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提供的P-1导弹是屠守锷第一次看到的真导弹。不只是他，对整个国防部五院的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第一次见到真导弹。

P-1导弹运来的那一天，整个国防部五院顿时炸开了锅，大家纷纷来参观。导弹有两枚，一枚是供教学用的解剖弹，一枚则是可供拆装的完整导弹。

第一眼看到导弹，钱学森先是有些许喜悦，继而眉头深锁，略有失望地摇了摇头。在美国参与过导弹研制的他清楚地知道P-1导弹已经过时，在性能和技术上的参考价值并不大。不过，眼下这枚P-1导弹的到来也算是及时雨，至少可以让研究人员真正地接触和认识导弹。想到这里，钱学森重新舒展了眉头露出了笑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就算是这过时的P-1导弹，能够来到国防部五院已实属不易，得亏了苏联的鼎力相助。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是第一个承认的国家。在我国成立国防部五院，高端技术和资源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苏联又在军事研究方面为我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P-1导弹就是一个例证。

P-1导弹是依据在德国缴获的V-2导弹现有技术作为基础来研发的，是苏联的首款反舰导弹。由于这款导弹的技术已经过于落后，其作战能力并不高，所以P-1导弹并没有大规模装备，很快就退役了。虽然实用性并不强，却也能从这枚导弹中看到导弹研制的早期技术，在当时的条件下，苏联向中国提供这样一款导弹也实在难能可贵。

1956年底，国防部五院总体设计室主任任新民代表中方在苏联援助的P-1导弹实物交接仪式上签字。之后，P-1导弹被接到北京，直接送到了国防部五院。

一场热火朝天的学习实践活动在五院开展起来了。

“有了这‘家伙’，我们就可以动手把弹体、发动机等零部件拆下来，仔细研究和测量，动手绘制图纸了。这可是锻炼队伍的好机会啊。”钱学森召集屠守锷这些骨干力量开会，会上，他信心满满地说。

“拆卸？”有人疑惑，“难道要给P-1导弹作解剖？”

“是的，就是要解剖P-1导弹，分门别类登记造册，让我们的研究人员熟悉导弹的构造。”钱学森说。

“拆卸了之后还组装吗？”又有人问。

“当然要组装，要把它还原成原来的模样。我们要‘反设计’。”钱学森强调。

“反设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得拆卸，即大家得把弹体、伺服机构、惯性器件和电子器件等一一拆卸下来，然后分门别类地编号、造册。接着就是对照实物去做检测、试验，分析和认识材料成分、规格、性能等，画出初步的图纸。最后就是在对导弹整体有了清晰认识之后，按照所画的图纸将原来一一拆分下来的零部件组装还原。若是要将导弹还原成拆卸之前的模样，在整个过程中就得非常细致，一个螺丝钉的差错都不能有，这对整个队伍而言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在“反设计”的工作中，屠守锷和他所带领的结构强度研究室的任务是繁重的。屠守锷在航空领域的理论水平高，实践经验却相对少。当一个实打实的导弹放在面前让他研究时，他发现自己要补的课实在是太多了。

边拆卸导弹，边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快速地记写，这是屠守锷多年来的老习惯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他喜欢随身携带小本子，一有空就掏出小本子来，或记录，或演算。小本子就是他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他拾掇起自己的零散时间，将它们拼凑成一个庞大的整体。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启示是最值得记录的，这些问题和启示，他常常会带到课堂上跟年轻人们探讨和分享。大家一起思考，见仁见智，经常会蹦出奇妙的思想，收获出其不意的结果。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拆分导弹的实践就像一片浩瀚的学海，乘一叶孤舟而来，屠守锷拿起船桨努力划拨，他需要找到通往彼岸的路，可在这片浩渺中要找出一条路来并不容易，他只能聚精会神，仔细观察，遇到难题一一破解。在这过程中，屠守锷自学了陀螺力学、控制论、可靠性教学、微机应用、低温传热等专业知识。就像我们在学习英语时遇到不认识的单词就要立马查词典一样，屠守锷对技术的追求也大抵如此。遇到不懂的，弄不明白的，他总会第一时间去翻找资料或向人请教，把卡壳的难点疏通。

