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文学研究格局中，小说的地位无可撼动。相比于诗歌、散文等研究，每年小说研究类文章占据了各种专业期刊的大部分版面，关于当代小说文本的研究专栏也层出不穷。或许在以文字为媒介的艺术形式中，小说依然展现出想象力的优势和表达的深广度，可以多方面扫描我们的生活；又或许它依然较好地发挥着讲故事的功能，满足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总之，小说吸引着大量的文学研究者和普通爱好者，甚至其思想观念、叙事经验和艺术手法也渗透到视频艺术中。当然，小说也在不断变化，其生产、传播、接受和评价状况都随时代而变，尤其在新媒体技术发达的时代，这些变化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与之相应的是，小说研究在知识生产的意义上，以数量计是不匮乏的，但我们还要从质量和水平上加以追问：当代小说研究还能跟得上纷繁复杂的现实变化吗？能否为我们提供新的经验、理论和思想？我们有没有能力看清楚小说乃至文学的走势？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与研究者的学理眼光、知识素养和思想境界有关，又与他们对时代和社会的感受、体验和思考相关。换句话说，小说研究考验着研究者对时代与文学大势的把握和判断。

回首2024年当代小说研究之路[1]，笔者认为从小说读懂时代、辨析地方性书写、活化传统资源、建构当代小说理论是最为显著的四个特征。当然，它们无法涵盖所有的小说研究，但其中的一篇篇诚心之作却也体现出研究者学术上的努力和持守、开拓和创新。有意味的是，它们恰好关联着时势、地势、走势、理势，显示出研究者从小说见大势的追求和境界。

01

时势：“小中见大”之说

尽管我们对小说的认识和理解有各种差异，由此带来研究理路的多种多样，但仍要承认小说研究延续不断的一个重要传统——从小说读懂大时代。小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映、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是不同时期人们深层精神和复杂心理的表现……这是小说研究背后的潜台词，也是众多研究的内容面向、惯有路径，乃至形成相应的范式方法。尤其是处在转折和大变局的时代，我们更希望通过解读小说发现社会历史的真相、理解世态人心的变化、照亮未来前行的道路。研究者的“小中见大”之说，即通过小说呈现“大说”，这里寄寓着他们关注现实的眼界、格局、境界和情怀，体现他们对时势的判断和掌握，当然也包含了经典化当代小说的种种努力。

第一，新时代小说的经典化。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十年来，文学发展格局焕然一新，文学创作样态丰富多彩。新时代文学日益成为当下研究的热点，其概念内涵、主要特征以及与之前文学的差异等问题，正处于深入研讨中。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关注十多年来重要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总结和提炼新时代文学的整体风貌和价值意义。于是，观察新时代小说的新潮流、新变化、新特点，加速经典化进程，成为2024年小说研究的一大特色。

李遇春的《人民性表达与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2]将人民性立场、发展的现实主义和中华美学精神，作为新时代长篇小说的理论前提、创作原则和艺术旨趣。文章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进程，细致考察了当前长篇小说对工人、农民、军人以及知识分子、乡村文化人、民营企业家等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纵向的历史比较中确立正在崛起的“新人民文学”的潮流及其美学形态。孟繁华的《慷慨十年长剑在，登楼一笑暮山横——十年来小说创作状况的一个方面》[3]分析十年来小说创作整体格局的变化发展，他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小说作品，分别归之于“高加林的路上络绎不绝”“文学新人物的塑造和发现”“重新发现‘过去’的价值”三个标题，结合时代语境探究小说创作所呈现出的社会变革、人物百态和情义价值。周荣的《新时代乡土叙事的多重面向——读老藤〈草木志〉》[4]关注乡村振兴实践在乡土叙事中的多重表现，认为老藤的小说在描写驻村故事时融入青年成长问题；在东北自然风景、人造景观和“人的风景”的重塑中描绘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在乡村内部与外部、地方性与国家性的整合中表达乡村建设的主题创作意旨。王金胜的《文学风景与文化政治——以〈雪山大地〉〈花灯调〉为例》[5]对比分析杨志军《雪山大地》与刘庆邦《花灯调》处理自然的不同路径和方式，揭示出“脱贫”叙事中风景生成的历史化、社会化机制，从而将自然景观的变迁与脱贫攻坚的时代主题有机结合起来。这些研究都与新时代语境密切关联，时代主题的文学化处理成为关注的重点，并对相关创作的原则和美学风格展开初步探究。

