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编辑是编辑群体里很特别的存在。人人都在为互联网流量焦躁的时候，他们在静心编古书，同时积极吸纳先进玩法，为古籍出版注入新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从此次访谈的情况看，如果非要给古籍编辑打一些标签，“为热爱而驻守”“安静却不闭塞”“新派古籍人”……或许更为妥帖。本期《中国编客》邀约了多位古籍社、学术社或资深或新锐的编辑，听他们讲讲自己的出版生活。下期，我们将继续呈现“古籍市场的新变化”等话题。

我为什么成了古籍编辑？

——我所做的，就是我所爱的

◎程鲁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古籍编辑室副主任）：2011年，我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工作。因为我是古代文学专业毕业的博士，所以到国图社后，被分配在古籍编辑室从事古籍出版工作。到国图社前，我在日本居住了几年，其间虽然也去日本大学的图书馆借阅图书，但接触中国古籍的机会较少。来到国图社古籍编辑室工作，每天接触古籍稿件，尤其是看到那些优美的古籍刻本、稿本的电子版和打印稿，一种熟悉、喜悦的感觉扑面而来，好像又回到了读书时期去图书馆借阅古籍、研究文献的时光，这时我才明白对古籍的喜爱已融入我的生命，也坚定了我将古籍出版作为毕生事业的信念。

◎孔伟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文献出版中心古籍编辑）：我是34岁“大龄”转行的出版人，这个月是我从事古籍出版工作的第7个月。转行前，在演出行业做了近8年的品牌宣传。疫情开始，演出行业迎来大萧条，我也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选择，常常看着自己朋友圈的签名“居陋室，在尺牍间，于故纸堆，寻唐风宋雨、著族科第之大观”无限怅然。2021年下定决心离职，准备用两年时间去实现几个积攒已久的愿望，其中一个便是创作完成一本书。这本书和古籍有关，是一本地域性的科举研究作品。科举类的古籍文献，我大概关注了10年，创作完成这本书，算是对自己的潜心热爱做了阶段性总结，也弥补了未能读研读博的缺憾。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还顺手建了两个简单的科举文献专题数据库，学习动手做了几本线装书。大概托了朋友圈那句签名的福，座右铭不仅仅鼓舞着自己坚持对古籍的热爱，也给自己带来了好运，被老师引荐加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文献出版中心。出版工作真的很辛苦，几乎每晚都有同事主动加班到很晚才走，我曾打趣“原来大家每天加班，是因为可以欣赏到日落和晚霞”。出版行业薪资真的很低，与上一份工作相比，我的年收入大概少了近三分之二。

◎刘玉林（齐鲁书社副总编辑）：我是2006年从山东大学硕士毕业后来到齐鲁书社工作的。在校读书时，正好和导师做“明清小说传播研究”项目。书稿完成后交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负责与出版社打交道，一来二去，对出版社有了大致了解。毕业时，也有留校做辅导员、去驻济高校任教职的机会，但因为做了一点出版实务，所以对出版跃跃欲试。导师说，你是学古代文学的，最好去古籍社，就推荐我到了齐鲁书社。可以说既算是“误打误撞”“歪打正着”，也算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入职后先到一编室工作，从助理编辑做起，主要做文学类，参与的第一本书是《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后来调到二编室工作，做了不少古文字、历史类图书，如《陶文字典》《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集》《开国六十年》等；再后来又调到四编室工作，参与古籍影印项目，如《宣统山东省志》《山东省历代府州志》《孟府档案全编》《历代丛书汇纂（第一辑）》等。担任副总编辑后，就侧重选题策划方面了，如《曹贞吉全集笺注》《录鬼簿及续编校订笺释》《王懿荣书札辑释》《陈介祺研究》等。

◎胡宝亮（岳麓书社重点项目和学术著作编辑部编辑）：我其实不是一名严格意义上的古籍编辑，因为除了编古籍，也编历史类学术著作与人物传记，但学术著作与人物传记也会引用很多古籍，所以基本上每天都会和古籍打交道。我在上大学之前，对历史学就很感兴趣。大学期间，阅读历史专业教材时已能发现一些错字和知识性错误。比如“丞相李希烈投降安禄山”“参将袁崇焕”等。第一个李希烈误，应该是陈希烈；第二个参将误，应该是参政。那时候我朦朦胧胧地觉得找书里的错是个有意义也有意思的事情，但当时还没有想过以后会做给书稿改错的工作。

