进欧洲近代和声理论的译著，1936年出版后，成为我国三四十年代音乐工作者主要的和声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