第二，从小说透视时代整体。优秀的小说往往包孕着时代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但无论时代在小说中的面孔如何斑驳陆离、纷繁万状，我们的研究总是试图厘清小说与历史的关联、纠缠，解码时代与人心的碰撞、融合，从而对时代整体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这就需要研究者调动历史和现实经验，解析当代小说表现的时代整体特征和精神气质，看小说如何抓住社会大众关心的重大问题、如何用文学的方式展示时代变迁。也就是说，我们对小说解读到何种程度，实际上表明我们思考时代的深度。在此意义上，解读小说成为思考时代本质的入口。

郜元宝的《城乡融合时代的底层悲欢——当代陕西文脉中的陈彦小说》[6]将解读陈彦小说的最佳入口定位为城乡融合。他认为，陈彦聚焦那些平凡小人物在城乡融合时代的悲欢离合，写他们进城和回城方式的多种多样，展示他们的道德伦理困境以及突围的可能性。无论是描写不同群体的冲突或是家庭内部的伦理纠葛，小说都指向城乡社会发展与治理的不平衡和不完善问题。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陈彦小说以敏锐的视角把握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城乡关系，探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和情感波澜。在郜元宝的《从“城乡交叉地带”到“城乡共同体”——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转换》[7]一文中，他以城乡关系这一维度系统梳理整个中国文学史，并结合当代小说创作重点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降，文学空间从“城乡交叉地带”向“城乡共同体”演化的过程。在这一考察过程中，小说反映的社会变革和人情心态，其叙事、结构、美学风格以及不同作家的书写差异，都在城乡关系的变动中获得新的解读和分析。而在当下城乡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不容推卸的责任是参与建构新的“城乡共同体”，展现城乡不同群体在情感道德和价值观念等层面的交流融合。张清华的《独在故乡为异客——关于鬼子〈买话〉的闲话》[8]从主人公离乡和返乡的故事入手，看小说如何以一个人的人生投射了历史。小说在叙述的留白、简省的笔墨中写人物的经历，却有蛛丝马迹、草蛇灰线隐含着历史，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寓言风格。徐刚的《“县城叙事”：附近空间与切身的人——论张楚〈云落图〉》[9]一文，集中论述张楚这部长篇小说所体现出的“县城叙事学”的内涵和意义。县城这一不同于乡村和城市的“中间地带”所发生的故事，正是理解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空间。作家以悲悯的情怀和复杂的情感，发现县城那些被长久忽略的芸芸众生，书写“畸人”的情感世界和人性亮色，描绘出县城变迁进程中个体的逃离和归返，这一切都构成小说对时代变化的深切体悟。这些研究从空间变化和人口流动的角度切入小说，既有文学史的脉络依据，又可以勾连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使小说研究与时代观察相互映照、有机结合。

陈晓明的《他能用伤口放出的光照亮文字——试评麦家新作〈人间信〉》[10]认为，《人间信》是麦家“后撤”到家乡的一次写作，是一次对家的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反思。小说主导部分是父亲的往事，通过亲情和家庭伦理叙事，麦家写出了中国进入现代时刻面临的民族危机，表达了20世纪乡村生活的破碎和历史之恶，也显示出20世纪中国人在历史风云中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王德威的《“经济人”发达史——王安忆〈五湖四海〉导读》[11]分析主人公张建设“经济人”的身份、观念和发迹故事，人物的命运映射几十年经济发展史；同时，小说又设置了其妻子修国妹的种种内心反思，在时代风云描写中寄寓着对生命存在本质的思考。何平的《如何看改革开放长史？怎样发明新的文学语法？》[12]聚焦近年来一些书写改革开放长史的长篇小说，认为它们注重完整观察和反思改革开放的长时段历史，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参照系。改革开放既是叙事的逻辑起点，也是叙事动力。他认为这类小说既对改革开放时代有深刻的理解，同时思考如何连接到更长的百年历史时段去描写，并在创作中找到包含巨大思想容量和历史现实的长篇文体。谢有顺、刘天罡的《终归是无处安身——读〈河山传〉》[13]论及小说用笔记体的语言记录当下乡村生活的本然状态，写出进城打工者面临的无法归乡和城市寄生问题，而贾平凹则是抛开简单的评判，以平等和同情之心宽容地看待时代洪流中每个人的命运起伏。南帆的《“天意高难问”——读贾平凹〈河山传〉》[14]反思城市文化挤压下的乡土文化现状，分析第二代进城农民工与父辈的区别。作家借小说中的文丑良说出城乡失衡的问题，而这一社会分析描写又与神秘文化的“天意”说相映成趣。张涛的《在场的乡村浮世绘——论魏思孝〈土广寸木〉》[15]分析在虚构与非虚构融合的叙述中，魏思孝的小说如何呈现当下乡村的老人留守、家族变异和婚丧嫁娶等现实问题。这些研究一方面描述人物命运与历史的复杂纠葛，一方面关注小说叙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及人伦世情的起伏变化，从对感性生命个体和伦理关系的分析中提炼历史和时代的真相，从而对小说描写的长时段历史展开具象化、整体化解读，并体味作家打量历史和现实的深邃目光。

