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笑泉自《红蛇男孩》（1999）登上文坛后，其小说创作在题材方面存在明显不同的序列：县城青年、银行、巫傩文化、武术文化，最新的作品又聚焦于现代城市生活。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题材中，一方面是作者跳出舒适圈的尝试，另一方面更是其理论探索的不断深化。马笑泉的小说创作存在这样一条主线：描摹压抑的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并试图探寻解决之道。从阶段来看，其小说创作可分为这样三个时期，我将其命名为：“愤怒青年”时期、“礼失求诸野”时期与“反求诸己”时期。

一、理性牢笼中的血性青年

理性把社会铸造成一个“铁笼”（Iron Cage），这是韦伯对于现代社会的基本判断。官僚制遵循工具理性的逻辑，追求效率至上。现代社会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个人只是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其喜怒哀乐、品格兴趣都被忽略不计。人失去了自主性，社会流水线对人的要求就是成为一个合格的零件。1997年，马笑泉在长沙的一所金融中专学校毕业后，调入地方银行工作多年。这是其长篇小说处女作《银行档案》（2008）的创作来源，也是其对机械、冷漠的现代制度思考的开始。

对于现代社会的“铁笼”，马笑泉有一套自己的理解：“它实际上是一种行政暴力，就是你一旦受到这种‘软暴力’的侵袭，在这个过程中，要不你就彻底萎了，要不你就变形了，要不就是你在跟‘软暴力’的抗争过程中，自己成为软暴力的一部分。”马笑泉显然是不甘于忍受这种“软暴力”，再被逐步“制度化”。生于1978年的马笑泉在二十余岁血气方刚之时登上文坛，他小说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现代理性社会的不满，这可能与其成长环境尤其是在银行工作的经历有关。

于是马笑泉开始了“愤怒青年”时期。《幼兽》（2003）、《愤怒青年》（2003）、《带刀少年行》（2004）、《血性之美》（2004）、《猛虎迷途》（2004）、《斧头与蛇》（2004）、《江湖传说》（2004）、《带斧少年》（2006）、《小兽不哭》（2006），从这些小说名字就可以看出，力量与血性是这一时期马笑泉小说创作的关键词。马笑泉从熟悉的县城生活出发，敏锐地观察到小镇青年这一值得书写的群体。他们或闲散，或有组织，彷徨、迷茫与得过且过是他们脸上的标志。小镇中娱乐活动相对贫乏，治安管理也相对松散，为数不多的台球厅、歌厅、饭店周围便经常混迹着无所事事的青年。也正因为无所事事，他们才要寻衅滋事，以弥补少年人心中的空虚与无聊。

这一时期马笑泉笔下的人物大多具有强悍的生命力，他们不满现实的压抑，在快意恩仇中茫然地宣泄自己的愤怒，表现了在这个愈发理性的社会中，人的本性、“本我”的一面。《愤怒青年》中的楚小龙自幼无父无母，十五六岁便孤身前往县城和一群流氓地痞混在一起。他加入了大川帮，认识了兄弟虎头和“帮主”王一川。楚小龙自此靠着抢劫、偷盗、追账为生，他的生命中只剩下打架和女人。几年后，楚小龙渐渐在“道上”混出了声望，但不幸也随之而来。先是兄弟虎头被杀，随后又陆续被手下和大哥背叛。最终楚小龙自己也难逃法网，上了刑场。虎头的故事在《猛虎迷途》中得到补足。许金亭因为身材威猛且常常面露凶光而被人称为“虎头”。他十几岁便辍学混社会，加入了县城中的帮派。耿直的虎头只知道有仇必报，有恩必偿。不知道路在何方的他，只是终日横冲直撞，风风火火地活着。

2007年，这一年马笑泉29岁。在题为《我们是愤怒和行动的一代》的访谈中，马笑泉将“80后”称为狂欢的一代，将“70后”称为愤怒的一代。后者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他们更多地承担了时代转型时的观念碰撞和行为模式冲突。在“革命时代”与“改革时代”的夹缝中，“70后”在变革中成长。他们不只愤怒，更要行动。马笑泉说，《愤怒青年》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在同名小说集的《序言》里，马笑泉写道：“书中人物大多具有强悍的生命力，却沉沦于命运的黑洞不能自拔。他们叫喊、哭泣、疯狂地交媾或冷静地杀戮，惟求突破压抑，释放悲愤，在短暂的快意后却被更重的压抑和更深的悲愤所围困。”可以看出马笑泉对理性至上、缺乏生命力的现代人充满着不满与不屑。一如渡边淳一谈到《失乐园》的写作时说：“我有一种危机感，我感到人类已经迷失了自己的原点，他们不知道在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的反向极上，我们人类充其量不过是动物，既然作为生命的物体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们就应该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灿烂，重新唤回生物本应有的雌与雄的生命的光辉。”

