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东西带给人的感觉是长久的。丁玲带给我们的感觉，不管是作品还是人品皆是美好的。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同乡人，我从孩提时代起就接触、了解丁玲作品和丁玲故事。后来，又有幸在丁玲出生地黑胡子冲所在的乡镇佘市桥镇工作了8年。

再后来，2016年，因为丁玲故居重建和布展的事，我辗转去到北大荒和北京追寻丁玲的足迹，与丁玲的丈夫陈明，子女蒋祖林夫妇、蒋祖慧夫妇及孙女胡延妮作过交流和互动。对比其他研究丁玲的同仁，我似乎离她近些。

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对丁玲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对丁玲一生理想信念执着追求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这种肯定是发自内心的，尤其是丁玲家乡人更加强烈而笃信，在他们的精神城池上，丁玲已经立成一座丰碑。

我想从四个层面探讨丁玲对当代文学生态的影响。

一是红色的政治生命。从成为文学青年，踏上革命道路那一刻起，丁玲就打上了鲜明的政治标签。她不仅以现代女作家著名，还以革命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丁玲在她第一个创作期勃发期1927年至1929年之后，就转向革命文学阵营，成为一名文学运动的先锋分子。

丁玲是新女性旗手。丁玲作品中新女性人物在苦痛中冲撞煎熬，作困兽斗；革命女性捐弃个人情感而献身革命。她是属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前卫而最有觉醒意识的新女性作家杰出代表。

丁玲是左翼作家健将。她主编的《北斗》，团结进步文人，积极扶持文艺新人，她从来稿中发现了李辉、芦焚、葛琴等作家，著名诗人艾青的第一首诗就发表在《北斗》上。她认为，所有理论，只有从实际斗争中，才能理解得最深刻而最正确；所有的旧感情和旧意识，只有在新的，属于大众的集团才能得到解脱，也才能产生新感情和新意识；要产生新作品，要放弃优越的环境，穿起粗布衣，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的队伍里去，为他们，同时也为自己（大的自己）的利益而作艰苦斗争。在左联时期，丁玲促进了左翼文学的现实主义不断深化，带来革命文学的艺术成熟。

丁玲更是解放区文学引领者。1933年，鲁迅在接受一位外国人采访时曾说，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丁玲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无疑，丁玲1936年抵达延安时，给陕北带来一股崇尚文艺的新的风尚。

二是内涵丰富的革命文学道路。丁玲一生充满了悲悯、传奇和坎坷，道路是曲折的，她却始终积极向上。丁玲从封建家族出逃，十八岁离开湖南前往上海，锲而不舍地踏上一条追求光明之路。处于当时动荡不安的时局，一位年轻女性敢于放弃优渥环境追求梦想，这需要多大的勇气。1936年9月，丁玲在党组织帮助下逃离南京，11月辗转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丁玲以异常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火热的战斗中，她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为解放区扛起文艺战旗。1958年6月29日，戴着“右派”帽子的丁玲走出黑龙江密山火车站，开启了12年北大荒劳动生活。这一时期的丁玲忍辱负重，用乐观豁达的态度和当地人民和谐相处，诠释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

三是率真的人格魅力。从少女到老孺，从上海到延安到北大荒，从北京到爱荷华，丁玲主动投入到革命文艺火热的生活中，她的朋友遍天下。加入左联，是她变成文艺斗士的开始。在左联这个阵营中，她不仅得到文艺熏陶，还历练了革命者的血性。

丁玲抵达延安后，立刻给延安带了文艺新风，这对于艰苦条件下的延安军民，无疑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她和作家吴奚如等在延安发起成立“十八路集团军战地服务团”，作为军委任命的西北团主任，团结带领一批文艺骨干，极大地活跃了军地文化活动。

追求真理、追求爱情和追求内心的充实是丁玲一生的目标，到圣地延安去，到抗日前线去，到北大荒去，丁玲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在人生的每一个低谷，丁玲始终未曾放弃信仰，始终燃烧着内心的火焰，不管遭遇怎样的艰难困苦，她都以一颗宽容的心面对，无怨无悔。恶劣的环境、不公平的待遇，丝毫没有撼动她的信念。她也从未停止手中战斗的笔，以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写下了大量的小说、散文、随笔，用文字表达一位作家高远宽阔的襟怀和无穷无尽的力量。

四是巨大的文学价值。1932年，美国乔治·肯尼迪翻译的丁玲作品《某夜》发表。此后几十年里，《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超过15种丁玲作品被译介。1949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苏联译成俄文出版后，又先后译成德、日、波、捷、匈、罗、朝等12国文字出版。改革开放后，丁玲作品更是以各种形式出版和重印，传播四方，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熟知和喜爱。

在丁玲家乡，丁玲不仅仅是一位知名革命女性作家代表，已经升华为常德人民心目中引以为傲的文化符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现在，丁玲精神已经成为文艺风向标，成为文艺工作者激情创作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