实验室的工作主体是年轻人，屠守锷经常组织年轻人开展技术课题的研究和讨论。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导弹的“反设计”过程对屠守锷和他的团队而言不仅仅是拆卸并还原这么一个机械的过程，而是在这其中要去思考导弹的制作原理和基本规律，这显然对日后的导弹自主研制更为重要。认识到了这个关键点之后，屠守锷每组织一个拆卸步骤，都会跟研究人员强调，要大家探究相关步骤的原理、作用和有无可替代性等相关问题。“最好能举一反三，见微知著。”屠守锷说。

P-1导弹终是被国防部五院的研究人员吃透、学透了。即便如此，P-1导弹已经过时的现实摆在那里，很多技术和零部件很明显陈旧且不实用。要想研制出真正实用的导弹，吃透P-1导弹还远远不够，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怎么突破？屠守锷正一筹莫展。就在这时候，他接到了新任务。

那一日，屠守锷正在做研究，钱学森告诉他，要他准备一下，过几日一起去苏联。

“去苏联？”

“对，去苏联！聂荣臻副总理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导弹研制等尖端技术合作事项。”

“好，太好了！”屠守锷很兴奋，他迫不及待地想亲眼见识一下更先进的导弹，“我需要做什么准备？”

“不需要做什么特别准备，到时候结合自己熟悉和擅长的领域留心一些就是。”钱学森叮嘱屠守锷说，“我比较熟悉和擅长理论研究和科学探索，但是对于组织大规模科研生产和建设大型航天工程尚且缺乏实践经验，请你在这方面多多留心啊！”

屠守锷将钱学森的话牢牢记在了心里，他琢磨着，这次机会难得，一定要为我国导弹研制多争取一些实用的资源。

1957年9月7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聂荣臻副总理的带领下出发了。

中苏双方各组成了军事、原子能、导弹、飞机和无线电五个委员会。针对五个委员会，我们国家确定了五位谈判组长，他们分别是陈赓、宋任穷、钱学森、张连奎、王诤。每个组各自带了技术人员，屠守锷就是以导弹技术顾问的身份参加的代表团，他全程跟随钱学森。

谈判从9月9日开始，苏联方面也派出了高规格的精锐代表与中国洽谈对接，可见对中国专家之行的重视。谈判期间，中国代表团参观了苏联导弹试制工厂等单位，这让屠守锷大开眼界。

拿出小本子，他在上面记录着自己的所见所闻。火箭试验台总面积，发动机试验台总面积，酒精仓库、煤油仓库、硝酸仓库和过氧化氢仓库等面积，车间及车间内的设备数量，等等，他都详详细细地记录着。这些数据隐藏着产品的流程路线和生产规模。

钱学森告诉屠守锷，中国代表团最后要向苏联政府列出所要设备的清单，清单是否齐备，与他们这些代表的研判息息相关，容不得半点儿马虎。

每天参观完，专家们会简单碰头探讨一番。屠守锷将自己的记录和想法跟钱学森交流，他欣喜地发现自己所记录的、所思考的问题跟钱学森的所思所想高度一致，这让他更坚信了自己的判断，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这次谈判的结果是，苏联政府答应卖给中国P-2地地近程导弹，这个导弹是在P-1导弹基础上稍作改进的一款导弹，算是苏联导弹的初级产品，事实上也是淘汰的产品。

虽说苏联在我国导弹研制初期提供的帮助很大，而且此行在导弹研制技术上收获颇丰，但谈判过程却给屠守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联愿意给我国提供的只是他们淘汰了的技术，且在谈判桌上，苏联人的态度是傲慢的。这些都让屠守锷清楚地认识到：像导弹这样的国防尖端技术，靠买是买不来核心技术的，只能靠我们自己。

