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稼人》

黄孝纪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

作者简介：

黄孝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文津图书奖、冰心散文奖、孙犁散文奖等奖项。著有“八公分系列”散文集《瓦檐下的旧器物》《一个村庄的食单》《故园农事》《节庆里的故乡》《老家什》等多部，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农家书屋推荐目录，多次入选国内权威好书榜。

内容简介：

人是乡村的中心，每个时代的乡村史，其实也是一定历史时期所有乡村人的个人史。在烟火岁月里，每个乡人的生活起伏，命运跌宕，无不与时代的命运休戚与共。本书主要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为历史背景，选取故乡湘南山区八公分村一带四十种有代表性的人物，书写他们的个人命运，呈现出一幅真实的湘南乡村人物和社会风俗画卷，保留一段乡土记忆。

全书分为四辑：事众生、制百器、促生产、参天地，共38篇。

《庄稼人》目录：

自序：田野上走远的庄稼人

第一辑 事众生（9）

接生娘

郎中

媒婆

裁缝

榨头

屠户

厨子

猪郞倌

小店主

第二辑 制百器（9）

木匠

砌匠

棕匠

篾匠

砻匠

陶匠

豆油匠

阉猪匠

纸木匠

第三辑 促生产（10）

队长

记工员

保管员

民办老师

赤脚医生

广播员

营业员

邮递员

管电员

放映员

第四辑 参天地（10）

歌者

收魂人

拳师

渔鼓师

皮影师

守祠人

礼生

地仙

开圹人

仙娘婆

田野上走远的庄稼人

黄孝纪

自从父母去世之后，回故乡的次数就少了很多。并且每次回故乡，已看不到往日田园丰收忙碌的景象了，村庄空落，土地荒芜，那些曾经一辈子躬耕于田野的庄稼人或已故去，或风烛残年，越来越少了。

可是，在二三十年前，确切地说，在我的童年到青年时代，故乡的大地，山明水秀，那真是一派生机勃勃。人们勤勉于土地上的劳作，人畜两旺，鸡犬相闻，百业繁盛，炊烟袅袅。

那时的故乡八公分村，位于湘南山区偏僻一隅。在囿于方圆两三公里的范围内，乡村社会自成系统，以耕作为生的庄稼人，除了与生俱来的农民身份之外，还常常有着各种社会职业身份。这些带着明显时代特征的社会职业身份，既有民间的，也有官方性质的，一同维系了整个乡村社会的正常运转，演绎了一幅特定时代下的湘南乡村民俗风情长卷。

旧日的故乡，限于当时的社会生活条件，还保存着许多传统的老职业。这些老职业与普通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服务众生，其名称也有着明显的地域性。

在我儿时，接生娘是很受乡民尊敬的。每个乡村孩子的出生，都离不开接生娘。接生娘一般都是年老的妇女，她们本身多次生育，有着丰富的生育经验。就我而言，给我接生的，就是我家的邻居小脚老奶奶。听我母亲说，我的姐姐们和那些早夭的哥哥，都是这位慈祥的老奶奶接生的。只是村中这些年迈的接生娘一般都不识字，没有什么文化，更不懂现代医学知识，接生的手段简单而粗糙，因此，在简陋贫穷的乡村，新生儿死亡率向来很高，他们大多死于俗称“脐风疾”的病症，也就是破伤风，是因为脐带消毒不严而导致的新生儿感染。于今看来，在那样的年代，一个乡村孩子能够存活下来，实在是一件偶然又幸运的事情！

缺医少药的年代，乡民日常有个伤寒暑湿之类的小病痛，一般都是自己找个土方子，扯一些枝枝叶叶熬点汤药喝。遇着大的难治的病症，自然要找郎中。每个村庄，基本都有草药郎中，不同之处在于郎中的技艺高低和名气大小。也有的郎中，擅长于某一个方面，比如治疗跌打损伤的郎中，在乡村就很受待见。我在童年和少年时，因为顽皮，曾经先后两次分别折断了手臂和小腿，都是请了邻村的郎中给医治好的。

