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废文言倡白话，是对“文以载道”这一传统文学观的颠覆，也是一种对既有文化和思想模式的冲破与反抗。因此，与其说我们是在谈论语言，不如说我们是在谈论看取和理解世界的角度与方法。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拒绝文言系统，就是拒绝一个扼杀儿童精神世界的旧文学世界。可见语言之于文学和思想的重要意义。

当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自然也离不开对于语言变化的剖析，学者吴翔宇在新著《初语的风景：语言变迁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研究》（后文简称《初语的风景》）中，选择以语言为切入点，将“语言”作为一种“方法”而非单纯的“语法”，依据百年中国动态语境来考察儿童文学的语言本体，以语言的变迁来透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历程。这对于厘清“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关系意义重大。语言为精神之相，废文言倡白话的语言形式背后折射的是“人的文学”的发端与发轫。人的发现催生了儿童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催生了一种新的儿童观的产生，而新的儿童观的产生又滋生了儿童文学观的产生。儿童文学观的最终落脚点显然还是在于语言。

早在1909年，孙毓修在《童话序》中就提到了儿童和成人在阅读上的差异性，“典与雅，非儿童之所喜”，可见，中国儿童文学语言先天的结构性困境即表现在“谁来说”“说什么”和“如何说”等层面上。由儿童来写恐怕仅有“儿童”，由普通的文学家来写又恐怕只有“文学”，因此，理想的“儿童文学”应是融合了“儿童的心”和“文学的本领”这两个世界的。如何融合“儿童的心”和“文学的本领”，这正是儿童文学研究者着力探讨和论述的问题，《初语的风景》即是融合了“儿童的心”和“文学的本领”这两个世界的“第三之世界”，也是一个语言的世界。

儿童文学的语言是一种“浅语的艺术”，讲求的是“极清浅而又极深刻”，“清浅”是关乎“言”和“象”的“清浅”，而“深刻”则是关乎“意”的“深刻”。表面上看，作为“初语”的儿童文学语言虽是“人之初”的梦话和呓语，但实际上这种梦话和呓语绝非是像一片无根的羽毛，而是像一只有枝可依的鸟一样轻。

换而言之，儿童文学语言的魅力绝非在于“在普遍而又趋同的语言的观念上游走”，而是在于发掘约定俗成的语言的观念下面那些微妙的体验与体会。因此，《初语的风景》实际上是从语言活动的角度，揭示作为“人”的“儿童”与现代性的新世界或新世界的现代性汇合的途径和方式。这种汇合的途径或方式绝非是从单一角度表达某种确定性的知识或观念，而是在于瓦解既往知识或观念的确定性以及建立在这种确定性基础上的自以为是。换而言之，作为“风景”的“初语”并非一种静态的抽象观念，而是关乎一个活的、自然而然的新世界的描述和作为“人”的“儿童”在这个新世界的自生与自新。语言的变迁关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而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说到底还是依据作为思想的语言和作为语言的思想的双向发力。

与其说中国儿童文学是一门学科，不如说是一个熔铸各种学科门类于一体的知识集，它的关节点和独特性正在于“中国”“儿童”与“文学”的三者关系上。中国现代文学和儿童文学是“人的文学”的一体两翼，儿童文学从发端之初就与中国现代文学一起，共同参与了具有“立人”和“立国”双重内涵的新人想象。换句话说，与其说儿童是作为实体意义上的存在而被“发现”，不如说是将其作为一种“想象中国的资源与方法”而被“发明”出来。而这显然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语言的表述形式，这种表述形式的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前述“谁来言说”“向谁言说”“言说什么”和“如何言说”等问题和困境上。

成人作家和儿童读者，以及理想读者和现实读者的错位与区隔，使得中国儿童文学的语言主体呈现出丰富而驳杂的现象。如何面对和看待这种复杂，如何切入儿童文学概念内核的语言本体上来，以及如何突破儿童文学语言思维的“自我封闭系统”，从而建构以“成人—儿童”双向交流和双向结构为基础的语言的“主体间性”，是《初语的风景》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中国儿童文学语言的特殊性取决于“中国儿童文学”语境的特殊性，而“中国儿童文学”语境的特殊性又须得放置于新文学的整体框架中予以考量。因此，唯有植根于中国百年变革与发展的经验，才是寻求儿童文学主体性的有效方法。

那么，如何寻求这种方法呢？将中国儿童文学视为一种语言现象，从而既辩证审视语言变迁与中国儿童文学演进的内在关联的深度研究，又力求打破传统的学科分类，从而进行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与语言的动态研究。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切忌落入大而无当的理论幻景之中，切忌陷入过于刻板和量化的叙述俗套，要在充分理论化的基础上和前提下，将学术研究所必要的理性与对儿童文学文本细读所必要的艺术悟性相结合，从而完成对若干问题的论述和理论体系的建构。

儿童文学思想和意义空间必须通过“初语”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来建构和营造，这个意义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各种关系的结构性聚合，具有精神统一性特征，并涉及作为“儿童”的“人”或作为“人”的“儿童”以何种姿态面对新世界的问题。文学是人学，文学的本质就是关于人的本质的追问与反思，儿童文学亦然。语言和文学之间是一种辩证法的关系，文学并非被动地反映着语言的演变，文学也深深地影响着语言的发展和演进。因此，何为中国儿童文学语言，中国儿童语言何为，不仅仅是一个“修辞的立场”，而是一个关乎存在思想和存在的哲学问题，说到底，“作为思想的语言”或“作为语言的思想”所呈现的是一种世界向我们袒露自身的方式，语言也因之而具备了本体论意义，成为人之为人的重要特质。这是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需要着力深潜的方向。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