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风格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它关涉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学超越了模仿的幼稚阶段，摆脱教条主义模式化的僵硬束缚，从而走向成熟的标志。对这个问题关注，不仅仅是我们文艺理论工作者单方面的事情，同时也是广大作家朋友们急需重视和关心的问题。文学风格的形成是作家长期探索、艰苦积累、逐步形成的过程。根本上说，它是文学独创性的产物，是作家的气质、秉性、学识、修养各种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一个作家风格的形成首先取决于他的主观因素。由于作家先天条件及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地位、生活阅历、文化修养等的差别，必然形成其特有的思想感情、气质风度、学识才华和审美趣味。

千百年来，中国文学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那就是文学家始终与国家、与民族、与社会、与人民群众的命运密切关联，凡大作家无不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回望上一个世纪，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许许多多的作家将自己的热情乃至生命融入到那个时代，他们历经并感悟了人生的大喜大悲，创作了相当数量的优秀文学作品，真实而又深刻地表现了风云激荡年月里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哭泣，拼搏和抗争，这些作品无不风格独特。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物质经济实现了空前的繁荣。但几乎是同时，人们也出现了新的精神难题，比如理想的失落，情感的萎缩，生存意义的迷失，人生方向的困惑等。文学需要关注现实。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不少作家站在时代的前沿，从本质上去反映社会生活，揭示人类生存意义的真谛，给广大读者以思想启迪和精神滋养。他们能够保持理性与清醒的头脑，依托自己的才情，结合自身特殊的人生经历，对文学规律进行准确把握与深刻理解，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风格。

在新时期，从性别视角来考察，有一批男性作家表现不俗：莫言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与“怨乡”的复杂情感，写作风格大胆新奇，其作品想象狂放而诡异，思想泼辣大胆，激情澎湃。阿来《尘埃落定》把个人、民族、时代、国家的命运融汇一体，其小说创作具有多维的意义空间。陈忠实《白鹿原》浓缩了民族历史与家族历史，思想内涵厚重，构成作品鲜明、厚重的史诗风格。贾平凹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语言朴拙、憨厚，他的《秦腔》，以精微的叙事，绵密的细节，成功仿写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并对变化中的乡土中国所面临的矛盾、迷茫，作了充满赤子情怀的记述和解读。韩少功是一位学者型作家，富于探索性，其创作实践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张炜亲近自然，其风格是朴实，明快而简略。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从写实、反讽，走向近年的荒诞，作品取材多集中于普通平民和基层干部的日常生活及乡村历史变迁，透过政治文化视角对人类生存状态、命运悲剧、人性的反常与扭曲进行审美观照。在《人世间》里，梁晓声移用了中国话本小说的语锋，丰富了小说内容上的弹性与容量，显示出含蓄深沉的风格。王跃文的小说创作，无论是写政治与文化情态，还是写乡村生活和变迁，都能准确地切入人物内心。

在新时期的当代文学创作中，众多的女性作家丝毫不逊于男性作家。如张洁、铁凝、王安忆、迟子建、池莉、蒋韵等，亦以各自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辉耀着中国文坛。张洁小说在前期表现对理想的憧憬与赞美、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张扬，后期创作心态归于平静、超脱世俗、追求神秘虚幻的创作之境。铁凝是一位勇于探索的作家，她的视角开放自由，善于在不同的题材之间穿梭转换，其写作风格既传统又独特，传统是指她的创作始终关注当下，独特是指她擅长细致地展示“善”在这个时代中的两难处境。王安忆无论是写“知青”题材，还是写上海怀旧情绪，都能融合自身经历，追求着自然、朴素和平实的审美风格。迟子建的小说不枝不蔓，不急不躁，以极富灵光之笔，书写慈悲之心，其作品弥漫出一种诗意和纯净，浪漫而深刻。池莉作品大多书写女性视野中的武汉都市生活，关注世俗的凡夫俗子，其小说语言善于吸收武汉地域的方言俚语，或幽默俏皮，或质朴凝重。蒋韵擅长女性悲情叙事，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崇尚古典、浪漫与温情，她们向往诗意的生活，但她们常常与世俗与时代脱节，因而活得很难堪，其叙述视角凄美婉转。

这实在是一个可歌可赞的时代。“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指引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正在乘风破浪前行。在这艘巨轮上，文学的力量不可或缺。

难能可贵的是，当下不少作家都正在精心努力经营着文学事业，着力打造文学精品。特别有一批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热情及其创作中所闪现的智慧灵光，常常令我感动和震撼，让我对中国文学充满信心和力量！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