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予倩(1889—1962) 湖南浏阳人，现代剧作家、戏剧表演艺术家、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有《欧阳予倩剧作选》等著作行世，一生创作话剧21部，戏曲27部。

　　欧阳予倩，著名艺术家、戏剧教育家，我国话剧的开拓者和戏剧运动创始人之一。原名立袁，号南杰，湖南浏阳人。自1907年在日本参加“春柳社”起，一直到1962年在北京逝世，他不间断地从事戏剧事业长达半个世纪，在话剧京剧表演、剧本创作、电影编导、戏剧理论研究、旧剧改革、戏剧教育诸方面辛勤耕耘，硕果累累，作出来巨大的贡献。

　　1889年5月1日，他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的一个仕宦之家。祖父欧阳中鹄，是清末的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著名学者，曾出任过广西桂林的知府。谭嗣同、唐才常皆是他祖父的学生。他自幼在家塾读书，唐才常是他的启蒙老师。读书之余，酷爱旧戏，常舞刀弄杖，扮演戏中角色。1902年，入长沙经正中学，同年冬，赴日本东京，在成城中学学习。一心想读陆军士官学校，故注意锻炼身体，次年毕业，终因眼睛近视未果。1906年返国，与刘韵秋结婚，三个月后，重返日本，入明治大学学校商科，旋即转入早稻大学学习文科。1907年，加入话剧团体“春柳社”并参与演出中国第一个完整的话剧《黑奴吁天录》。1909年，又演出了另一个大戏《热血》，扮演女主人公杜司克。演出在留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得到同盟会会员的高度评价，但同时却遭到清政府驻日公使馆的阻扰和反对。1910年，其父欧阳自耘因病赴东京就医，不幸去世，即扶灵回国，后在桂林祖父的府衙内阅读古籍。1911年秋，祖父去世，即返回湖南。

　　1912年应邀赴上海参加陆镜若发起组织的“新剧同志会”，在上海、苏州、无锡一带演出。欧阳予倩出身仕宦之家，又是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却不顾家庭和社会的反对和鄙视，甘愿做为世俗所歧视的“戏子”，其精神十分难能可贵。他决心已下，即使“挨一百个炸弹也不灰心”，以戏剧作为自己的志向，开始了长达16年的职业演员的生活道路。

　　1913年，他在湖南组织“文社”，写下了他的揭露和讽刺贿选议员丑行的第一个话剧剧本《运动力》，并演出了大量新剧，在长沙播下了新剧的种子。不久，“文社”被袁世凯的走狗汤芗铭封闭。1914年，返回上海与陆镜若等组织“春柳剧场”，演出并创作新剧，内容多是暴露封建礼教、洋奴买办、军阀政客的罪行，同情劳动人民、宣传民主革命、歌颂纯洁爱情和革命志士，对中国的话剧起了启蒙和促进作用，成为我国话剧运动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与此同时，他刻苦学习京剧，并正式登台演出。1915年，成为职业京剧演员。他大力创作剧本，仅编写的“红楼梦”就有九本之多，可惜多半未能保存下来。他演京剧虽是半路出家，但由于苦练基本功，博采众长，演艺日精，并在京剧的表演、布景、唱腔等方面作了多种改良的尝试，创造了独特的舞台表演风格，蜚声剧坛，曾与梅兰芳齐名，得到“南欧北梅”的赞誉。

　　由于痛感旧剧界的腐败和新型演员培养的艰难，1919年应张謇之邀，创办南通伶工学社，主持社务，任社主任。该社是我国最早的以科学方法培养戏剧人才的场所之一。他制定了学社的办社方针，其中有：“伶工学社是为社会效力之艺术团体，不是私家歌童养习所”；“伶工学社是要造就改革戏剧的演员，不是科班”。他亲自授课，并在课余登台演出，以作示范。他还创建了新型的更俗剧场，制定剧场规则，革除旧时剧场的陈规陋习。他十分重视教学与实践的结合，经常组织学生在本地以至汉口演出。三年间，学社培养了不少戏剧人才，终因与南通士绅意见不合，加之有人攻击他为“乱党”，使他的理想得不到实现而愤然离去。