此外，网络小说的研究日益进入成熟期，研究者更为关注网络小说类型产生的新变化。而打工者、普通人、某行业的从业人员等的创作现象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对于这些依托新媒体技术和平台的文艺新形态也不应忽视，它们更能反映新时代大众的内在心理和需求，更能体现人民大众参与文艺的热情和主动性，因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大众文艺。对其中小说的研究，往往需要转换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寻求新的批评话语。

周志雄在《作为当代文学的网络类型小说》[16]中认为，网络小说比纯文学在题材的广阔性上更有优势，因为很多网络作家就来自各种不同的行业，他们对各自行业了如指掌、观察入微，作品充满了干货。依靠互联网平台，网络小说的大众阅读与作者写作往往融为一体，是为了读者大众写作的文学。而在市场化运作机制中，读者的评价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肖映萱的《论网络文学类型研究的性别视角》[17]结合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城等网站对长篇小说的分类，阐述性别与网文类型化之间的决定性关系，并从社会与经济的层面分析大众阅读消费如何推动网络时代女性群体书写的发展壮大。李玮的《欲望生产与“乌托邦”的重建——论“爆款”男频长篇网文叙事结构的转变》[18]认为，近年来在“去类型化”的潮流中，男频网文叙事中的“升级”速度放缓，甚至出现了“反升级”结构，开始面向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反思个体之于人类、世界的价值意义。而这种结构变化的深层社会心理和功能则在于，写出了欲望被压抑的不合理结构，肯定普通人的价值和变革心理，因而也在增强大众的主体性存在。吉云飞的《“爽”及其完成：网络类型小说的存在方式》[19]认为网络类型小说以“爽”为目的，关注每一类特定人群所能抵达的幸福，而世界/人物设定和金手指为“爽”的达成提供可能性和机运。网络类型小说以此满足了大众的各种欲望，并为大众读者提供了一条一路向上的文学阶梯。黄蕾的《网络小说中的“系统”：叙事媒介与现实镜像》[20]关注网文小说中“系统”设定流行的原因及其功能变化，它日益发挥认知界面的作用，联通作者的创作意图、读者的阅读体验以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也就是说，“系统”表征着大众的现实想象，是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相互渗透的媒介。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将网络小说与大众的深层心理机制和内在欲望紧密联系，从与外部社会关联的角度解析网络小说特征及其内部发生的诸多新变。

关于当下普通劳动者的创作潮流，有三篇文章虽然没有完全聚焦小说领域，但其提出的问题更值得关注。项静的《素人写作：时代文体与经验的公共化》[21]对“素人写作”的文学基础和社会基础进行分析，基层的普通劳动者在普遍提高文化水平的基础上，在新媒体提供的便利发表的平台上，获得更多阅读和写作的机会，他们拿起笔来书写自己独特的经验和故事，作为创作主体表达真正平民的声音，其直白、朴素、平实的风格引起社会共鸣。张慧瑜的《家政女工的四个“家”：劳动、性别与文学书写》[22]解读家政女工与丈夫之“家”、雇主之“家”、母亲之“家”和公益之“家”的关系，不仅展现了打工者在工作场景、家庭等社会空间中的生存状况，而且通过文学创作实践表达心声、追求尊重和平等。霍艳的《“素人写作”的跨媒介传播与内核变异》[23]关注“素人写作”发生的多重因素，分析新媒体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

以上三篇文章不仅涉及小说创作，而且包括了非虚构写作和诗歌等文艺形式，也让我们想起之前兴起的“打工文学”等现象。更重要的是，其所论述的文学创作新变值得我们细细品味，这些变化同样也体现在网络小说、跨界写作等各种新文艺形态中。从创作者的多重构成、新媒体传播环境和读者参与等方面来看，正如《延河》编辑部的文章《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24]所认为的：新传媒时代到来，新大众文艺兴起。人民大众现在更多参与到小说创作中，网络为他们提供了方便的发表和传播途径，直面现实问题和平实晓畅的语言引起更多大众读者的喜爱。目前，这一系列变革所催生的新大众文艺浪潮标示出文艺大众化的新发展新阶段新特点。文艺与人民更贴近了，这将对小说创作和研究领域产生冲击波式的影响。

