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王十月、郑小琼、柳冬妩都曾是东莞的打工者，他们以自己的文学创作成为“打工文学”的实践者和代表性作家。我们特约请三位作家，以亲历者的身份，回溯从打工文学到素人写作的文学发展脉络和精神流变，探讨新大众文艺的根源、现状及其发展前景。

从“他乡”到“我城”：东莞文学的精神流变

王十月

近日，东莞素人写作者的涌现受到广泛关注和热议，普遍认为，“素人写作”是“打工文学”发展到新阶段的表现。作为“打工文学”的实践者，和东莞“素人写作”的支持者，我想从“打工文学”到“素人写作”的同与异谈一点浅见。

众所周知，“打工文学”这一概念自提出伊始就饱受争议。四十年来，争议聚焦在两个点，一是“打工文学”的艺术水准，二是“打工文学”概念的准确性。以至于，广东的文学工作者形成了某种心结，说起“打工文学”总显得不那么自信。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四十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民工潮”而兴起的“打工文学”，在争议与质疑声中，一直在忠实地记录着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劳动者的生活。从上世纪80年代写下《深夜，海边有一个人》的林坚，到90年代写下《我们INT》的张伟明，到新千年后的王十月、郑小琼、塞壬等，再到现在蔚然成风的“素人写作”，大众拿起笔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一直是广东文学的重要特色。因此，在新大众文艺的视野下观察当下的中国文学，广东、东莞自然极其具有代表性。

我们都知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必然要回应这一时代最具体的社会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数亿农民离开故土来到广东，用廉价的劳动力托举起中国制造，无疑是过去四十年来广东最广阔的社会生活；因而，城市化进程，也是这四十年来中国最广阔的社会生活。文学记录这一进程中数以亿计的打工者的喜怒哀乐自是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打工文学”，将是中国文学的严重缺失。当然，主流作家早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贾平凹的《高兴》、王安忆的《民工刘建华》等，都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到了这些普通的进城务工者；二十年前的底层文学热，也是基于对这一广阔现实的文学回应。但这种基于他者的观察，和身在其中者的体验自有其本质的不同。“打工文学”更具备新大众文艺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打工文学”可视之为“新大众文艺”的先声。

作为一名“打工文学”的创作者，我到《作品》杂志任编辑之后，本着对打工者朴素的感情，一直特别留意来稿中的“打工文学”。但较长一段时间，我是有些不满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读到的“打工文学”，和林坚、张伟明，甚至和我本人笔下的打工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变化。直觉告诉我，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必定有不一样的“打工文学”。但这是怎样的“打工文学”，我并不能提前规划，只能期待从来稿中发现。现在，我终于欣喜地看到了这个变化，就是我将要谈论的“素人写作”。

有人也许会问，“打工文学”和“素人写作”究竟有什么不同？特别是东莞的这些素人写作者，他们中大多数依然是打工者，他们写下的依然是打工的生活，为什么不将他们的写作称之为“打工文学”？“素人写作”是不是换汤不换药的命名游戏？哪一个作家在成为大众熟知的作家之前不是素人？事实上，当《作品》杂志开设“素人写作”专栏时，我们的编辑也有这样的疑惑。我对编辑们说，“素人写作”栏目发稿有两个要素，一是写作者是文学圈外人，二是他们所写的是他们最熟悉的、有自身生命体验的、带有鲜活职业特点的题材。

现在，我想继续就“打工文学”和“素人写作”更为本质的不同，谈一点我的观察和理解。在我看来，“打工文学”和“素人写作”最大的不同，在于二者对城市的认同感，如果说“打工文学”是“他乡叙事”，那么东莞新涌现的“素人写作”，则可称之为“我城叙事”。

