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影响的早期女作家，1894年10月11日生于湖南醴陵农村一个地主家庭。父亲袁雪庵，在外作官，任过山东省、云南省财政厅长等职务，是一位在政界有影响的人物；而母亲却是一位农村妇女，一生养了四个女儿，袁昌英是老大，三个妹妹都不幸夭亡，她成了家中唯一的女儿。后来母亲在亲戚邻里的白眼和耻笑声中郁郁而死。母亲的不幸，直接影响了这位孤女，她奋发自强，要为妇女争光的思想一天天形成。

　　袁昌英结束了幼年乡间的私塾学习后，被父亲接到上海，进入教会学校——中西女塾，学习英语，开始接触西方思想和文化。

　　中学肄业后，袁昌英于1916年靠父亲的供给，自费留学英国。在英国，袁昌英认识了中国留学生杨端六、周鲠生、李四光、张奚若、皮宗石、陈源(西滢)等人。杨端六是湖南长沙人，家境贫寒，早年加入国民党，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曾经被捕，后来避难日本，又赴英国伦敦，修经济学。袁昌英很敬佩杨端六，他们情投意合，很快订了婚。不久，杨端六先行回国。

　　袁昌英留英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平凡的日夜，在她以后的创造中留下了印迹。在《山居散墨》中，有一篇短短五百字的随笔——《模朗吟教授》，文章歌颂了一位英国老教授模朗吟女士，她得知儿子在前线为国牺牲了，但照样登上讲台。袁昌英用动人的笔触，描写教授不屈不挠、敛神忍痛，孜孜不息地履行自己的职务，表现出沉毅而悲壮的精神。在战乱的年代，一个东方女子在西方求学，同样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袁昌英这篇随笔就是很好的记录。

　　经过五年攻读，袁昌英在爱丁堡大学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那时，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女性为数不多，获得学位的更少。为此，路透社发了消息，中国报纸也登载出来。1921年，袁昌英回到祖国。

　　这时，父亲已经续弦，并又有了子女，但袁昌英与比她小许多的同父异母弟妹，感情极好，一家人住在北京西城砖塔胡同一个小院子里。就在这一年，袁昌英与杨端六结婚，她二十六岁，他已三十六岁了。婚后，袁昌英留在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院教书，她的丈夫又回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23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杨静远出生。为了在法语和法国文学上进一步深造，袁昌英把女儿交给父亲和继母，于1926年，又只身赴法国，入巴黎大学求学。

　　在巴黎，袁昌英结识了陈学昭等勤工俭学的留学生。远在异国，袁昌英经常想女儿想得哭起来，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日益加深。

　　两年之后，袁昌英又踏上了归途。

　　袁昌英来到上海，在中国公学任教，讲授莎士比亚。她的丈夫杨端六，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们家住在北四川路提篮桥，周鲠生、李四光、杨振声、刘秉麟、汤操真等，是与他们夫妇来往密切的朋友。杨端六在朋友中声望很高，在经济学方面已是学术权威了。

　　武汉大学创办后，袁昌英异常兴奋，她带着女儿先行来到武汉，成为第一批任教的教授。但在那时，却有风言风语，说袁昌英是沾丈夫的光，为此，她十分生气。其实，杨端六是一年之后才到武汉的。袁昌英认为妇女应当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领，在社会上自主自立，不依赖男人。

　　初到武汉，他们住在武昌昙华村南街。1932年，武汉大学在珞珈山的校址建成，便搬进山前一区教授住宅里。此后，杨端六除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还担当过法学院院长和教务长。1933年，袁昌英生下第二个孩子杨弘远。这时，大女儿杨静远已经十岁。

　　据周鲠生的女儿周如松教授回忆说：“袁昌英先生那时任武汉大学英文系教授，兼授第二外国语——法文。当时，法文有两个班，另班同学争相到袁先生班上听课。至今武汉大学老教师中，不乏曾从师袁先生学法语而得益匪浅的人。袁先生爱好读书，解放前，薪俸收入的颇大部分用来买书，解放后，几乎全部捐献给武大图书馆。袁先生一生主要时间从事教育事业，特别关心妇女教育，抗战胜利后，曾倡议创办一所中国女子大学，未能实现、她曾任武汉大学女生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办好女生食堂，管理好女生宿舍清洁卫生，开展女生课余文娱活动等等，无不躬亲。记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袁先生领导女学生(我是一员)，为马占山将军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奔走募捐，日夜赶制寒衣，深得男女同学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