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是文化交流、传播知识的重要载体，优秀域外作品的译介与出版给中国读者带来了新知和新思，为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借鉴与思考。同时，中国本土的学者、作家也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展现出文化自觉，发出响亮的中国之声。

中西文化“对照记”

外国学者审视全球史或地域史的视角，与中国学者的切入点及研究方法多有不同，对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解读往往会产生奇妙的碰撞，撞出一出出中西文化“对照记”。法国学者米歇尔·帕斯图罗的“动物文化史”系列即为一例。

帕斯图罗是知名历史学家，也是动物文化史学界的达人。他于1972年发表博士论文《中世纪纹章系统中的动物意象》后，便致力于动物符号象征学与动物文化史学的研究，成果《狼的文化史》《渡鸦的文化史》《公牛的文化史》《鲸的文化史》均已有中译本。

帕斯图罗从动物的角度展现历史，撒开了一张交织着传说、神话，缀满形象与符号象征的大网。《狼的文化史》引起学者冯庆的思考，认为这本书“直面萦绕欧洲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问题，即如何对待人类本性中固有的野性”，某种程度上与以《狼图腾》为代表的中国小说构成了遥远的呼应。《渡鸦的文化史》通过令人恐惧的大“黑鸟”揭开欧洲文化的价值体系、公民意识构建方式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乌鸦”意象形成对照；《公牛的文化史》聚焦公牛在欧洲的形象变迁以及人们对权利、生命力与繁衍力的想象，这与中国人对公牛的认知大异其趣。

中国学者讲动物也谈历史，但更重考古与文物。例如知名学者李零的《十二生肖中国年》，聚焦古代文物和中国的民间信仰，谈十二生肖的来历、含义以及与古代汉族生产生活的关系。这些中外文化研究佳作，风格迥异，对照来读，别有一番意味。

关注现实问题，

对人类生存的共同关切

在引进、译介域外作品时，出版方一般会带着“问题意识”，期望通过译著让读者对所处现实及面临的实际问题产生关注和思考。例如，当下关于性别议题的讨论越来越热烈和深入，女性的生存状态、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和家庭角色探讨获得广泛关注，以上野千鹤子系列作品为代表的引进图书，始终保持着话题热度。

三联书店曾引进出版多种关注女性、母职等问题的图书，如霍克希尔德的《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时间困境：当工作和家庭被颠倒》，聚焦女性与职场、家庭间的现实困境；茱莉·菲利普斯的《逃生梯上的婴儿：创造力与母性的两难》侧重审视女性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例如为人母是否是一个女人成长和成就的终点，女性独立自由的精神在家庭空间中能否拥有、如何拥有等。

以《逃生梯上的婴儿》为例，这本书讲述了才华横溢的女艺术家、作家们作为母亲的经历以及她们为保持自我的创造性而采取的私密抗争——多丽丝·莱辛在自我认同和母亲身份之间面临选择困境；厄休拉·勒古恩在家庭生活中找到了稳定性；奥德雷·洛德按照自己的方式养儿育女；苏珊·桑塔格和安吉拉·卡特分别在19岁和43岁的时候成为母亲……这些母亲育有一个或几个孩子（多的有7个），她们创作时婴儿车就放在身边，因为追求创造性的工作，她们遭受过各种指点，如爱丽丝·尼尔就被婆家说“为了完成一幅画而把孩子丢在纽约公寓的逃生梯上”。

“把婴儿放在逃生梯上”当然是个谣传，她们需要的是“在自我与她的孩子之间拉开精神与时间的距离，这样她就能够保持在场，获得许可，拥有一星半点的自我，从而维护创造力”。

除了对当下现实问题的关注，涉及气候、能源、人口等问题的外版图书也在被译介引进。如持续关注这类图书的“新知文库”，早期有《气候创造历史》《碳时代：文明与毁灭》，近期有《自然新解》《生态现代主义》等。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也激发着本土作者的创作热情，如袁越的《人类的终极问题：未来篇》，直面“人类未来吃什么”“人类未来用什么”“人类未来烧什么”三个问题，探讨未来的农业、材料和能源，这也正是当今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

可以看出，西方作者与中国作者都在通过自己的专业学科背景与对人类生存的共同关切，表达各自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同理解。

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高光时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早在90多年前，就出现过一次极为成功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话剧《王宝川》在英国伦敦上演。1934年，熊式一将中国传统戏剧改编成英语话剧《王宝川》，在英国3年上演900多场，玛丽王后足足看过8次，并携孙女（伊丽莎白女王）同看。1935年，熊式一成为第一位登上美国百老汇舞台的中国导演，罗斯福夫人看后赞叹“迷人，有趣，含蓄，服饰华丽，令西方人大开眼界”。这是熊式一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欧美文艺界仰慕中国的辉煌时刻。

美国萨福克大学荣休教授郑达所著的《熊式一：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完整呈现了熊式一传奇的一生，更以熊式一为切入点，回顾了那段短暂却溢彩的中西文化交流岁月。熊式一的一生是20世纪知识分子与世界相遇的一生，他在牛津的家被称为“第二个中国大使馆”；他翻译了多种剧作，被徐志摩赞为“中国研究英国戏剧第一人”，陈寅恪用“海外林熊”并称他与林语堂……正如王德威所言，熊式一的“双语戏剧创作、多元事业轨迹，以及起伏的生命历程，无不折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世界的重层关联”。

熊式一在海外从事文化工作时，始终带有中国文化的自觉，他的作品是异域视野下的中国言说。除了熊式一的海外文学创作，这本传记中还提及蒋彝的《中国画》、“哑行者”游记作品、崔骥的《中国史纲》、唐笙的《长途归来》等，这些细节还原出一幅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和艺术家的创作图景——他们在异域发出中国的声音，表达中国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