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胆小，怕见生人，常躲在大人的身后偷偷地瞅家里来的客人，默不作声。

我六岁零九个月，已到了读书的年龄，母亲领着我到村小——“半边街”学堂去报名。路上答应得好好的，可一站到老师面前，我一个字都挤不出来。尽管老师和颜悦色，耐心地重复跟我说的话。母亲干着急。不得已，老师说：“先坐到教室里试试看吧。”

我被安排进了一间宽敞的教室，东西两墙的窗户高大，土砖墙，凹凸不平的泥巴地，稀稀拉拉几张木课桌，漆脱落得连桌子上的缝都依稀可见，然而，学堂里的一切于我很新鲜。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的场合，什么都不懂，也没有一个认识的玩伴，尽管好多人，但我感觉还是孤零零的。我懵懂得很，堂堂课趴在课桌上睡觉，老师就用手敲击桌子，被惊醒的我猛地一坐起来，睡眼惺忪地望着老师，老师讲了什么全然不知，有时被同伴吵醒了还不知道什么叫“下课”。一个人怯生生地走出教室，来到操场，见一些个头儿高大点儿的哥哥姐姐站成一排，我也跟着站在队伍的旁边，结果被他们嘲笑，弄得我抬不起头来。一个高个子男孩儿迎面向我冲来，扬起右手，将食指和中指的第二个关节弓起，朝我的脑门猛敲了一下，“这个蠢蛋”，一溜烟跑开了。

我摸着脑门，眼泪一下子盈满眼眶，在里面直打转转，差点点儿就如珍珠一样从脸上直滚下来。我窘迫极了，只想着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我低着头，眼睛瞅了瞅周围，刚才还站成一排的那些高个子哥哥姐姐，满操坪飞奔，大呼小叫，没有人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一个女老师径直向我走来，站到我的前面，手轻轻地来回摸着我的头。我怯怯地抬起头，强忍的泪水终究没控制住，一下子全滚落下来。眼前这位女老师，并不教我们。她个儿不太高，身材小巧，一件裁剪合体的青蓝花布上衣，齐肩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衬着她那张素净圆润的脸，清澈，秀美，慈眉，善目。她微笑着，嘴角露出淡淡的小酒窝，看着我，眼里现出和善的光。我有些释然，脚步向前移了移，试着靠近她。她弓下身子，右手伸向我，我信任地伸出手，放到她的掌心里。她牵住我：“来，不要怕，到教室去。”话不多，语轻柔，暖流直沁入我的心田。

我任由她牵着往教室走去，小小的脚步紧挨她的步子，底气也足了些，紧绷的脸也放松下来。她牵着我从嬉闹的孩子中穿过，就像跟着妈妈一样，我心里安稳些了。我有了贴心的依靠。我好感激她，是她给我解了围，保护了我——一个孩子的自尊心。这是我在学堂里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老师”的温暖。

当然，上学不到半月，我因天天在课堂上打瞌睡、听不懂课，而被老师叫了家长，“太嫩拙哒，读不了，明年来吧。”于是，我跟在母亲后面，一句话也没说，离开了学堂的“妈妈”。

第二年秋天，母亲再次领着我走进学堂，那时我已七岁零九个月了，在上学的一年级孩子中，我数年龄最大的。此时再进学堂的我已然成了孩子中的“哥哥”，但还是有一丝忐忑不安。我走进教室，排在队伍后面，等待老师给我们报名、登记。轮到我了，老师一抬头，一对熟悉的小酒窝猝不及防地撞入我的视线。咦？这不就是去年牵我到教室去的那个老师吗？我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她望着我，也有些惊讶，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圆润的脸上溢满了笑意，“你又来哒，还认得我吗？”我望着她，羞涩地点了点头。

她是我们的班主任，教语文。那年月，我们写字用的都是石板和石笔。我记得她教我们的第一个生字是“中”字。她拿起一支白色粉笔，在黑板上开始写起来，边写边念：竖、横折、横、竖。我第一次看老师写字，在黑板上写，写得端正，好生羡慕。我们乖巧地坐在座位上，坐得笔直，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黑板，看得入神，心里佩服。她写完了，转过身来，微笑着望着我们，领着我们朗读：“中、中、中。”那两个浅浅的小酒窝随着嘴唇的蠕动，在嘴角轻轻地悦动。我们跟着大声读起来：“中、中、中。”然后，她让我们自个儿在石板上写几个“中”字。我们抓起长长的石笔，在石板上“嘎吱嘎吱”地写起来，写得不好，就用手掌或袖口来回擦，擦干净了，再写。她在教室里走了一圈儿，发现我们用手或袖口来回擦石板，就会亮出右手食指在我们面前扬一扬，意在提醒我们“不行”，连忙用黑板刷的一角轻轻地帮我们擦干净。等我们练写完了，再开始教我们学“国”字、写“国”字。我们在学堂里学到的第一个词，就是“中国”。她用最质朴的方式把“热爱汉字、热爱祖国”的情感悄悄地种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

她是小学民办教师，叫邹恺娣。讲课一口流利的方言，我们听得懂，学得开心。她的脸上时常泛起的微笑，几十年来，我一直记得牢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