经过大学期间的权衡，我觉得我最喜欢明清史，于是就报考了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生。2005年10月，在读研究生期间，接受了导师交办的一项工作，录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把清朝大臣和康熙帝的手写字，改为横排简体字录入word文档。我非常喜欢这项工作，将其视为贴近古人、贴近第一手史料的绝佳机会。通过录入，我熟悉了很多繁体字的写法，也和字典日益亲近。从那时起，我就和古籍结下了不解之缘。2006年2月，导师让我核对一本专著中的引文，我在图书馆里找了《朱批谕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等书，在核对引文期间，我逐渐对编辑这个职业产生了兴趣。

2006年11月下旬，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在北京大学召开宣讲会，我从天津南开大学赶到北京大学，投了简历，职位是岳麓书社编辑。次日，我参加了笔试和面试。后来就得到了岳麓书社的录取通知。2007年7月，我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回家小住了几天，就来长沙报到了。从当年7月12日起，我开始了编辑古籍的职业生涯，至今一晃17年了。

◎梁瑞霞（中州古籍出版社第二编辑室主任）：我研究生专业读的是古典文献学，当时跟着导师做过一些古籍整理类的图书，接触过几位古籍出版社编辑，于是认定到古籍类出版社做编辑是理想职业。2008年毕业时，主要就业目标是到出版社，也是天遂人愿，到了家乡的中州古籍出版社做编辑，如今已经15年。我一直认为，最大的幸福和幸运是所从事的工作是自己想要做的工作，做书能满足我的爱好，发挥我的特长，成为人生成就感的来源，虽然也经历艰辛煎熬，但是真的是永远热爱，永远热泪盈眶的那种感觉。

◎王李（化名、天津古籍出版社）：小编团队成员分别来自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专业，大家差不多都有过在校期间帮助导师整理文稿和毕业前夕到出版社实习的经历，一毕业也就自然而然踏上了古籍类图书编辑岗位。值得一提的是在编辑力量比较紧缺的情况下，我们入社并没有进行严格轮岗，而是直接跟随老编辑参与项目，由编务实习进而上手书稿，在干中学。（下转第14版） （上接第13版）

新派古籍人的出版生活

编古籍过程中经历的那些“惊魂”“狂喜”“噩耗”“磨人”事件

经历了编辑生涯中炼狱般的考验

◎刘玉林：我操作的古籍项目可以说比较杂乱，抛却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按照体量来划分更易于了解。一是大规模的，多是影印项目。比如500册之巨的《历代丛书汇纂（第一辑）》，由刘俊文、宫晓卫主编，我和同事李军宏担任责任编辑。该书延续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出版传统，汇集不同的丛书版本，采用四拼一的版式。看似容易，实际上体例的统一、底本的遴选、提要的编辑、版面的修脏等都是难啃的骨头，最崩溃的莫过于好不容易处理完一部丛书清样，却从主编那里传来了“还是这个图书馆的底本好”的“噩耗”。类似的情况，在我编辑《山东省历代方志集成》过程中也遇到过，底本问题是古籍类图书的第一关，也是古籍整理出版的根基所在，需要高度重视。二是中等规模的。如《宋代序跋全编》（全8册），该书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全部书稿近900万字，需要查阅海量的底本，加之参与责编的一位同事调动工作，编辑工作量瞬间翻了一倍，所以只能熬夜加班赶工期，一连几个月都是干到晚上一两点钟。其间既有发现书稿脱了原文一个筒子页的“惊喜”，也有底本漫漶不清无从查核的“茫然”，还有向学界泰斗曾枣庄讨教请益的“惶恐”，可以说是经历了编辑生涯中炼狱般的考验，好在出版后获得第六届中华出版物奖提名奖等几项大奖。两大箱的改红清样我还珍藏着，算是一份特殊的纪念吧。三是小规模的。如小部头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申报的时候，一定要立足山东的专家资源和地域特色，而且要贴合时代热点。以《王懿荣书札辑释》为例，王懿荣是山东人，齐鲁书社曾出版过《王懿荣集》，个人觉得还有完善的必要。在探讨如何修订的过程中，就发现了《王懿荣书札辑释》这个选题，申报项目时自然增加了一些“筹码”，也算是古籍出版项目生逢其时。

