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有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如果按这个说法，迄今为止，湖南所有大学，都抵不过只办了一个学期的长沙临时大学。

据统计，西南联合大学共走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这些人很多都曾是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长沙临时大学本就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两所大学看作一体，也未尝不可。西南联大的校歌里，有这么一句：“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指的便是在长沙临时大学这段弥足珍贵的时光。西南联大的校庆日11月1日，也是长沙临时大学唯一一个学期的开学日期。

临时大学就像一个炉火通红的铁匠铺，把清华的铁、北大的锡、南开的铅，融合打造成一个整体，然后再搬运去了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后来那种既联合又区分、各有侧重的办学模式，正是在长沙形成的。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清华的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的宗旨；“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南开的精神。三所大学的办学风格糅杂在一起，便是长沙临时大学的味道。都说南开稳定如山，北大包容如海，清华智慧如云。三校被时人称道的特质，是互斥还是互补，就看“寡言君子”梅贻琦、宽厚长者蒋梦麟、实干专家张伯苓具体如何操作了。

后来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蒋张则呈退隐之态，这是在长沙就形成了的格局。相对北大的犹豫不决（很多师生反对南迁）、南开的无可奈何（学校已被炸成断壁残垣），清华南迁政策执行得最坚决，来长沙的师生，比北大和南开加起来都要多，并且早在1935年，清华校方就深感华北时局不妙，便在长沙岳麓山下大兴土木，建造清华理工研究所，可惜南迁之时尚未完工。

长沙临时大学的主教学楼是租借美国传教士在芙蓉区韭菜园创办的圣经学校，如今仍保存完好，属湖南省政府二院三办公楼。因为地盘太小，除教室和办公室外，里面仅能容少数教职工居住。大部分师生则分散居住在外面。男同学借住四十九标营房，女同学借住涵德女校。部分理工科放在河西湖南大学。文学院两百余师生则干脆远移南岳圣经学校。图书馆与实验室什么的，则是与湖南省国货陈列馆和湘雅医学院等单位合用。总之，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甚至没有自己地盘的大学。

但这所大学有胡适、吴有训、施嘉炀、方显亭、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梁思成、林徽因、吴宓、陈寅恪、潘光旦、金岳霖、叶公超、杨石先等后人耳熟能详的大师。1937年下半年，平津沦陷后，这些人听从政府号令，纷纷夺城出逃，如过江之鲫，齐聚长沙，使得长沙的文化气息一时炽盛无双。

临时大学共收容三校流亡学生1120人，同年还择优录取了114名新生和218名他校借读生。这些年轻人都是心志坚毅、目光远大之辈，只要没有牺牲或夭亡，绝大多数都成了各个领域的专家。想一想，就不会觉得奇怪，在“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岁月，这些人仍踔厉奋发，自强不息，坚信中华民族仍有未来，坚信今天所学，日后还能为祖国所用，这份格局与眼界，就很了不起。

他们选择与学校在一起，其实就是选择与祖国、与社会、与时代在一起，选择与四万万同胞共度时艰。作为学子，当时只有在学校，才能保持与祖国的血肉联系。退可以埋头苦学，进可以随时加入各种抗日救亡团队。

对那个时代的学子来说，聚是一团火，是可以做到的。但散作满天星，却很难有那样的自觉。如果选择留在平津，或返回家乡，再或者漂亡国外，他们很可能因为种种无奈现实，而心气散尽，最后随波逐流，泯然于众。甚至一不小心，就会站在祖国和人们的对立面。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学子们只是柴薪，不能自燃，需要借助社会的熔炉，才能燃起熊熊大火。且看临时大学仅有的一个学期开设了什么课程？物理系开设了“实用无线电及实验”，化学系开设了“国防化学”，土木工程系开设了“军事运输”“军用桥梁”“军事卫生工程”“飞机场设计”，公共课开设了军事训练学科与术科等等，很显然，这些都是应时而生的学科，既能深入学习，探究高深理论，又能直接投入到战局的实践中。正逢国难，这样看着就用得上的知识，谁不会求知若渴呢？

除老师授课外，临时大学还经常外请知名人士来学校讲座。比如请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大公报》总编张季鸾以及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白崇禧来讲战局、形势、军情和战略，也请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来宣讲延安抗战情况，甚至还邀请获释不久的共产党前总书记陈独秀讲国际关系与形势。正是这些与时局有紧密关联课程的开设，使得临时大学很多学子后来都投笔从戎了，尤以工科最多。延安八路军也大受其益。

从这方面来讲，移迁衡山脚下的文学院，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尽管教授冯友兰在后来的回忆录里信誓旦旦，说在南岳三个月的学术氛围比三所大学任何时期都要浓郁。并还引用了一个学生的话作例证：在南岳一个月学的东西比在北大一个学期还要多。但我总觉得，这样钻进山里凭记忆去寻章摘句，对于刚失去首都南京的“亡国奴”而言，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文学院开设了什么课程呢？“诗经”“新理学”“莎士比亚戏剧”“楚辞”“陶潜诗”“佛教史”“音韵学史”“语音学”等等。没错，都是一些天地佳句、古今至理，跟时局基本挨不上边。

和平时代，文学的功用只能呈隐性，润物细无声。战乱年代，文学才能翻江倒海，与政治结盟，唤醒民众，横扫一切腐朽反动势力。这方面，延安的鲁艺做得就比长沙临大、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大要好得多。鲁艺出品的工农兵文学，可以自豪地说，它们为建立一个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西南联大的人文大师们却很难拍着胸脯说，自己的作品对当时战局产生过多大影响。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战乱年代适合创作，不适合治学。创作需要激情和深入时局，同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治学则需要心平气和、超大图书馆及足够多的资料。

除清华、北大、南开外，其实当时迁湘学校还有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北平民国学院、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山东省立戏剧学校等等，他们成立了各种文艺团体，在长沙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大众文艺高潮，然而这一切却与临时大学文学院的学子没多大关系。

南京失陷后，敌寇兵锋直指武汉和长沙，1938年2月下旬，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分三路西迁昆明。昆明地处云贵高原，四周群山叠嶂。另有滇越、滇缅两条国际交通线，既可退守，又能联络外界。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底，最后一路——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步行抵达昆明，长沙临时大学完成它的使命，从此消失在时光深处，成为湖南乃至中国历史天幕上闪亮的一颗星。