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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君发:时间的证词

来源:散文百家   时间 : 2024-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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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证明了生命的循环往复。光阴半百,渐渐看淡了许多事情,年轻时追逐的爱情,在生活的锤炼下,只剩下亲情,至于财富、地位、健康及其他欲望,也只剩下健康值得关注了。秋日,踩着满地黄叶枯草回到那个叫泉溪的小镇。父亲看到我,脸上洋溢着笑容,仿佛我的到来,给他增添了几分面子。这个时候,我瞬间理解了父亲的牵挂,血脉亲情犹如大江大河在眼前翻滚。

我父亲一辈子生活在底层。五十多岁的时候,第一颗牙齿脱落,他就预感到晚年已经张牙舞爪地赶来。这颗牙齿松动了半年,他倍加小心,日日呵护,终究还是未能抵挡住岁月的侵蚀。当时,我和他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见他夹起一小块鸡肉往嘴里送,刚嚼几口就停了下来,脸上挂着尴尬,别过脸去,手指伸进嘴里,然后捏住一个什么东西,悄无声息地放到鸡骨头中间。我看见了他所有的动作,不说穿,给他保留男人最后的尊严。他卑微地折腾了一辈子,年过半百之后仿佛顿悟,不再折腾,回到湘南小乡村,谨小慎微地侍弄农作物,水稻或者西瓜,或者茄子、辣椒、油菜、芝麻。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是他回乡种地之后的口头禅,他像回到了童年,回到那个大饥荒从泉溪街上搬到乡下的年份,十一岁的他对谁都小心翼翼。不久之后,他送走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呆滞的目光里,宣告了他一辈子的雄心壮志就此终结。他曾经是个有理想的人,期望自己重振父辈的雄风,在泉溪那个地方,弄出大的响动。可是,直到知天命之年,在吃过无数的亏,对自己的人生或者对生活彻底失望之后,看着镜子里眼窝深陷和两鬓摧枯拉朽般噌噌噌滋生出来的白头发,他苦笑着摇头,对自己说要收心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便毫无悬念成了他的口头禅。

我那时年轻,取笑他开始颓废,人还没老,就丧失了斗志。我取笑他的方式是把他的口头禅改为“不怕一万,只怕一万一”。这句话显然刺痛了他。他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天狗吞月般黯淡无光。一万一,是他把家里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又从亲戚家借了一些钱,凑出来实现理想的本金。他前几年和我母亲一起去镇上贩米,从泉溪早市上收米,随身携带两个蛇皮袋或者麻袋,两分钱三分钱讲价,从蹲着或者坐着的农民兄弟那里五十斤一百斤买米,差不多一百七八十斤的时候,就把沉重的米担子压在自己矮小的身体上,他咬紧牙,脸憋得通红,一步一挪往耒水河方向走去。我的母亲挑着一担米,比他的担子不轻,却比我的父亲从容得多。俩人挑着米渡过耒水河过渡,到对岸的解放大队坐10路车,去衡阳城里卖。那时候,我父亲的信念就是早点把房子建起来,有个像样的窝。村里大多数人家拔了茅草屋,新建了红砖房,有的还是二层三层的楼房。他经常去别家帮忙,一天忙到晚,带回来的除了满身的痛,还有被刺激的雄心。在做什么生意这件事上,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出奇地意见一致:卖米。选择卖米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舅舅也在做这个营生,还有一个,就是大米不会像鸡蛋一样打烂,不会像蔬菜水果一样缩水,更不会腐烂。这个营生,适合承担不了风险的老实人做。做了几年大米生意,攒下一点钱,我的父亲不满足,想干一单大的,就凑了一万一千元本钱,跟别人合伙去火车站搞车皮,把米贩到更远的广东去,赚更多的钱。可是,他的算盘落空了,那个合伙人自称是广东的,在大米上火车的前一个晚上,喊了几辆大货车,把仓库的大米全部拉走了,自此音信全无。我的母亲这一次出奇地冷静,并没有用骂人的方式来发泄她的不满,更没有哭,她怕我懦弱的父亲想不开,而是淡淡地说:“算了,钱没有了再赚。”母亲不愿我的父亲出意外,不想当寡妇。在农村,当寡妇不但被人瞧不起,还会被欺负。“一万一”成了父亲心中永恒的伤疤,所以,晚年的时候,我把他的口头禅改为“一万一”,他眼神里满是委屈,只是结发妻子不在了,自己又江河日下,不敢跟儿子们顶嘴,把满肚子的话咽了下去。