养猪是那时乡村最重要的一项养殖业，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养猪。基于此，猪郞倌和屠户的职业就必不可少。猪郎倌又俗称赶猪公的，就是专门应邀上门去给母猪配种。操持这种古老职业的人，身份卑微，所事又敏感，时常要受到乡民的取乐和调笑。一个地方，猪郞倌往往方圆几里路才一个，而杀猪的屠户则多多了，无村不有，像我们村庄，就有好几个。尤其是到了年底，临近春节的那段日子，许多人家都杀猪，是屠户最忙碌的时候。

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牵涉的老职业还有许多：那时男婚女嫁，还盛行请媒婆，在媒婆的牵线之下，促成一对对婚姻；人们日常所添置的新衣物，在供销社扯了布，要靠裁缝师傅量体裁衣，缝制而成；办红白两喜的乡村酒宴，离不开乡间厨子；到了深冬打油茶的季节，榨油坊整日烟火缭绕，茶油飘香，掌管榨油坊的榨头，又成了炙手可热的人……

以后，随着分田到户，改革开放，一些老职业先后淡出了乡村生活，成为了历史，而一些新兴的职业，诸如开代销店的小店主，承包小工程的包工头等等，又在乡村陆续出现了，正所谓新陈代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名目繁多的乡村职业中，工匠是一个特别的群体。乡村民居的建造，生产生活中所使用的农具和家什，乃至丧葬用品，大多都出自乡村工匠之手。

这些工匠中，木匠无疑是活路最多的匠人之一。那时的乡村，日常所使用的诸多家什，木床、木柜、木椅、木凳、木盆、木桶……都是木制品。小时候，每当有人家在厅屋里做木工活，我们常去围观。看着一根根大木头，在木匠的锯、斧、刨、凿之下，变戏法似的做成了一件件器具，觉得真是有趣又神奇。也有的人，从小耳濡目染，爱上了做木工，日后拜师学艺，成了年轻的木匠。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小村，甚至还有一位盲人木匠，手艺之巧，令人称奇。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分田到户，人们生产积极性高涨，乡村经济渐趋活跃，兴起了建新瓦房的高潮。我少年时代居住的新瓦房，就是这期间建造的，砌匠都是我们本村的人，有的还是我家的邻居。新房建好后，自然要砌新灶台。不过，按照故乡的风俗，只有那些德艺双馨、儿女双全的砌匠，才会被人邀请去砌筑新灶，是村里人公认的灶匠。

除此之外，乡村工匠还有多种，棕匠，篾匠，砻匠，陶匠，乃至豆油匠，阉猪匠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凭着各自特殊的技能，行走于故乡大地，为家家户户的生产与生活服务，也为自己在耕作之余，另谋了一份额外的生计。

如果说，上面这些工匠，所从事的职业主要是服务于人之生，那么，也有一种工匠，是服务于人之死，那就是纸木匠。在故乡，纸木匠也称作扎花的，他以自己独到的美学眼光和灵巧双手，为亡人扎纸花，扎灵屋，扎各种丧葬用品，让劳累了一生的亡人，在永离人间的时刻，享受一段短暂的花团锦簇的热闹荣光。

乡村是一个稳定的熟人社会，秩序对于乡村尤为重要。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乡村社会里，总会出现一些官方或半官方的职业，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的呈现。

我的少年时代前期，正值农村大集体生产时代。我的故乡八公分村，是羊乌生产大队下辖的一个自然村。因为我们村庄较大，一共分为了四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三四十户人家，一同在集体里劳作。