我们知道，上世纪90年代，“打工文学”最著名的一部小说是《别人的城市》。一度，“别人的城市”这个小说标题成为了流行短语，它准确地概括了那一时期打工者对城市的心态。2000年，我在打工期刊《大鹏湾》做编辑，主持两个栏目，一个叫“人在他乡”，一个叫“故乡的云”。这是《大鹏湾》最受欢迎的两个栏目，也是来稿最多的两个栏目。从这两个栏目名不难看出，当年的打工者，对所打工的城市普遍没有归宿感和认同感，我们不以城市建设者自居，我们身在城市、心在农村，身处他乡、心怀故乡。从心理上，我们自觉地将自己当成城市的过客，就像郑小琼的诗中所写，“风吹走了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在“打工文学”中，打工者是无根的浮萍，我们知道，终有一天我们会回到故乡。正如张伟明的《我们INT》，INT是电子厂的质检术语，意指接触不良，这部小说表达的正是农民脱离土地成为工人后对工厂和城市的不适应。人在他乡的漂泊感，是当时打工人的一种普遍情绪。在当时，广东几乎所有的电台都有诸如“人在他乡”“出门人”“城市屋檐下”之类的节目。而当时，我们打工的城市，也没有将打工者当成是“自己人”，打工者被称之为捞仔捞妹、北佬北妹、盲流、三无人员、农民工等。很长一段时间，打工人在城市生活，需要一张暂住证，他们是暂时在此居住的人。可以这样说，“打工文学”最大的母题就是“人在他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城市开始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这些打工者，以东莞为例，打工者被称之为“新莞人”。正是这种包容与接纳，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打工者的心态，从而改变了“打工文学”。同样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同样在城市里劳作，东莞近期涌现的素人写作者笔下，“人在他乡”不再是广为书写的母题，也不再是普遍的情绪，甚至基本看不到这种情绪的表达。在王瑛的《清洁女工手记》中，作者写下的是清洁工的生活日常，她关注的是“人”，而不是“外乡人”。从“外乡人”到“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同样，夜晚摆摊做烧烤的女诗人温雄珍，她的诗中也鲜有漂泊主题；在石材厂工作的诗人曾为民，他专注于对石头的热爱与书写，创作了几百首以石头为主题的诗歌，但他更多展现的是对生命和美的思考。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外乡人”还原成“人”，他们的笔下，东莞、深圳不再是“别人的城市”，而是自己的城市。从“他乡人”到“人”，从“他乡”到“我城”，这绝不是文学的自觉，而是现实生活的感受使然。

我们还可以做以下对比：

“打工文学”的故事发生现场主要聚集在工厂、城中村，事件主要聚焦在找工作、工伤、劳资纠纷、查暂住证这一类相对激烈的冲突上，“素人写作”书写的生活场景更加多样，他们走出了工厂、城中村，走向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打工文学”更专注于“生存”，“素人写作”更专注于“生活”；“打工文学”直接、热烈、重视主观疼痛感，“素人写作”委婉、平和，重视客观日常化；“打工文学”多是紧张的，人在他乡的迷茫、安全感的缺失、前途未卜的忧心、劳资关系的严峻、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等等，造就了“打工文学”他乡叙事的精神底色，而“素人写作”的时代背景与当年大为不同，当年的诸多问题如今已不再成为问题，而今天的打工者面对的问题，已经和城市居民没有根本上的不同，至少今天的打工人面临的问题，和本地人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如果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东文学从“打工文学”到“素人写作”的变化，是从“他乡叙事”到“我城叙事”的变化，是从关注“外乡人”到关注“人”的变化，那么，从本质上来讲，这也是中国这几十年来，人们从对物质丰富的向往，到对精神丰盈的追求最真切自然的呈现。

另外，作为有三十年写龄和二十年编龄的文学从业者，我之所以在阅读这些素人的作品时会感到眼前一亮，不仅仅是因为素人写作者笔下所呈现的生活，更重要的是素人写作者普遍呈现出来的那种不为文学而文学的写作状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受“纯文学”观念的影响，我们的文学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路越走越窄，这些素人写作者也在提醒我，要时刻保持一种素人写作的状态——忠于生活、忠于自我。

（作者系《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新质生产力与新大众文艺

郑小琼

几个月前，当DeepSeek横空出世时，我听到或看到大量用AI生成的音乐、诗歌、评论以及小视频，并将这些AI生成的诗歌与人类自身创作的诗歌相对比，分析人与机器的创作之间的区别。面对狂浪般涌来的AI作品，新质生产力所诞生的新技术让文学在传播、创造方面充满向外扩展的张力，它背后隐含着人类社会在未来会呈现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将把人类带入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一个全新的时代将要开始。