他和我的母亲一辈子生了四个子女,幸存下来的却只有我和我弟弟。他二十二岁就和还只有十九岁的姑娘结了婚,这个姑娘叫王永兰,后来成了我母亲。我父亲二十三岁的时候生下了他这辈子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我这个姐姐,只在人间活了不到十个月,甚至连父母的脸都没看清楚,就在一场大病中匆匆结束了短暂的旅行。第二年,他们就生下了我。第四年,我的妹妹降临这个世界,也只是来人间稍稍溜达一圈,就永远留在一个叫作“月塘”的水塘里。第六年,我弟弟出生,开启他跌跌撞撞的人生。算命先生说,我父母命中无女,只有两个将军守在床前为他们养老送终。现在我才明白,当年算命先生其实是为了讨巧,连蒙带骗说几句好听的话,哄我父母开心。我们兄弟二人,哪里有什么将军命,只是在芸芸众生中,用尽全力活着。

在世人的目光里,我父亲和我母亲并不合适。我父亲身材矮小,小身板,性格懦弱,母亲却人高马大,长相白净,性格倔强。我母亲经常说,要不是她要强,在那个叫王瓦屋的小村子里,我父亲早就被人活埋在田了,哪里还有命活到今日。母亲说这个话的时候,父亲总是眼睛望天,不反驳,不吱声。在以力气论英雄的农村,小身板是受人欺负的必选对象。但他运气好,娶了一个人高马大的老婆。我母亲嫁给我父亲的时候,脾气挺温顺,但在欺软怕硬的农村,她被生活毒打过许多次之后,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笑脸是换不来脸面的。她开始防御性进攻,每一次进攻,都要搞赢。打是打不赢的,她要骂赢。谁欺负了我们家,一定会骂得对方服气。

王瓦屋的人以王姓为主,其他的几户人家姓宋和姓曹,是小姓,只有我家姓殷,我爷爷是在物质极度困乏的年代,从泉溪镇上搬过来的。王家人向来没把我家放在眼里,没想到我母亲后来会变得强势,吓得他们不敢轻易惹我们家。

我的父亲赔光了一万一之后,并没有一蹶不振。他一心想着的是早点把房子建起来。他的这个想法,跟我的母亲有很大的关系。他本来不想那么早建房子的,我的母亲总是逼他,“你爹是建房子的,带了那么多徒弟,怎么没把你带出来?”她的疑惑,也是我父亲的疑惑。我的爷爷作为泉溪一带有名的泥瓦匠和木雕匠,带了很多徒弟,在吃大食堂的时候,这些徒弟的能耐没显示出来,到了分田到户各干各的时候,他们的能耐都显出来了,纷纷走出农村,拉起自己的队伍,干起了包工头。在东风刚吹遍神州大地的年代,从城市到农村都在建房子,干工程吃香得不得了。没几年光景,我爷爷的这些徒弟腰包就鼓起来了。说话硬不硬气,全靠腰包撑着。我的父亲眼睁睁看着别人腰包鼓起来,自己却没皮没脸要找人借钱,心里很窝囊。加上我母亲三天两头催促,他就更加心烦气躁,有时候他回的话就像67度衡水老白干,很冲,“他们有本事,你怎么不嫁给他们?”我的母亲就白他一眼,说:“当时我要是晓得你这么窝囊,死都不嫁给你。”我的父亲只有说一句话的能耐,被我母亲呛了之后,找不到第二句话来回她,最多只是对她翻白眼,然后,低下头,老老实实烧火做饭。