眼下，仿制仍是势在必行的一步。随着P-2地地近程导弹的来华，仿制工作正式开始。与导弹同来的还有包括地面测试、发射、横向校正等47件导弹营技术装备。

在这之前，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国防部五院已经进行了一次组织结构的调整：在原来十个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了一、二分院。总体而言，一分院承担各类导弹总体设计和弹体、发动机的研制任务。由钱学森兼任一分院院长，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等专家都聚集在一分院，驻地在北京长辛店附近的云岗地区。后来，由于一分院的面积有限，又进行了另外的选址，从长辛店搬到了南苑。二分院承担导弹控制系统的设计工作，由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王诤兼任院长。二分院聚集了全国多位知名电子技术专家，驻地在北京永定路地区。

一分院成立之初，亟待快速发展，新人不断地调进来，屠守锷这些老将自然而然成了院里的中流砥柱。为了让新人尽快成长起来，当时的一分院成立了训练大队。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正式参加工作之前都要到训练大队历练一番，参加短期集训。所谓短期集训，一期的训练时间约两个月，除了政治军事课程之外，还有重要的技术教育。屠守锷和他的同伴任新民、梁守槃等老骨干，在钱学森的带领下，都担任着繁重的授课任务，屠守锷教授的课程是导弹结构。导弹研制能否取得突破，人才是关键。对屠守锷这些老将而言，除了自己一股脑扎进导弹仿制工作中之外，带好队伍、培养人才也是他们的重要任务。

一分院决定兵分两路推进P-2导弹仿制工作。一路学习导弹基本知识，由苏联官兵在炮兵教导大队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教学训练活动；另一路则由设计部门和试制工厂组成，开始解剖和仿制P-2导弹。

作为领导人员之一，屠守锷参加了教导大队的教学训练活动。教导大队实行军事化管理，屠守锷早已习以为常了。工作和食堂两点一线的生活对于一心扑在科研上的他来讲，是再好不过的生活。

集训的时候，钱学森分享的一件事让屠守锷印象深刻。钱学森说，他曾经接到过一位年轻人的信，这位青年在信中指出他写的一本关于工程控制方面的书中有个公式有误。收到信后，他很认真地对这个公式进行了复核，发现情况真如这位青年所说的那样。于是，他接受了青年的建议，并做了修改。

“我们搞科研，一定要有接受质疑和改正错误的勇气和精神。”说罢，钱学森郑重地提醒大家。屠守锷发自内心地赞同，正如钱学森所言，接受质疑和改正错误是一个科研人员必备的品质，多年的科研经验让屠守锷清楚地认识到，科研是一个不断求真的过程。所以，他喜欢讨论，跟钱学森这样的前辈讨论，跟年轻的学生们讨论，科学问题就是在讨论中越辩越明朗的。

集训的三个月转瞬即逝，效果怎么样？检验场上见真章。

1958年4月8日夜间，北京南口镇西南的坦克靶场灯火通明，上百辆车整齐有序地列阵，一场导弹点火演习即将开始。

“各就各位！”只听得指挥官一声响亮的命令，学员们迅速四散，各自来到相应岗位。学员们早已对自己的职责和动作熟练于心，一次成功的点火需要所有人员的完美配合，所有工作都需要精确和一丝不苟。

导弹号手迅速来到仪器前，前前后后仔细检查了一遍，确保万无一失。“导弹号手准备就绪，请指示！”他响亮答道。

其他各个岗位的人也此起彼伏地回答着准备就绪的话。

“三、二、一，点火！”指挥官一声令下，模拟点火“扑哧”一声，仿若火苗隆隆，烟浪滚滚，导弹拔地而起。

国防部五院新进的年轻技术人员们屏气凝神，好像这就是一场实战，他们紧张得心怦怦直跳。

“时间把握精准，操作很成功，祝贺同学们。”等一切恢复平静，指挥官很高兴地说。学员们这才回过神来，相互抱着、跳着，开心极了。这虽然是一场演习，却让每个人大开眼界，同时也让他们更加真切地清楚了自己接下来的任务。

七天后，苏联官兵完成教导任务回国。新兵们各自来到国防部五院的工作岗位上，于他们而言，一切才刚刚开始。

摘自《屠守锷：潜心为国铸长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