古籍普及类读物的策划，我想举一个《〈金瓶梅〉版本史》的例子。2009年，社里安排我担任新版《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责任编辑，该书的点校者是王汝梅先生，由于早先在《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就认识，合作十分愉快，也校改出了当年的一些错误。众所周知，《金瓶梅》的话题感很强、热度很高，齐鲁书社也因出版过2种版本的《金瓶梅》而蜚声海外。王汝梅先生又是金学版本专家，手检目验了诸多版本，于是我就建议他做一个《金瓶梅》版本知见录的选题。王先生也欣然同意，因为不会用电脑，目录、样章都是手写稿。随着书稿的撰写，王先生也征求其他师友的意见，冯其庸先生建议改为《〈金瓶梅〉版本史》，并题写了书名。确定印数时，因为觉得是版本学方面的专业图书，参照惯例，不敢多印，首印了2000册。但该书推出后立刻受到各方关注，2000册很快售罄。再版后销路比较稳定，库存剩余不多，现在正打算推出精装增订版。

我用公众号向读者做了勘误

◎王荣鑫:我想说说自己策划出版的小书《语石》。《语石》是晚清学者叶昌炽关于石刻文献的一部著作，它是对清代及以前金石学的总结，也是现代金石学的先声。现在石刻文献学界、金石学界乃至书法界，都非常推崇。之前有几种点校本，我在山东大学读硕士时，就读过该书既往的点校本。但我读书发现问题的能力不行，只会觉得人家写得好。我的同学姚文昌就更有问题意识，在读《语石》的时候，他发现了既往版本的很多问题，他的硕导刘心明也是石刻文献学专家。后来姚文昌把王其祎先生点校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本、韩锐先生校注本、柯昌泗先生《语石：语石异同评》里发现的问题汇总出来，跟刘心明老师商量，说是不是把发现的问题发给王其祎先生，让王先生修订他自己的书？这种做法从做人上说，绝对厚道。但刘老师说从做学问上说，没有这样办事儿的。反正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也有实质性成果，不如自己去出版一个版本，吸收别人的成果，如实交代清楚就行。姚文昌就来问我有没有可能编辑出版这本书，我太了解姚文昌的水平，他点的书质量绝对上乘，我说如果出版出来，这应该5年内最好的《语石》。

这部书在浙江大学出版社没法纳入任何一个系列，我深知它的价值，尽力说服编辑工作委员会通过了选题。在出版前，我想这个书不成系列，后面仍可能有这种不成系列的书。像商务印书馆的“碎金”一样，我给它取了个丛书名叫“夜航小书”，同时也兼顾了张岱《夜航船》包罗万象的精神。

到了印前环节，发行部表示没信心，不敢多印，首印只印了500册。谁知此书一出读者反响热烈，两个月就卖完了。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书里的一些问题，也有读者提供了非常专业的修改意见，在二印时做了修改。最初买一印的读者，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二印，但他们却没法享受错误更少的二印本。于是，我通过公众号公布了书的勘误表，买了一印本的读者，可以手动订正一印的差错，也算一点弥补。后面三印也做了订正，也用这种方式向读者刊布了勘误表。当然，首先承认书里有错是我作为责编的失职，但水平有限，没法彻底避免差错，为了尽量弥补自己的过失，只能想出这样一种办法。再后来我编的其他书，也用了这种方式进行勘误。最近我发现，其他社的编辑和作者也开始用这种方式进行勘误，慢慢形成一种风气，起码对读者是有帮助的。