02

地势：“橘生淮南”之辨

近年来，文学的地方性书写成为研究热潮。“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文学新浙派”“新北京作家群”等命名层出不穷。“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之异会形成不同的地方性文化差异，进而深刻影响文学书写。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的研究迅速将其中一些小说纳入新的命名之下，重新建立起小说与地方性之间各种复杂的联系。这是一个双向激发的过程，一方面是为文学研究提供充分的创作证明，另一方面是以文学研究反向影响作家的创作。历史上人们曾提出诸多“南北文学不同论”，将文学风格与地理大势分析紧密联系起来，而此时的地方性书写研究热潮为何兴起？它与我们的地理想象和审美记忆有什么关系？也许，只有将这些新的命名置于地理格局的演变与发展趋势中，勾连深层的历史文化记忆和文明进程，才能看清楚这一文学潮流的种种潜能和未来面向。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有分量的文章予以解答。当然，这些研究的命名也不断受到质疑，如内涵空洞、外延模糊、缺乏有分量的作品等，这表明在文学质地和价值意义等方面，小说的地方性书写仍存在不少需仔细辨别的问题。

辨析地方性书写在内容题材和美学风格等方面的独特精神气质，凸显地方个性和文化差异。在这方面，选取较有代表性的小说进行文本细读，成为锚定地方性命名内涵的重要方式。杨庆祥的《海岛书写的当代性——林森的小说及其他》[25]从提供知识、文本气息和精神层面分析林森创作体现出的“海洋性”，但林森小说与其他“新南方写作”的不同之处在于：并置海洋和陆地两条线索，以一种海岛书写连接起陆地和海洋。他的另一篇文章《书写“无根”和“有根”的南方——关于陈崇正的小说写作》[26]聚焦陈崇正小说对岭南文化空间的建构，认为其创作是在“有根”与“无根”的平衡中，书写人物在不同地理空间和文化时空中的“流动性”。马佳慧的《“地方之爱”与“重组”东北——班宇小说创作论》[27]从地方的命名、人与空间的关系等角度审视班宇对东北地方特质的表现，尤其结合东北语言特色从语句对称、短句使用、小品话语影响等方面解读小说的地域性风格。

此外，有一些小说研究从语言使用和方言特色等角度解读地方性特征。例如，许子东的《世情生态代表作：金宇澄〈繁花〉》[28]以大量实例分析小说的对话、方言特征，认为小说具有用上海话写作但又能用普通话读、对话占有极大比重、描写部分很少有长句等特征。小说方言词汇的引入和对话风格的呈现，挑战了“五四”以来形成的欧化文艺腔，读者可以从语言层面直观感受上海几十年的生活样貌和各个阶层的特点。颜同林的《小说方言写作的尺度及其融通》[29]通过分析赵树理以北方话进行写作的优势，以及周立波对南方话的自信和语言洗练，认为他们都对方言进行了提炼与淘洗，以鲜活的、富有地方味道和泥土气息的语言塑造各自熟悉的乡村世界。

辩证地方性书写的差异性与普遍性，警惕其中的固化和窄化现象。申霞艳的《新文明新风尚新形象——面对海洋与未来的“新南方写作”》[30]从航海、通商、歌曲、美食、方言等地域文化入手，分析魏微、林棹、吴君、陈继明、葛亮、陈崇正等作家创作中内含的海洋文化和商业伦理。文章强调对这些小说的研究一方面需指向地域性，看到南方独特的城市文化气质和开拓、包容、对话、灵动的南方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也应指向“脱域”，从全球化视野和文明发展的角度，体会这些小说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所反映的当代共同问题，如人口流动、智能文明等。杨辉的《“新东北”书写的另一副面孔——论老藤〈北爱〉〈草木志〉中的人、事、物》[31]提醒我们关注东北书写的丰富性，文章深入分析老藤小说所表现的振兴东北实践、新人形象以及现实主义笔法，并与班宇等的创作进行比较，从而申明在书写东北的逝去年代和伤痛之外，以人、事、物的融会互通因应现实重大议题并表现更具时代意义的东北，这也是当下文学重建总体性的重要途径。正如其题目所提示：我们需要在“铁西三剑客”之外努力发掘“新东北”书写的另一副面孔。贺绍俊的《新东北文学的命名和工人文化的崛起》[32]提示我们从更大的格局中讨论“新东北文学”，下岗故事只是表象，其核心内涵是工人文化。文章尤其关注“60后”作家李铁和“铁西三剑客”等创作的变化趋势，认为“新东北文学”如今呈现出将现实主义、乐观主义和人道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趋势。周景雷的《新东北文学要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寻找坐标——以老藤的长篇小说创作为中心》[33]在分析老藤小说的基础上，认为新东北书写既要挖掘地域传统文化，也要有宏阔的社会史视野，并强调浪漫主义气息的融入。周晓露的《班宇小说的空间书写及其意义》[34]认为班宇笔下的东北故事蕴含着特殊性与普遍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关联，其在地性书写是开放的，面对的是历史和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王悦、张文东的《在“影响的焦虑”中重构：“新东北写作”的可能与空间》[35]则从现实语境和艺术特征等层面，分析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籍作家被纳入“新东北写作”的共通性特征，认为诸多命名忽视了他们彼此之间差异性的一面。这些研究重视地方性书写命名内部不同作家的差异性，通过对小说作品的多维度阐释，赋予某种地方性写作丰富内涵，更着力强调小说所体现出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问题、人们面对的时代共同问题，从而避免窄化地方性书写的价值意义。