在生产队，队长无疑是最核心的人物，一年四季的耕种与收获，田土山的管理，每天劳动的安排……但凡与生产相关的大小事务，他都要了然于胸，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指令，并带头执行。选为队长的人，通常都是经验丰富的农民，办事公道，勤劳肯干。家家户户在生产队劳动，挣的是工分，工分的多少，直接与每户人家所能分得的粮食相关，关乎每个家庭每个人的温饱。因此，对于每一分一厘工分，人们都分毫必较。作为生产队的记工员，他自己在劳动之余，每天都必须将每户人家每个劳动力当天所做的事情、应得的工分准确记录在劳动簿上，来不得半点马虎和徇私舞弊，否则，就会挨骂，失去威信。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一个生产队一年所收获的谷物，其实也十分有限，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负有保管责任的保管员，身上所系的职责自然也是重大的，防偷盗，防损坏，日夜牵挂于心。我的父亲是一个不识字的文盲，但忠于值守，曾有多年，就担负着保管员的职务。

大集体时代，每个生产大队都有学校，学校的老师，大多数是本地的民办老师，他们本身是农民，或者读了初中，或者读了高中，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被大队选为民办老师。他们的主要收入，依然是计算工分，到所在生产队分粮食，外加上级部门每月发放的几块钱补贴。在故乡，我小学时代的老师，基本上都是本乡本土的民办老师。有的老师，中途因为待遇低，退出了教书育人的行列。有的则选择了坚持，以后赶上好政策，转为了公办老师。

当然，赤脚医生、广播员、管电员、供销社营业员、邮递员……也曾是大集体时代乡村大地上的标配。在我临近上小学的时候，故乡一带的乡村已经用上了电，从此，看电影成了我童年时代不可磨灭的美好记忆。当放映员和他的放映设备来到村庄，人们兴高采烈，远近相告，宛如迎来了一场盛大的节庆。

在旧日的乡村，关于巫术和神灵，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也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每一个乡村人，从出生到死亡，都会与这些话题，与操持这相关神秘职业的人，有着或多或少的交集。在今天看来，这多少有些迷信色彩，但作为特定时期的历史和文化现象，它记录着乡人独特的情感和记忆，仍然弥足珍贵。

在我小时候，收魂在故乡就十分寻常。那时的乡人普遍相信，若是家中有孩子生病了，或吓着了，魂不守舍，就可能是丢了魂了，得赶紧收回来。因此，每当夜幕临近，就常有中年的母亲或年迈的奶奶，在村前呼喊着自家病孩的名字，为其喊魂，其声悲切。我的母亲就曾多次领着我的手，在村口的水边喊魂，母亲的神情之悲伤，我至今历历在目。

成年人的娱神也很普遍，那些唱山歌的歌者，打拳舞狮的拳师，甚至唱渔鼓词的渔鼓师，演皮影戏的师傅，他们的仪式、唱词、戏文故事，他们想象的另一个世界，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人之一生，免不了生老病死。当一个乡村老者寿终正寝，为亡者服务的守祠人、开圹人、地仙、礼生，更是成了与神灵直接打交道的人。而村庄的宗祠里，孝家的神台上，又多了一位庇佑子孙后代的祖先和家神。岁深月久，对已逝亲人的思念，却总是长存心间。遇着清明、七月半前后这些特别的日子，那时的人们以为，能够沟通阴阳两端的，便是仙娘婆。就常有乡人，怀着隐忧，怀着思念，借助仙娘婆的情态、动作和语言，来一场与亡亲泪眼婆娑、抚慰人心的对话。

数十年沧海桑田，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随着教育和医疗水平的极大提高，如今的乡村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也有了截然的不同，原先许多附着在乡民身上的传统职业、技艺和信仰，正淡出乡村的视野。新一代的农民，大多流入城镇谋生，已疏于农耕。我们的父辈，那些为时代所限，没有多少文化，却创造了灿烂农耕文明的人，也成了传统农耕乡村最后一代一辈子耕种于乡土的农民，他们是田野上真正的庄稼人！

如今，这一辈庄稼人许多已故去，留存于世的，也到了风烛残年，他们的身影正逐渐远离乡村，远离田野。写下这本书，为一个可敬可念的时代作记，为这一辈正从田野上走远的庄稼人，献上我的一份诚挚敬意！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写于永兴便江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