二十多年前，当互联网进入我们的生活，它打开了文艺创作者的作品传播和知识获取的新途径，“在细小的网络背后有一座座无形的图书馆”，这是我第一次上网后最大的感受。网络时代让在流水线上打工的我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了“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文化平权后的红利。通过互联网，我可以迅速地阅读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了解文艺思潮、掌握文学动态；通过互联网实现文艺创作者之间平等而自由的交流，获取信息与知识的通道变得前所未有的方便，大众获得学习的机会不再受到局限。当时的我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的力量，能够跨越地域、语言和学历等障碍，便捷地获取诗歌知识，在工厂的机台上写下自己对工厂生活的感悟，分享在五金厂对铁的新认知与感受，把自己的诗歌发表在互联网等新媒体平台上，直接面对读者，跟同行与读者交流。这种交流让沉闷封闭的我迅速地打开文学创作的窗口，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的诗歌与打工者的生活。

以人工智能与互联网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不仅仅是一次信息的普惠与平权，它重塑了人与自我、世界之间的新型认知，开启了新大众文艺发展与繁荣的道路，拉近了大众与精英之间在获取知识和传播方面的距离。比如在温雄珍的诗歌中，我们可以读到她写烧烤摊生活的诗歌，也可以读到作为一个中国基层女性关注到巴以战争的诗歌，两种题材在一个中国基层生活的女性诗人笔下找到了一种恰当的平衡点，显示出一种共生共存的和谐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在以AI与网络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加持下，我看到的是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崛起。新质生产力正在书写我们普通大众的认知史，新技术让大家更加快速地缩短自身与世界的距离，我们正进入一个更加开放、自由、平等、包容的世界。当新的技术加快了普通人在认知上的觉醒与自由，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用诗歌、小说、散文、视频、自媒体等方式表达自我的感受，它们构成了新大众文艺的主体。十几年前，我写作了一首《工业时代》的诗歌：“美资厂的日本机台上运转着巴西的矿井/出产的铁块，来自德国的车刀修改着法国的/海岸线，韩国的货架上摆满了意大利的标件/比利时在角落等待出售，西班牙跟新加坡/在检测，俄罗斯被搬运工放入仓库，黑非洲/站于露天场的原料，智利的订单如它的国土/那样狭长，我的四川方言有些守旧，湘西话/更难听懂，福建的闽南话跟台湾人交谈/粤语的香港只是停靠站，如果我愿意/把印度，阿拉伯阿富汗，巴基斯坦安排在/澳大利亚附近，伊拉克和美国紧靠着/以色列搬运到加勒比海众国中央/英国与阿根廷握手，日本和墨西哥……/在这个工业时代，我每天忙碌不停/为了在一个工厂里和平地安排好整个世界”。诗歌写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工人如何在车间重构世界与自我的关系，我在许多国家朗诵过这首诗歌，跟他们分享在一个信息与技术全球化的时代，一个中国女工的生存体验与世界的关系。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于当下，在未来，我们这种紧密关系会进一步地加深。在抖音直播中，一个贵州山区的宝妈可以通过AI语音同步翻译与欧洲、西亚、南美的买家实现实时同步交流，她背后陈列的是来自中国工厂的箱包、铁锅和有中国特色的工艺品，买家可以在视频直播中挑选自己满意的产品。

当普通大众通过新质生产力获取知识的成本越来越低，获取知识的宽度越来越广，新大众文艺的出现是一种必然。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媒介发展实现了传统精英与普罗大众在发表与传播机会上的平权化，新媒体以近乎颠覆性的方式倒逼传统媒体重新界定文艺作品在大众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多的普罗大众凭借自身独特的经历和感悟创作出一大批文艺作品，这些文艺作品扎根于他们当下的日常生活。比如快递工作者、烧烤摊的服务员、煤矿工人、清洁工人、流水线工人、建筑工地工人等这批新型文学创作者的作品中，我深刻感受到这批作品的在场性。他们不仅仅是身体的在场， 更是生活的在场、生存的在场，乃至精神与心灵的在场。这种“在场”的深度生存经验让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具有人情烟火的现实在场感。读王瑛的作品，我读到的是一种在具体而真实的保洁工作生存状态下的身与心的在场感，而非旁观者式的，更不是那种在精妙得可以随时抽身而出的体验式或者采访式的“在场”。在她的作品中，既不忽视生活皱褶间的失意、焦虑与挣扎，也保持着对星空的渴望和生活本身的质感。对于新大众文艺中生活在基层的这个写作者群体，他们真诚地记录日常生活里微小的凡人生存切面，传递出最温情的烟火味。