03

趋势：“汲古出新”之论

当代小说如何转化创造丰厚的传统资源，是当下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热”在于学术氛围的转向，以及小说创作领域发生的回向古典的潮流和趋势，这使得研究紧随而上、追溯传统源流。“难”在于阐释清楚古今转变的可靠路径、关键之处和作用效果，还有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些都不是空洞的概念化的回答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实实在在找到汲古出新的法门和路径。但古典和传统的“诱惑”是巨大的，这里有中国小说艺术的根源性所在，也是文脉承传、古为今用的需要。

一是探究小说如何表现传统文化资源。张光芒的《论新时代长篇小说的传统文化书写》[36]探讨新时代长篇小说中传统文化书写发生、兴盛的原因及其主要类型。文章从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书写谈起，认为新时代长篇小说可以分为“传统物”文化书写与精神文化书写，从这些作品涉及的器物、饮食、医学、非遗技艺等描写中分析文化和审美态度，论述其中体现出的中华文明特性与时代创新意识。贺仲明的《植根于民族文化的生命思考——论〈有生〉的生命观及其精神指向》[37]认为《有生》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现代呈现，融合了赞颂坚韧生命和顺应自然的生命观，表现出儒、道、佛思想复杂交织的特征。王仁宝的《新时代乡土小说创作与农业合作化小说传统的转化》[38]认为，新时代乡土小说继承创新农业合作化小说，并借鉴改革开放以来乡土小说或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优秀经验，实现了新的突破：在创业主题方面是从“革命赋能”到“创新驱动”，在新人形象方面呈现出从人民性到“新人民性”的发展趋势，在民族风格方面是从面向“大众”到回望“大传统”。孟繁华在《前现代的趣味、想象和遗风流韵——关于“慢的美学”一个文学史视角的札记》[39]以陶渊明所体现的闲适、闲情等文化特征为例，把“慢的生活”“慢的美学”作为一种前现代性的审美趣味，由此看这种文化对后世创作的影响，并分析了周立波、龙仁青、刘亮程等的小说对“慢”的表达方式和情感体验。

二是解析小说艺术层面的传承创新。陈晓明的《奇点、事件与小说聚合历史的力量——试析〈檀香刑〉的现代发生学》[40]以“奇点”概念阐释《檀香刑》的历史聚合能力，看小说如何通过叙事展现一个高度浓缩、富有戏剧性的中国进入现代的震惊时刻。文章尤其关注小说采用的民间戏曲猫腔（茂腔），它既是莫言故乡的声音记忆，也是构思小说的起因，这种反现代的、传统的、民间的声音与历史的奇点时刻构成了对位关系。因此，用猫腔来叙述不仅是美学问题，还是声音的政治学问题。这种民间的传统的戏曲唱腔，有机融入作家的叙述中，体现出独特的中国风格。白浩的《独一味：马识途“夜谭”文学及其书场效应》[41]分析马识途的“夜谭”系列小说对传统说书人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在他的这些小说中，故事—讲故事—听故事、讲述者—听书人—故事中人、故事逻辑—剧场现场逻辑—社会生活逻辑三线齐动，由此形成的书场效应类似于茶馆效应，是一个超越“说书”独白的众声喧哗式的开放式场域。这些借鉴和创新，表现出作家丰富民族化、大众化艺术经验的努力。叶立文的《不疯魔，不成佛——论〈猛虎下山〉的志怪叙事与癫狂美学》[42]解读小说狂放不羁的志怪叙事，并上溯至中国古代的话本传统，而唐传奇《人虎传》和佛门故事《说海》则是小说中人变虎情节的两个底本。小说继承了传统志怪小说聚焦奇闻逸事的写法，又注重叙事逻辑，有序而不乱，对结构松散的古代小说进行了转化。陈国和的《〈猛虎下山〉：中年写作、常态特征与先锋意识》[43]则认为《猛虎下山》借助古代的传奇体小说模式和京剧唱词，探讨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反抗性。周哲的《话本、故事、传统及其他——对苏童21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思考》[44]细致梳理了苏童小说与话本传统的关系，从话本套语、叙述人的功能和视角、头尾结构、口语化等方面探讨其创作得失。武茳虹的《浸润南方：论苏童小说的人物气息》[45]借鉴古代道家哲学中关于“气”的理论来探讨苏童小说，而人和场域的气息构成了共生的关系，使得苏童小说有独特的、极具中国南方气息的氛围。以上研究表明，当代小说在艺术层面越来越纯熟地化用古典小说、说书、戏曲等资源，作家以自己对古典资源的感悟和借鉴，将其自然融入小说创作而没有违和感。