　　1921年5月，与沈雁冰、熊佛西、郑振铎、陈大悲等组织“民众戏剧社”。1922年，又加入“戏剧协社”，作独幕剧《泼妇》和《回家以后》。他支持洪深男女合演的主张，《泼妇》即是我国话剧男女合演的第一个尝试。1925年冬，他对登台卖艺产生厌倦，步入影坛，在民新影片公司任编导。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先后编导了《玉洁冰清》、《三年以后》和《天涯歌女》三部影片，并自任其中两片中的角色。1927年，加入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并在田汉主持的上海艺术大学的 “鱼龙会”上自编自演了最后一出京剧《潘金莲》。1928年初，在田汉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任戏剧系主任。

　　1928年冬，应李济深之邀，赴广州筹建广东戏剧研究所，任所长。所内附设戏剧学校、音乐学校和大、小剧场各一所。他用先进的方法培养了大批新型的戏剧、音乐人才。在繁重的教学、行政之余，他写下了反映下层人民苦难生活、讽刺国民党腐败凶横、揭露封建伪道学丑态的《车夫之家》、《买卖》、《屏风后》、《国粹》、《小英姑娘》等剧本，还写了大量的戏剧理论文章(后结集为《予倩论剧》)。1931年秋，广东戏剧研究所停办，他在10月离穗抵沪，与应云卫等组织“现代剧团”。

　　1932年“一· 二八”事变爆发，他目睹19路军在上海各界人民的支持下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壮烈场面，也目睹蒋介石扼杀上海抗战的罪行，思想有了“显著地转变”。这可从他此时奋笔写下的19景的大型活报剧《不要忘了》和《同住的三家人》中清楚看出。

　　1932年冬，他到欧洲考察戏剧。到过法国，参加过法共所组织的工人晚会；到过德国，参观了乌发公司的摄影场；在英国时曾到莎士比亚故乡看过纪念演出；两次去苏联，参加了苏联第一届戏剧节，看了许多名著的演出，会见了普多夫金等著名导演，参观列宁格勒的冬宫。1933年冬回国，适逢19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的“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欧阳予倩十分欣喜，积极投入19路军的反蒋活动。不久，事败，遭蒋介石通缉，即去日本避难半年多。在东京时参观了不少摄影场，激起他“也颇想尝试一下拍声片的滋味”的强烈愿望。

　　1934年秋，回到上海，重新步入影坛。先后在新华、明星、联华等公司编导了一系列的影片，如反对封建军阀的《桃花扇》、暴露封建家族制度黑暗的《清明时节》、揭露资产阶级罪恶的《小玲子》、描写旧社会女艺人悲惨命运的《海棠红》和抨击旧中国上层人物种种丑行的《如此繁华》。抗战前夕，他是“上海电影界救国会”主要发起人之一，“中国文艺界协会”宣言的签名者，“电影工作人协会”常务委员。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他与郭沫若、田汉等组织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理事。同年11月，上海沦陷，他在日寇势力尚未控制的租界内组织“中华京剧团”，配合抗战救亡运动，演出了由他编导的的《梁红玉》、《渔夫恨》、《桃花扇》等京剧，表达他反对阶级压迫、反抗异族统治、歌颂民族气节的思想，曲折而巧妙地为抗战救亡服务，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此外还创作了《青纱帐里》、《曙光》等直接配合抗战宣传的话剧。欧阳予倩抗战救亡的艺术活动，招来了敌伪汉奸的注意。随着迫害的加重，1938年4月12日，他不得不离开上海，应马君武之邀，取道香港，辗转到达桂林。