马笑泉将其笔下的青年称之为“幼兽”，其《幼兽集》一书是关于八九十年代县城青年的成长笔记。其中的伤痛与迷茫，热血与烂漫，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时值二十世纪末，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和下岗大潮的到来，这个时期的中国充满着不确定性，所谓的“阵痛”也在此时发生。《幼兽》中，“我”的哥哥陈明，因其父母在“下海”潮中双双南下打工，导致了陈明“野蛮生长”的童年。他从小就偷鸡摸狗，恶迹斑斑，甚至盗卖铜铁、纵火取暖。《打铁打铁》的故事同样令人唏嘘，主角龚建章本是个有理想的少年，一心想要学一门打铁的手艺。但在科技时代，想从事这种重体力劳动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小说最后，迫于现实的无奈，龚建章在杀人之后亡命天涯。在这些歧路彷徨的青年人身上，可以同时感受到作者的冷酷与温情。

暴力不只存在于拳脚之中。卡夫卡的《在流放地》里，作者精心描写了一台构造精密的杀人机器，处刑者不厌其烦地讲述着其运行原理，并最终用这台机器亲手杀死了自己。卡夫卡把现代理性社会对人性的异化进行了具象化的表现，“流放地”的一幕幕就是社会这个庞大机器内的缩影。银行的工作经历让马笑泉深刻感受到了社会的“软暴力”，其长篇小说《银行档案》便是关于理性“牢笼”的正面描写。小说通过“互见”的手法，以不同编号人物档案的形式进行“散点透视”，讲述了银行行长龙向阳从呼风唤雨到一切权力、财富转瞬间烟消云散的一生。从描写具象的街头巷尾的暴力，到刻画抽象的社会“软暴力”，马笑泉开始思考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困境与出路何在。

二、问道江湖与文化寻根

在一篇纪念金庸先生的文章中，马笑泉详细讲述了自己年少时对于武侠小说的热爱，以及那些作品对于他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其“县城青年”系列作品中的拉帮结派与打打杀杀，更像是作者年少时冲动的写作。在其《江湖传说》中，通过王一川的老师、手下、情妇，以及追捕过他的警察等人的叙述，勾勒出在县城中叱咤风云、为祸一方的帮派头目王一川的一生。王一川为人狠毒，有管理人的手段。他在成立了“大川帮”之后，靠着打架、收账等非法行径，事业越做越大。为了维系自己的权力，一个个兄弟被他抛弃。社会的失序终究只是一时的，随着一次严打，王一川便锒铛入狱。

随着马笑泉写作上的成熟，其对“江湖”的理解愈发深刻。我们通常所说的“江湖”其实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权力概念。因为处于“江湖之远”，“庙堂之高”才触及不到。公权力的真空地带才会出现江湖。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中出现过短暂的失序，才让所谓的江湖儿女有了生存空间。枪在江湖中是权力的终极象征，拥有枪的人好像拥有了权力。贾樟柯导演的电影《江湖儿女》中，廖凡饰演的“江湖大哥”斌哥说，江湖里有枪的人才死得快。马笑泉笔下的主人公拿上了枪，就自以为掌握了权力，然而这样的权力其实是脆弱不堪的。自诩为“江湖儿女”，无非是市井之中的漂泊之人。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自然不会允许“王一川们”的存在。所以，便有了《离乡》中这样的对话——

在他手里已经没有什么江湖了。

难道江湖已经灭掉了？

那倒没有。反正公家管得越严，江湖就越小，管得越松，江湖就越大。

那现在呢？

看现在这样子，应该是有，但肯定不是过去的江湖了。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十多年没出远门了，心里也没谱。