洪子诚的《“卑微者”的小片天空——再谈汪曾祺〈异秉〉》[46]在黄子平、唐湜、郜元宝等对汪曾祺小说《异秉》评论的基础上“接着讲”，但透过精炼和富有意味的梳理、点评，从艺术形式和写人的角度探究汪曾祺创作显示出的中外艺术源流。《异秉》不仅体现出与现代文学史中“散文风”“随笔体”创作的渊源，而且关注小人物日常生活书写的特点，也受到老舍、契诃夫等作家的影响。文章不仅考察了作家创作的承传和变化，而且关注不同研究观点之间的互相影响和新的变化，这对于打开作家作品新的阐释空间很有启示意义。吴义勤的《现实主义的成规与新变——以杨志军〈雪山大地〉为例》[47]着力分析《雪山大地》对经典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在风景描写方面，小说并不是像现实主义典型环境论那样倚重社会现实环境，而是建构了一个体现主体理解和思考的相对独立的风景美学空间；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注重以善和爱塑造典型形象，表现人物复杂的情感内涵和道德伦理关系，体现出作为人学的现实主义注重情感表现的特点；在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处理方面，小说不是把社会仅仅作为简单的背景或者展示人物故事和情感的工具，而是写出了生活的整体性，对社会的表现与人的命运建立起紧密联系，从而避免了现实主义小说可能产生的在“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分化和分裂。颜水生的《“有声的中国”与红色经典小说的听觉想象》[48]从声音内容和聆听方式看历史变化，认为红色经典小说描绘了鲁迅所说的“无声的中国”与“有声的中国”的对决，延续了延安涌现的“未完的交响曲”，在此基础上以“现代的声音”表现出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追求。

04

理势：“涓滴成河”之见

解读小说文本，对其进行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的评判，自然是当下小说研究的重镇，也是文学史建构的需要。在这些作家作品的阐释分析中，研究者对小说的认识和理解倾注在一篇篇论文中。但我们更需要关注那些专注于谈论小说理论和小说观念的研究，它们试图从当下的阅读和创作中总结和提炼理论性识见，更清晰地回答“小说是什么、为了什么、如何写作”等关于小说的根本性问题。这是回到小说本身的更具理论性的思考和创见，触及小说的本质和规律，理势之义主要在此。当然借由对小说理论的思考，我们也能就此把握住文学艺术的发展趋势。这些研究包括作家的创作谈、作家对作家的解读、学者集中专论小说等多种形式，甚至是刊物组稿人的编者按之类的小短文，其文体风格更为多样灵活，并非都是学院派论文的面目。这里面融合了创作、阅读的鲜活经验和深刻体悟，而一篇篇关于小说理论的点滴之见，终将不断汇聚和累积成我们这个时代小说理论研究的浩荡长河，让我们更有信心建构中国当代“小说学”。