我的父亲对我母亲翻了几次白眼之后,心里就琢磨开了。建房子这颗种子在他心里像肥料一样,沤得太久了,开始发芽、生根,搅得他心神不宁。更让他难受的是,还欠别人几千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他借钱的对象当然是我爷爷的徒弟。殷高云的大名,在老辈人那里如雷贯耳。虽然他砌的房子大多数已经被拔掉了,但是他雕刻的那一对边狮子,到现在还被大家“耍”。耍狮子舞龙灯,是湘南大地春节一项重大而神圣的活动,讲究很多。我们村的边狮子,出自我爷爷之手,就是把狮子头分为左右两边,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狮子头造型,分开来,左边为大走前面,右边为小紧随其后。耍边狮子一般是从正月十二耍到正月十五。后来,农村的人逐渐进城务工,留守村子的青壮年越来越少,但边狮子不能不耍,就改到正月十四到正月十五,只耍两天。我爷爷带的那些徒弟,至少有十个,他们都已经腰缠万贯,我的父亲找他们借钱,好不容易才凑够了“一万一”,被骗子一锅端了。这些债,成了他喉咙中的鲠,时不时冒出来,刺他一下,让他难受得就像针扎在心窝子上。

老话说,族旺留原籍,家贫走四方。我的父亲从借钱时就深刻理解“族旺不等于自家旺”的道理,他和我的母亲商量,去衡阳城里做米生意。为了心中那个建房梦,我的母亲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一答应,开启了他们长达二十年的衡阳城漂泊生涯。

既然打算去衡阳做生意,租房子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他们舍不得出中介费,不知道走了多少路,问了多少人,才在衡阳医学院旁边找到一间地下室,作为安身之所。摊位一时找不到,他们就买了一辆三轮车,每天到各个小区叫卖大米。我曾经无数次走进那间地下室,里面除了一张床,一个煤炉,一辆三轮车,全部是米。因为是地下室,要想把三轮车顺利推进推出,在我看来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对父母来说不是问题,不知我的母亲从哪里找来一块大木板,搭在阶梯上,推三轮车出去的时候,夫妻俩一个在前面拽,一个在后面推,把三轮车推到马路上,再把一袋一袋米背到三轮车上,装得满满当当才出去,开启一天的叫卖;回来的时候,先把没卖完的大米卸下来,再一个在后面拽,一个在前面扶。干的都是力气活,好在他们正值壮年,不怕费力,就怕赚不来钱。

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衡阳读中专。我读的护士专业,总感觉自己低人一等。开学一个月,我就要退学回去读高中,向来不吭声的父亲,一巴掌掴在我的脸上,骂道:“多少人想读中专考不起,你作死呀。”我捂着脸争辩:“我要读高中,考大学,我要读衡阳医学院。”父亲扬起手又要甩我耳巴子,被母亲拽住:“有话好好说,崽大了,不要打了。”母亲的话起了作用,我得以把理由说下去:“这个专业我不喜欢,读了以后我也不会做这事。”我母亲怔了怔,放下炒菜的锅铲,问:“你想当医生?”“当然。”“你有这个本事?还想当医生,做梦吧。”我父亲数落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反对我读高中考大学,顶了他一句:“你自己没本事,怎么知道我不能当医生?”父亲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终究没有说出来。母亲又问:“早点赚工资不好吗?”我终于明白,他们的心思是让我早点赚钱,那样他们就可以不用每个月给我生活费,每学期给我交学费了。尽管那个时候生活费不高,每月五十块钱,但那个时候的米也不贵,五毛钱一斤,他们赚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我还有个弟弟,他们还要砌房子,压力大呢。

我想当医生的另一个原因,是村子里有人考取了衡阳医学院,正在读临床医学专业。他读本科,我读中专,自己觉得难受。可是,伸手向父母要钱的我,并不能自作主张退学。父亲那一巴掌带来的痛还残留在脸上,我没有能力赚钱,也不敢脱离父母的手掌心,只能乖乖拿着生活费返回学校。不喜欢又能怎么样呢?我命有时候并不由我,而是由父母、由生活、由家庭条件决定的。我微不足道的反叛精神,并不只是体现在从中专退学去读高中这件事上,还体现在我不敢打架上。我跟我的父亲一样,小身板,小胳膊小腿,还没出拳,就被别人打回来了,我奶奶罗氏不识几个字,但她有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常常告诫我不要打架,最后还加一句:轻拳博重拳,拳拳加利拳。我弟弟不一样,经过几年野蛮生长,已经长成了男人样,背像一块门板,走在南方人堆里,很有辨识度。我的母亲经常说,满崽以后没人敢欺负了,像我。我的父亲不敢还嘴,就撇嘴翻白眼。我的母亲说,怎么,你不服呀?自己个子矮,还不准崽长得比你高。嗤。父亲又被噎住了,张了张嘴,到后来,只见他喉结上下动了几下,啥都没说。