我过两天就要出去了。

嗯。出去好。年轻的时候就要到外面闯荡，等老了，走不动了，还可以跟后人讲过去的故事。就算讲不动了，还有东西可以想。

马笑泉对于江湖的描写开始改变。其对于江湖的痴迷，既有对“理性牢笼”的不满，也是为摆脱精神困境寻求出路。于是，马笑泉来到了“礼失求诸野”时期。江湖在他的小说中变成了一种气质，闯荡江湖更像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方法。《山有灵兮》（2012）、《寻找老虎》（2013）中的主角都是看透了人事无常，选择遁世逃离。《离乡》中，雷安野苦练五年，修成了绝技铁布衫。他自诩足以威震天下，打算离乡扬名立万。在高速行驶的大巴上，他畅想着自己如同修炼多年下山的侠客一般策马奔驰。恰好车上出现了小毛贼，给了雷安野路见不平、一展身手的机会。他轻而易举地制服了几个小偷，赢得了旁人的喝彩。但当雷安野真的深入现代生活的大街小巷，却发现自己一身武艺毫无用处。在复杂的社会面前，练成铁布衫而刀枪不入的他也会撞得头破血流。

在马笑泉的小说中，闯荡江湖对应的是进厂打工。面对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形而下的破解之道难有出路，其笔下离乡的少年人都或多或少遇到了经济问题。比起行侠仗义，似乎还是打工赚钱更为实际。现代社会中拳脚功夫能力终究是有限的，即使一代宗师也概莫能外。《宗师的死亡方式》中，太师祖是一代武学宗师，靠着一手“猛虎硬爬山”打遍天下无敌手，但在乱世结束之后，他的弟子们不能以武谋生，师门逐渐四散；《直拳》里，“尚武精神”的牌匾被换成了“以武养生”，习武多年的门徒，居然打不过不按套路出拳的小流氓；《阴手》中，主角为了复仇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三十年，苦练武功，大成之后却转眼间死于火枪之下。由此，马笑泉创作的重心开始转向文化层面。

所谓“礼失求诸野”，这里的“野”既指民间，也指边地。马笑泉是湖南隆回人，隆回是梅山文化的腹地。这里尚武崇文，深受巫文化影响。《巫地传说》（2009）、《迷城》（2017）、《放养年代》（2019）、《回身集》（2020），十多年的时间里，马笑泉创作了一系列“文化寻根”类的作品。《巫地传说》由《异人》《成仙》《放蛊》《鲁班》《梅山》《师公》六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故事组成。其中或描写奇人异功，或记录乡野异闻，或记载放蛊、鲁班术、梅山巫傩、巫术偏方这样的民俗与技艺。《回身集》中的《赶尸三人组》《水师的秘密》同样是关于梅山独特的巫傩文化。前者以考据的手法讲述了神秘的“湘西赶尸”，后者通过水师的神奇事迹，表现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命运浮沉。

马笑泉试图回到湖湘文化的原点，揭示出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激荡下走向消亡的现实，以及这种变化对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现状的影响。其以梅山文化为介质，表现小人物的纯洁、自尊与刚烈，呼唤理想、健全的人格。马笑泉对文化的溯源不止于此。《迷城》是一部官场小说，而马笑泉的突破之处在于将政治运行机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儒释道思想在小说中轮番登场，明写官场，实写人性与人生。到了《放养年代》，马笑泉又将叙事回归童年，在童眼的视角中表现生命的本真。《巫地传说》《迷城》《放养年代》，马笑泉连续在三部长篇小说中，分从梅山文化（地方文化源头）、儒释道（中华文化源头）、童年视角（人生与人性源头）探索与寻根，在剧烈变革的社会，呵护那些人性与文化中弥足珍贵的东西。这并非是走向保守主义——如后文所述，马笑泉是认可变革的——而是其探索写作哲学的必由之路。恰如贺绍俊所言：“如果一名作家不仅要将自己的家乡作为自己的文学原乡，而且要从哲学和精神的层面上去探测家乡的文化基因，那他就有可能构建起一个自己的文学世界。马笑泉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三、反求诸己，自我更新

马笑泉最新的中篇小说集名为《对河》（2023），这是一个方言词汇，指河流对岸。在同名小说中，一座大桥把河流这边和对河的人区分开来。对河是介于县城和乡村之间的一块地方，一个边界和归属都难以确定的过渡地带。“我”向往着对河，那里如同近在咫尺的梦境，亲切又神秘，可望而不可即。“我”想要穿过大桥，踏上对岸的土地，却总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此岸与彼岸，如何“渡己”便成为了一种隐喻。