一些作家结合创作实践，鲜明呈现出自己的小说观，也坦陈创作中的甘苦。陈彦在《人人都有另外“半棵树”需要寻找》[49]一文中讲述《星空与半棵树》的创作缘由，由小说的意象谈到如何表达善与恶、外部冲突与内部冲突的结构张力。徐则臣在《电脑时代的手写者》[50]中细细品味小说创作从纸到电脑再到回归稿纸的过程，从手写汉字所蕴含的生命律动和匠人精神中发现小说创造世界的成就感。莫言在《从故乡里慢慢晚熟》[51]中谈的是故乡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故乡是作家永远无法摆脱的存在，也是给予作家生命气息和饱满情感的根源。经过创作初期对故乡的错误抵制后，莫言感到与故乡内在的血肉相连的情感，从《白狗秋千架》开始明确建立起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把它作为精神支柱和源源不断的素材，一直延续到《晚熟的人》。刘亮程的《在语言的地老天荒中》[52]从自己的小说《本巴》谈起，草原上的说唱传统和家里的说书声音赋予作家无限的想象力，而菜籽沟村则使他与大地万物互相看见，促成作家笔下那些闪光的生命。李浩的《智慧之书，魅力之书，以及“无中生有”之书》[53]认为，智慧越来越成为小说必备的品质，它指的是发现我们生活中从未意识到的问题，顺着这些问题，人们不断对生活、对我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进行追问。问题的提出应与有魅力的文学技术结合起来，而小说中的技艺本质上连接着思维方式的改变。同时，作家要有“无中生有”的能力，其所虚构的世界具有内在的逻辑和强大说服力，能够表达作家们发现的核心问题和生活真相。格非在与毛尖的对谈《要在幽暗之处寻求光》[54]中认为，现代小说书写“痛苦”的原因是小说家体验到光的无法抵达，因而要在幽暗之处寻求光明；包括“还乡”主题，也是对不可抵达的强烈反应。麦家在《关于〈人间信〉的两封信》[55]中告诉我们，以自传为基础的小说创作是不可靠不可持续的，真正的小说是以“我”的故事进入大时代，描绘出人世间的诸多事情和时代的弊病。阿乙在《小说观：暂停写故事》[56]中表示要摆脱小说的惯性写作，尤其是为了故事和最终的设定而随意控制人物、时间、事件等高支配行为，他的做法是给予细节、环节、片段以充分的尊重和自主权。这些文章虽然形式各异、笔法多样，但都围绕小说“写什么”和“怎么写”来谈，内含作家创作的切身体会和不凡洞见，一两句话都可能在写作方面启人顿悟，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作家阅读经典小说的独特视角和与众不同的理解。张楚的《坦言——〈云落图〉创作谈》[57]直言自己开始写长篇所做的“功课”，阅读经典研究并确定结构、从熟悉的县城生活形成人物、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搜集，以及情节卡壳的痛苦。

学者关于小说理论的探究，则更具理论色彩，但也力求文风活泼，其中也内含如何阐释小说的秘诀。王尧的《“小说理论”共同体中的“小说家言”》[58]把小说家谈论自己或谈别人小说的创作谈、访谈录或序跋称之为“小说家言”。它们不仅有独到的发现和独特的文体风格，而且更多指向创作实践，也是小说理论构成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小说家谈小说与批评家谈小说有很大差异，由此造成小说家与理论家、批评家之间的隔阂，甚至互相敌视。正是他们之间的摩擦碰撞，才使得小说理论有了生长和发展的空间，有了向前发展的动力。文章认为“小说家言”虽然不像理论知识那样严谨规范和学术味道浓厚，但其更多显示出创作实践者的理解和体验，自有其无法替代的力量和洞见，它更与批评家的理论形成复杂的对话关系，因而也是“小说理论”共同体中的一员。郜元宝为2024年《当代作家评论》“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专栏”写的主持人语，不仅点评了栏目文章，而且偏于随笔式的亲切风格，表达出学者对于小说理论的深入思考。《“小说学”的难处与魅力》指出小说理论往往跟小说一样复杂，不是一条路径、一套话语就能建构的，也是多种观点汇集而来。《戏剧与小说、小说家与批评家、音乐与小说的对话》谈到戏剧与小说、音乐与小说、小说家与批评家的“跨界”问题。《为“想象力”祛魅：“小说发生学”的另一种讲法》关注的是现代小说是如何酝酿生成的，触发作家写作的动机何在、作品原型有何影响等，尤其是想象力在今天丰富和快速的生活面前似乎无用武之地，但正因为生活让普通人来不及记录、来不及反思，小说的想象力恰恰在此又有了用武之地。《破解小说的“地方”与“背景”之谜》认为解读优秀小说一是要关注“地方”与生活于此的人群的复杂联系，二是要在以人物伦理关系为核心的“背景”中看到作家的层层铺垫和巧妙设置。《小说理论与创作之间必要的张力》聚焦作家“创作谈”，论述小说理论与创作实践之间的质疑和对抗性关系，保持两者之间的张力对创作和理论都有益处。《作者必须始终在场》如其题目所示，无论采用何种叙述手法、如何调整作者的位置、与人事物产生怎样的关系，创作主体必须在场，在小说中显示出生命的气息和掌控力。这个问题与作家的真诚、写作的伦理联系在一起，是判断作品成败的关键之一。这些探讨，实质上是关于小说研究的研究，试图透视小说创作和评论的内在肌理，读后让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即便是一鳞半爪的收获，也很有意义。