（作者系《作品》杂志社副总编辑）

新大众文艺：普通劳动者的书写和表达

柳冬妩

2024年第7期《延河》杂志，刊出《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作者非常敏锐地观察到“新大众文艺已经悄然并蓬勃地从草根和民间兴起并兴盛”：“大众生活，小镇青年，市井人生，摆摊琐记，打工经历，兴、观、群、怨，碰壁撞墙，峰回路转，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劳动者的写作，关于历史的民间记忆，各种圈子、各种样态的新的文学和艺术，它们的蓬勃兴起，标志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众写作和创作正在发生。”对于“打工文学”而言，“新大众文艺”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一直有学者想为“打工文学”改名，但都并不合身。将“打工文学”纳入“新大众文艺”的版图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打工文学”天然地具有大众性、人民性，“打工作家”不仅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

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作家”，也包括其他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狭义上讲，“打工文学”主要是指有着“打工经历”的“打工作家”所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是来自打工者内部的文学叙述。在“打工作家”与其他作家创作的“打工文学”文本里，的确存在着某些经验上的差异。当然，作家在任何时候都有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但同时，一个作家写什么，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在一般情况下，作家最好写他熟悉的题材。莫言说：“最好的打工文学应该是有过打工经验的人写的。专业作家当然也可以写，写出来也可以发表，别人看了也像那么回事，但最较劲处是虚假的。”“你可以在技术上写一个农民工在建筑工地怎么样搬砖，怎么样和水泥，怎么样在脚手架上双腿发颤，怎么样饿得头晕眼花，但你无法准确地体会到一个站在云端里的脚手架上的民工的心情，他的孤独，他的向往，他的恐惧，他的理想。”这些论述显示了莫言对经验作者的重视，他所说的“最好的打工文学”，强调了打工者作为“打工文学”创作主体的重要性，这就是一种新大众文艺：“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

打工者成为“打工文学”的创作主体，在某个侧面，诠释了“新大众文艺”之“新”。“大众文艺”的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现代作家郁达夫于1928年创办的《大众文艺》月刊，他在发刊词中陈述道：“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郁达夫的不少作品确实可以称之为“大众文艺”，如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反映女工生活的小说之一。他的短篇小说《薄奠》则为人力车夫唱了一曲悲怆动人的挽歌。人力车夫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们的笔下备受青睐，胡适、沈尹默、叶圣陶的同题诗歌《人力车夫》、刘半农的《车毯（拟车夫语）》、鲁迅的《一件小事》、老舍的《骆驼祥子》等，以诗歌或小说的方式分别加以表现。据估计，民国时期全国人力车夫至少不会低于50万人。现代文学中集体出现的人力车夫形象是现代文学的重要成果之一，但却没有出现“人力车夫作家”，从创作主体构成而言，人力车夫是完全缺席的。在现代文学中，女工形象也有很多，如康白情的《女工之歌》， 还有庐隐的短篇小说《灵魂可以卖么？》，反映纱厂女工的非人生活和不幸遭遇，提出了“灵魂应享的权利”问题，但是“女工作家”始终是缺席的。但在新时代的条件下，“无论身份，不论阶层，门槛消弭，圈子打破，人人皆可为作者”，“外卖小哥在送外卖的间隙，写下《赶时间的人》；打工小哥开起‘诗歌商店’；保姆、保洁、保安、木工、电工、瓦匠等平凡职业者的呼喊与呼唤，欢笑与泪水，焦虑与等待，失望与希望，汇成新时代的‘新工人文学小组’”。在广东东莞，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打工作家”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荣获鲁迅文学奖，五金厂打工妹郑小琼成为著名诗人。“打工文学”的创作表明，新大众文艺确实是一场创作者的革命。改革开放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中国民工潮在珠三角拉开了序幕，“打工文学”的创作大潮也在珠三角拉开了序幕。不仅是专业作家在写“打工”，从最庞大的打工群落里走出的一批批“打工作家”，更拥有了言说自我和建构自我的能力。