大桥和车站是马笑泉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同为过渡地带，它们既连接空间，又分割空间。出走与回望，逃离与幻灭，大桥上与火车里的行人仿佛同在而不属于两个世界，小说的荒凉感、孤独感也由此而来。《离乡》中，紫阳与县城隔岸相望，是县城的一个区，但在人们眼中，紫阳是不属于城里的另外一个地方。“住在紫阳的人过桥，却不敢说是去对河，而是说，去大街上。如果问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会谦卑地说，对河。”另一位“70后”作家薛舒同样谈到过：“在我的故乡小镇，人们把黄浦江西岸那片拥挤的土地叫‘上海’，把自己脚下的土地叫‘乡下’。黄浦江西岸的人，把我们这些东岸的人叫‘阿乡’，而他们总是骄傲地自称‘阿拉’。一条黄浦江，让同是上海人的阿拉与阿乡变得隔阂与疏离，可事实上，他们却又过着唇齿相依的生活。”

十字路口的歧路彷徨是年轻人共有的困惑，对于迷途之人究竟该通往何方，人到中年的马笑泉的回答是回身自省、革新求变。《回身掌》中，三师弟因为被二师兄打了一记回身掌而怀恨在心，执着于报仇。在大师兄的点拨下，他终于放下执念，明白了拳脚上的输赢是小节，传播国术、报效国家才是大节。马笑泉最新的短篇《多出来的一天》（2024）中，主角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觉得生活压力大，临时决定向佛祖许愿，希望多一些安闲和清静。没想到真的如愿，他每周都凭空多出了一天。他利用这多出来的一天闲逛、出游、看书、喝咖啡、品尝美食，平日里攒积的不满情绪到这一天便都被化解了。从此，他变得温和、豁达，家庭关系愈发和睦，仕途也一路顺畅。《梦幻电梯》（2024）里同样存在这样一个秘密。父亲疑惑女儿放学后究竟去了哪里，并为此而焦虑。女儿居然对他说商场的楼顶有个花园，那里的鲜花天色越暗开得越鲜艳，到夜里还会发光。蝴蝶和蜻蜓飞来飞去，海豚和鱼在空中游荡。小说最后，父亲经过反省，在与女儿的沟通中理解了女儿，明白了只有孤独、单纯的人才会幻想有那样一部“梦幻电梯”。

马笑泉近年的创作中，其笔下的主角与自我的焦虑和解，与对世界的不满和解，与过去的伤痛和解，也与他人的误解和解。探寻精神困境之出路，马笑泉由从向外求转为了到向内求。纵观马笑泉的小说创作，在方向和内容上从县城到山野，从肉体到精神，其长篇新作《日日新》又从边缘回到当代生活的最中心——省会城市的小区。如其题目，小说强调的便是自我更新。相较于其以往小说的特色各异，《日日新》是一部平淡的作品，没有奇人异事，甚至缺乏冲突的高潮。如马笑泉所言：“这部小说旨在表现日常性和当中人物的灵魂状态。”这也集中体现了马笑泉近年来小说创作的又一次转向，脱离了愤怒的情绪、奇诡的故事，转而从日常生活中发掘那些永恒的、普遍性的东西。这是其写作的返璞归真。《日日新》中的主角周建成一开始本能地抗拒变革，但随着他重新理解周边的一切，他开始主动求新、求变。

《愤怒青年》和《日日新》都是以风结尾，前者是这样写的——

外面起风了。南方的风同样有呼啸的声音，像一匹狼在远方的旷野中长嗥，或者是找不到归宿的冤魂在对天呼喊。……外面的风又一次大了起来，凄厉的呼啸声充斥着世界的每个角落。这个世界好冷。

后者则是这样的——

傍晚的风吹过来，送来植物的香气。周建成深吸一口，感到前所未有的清爽和充实。

两部小说的创作相隔二十年，马笑泉从一个愤怒的行动派变为了道法自然、无为自化、与时迁变之人。如今，作为“75后”的马笑泉即将迈入50岁。知天命之年是人生的重要节点，对于作家而言，这也往往是其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写作内涵的不断深化是马笑泉小说创作的显著特征，从“愤怒青年”时期的冲动写作，到“礼失求诸野”时期的江湖问道，再到“反求诸己”时期的返璞归真，马笑泉似乎经历了中国传统文人从入世到出世的过程。他的小说中好勇斗狠变少了，温和谦卑变多了；执拗桀骜变少了，自我反省变多了；逃离变少了，回归变多了；悲剧变少了，美好变多了。对于一位自觉追求“日日新”的作家，我们有理由期待马笑泉日后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