　　这是他第二次入桂了。他同桂林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桂林，他着手进行桂剧改革，把京剧《梁红玉》移植为桂戏，也应国防艺术社之邀，帮排话剧。此外作文演讲，足足忙了4个月。终因与马君武在戏曲改革方面存有原则分歧，于1938年9月1日离桂抵港。在香港，他协助“中国旅行剧团”和由该团分化另行组建的“中华艺术剧团”排演话剧。单是为“中艺”就义务导演长剧11个，短剧3个，此外还写了2个电影剧本：《木兰从军》、《开天辟地》。1939年9月28日，他举家三度入桂，主持广西戏剧改进会，担任广西艺术馆馆长兼戏剧部主任、桂剧实验剧团团长，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历届常务理事。这次入桂，时间长达7年之久。在桂期间，他利用桂系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进行抗日宣传，创作了《忠王李秀成》、《越打越肥》、《战地鸳鸯》、《一刻千金》、《旧家》等话剧剧本，并大力进行桂剧改革，先后把《桃花扇》、《木兰从军》改编为桂剧，还创作了桂剧剧本《搜庙反正》、《广西娘子军》、《胜利年》等，此外还写了大量的文章，导演了20个左右的话剧，表现了充沛的精力和可贵的政治热情。1944年2月15日，西南戏剧展览会在桂林开幕。这是中国戏剧史上的空前盛会，历时3个月，与会者有来自8省团队戏剧工作者千余人，是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进步演剧运动的大检阅。欧阳予倩作为剧展的筹委会主任，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与田汉、熊佛西等一起为剧展的成功举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他于1945年10月20日返回桂林。经过日寇的浩劫，昔日文化城已成了一片废墟。他所苦心经营的艺术馆和广西剧场，也已荡然无存。“为引春风入芜城，再把锄头种新柳”，他慨然之余，重建了广西艺术馆，恢复文协桂林分会的活动，组织救灾义演。针对蒋介石反动面目的日益暴露、对人民实行严酷的思想控制，他写下了《保障作家创作自由的建议》和短剧《桂林夜话》、《言论自由》。1946年7月11日和15日，著名的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更激起他一腔热血，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讲。这些都触怒了广西国民党反动当局。他们指使特务造谣污蔑，并在《中央日报》桂林版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性的文章。欧阳予倩愤而辞去广西艺术馆馆长之职，于1946年秋离开了生活、战斗达7年之久的桂林。

　　1949年4月初，在党的协助下，他秘密离港，经海路进入解放区，抵达北平，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和第一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他是大会常务主席团成员，后被选为中华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委会主任。9月21—27日，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

　　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命筹建中央戏剧学院，1950年4月2日该院正式成立时担任第一任院长。在旧中国，他在南通、广州、桂林曾几次办过戏剧学校，但限于条件，多方受制，收效甚微。人民政权为他创造了发挥自己才能的良好条件，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一心扑在戏剧教育事业上，不顾自己花甲之年和有病之躯，辛勤劳作。他制定了科学的教学计划，并亲自授课。他强调演员要练好基本功，话剧演员要进行形体训练，尤其要念好台词。为此，他专门走访语言学家罗常培，学院也开设了台词课，他还兼任台词教研组组长。他提倡要用科学的方法总结和继承我国戏曲的优良传统，使话剧能从传统戏曲中吸取营养，故除了亲身实践以作示范外，还邀请各剧种优秀演员来校传授经验。他主张戏剧教育要和创作、演出、研究结合起来，故在学院创办了一所对教学和研究起示范和推动作用的实验话剧院。他平易近人，扶掖后进，工作深入，任劳任怨，处处以身作则，为培养我国新型的戏剧人才呕心沥血，作出了巨大贡献，全院师生员工都亲热地尊称他为“我们的老院长”。

　　欧阳予倩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之外，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他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在新中国成立后，思想上更是发生了质的飞跃，终于从一个民主主义的爱国者发展成为共产主义战士。1955年12月5日，他以67岁的高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誓言中这样说：“我前半生算是糊里糊涂地过了，45岁以后是多少有些进步。只有最近的6年才觉得活得真有意义，尽管我已经60多岁，还患着难治的关节炎症，我有信心愉快地活下去。我深深地感觉到中国共产党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最可爱的党。只有依靠党才有真正的生命，依靠党才能够对事业有信心，有勇气，有成就，对祖国有所贡献。从我40余年的经验证明个人奋斗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参加党的组织便可使渺小之躯发挥无限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