完成了一部历经68年的丛书

◎程鲁洁：近年我编辑出版了一些古籍方志、古代诗文、小说方面的图书，但编辑最多的还是与我专业相关的戏曲方面的古籍图书。来到国图社后，我非常幸运地参与了《古本戏曲丛刊》第六、七、八、十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古本戏曲丛刊》是由郑振铎先生发端并主持编纂的大型线装丛书。郑振铎先生计划编纂十集，并主持了前四集的编印。从《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开始筹备的1953年到十集最终完成的2021年，这套丛书的编纂一波三折，经历了两次停顿。第五集于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就陷入了搁置、停顿中。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知名学者呼吁要完成《古本戏曲丛刊》的编纂出版。2012年底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华书局原编审程毅中上书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恳切建议完成《古本戏曲丛刊》。古籍办收到程毅中建议后，即组织专家论证，将《古本戏曲丛刊》第六、七、八集列入《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国图社承担了《古本戏曲丛刊》第六、七、八、十集的出版任务，终于将这部历经68年，耗费几代人心血的丛书编辑出版完成。而我作为年轻编辑，则是一边学习一边成长，得到学者和老编辑的倾囊相授。

编辑出版《古本戏曲丛刊》第六、七、八、十集，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底本的搜集。虽然专家拟定了详细的目录，但是这几集收录了海内外几十个藏书机构的善本，编辑工作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联系海内外各图书馆请求购买、扫描底本。只有真正收录那些珍稀的孤本、善本，才能实现这套书的价值。为此国图社调动了所有能够协调的力量复制底本。我花费了不少精力在底本的获取上，拟定发给藏书机构的函文、确认签订的文献复制协议，就是一个复杂的工作。有时候，为了收集某个图书馆收藏的一种文献，我们发函文、联系学者和馆员等转达我们的请求，就算被拒绝了也不气馁，反复地联系，反复地请求，最终为搜集到一种珍贵戏曲文献的底本而欣喜。有些藏书机构不对外开放，也不具备扫描底本的能力，社里就派专人携带器材去扫描。现在看来，虽然有不少工夫是花在编辑工作之外，但是将海内外珍贵的文献汇集一书，让学者坐于书斋之中，手捧一套书籍，就能免于辗转各地甚至海外图书馆翻阅一种文献的奔波劳累，能够轻松的看到各种古籍的原貌，将精力更集中于研究、比对各种文献资料，就是古籍影印出版的意义所在。《古本戏曲丛刊》第六、七、八、十集收录了一些学者们很难在藏书机构阅读到的戏曲文献，因此其出版确实为古代戏曲文献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做古籍编校环节最磨人

◎胡宝亮：我参加工作以来，接触过正史、实录、奏疏、上谕、笔记、方志、契约、族谱等形形色色的古籍，逐渐熟悉了不同文体的写作模式，熟悉了各类古籍的编辑方法。做古籍肯定是编校环节最折磨人，有的点校者会理解错文意而误点，有的则认错字而误写。更有甚者，有时简直就是编辑再重新校点古籍。但这种情况也最能体现编辑能力，所以我觉得很苦但也很有趣。分享两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错例，都是点错《明实录》的，不是同一人点校，语句叙述的地方也是一南一北，错得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鲁、 钦、 麻、 镇、 龙、 万、 化等及施南、 泗城各将兵，都速催策应，不得逗遛。