“打工文学”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一种类型，“表现的是劳动者原生态的生活，是人民大众真实生动的生活”，我们从中“看到那些充满生气与活力的生活场景，那些生机勃勃的劳动景象；那些有血有肉的个人经历，那些生活重压下的一声叹息；那些大众的呼喊与呼唤，欢笑与泪水，焦虑与等待，失望与希望”。“打工作家”记录了那些原本被遮蔽的生活经验。他们的书写，对这个社会的感知系统来说，是扫除了一片盲区，开辟了一片领地。郑小琼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谈道：“作为一个流水线生活的工人，我知道当铁砸在自己的手指与别人的手指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感受到的生活与坐在书房依靠资料感受到的生活有着本质的区别，有一种疼痛是自己亲身感受到，有一种疼痛是想象得来。”（《作家通讯》2012年第3期）2007年，东莞“打工诗人”郑小琼曾因散文《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铁》写到身体对铁的痛感，这种经验可能是其他作家写不出来的。“铁”是郑小琼写作中的核心元素，也是她所创造的最有想象力和穿透力的文学符号之一。“当我自己不断在写打工生活的时候，我写得最多的还是铁。”“我一直想让自己的诗歌充满着一种铁的味道，它是尖锐的，坚硬的。”对“铁”的丰富记忆，和郑小琼多年在五金厂的工作经历有关。郑小琼写下很多关于“铁”的诗歌，她改写了当代中国诗歌史中“钢铁”和“机器”意象的意义和走向。同样，我们从“打工作家”王十月的散文《寻亲记》《小民安家》《总有微光照亮》《关卡》《声音》到他的小说《出租屋里的磨刀声》《文身记》《开冲床的人》《国家订单》《白斑马》，都可以看到那些从骨子里发出的疼痛。这些疼痛，来自王十月切身的体验，来自他身边那些与他一样命运的打工者们。

郑小琼、王十月等“打工作家”的出现，是“新大众文艺已经悄然并蓬勃地从草根和民间兴起并兴盛”的具体例子。诗人、评论家李少君在为郑小琼散文诗集《疼与痛》作序时注意到“草根性”的诗歌现象，并指出：“郑小琼出身于偏僻地域，却得益于时代开放，能完成和大城市同龄人同样的诗歌启蒙与诗歌教育，接触并学习经典。后来她辗转于异乡，在工业化最迅速的珠江三角洲经历时代风雨的洗礼，完成了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的积累，领悟和思考一系列或细微或重大的生活和心理问题。于是，众多外在条件和因素刺激她的灵感和写作欲望，她的天赋与才气得到激发，一写诗，就一发不可收拾，也立即得到诗歌同仁的关注与扶持。因为网络，她的诗歌获得广泛传播，最终被主流诗歌界接受。”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新媒体的产生，不仅是郑小琼“登上大雅之堂，获得广泛认可”的原因，也是整个东莞打工作家群、素人写作群形成的原因。在东莞黄江镇做过酒店服务生、工厂保安的穆肃（网名：小木不识丁），在“QQ·作家杯”征文大赛中脱颖而出，出版了长篇小说。东莞网络作家杨海燕（网名：房忆萝）的《我是一朵飘零的花——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以朴素的笔调、纪实性的手法记录下自己的打工经历，讲述了一个打工妹所看到、经历和体会的城乡世界，记录下了工业化过程中一个普通打工女孩的命运。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命运，也是这个年代背井离乡的打工群体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由此可见，“新媒体的产生，为劳动者参与文学提供了极为便利而通达的载体，物质文化生产者和精神文化生产者传统意义上的鸿沟逐渐被抹平”。

（作者系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