目前的小说研究仍然有一些薄弱环节值得重视。例如，对于中外小说之间的相互影响、当代小说的海外传播和影响力研究，因为缺乏广阔的中外文学比较视野、有效的读者调查和相关数据挖掘处理等原因，长期以来这方面是相对薄弱的，但有几篇文章值得关注。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与“去苏联化”》[59]探讨当代文学的“苏联化”和“去苏联化”过程，这对于整体审视这一时期乃至之后的当代小说创作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凯瑟琳·夏尔芒、邓欣南的《“不响”就好像是喧闹中的沉默——〈繁花〉法文版译记》[60]与卢东丽、浦元里花的《〈繁花〉在日本的翻译与接受——与日译者浦元里花的对谈》[61]分别介绍了《繁花》译本在法国和日本的接受状况；李莎（PatriziaLiberati）的《贾平凹作品中的世界性因素研究——略谈〈老生〉的全球本土化》[62]用宇宙图的概念分析《老生》。又如，集中研究城市小说的成果也不多，值得注意的是，顾奕俊的《城市空间与1990年代知识分子——重读贾平凹长篇小说〈废都〉》[63]从“西京”这一城市空间阐释小说如何想象城市，以及如何处理城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生存境遇之间的关系；李敏的《城市梦华录：1990年代城市小说中的繁华想象及其意义》[64]通过空间、日常生活、欲望解读1990年代小说对繁华之城的想象。此外，徐刚的《自我，或他者的面孔——“90后”小说的城市体认与情感叙述》[65]、唐诗人的《城市经验与青年写作的叙事变革——“90后”文学论》[66]、金鑫的《感悟、话题、空间：“90后”城市文学20年论》[67]以“90后”作家城市小说创作为视角，分析他们对城市空间和情感体验的独特书写，从内在精神和艺术特征等方面审视其创作中的得失。从创作的代际转换和现实文学发展来看，年轻作家的城市经验和文学表达会日益成为创作中的“大头”，加之城镇化进程对人们生活的深刻影响，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城市文学研究热潮的到来。

从小说见大势，并非轻而易举。不少研究深陷在知识的空转和机械重复中，或是陷入烦琐的材料考据而无法自拔，又或是就事论事，研究背后难见大境界和大情怀，缺少温度。加之功利之心和盲目追求速度、产量，导致我们的研究也充满着种种套路，形成了种种偏见成见和因袭陈规之说。要打破这些阻碍，研究者需要的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穿透力，对当下和未来的整体把握能力，以及对艺术发展规律的深刻探索。在这个加速时代面对复杂的社会，我们的研究靠的是定力和耐心，靠的是“综合”的能力和前瞻性的目光，在保持时代性、专业性和人文关怀中孕育精品力作。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处于时代大变局中的小说研究，埋头在文学的广阔田野中精耕细作，但它也在抬头远望大地山脉的走势，体察世间万物之运势，期待沉甸甸的收获。

注释

[1] 本文主要选取2024年发表在一些期刊上的文章，难免遗珠之憾，对此深表歉意。

[2]刊发于《文学评论》2024年第4期。

[3]刊发于《北京文艺评论》2024年第1期。

[4]刊发于《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3期。

[5]刊发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9期。

[6][11][49][50]刊发于《小说评论》2024年第1期。

[7][63]刊发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6期。

[8]刊发于《南方文坛》2024年第6期。

[9][57]刊发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2期。

[10]刊发于《文艺争鸣》2024年第10期。

[12][28]刊发于《文艺争鸣》2024年第5期。

[13][14]刊发于《小说评论》2024年第2期。

[15][26][55][56]刊发于《小说评论》2024年第5期。

[16][17][19]刊发于《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2期。

[18] 刊发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1期。

[20]刊发于《当代文坛》2024年第4期。

[21][22][23]刊发于《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5期。

[24]刊发于《延河》2024年第7期。

[25]刊发于《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5期。

[27][34]刊发于《当代文坛》2024年第6期。

[29][32][33]刊发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

[30][52]刊发于《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1期。

[31]刊发于《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4期。

[35]刊发于《文艺争鸣》2024年第7期。

[36]刊发于《文学评论》2024年第6期。

[37][65][66][67]刊发于《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1期。

[38][48]刊发于《文学评论》2024年第3期。

[39]刊发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2期。

[40][64]刊发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4期。

[41]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42][43]刊发于《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6期。

[44]刊发于《中国文学研究》2024年第1期。

[45][51][53]刊发于《小说评论》2024年第3期。

[46]刊发于《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6期。

[47]刊发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

[54][62]刊发于《小说评论》2024年第4期。

[58]刊发于《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2期。

[59]刊发于《文艺研究》2024年第3期。

[60][61]刊发于《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