我熟悉明史，知道鲁钦这个人，鲁钦既然是人，后面自然不可能是地名。所以此句应断为：

鲁钦、 麻镇、 龙万化等及施南、 泗城各将兵，都速催策应，不得逗留。

议将南卫兵逃者，责成海、盖、道、康、应、乾设法调停。

海、盖、道、康、应、乾六字，前两个是地名，但此处不是地名而是官职名前两字。同样，由于我熟悉明史，知道康应乾这个人，也知道海盖道是官职，所以此句应断为：

议将南卫兵逃者，责成海盖道康应乾设法调停。

再举一个根据查询古籍而发现的书稿内容错误，其发现过程像破案一样，非常有趣。一位作者在论述清代养老问题时，写道：

聊城沙镇丁贞女，幼孤，无兄弟，依母以居，及笄后，母亲为她议婚，贞女曰：“母老矣，又鲜兄弟，不愿适人，愿终身养母。”母亲死后，丁贞女方出嫁。

我就根据丁贞女说的这句话，在读秀里查到了原文，原文出自《池北偶谈》卷二十《谈异一》：

丁贞女，聊城之沙镇人，靖难功臣某裔也。贞女幼孤，无兄弟，依母以居。及笄，母欲议婚。贞女曰：“母老矣，又鲜兄弟，不愿适人，愿终身养母。”母不能强。及母卒，从兄某为议婚，贞女又不许。独处三十余年，年五十矣，闺范严肃，里中人咸称曰“贞女”。堂邑黄中丞图安七十丧偶，闻贞女之名，遣聘焉。贞女先一日，召其从兄语曰:“明日当议婚者至，吾将许之。”兄及娣侄辈漫应，弗之信也。诘旦，黄氏蹇修已及门。先是，贞女缟衣数十年，是日乃易色服。既许字，卜吉葬母。始于归黄氏，犹处子也。

黄图安系明朝官员，后降清，出任过甘肃巡抚、宁夏巡抚等职务，卒于1659年，即使他娶丁贞女的时间是1659年，那么根据丁贞女“独处三十余年”来推算，她赡养其母的时间也是在明末，而绝无可能在清代。另外，原文中也有个明显的标志性提示语——“靖难功臣某裔”，也就是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功臣某人的后裔。如果丁贞女是清人，作者并无必要把丁贞女是明代靖难功臣后代这一身份拿出来说事。因此，这个例证是无效例证。

选题申报异常艰辛 三次才通过

◎梁瑞霞：我主要做古籍普及类图书，需要考虑一定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又要考虑市场读者，感觉最难的是前期的选题策划和后期的营销发行。最磨人环节是取书名，对封面文案和营销文案的打磨。我曾经策划过一套“古代小品”系列丛书，第一辑“闲雅小品”在2012年5月出版，第六辑的“明清小品”将在本月下厂印刷，马上就可出版见书，至此这套丛书经历了10年的周期，共出版了40种，成为中州古籍社一套品牌图书。该书三度入选国家古籍整理资助项目，两次获得全国优秀古籍普及图书奖。2012年初版的第一辑图书至今已有10年，算是“老书”，但一直重印，生命力顽强。

当年这个选题申报过程历经艰辛，曾经两次被淘汰。多年以后，还有同事提起那年的选题会，说道：“那年这个选题被大家批得一塌糊涂，都以为你会就此放弃，可是你竟然没有气馁，第二年仍然又报……”是的，我还是想做，我坚持不懈，又第三次申报，最终选题被通过。“闲雅小品”第一辑出版时， 每一本书的文案及书名都写过好多版本。因为白天要看稿，就经常在周末或下班后的晚上想书名、写文案。常常梦中惊坐起，想起某个句子赶紧写下；有时下班路上骑车还在想，突然灵光一现，想到一个好句子，就赶紧停下车，记在随身的小本上。真的是字斟句酌、字字推敲，算得上呕心沥血，体会到古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煎熬。这套书中有一本“尺牍小品”，也就是现在的《锦书云中来》，当时就曾经考虑过“云间一纸书”“远书道珍重”“迢迢一纸书”“远书悠悠情”“何以寄远书”“见字如面时”等十几个名字。

系统核对底本最熬人

◎王李：以古籍整理书稿而言，底本选择是否得宜，校本搜访是否到位，校勘工作是否精细，标点和出注是否恰当，注释内容是否只靠抄工具书……这些都远非小编一人之力或是一个小小团队所能鉴别和扭转。最磨人的环节无疑是古籍整理类书稿系统核对底本，文史学术书逐一核查引文，还有论文集统一体例，相信业界同人都苦此久矣。一本书做下来，几乎相当于跟进了一个学术项目。当然，工作中的乐趣点或许也正在此——所谓学者型编辑的诞生。在我们不算太长的职业生涯中，见证了十数位同人由编辑转而以学术为志业，坚定且成功地走上学术道路。他们往往是经由一部书稿或是一个选题线索，了解学术动态，追踪学术前沿，广泛参加学术会议，争取与学者对话的机会，积累学术素养，一跃而进入学术圈，变身甲方，实现了“质疑—理解—成为”的完美闭环。还有的前辈退而不休，坚持写书办刊，成果不断，实现了职业生涯的第N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