我父母推着三轮车每天在各个居民小区叫卖大米,有的小区不让进,尤其是小区的保安,经常像防贼一样防着农村人,少不得要推搡几下、辩驳几句。进不去小区,我父母就将三轮车停在小区门口叫卖,保安依然驱赶,说是不允许停在小区门口,影响小区形象。我父母不理会,保安就上来推车、搬米,凶神恶煞的样子。我母亲当然不同意,当场就争执起来。保安是故意刁难,几个人合伙,把三轮车掀翻在地,米撒了满大街。我母亲不干了,拽住其中一个保安,要求赔钱。保安见一个妇女和一个矮个子男人,他们觉得好欺负,将我们父母围起来打。吵架没人管,一旦动手,还是有人出来打抱不平的。父母在这一带卖米已经有些时日,一些老主顾也觉得他们价格公道,为人善良,就出面制止保安,并有人报警。我父亲这次伤得不轻,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才出院。那几个打人的保安,自然被拘留了,而后被解雇,保安公司迫于压力,还赔偿了医药费。此事过后,父母在这一带卖米,再也没有人去刁难他们,算是站稳了脚跟。

我曾经不明白,老实巴交的农村人去城市做点小生意,为什么会受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保安欺负?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充当打手欺负底层人的,本身也是底层人。他们地位卑微,收入微薄,平时缩在不起眼的角落,但在欺负同样也是底层人的时候,狠得下心,下得去手,能享受到虚幻的快感,感受到城里人的优越感,仿佛只有欺负比他更卑微的人,才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1989年,我读中专第二年,父母终于开始请人做红砖、烧砖窑。上半年开工,因为雨水丰沛,断断续续用了半年时间,才烧成四万多块红砖。砖窑点火,是在有火烧云的黄昏,整整烧了七天,窑火才完全熄灭。那几天,父母天天到砖窑旁边转悠三四次,满意地看着自己的得意之作,就像自己摇身变成了这块土地最大的王。终于等到建房子的时候,父母请来施工队,扒了摇摇欲坠的土砖稻草房,一家人住在用塑料搭起来的棚子里,开始挖地基。我记得,由于泥土松软,新房子的地基打得很深,靠近池塘一侧的基脚挖了七米多深,光挖地基就花了两个多月,房子的造价远超预算。因为钱不够,我父亲的两层楼梦想泡汤了,看着别人家都是两三层楼房,心中有些失落。母亲总是自我安慰,把地基打扎实,先砌一层,过几年有钱了,再建第二层。新房建好了,搬进去的那天,父亲挺高兴,喝了很多酒,醉得一塌糊涂。我第一次见父亲喝酒,而且喝得那么多,拦都拦不住。这一天,母亲竟然破天荒头一次笑眯眯给父亲倒酒——终于有自己的红砖房了,喜悦之情必须要用酒来表达。

我爷爷从泉溪镇搬到王瓦屋的时候,建了三间土砖茅草屋,到被红砖屋替代,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了我爷爷的晚年、我父亲十一岁之后的漫长岁月,当年,还留下了我和我弟弟年少无知的快乐。几十年抬不起头的岁月,在我父亲手里,实现了根本性改变和历史性变革。后来,父亲回忆这段时光,眼睛里盈满了压抑不住的泪水。这泪水里,包含了自豪、委屈、压抑,也包含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社会理想。当然,他们这一代人理想的实现,并不单纯是个人能力的体现,而是整个社会变革的产物。我父亲明白这个道理。在房子建好之后,他就带着我和弟弟去了爷爷坟上,摆好祭品,点上香烛,炸响鞭炮,父亲跪在坟前,告诉自己的父亲,家里建了红砖房,以后再也不会被人看不起了。

父母依旧念念不忘住楼房。他们咬紧牙关,省吃俭用,用了三年多时间,攒够了加层的钱,实现了住楼房的理想。随着父母年纪的增大,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和精力,推着满满三轮车的米到处叫卖了。找一处合适的地方做生意,成了他们的奋斗目标。不久,父母从衡阳医学院附近的地下室搬到牛角巷的出租屋里,在菜市场租了一个摊位,终于不用推着三轮车满街跑了。

父亲无意中跟我提过,想在城里租一个门面房,把生意做大一点。可是,没等他的目标实现,我的母亲就患上了重病,辗转几家医院,也没有治好,半年不到,就撒手人寰。

母亲离开的那天,父亲呆呆地立在母亲床前,看着医生忙忙碌碌进进出出,医生好几次叫他,他都像丢了魂魄,毫无反应。等他反应过来,我已经按照医生的吩咐,完成了应该做的一切。我是握着母亲的手,眼睁睁看着母亲离开这个世界的。从我记事时开始,母亲就一直忙忙碌碌,像个男人一样要强,忙了农活忙家务,给我们缝新衣做新鞋,都是她自己动手,每年过年,我们都有盼望了一年的新衣服新鞋子,我们哪里知道,是她熬了多少夜,一针一针缝制的。她就像一个陀螺,在这个世界上不停地旋转,努力和命运抗争。她的身上,集结着所有农村女人的善良,散发着积极向上的光芒,但她也像刺猬一样浑身上下长满了刺,她用这些刺本能地保护她的孩子,保护她瘦小的男人。

母亲走后,父亲忽然间就衰老了。他分明还不老,却常常独自发呆。他退掉了衡阳的出租屋,回到王瓦屋,回到他亲手砌下的这栋两层楼房里。房子虽然砌得有些年头了,但是他一辈子的劳动成果,见证了他的努力和抗争。现在,陪他一起与命运抗争的那个女人走了,他也看清了生活的本质。他常常自言自语,我很难听清他在说些什么,问他,他自己也愕然,不知道说了什么。我忽然涌出一股心酸:父亲老迈了,不可抗拒地走向人生的黄昏。他的这种状况令我非常不安。我母亲离世三年后,我说,“爸,你再找一个吧,老伴老伴,有个人一起说话也好。”父亲并没有回答我,让我以为他已经放下了那个叫王永兰的结发妻子。没想到,他却走到堂屋,取下挂在墙上的照片,用衣袖将相框和玻璃擦了又擦,说:“永兰呀,你走三年了,现在还好吧?如果不好,托梦给我,我烧纸给你。”我心一颤,自此不再提给他找老伴这事。

父亲七十三岁了,话越来越少,却依然坐不住,每天都要侍弄他的菜,每年都要种油菜、芝麻,送几十斤菜油、香芝麻油给我。昨天,父亲打电话给我,说一个堂伯去世了,让我回去一趟。在他心目中,家族的观念越来越重了。或许,一个人老了,过去的事儿都成了过眼云烟,真的可以一笑泯恩仇。他说:“头上顶个殷字,能回来就尽量回来吧。亲戚,只有一生,没有二世。”我想起,有一年春节,我和他站在王瓦屋的家门口,望着一垄垄碧绿的油菜感慨:人这辈子,多像地里的油菜,眼见着绿了、黄了、枯了,榨出油供他人享受,过了一年,又一茬新的油菜种出来了。这一次,父亲的话我听得很清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希望你能走好自己的路,干好工作,照顾好自己的家。我答应父亲,一定回去,尽一个殷氏家族晚辈的孝。

在时间的光晕下,我亦在循环父辈的衰老和孤独。历经生活的摔打,不再惊乍,不再惊心动魄,是时间让我学会了从容。让自己静下来,在生活的影子里,静心品茶,安心读书,读苏东坡的诗词,听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秋日私语》,修炼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心境。每每咂摸生活,总能感受到父母这辈子的不易,更能体会父亲在衰老中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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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君发,衡阳市作协副主席,湖南省作协会员,毛泽东文学院第18期中青年作家研讨班学员。作品见于《湖南文学》《绿洲》《牡丹》《青春阅读》《广州文艺》等报刊。长篇小说《向癌挣命》荣获阅文集团第四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征文大赛优胜奖,入选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网络小说联展。长篇小说《素衣艳阳》入选2023年湖南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出版小说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爱》、长篇小说《向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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